自 2012年12月问世至今，中央八项规定已实施近3年。中央以不变的节奏狠抓“纠四风”，各级纪委打出“监督+问责+通报”组合拳，交出一份高分答卷。
　　近3年来，与八项规定有关的政策，在改变政治生态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公务人员，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随之而来的“如何做到持之以恒”、“少数干部为官不为”、“个别机关有钱不敢花、项目批下来不敢开工”、公务员辞职潮等话题，均引发广泛讨论。
　　廉政瞭望在广泛征集问题基础上，分别采访了多名反腐和党建领域知名专家，回应诸多热点敏感问题，共同为八项规定走向制度化、常态化支招。
　　上半年公款吃喝因何“反弹”？
　　廉政瞭望：八项规定制定近3年，在治理违规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违规大操大办、公车私用、收受礼品礼金等方面成效明显。从您自身来讲，感受最深的是哪个方面？
　　刘益飞：就我个人而言，最直观的感受是公款大吃大喝的少了，這已成为纠“四风”的一大成绩。公费旅游也受到极大限制。最不满意的就是公车改革。据我所知，有地方副局级干部仍违规配专车。
　　毛昭辉：违规公款吃喝、公款送礼、出国境旅游等都得到明显限制。公款吃喝与过去有“天壤之别”，公款出国减少，很大原因是较易管控，近几年出台了多项规范性规定，不批就出不去。有基层干部还跟我说，现在迎来送往减少了，上级检查，接待也更简单。
　　廉政瞭望：新华社报道，今年上半年，查处的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等问题有增无减。为什么3年高压下，一些指标仍有反弹迹象？
　　毛昭辉：个别数据即使增加或反弹，也应该是正常的，体现出“四风”的顽固性。因为个体在不同节点的选择不一样，西方有个哥森定律，讲的是消费与享乐的关系。人们往往选择对自身影响最小、享乐最大的消费，违纪者也类似。纠“四风”开始时，他们可能会收敛。快3年了，压力和自我约束就可能会降低，老毛病重犯。
　　任建明：这里有几个数据需要搞清楚。包括违反“八项规定”问题总数，查处的总数和通报出来的数量。我个人相信，违反八项规定问题的总数比以往是有明显下降的。公款旅游等问题增加，很可能因为查处的力度在加大。
　　还应在哪些难题上取得突破？
　　廉政瞭望：就目前来看，一些地方贯彻八项规定精神，出现了哪些偏差，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
　　毛昭辉： 有的地方反“四风”，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作为重点。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山会海等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此外，各地落实规定的细则弹性较大，如某地有人公款打了一天牌，仅给予警告处分。浙江某地一单位接待点了一包烟多花了200多块，则被严重警告。标准不统一，就会对官员行为选择带来影响。
　　刘益飞：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二是矫枉过正，比如一些地方抹掉职工正常福利。此外，一些地方对群众举报仍然不公开。还有个别监督机关，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睁只眼闭只眼，因为它自己就不够“硬”。
　　乔新生：一些地方腐败现象仍然严重，且更隐蔽。如借“集体决策”为名搞独断、任人唯亲等腐败未得到遏制。
　　任建明：目前我们的监督，更多是靠领导部署。现在纪检机关干劲足，权威高，但如何保持持久动力，还是难点。
　　廉政瞭望：要持久贯彻八项规定精神，还需要在哪些难题上取得突破？
　　刘益飞：我认为，要深入贯彻八项规定，还需领导机关有所改变：如领导调研由“安排式”真正变为“随机式”；出台更具体的限制性规定，确保领导与下属是工作关系，不能搞人身依附等。
　　魏敏生：应加快综合改革步伐。如围绕落实八项规定，经济上改革财经、预算制度，政治上提高干部和公民素养，文化上改进宣传方式，社会上提高管理水平。这些改革与八项规定持久贯彻是相配套的。
　　毛昭辉：“四风”泛滥也暴露出制度存在改进空间。比如官僚主义，就与对上负责的体制、科层制度有关。享乐奢靡，又与现行财政体制、预算监督不到位有关。因此，我们首先应反对特权思想、特权行为和某些特权制度；其次，强化政府效能建设，解决为官不为。
　　李景平：两年多来，八项规定已改善了党风政风的方方面面。中央纪委来陕西调研时，我建议将八项规定写入公务员法及有关法规中，与反腐败国家立法相结合。可效仿一些国家，将更细化的规定写入公务员法的附则，比如公务员出差补助按地区分几个等级，各自报销多少。这样就有利于常态化执行。如闯红灯过去以罚款为主，新交规规定闯红灯扣6分，闯两次吊销驾照后，此类情况明显好转。
　　关了“后门”，
　　如何调动基层干部积极性？
　　廉政瞭望：纠“四风”，让部分单位省去了公款大吃大喝、公款送礼等开支，也出现了花不完钱的情况，这暴露出预算管理的哪些问题？应如何及时调整？
