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是东北的一个农村，在那里我度过了自己的整个小学时代。村里的小学校很破旧，两排土房全都摇摇欲坠。学校的工友是一个姓翟的怪老头，据说参加过抗美援朝，脾气倔犟沉默寡言。每天上课下课全是以他敲钟为准，学校的钟只是一截挂在两棵树间的铁轨，坐在教室里，那悠扬的钟声成了我们的一种期盼。每天除了敲钟，他还给学生烧开水，冬天时早早地把每个教室里的炉子烧得旺旺的，我们一进教室便会有一种极温暖的感觉。秋天时他便去大地里刨树根和豆茬，准备冬天给我们