　　任建明：不光是这些，公车改革、禁止大操大办等，都省下来一大笔钱。各部门的三公经费，基本也有大幅度压缩。一些地方和部门钱花不完，说明预算管理的法治化仍不够，人大等机关仍缺乏对预算执行的有效跟进、调整和动态监督。这些钱省下来后，一部分应用于建立新的工资制度，更多的则及时投入民生事务、如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
　　廉政瞭望：有干部感慨，当地一些单位宁愿不花钱是因为怕出事。
　　毛昭辉：过去GDP至上，有地方启动项目，总体上合规，细节上打一些擦边球，有关部门也默认。现在不敢继续了，新的方法还没找到，领导还误认为不干事就不会出事，资金就一直冻结在账户上。其实，这更多反映出官员创新动力不足、办法不多的问题。
　　另一方面，有些政策确实模棱两可。哪些情况属于违规，没有明确，可操作性不强。对此，更要从程序上加强对干事的保障和救济，减少不确定状态。如果是为推动工作，因政策模糊而造成违规违纪，要追究责任，但应与主动犯错的行为相区分。
　　廉政瞭望：反“四风”后，干部隐性收入普遍减少，堵了后门；而要大幅度提高基层公务员工资，还不太现实。一些乡镇领导反映，有下属干事缺乏动力，公务员离职潮也开始出现。如何提高这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 　　李景平：对于这些“不为”的干部，要区别多种情况，要逐一甄别。对那些因灰色收入被取消而不为的，进行组织调整。对取消隐性收入认识不到位的，要帮助其更新观念，基层也从中央涨工资政策中得到了好处。
　　毛昭辉：我向来认为，公务员涨工资，要体现对基层、山区落后地区公务员的倾斜。公务员法中规定，公务员工资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经济方面，一是可以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如每隔多少年，工资增加多少比例，解决现在随意性大的问题，让基层公务员看到希望。二是可试行廉政保证金和廉洁年金制度。
　　刘益飞：必须看到，公务员还有很多其他职业享受不到的好处，比如职业优越感、荣誉感，帮群众办事，人生价值的实现感。有晋升机会及相对理想的福利。机关里的年轻人需要对去留做出价值判断，不应消极怠工。这一轮公务员离职潮，某种程度也是“大浪淘沙”。
　　任建明：精神激励，可规定干部服务多少年获纪念章，荣誉证书等。制度方面，应加快试点职务与职级分开，如法官检察官就从大公务员系统单列出来。公务员系统里，大部分工作是专业的。应让大多数人走专业技术序列，有涨工资和职级的空间，如香港廉政公署98%的人都走这条路。将政府总体行政化变为专业化，也是减少官本位的一个办法。
　　廉政瞭望：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央出台了多项制度，对干部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层组织及乡镇干部应该如何努力适应？
　　刘益飞：前两年贾平凹的小说《带灯》，写了乡镇信访干部面对的尖锐矛盾，很现实。跟上中央步伐需要基层干部敬业，基层领导更要有担当。组织上也应想办法扭转选人用人中的逆淘汰，把政治生态搞好一点。这样即使基层工资少一点，很多人也愿意干。
　　李景平：可通过“严格进口，调节出口”解决部分基层干部的“本领恐慌”。一方面，对刚进队伍的年轻人一开始就从严要求，现在公务员热降温也是自然调节。另一方面，对经过理论和实践培训学习，仍跟不上形势的，按干部能上能下等要求调离重要岗位。
　　冲击传统人情社会了吗？
　　廉政瞭望：八项规定出台近3年，狠纠“四风”，有人认为，它对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冲击。这些冲击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看待其作用？
　　翟学伟、贺夏蓉：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遇事往往不喜歡只讲规则，而是追求“情理交融”。可以说，人情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但是，近来人情成了一些人违法的幌子。两种“人情”要区分开。前者重义轻利，与制度、社会良性互动；后者唯利是图，打破制度束缚。
　　冉红音：八项规定出台近3年，为制度与人情，正常的人情与异化的人情都划出了界限——干部要做到公私分明。第二，中央及中央纪委重视吸收传统文化精华，如八项规定也吸收了传统以身作则等因素，传承了传统精髓。最后，八项规定强调规则的效力，强化执行力，有利于我们向现代社会转型。
　　此外，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基础，由人情主导；现代社会则是以法治为基础，由规则主导。出台八项规定、反“四风”，正是旨在明确党员的行为规则。今后在公事中夹杂人情因素的情况将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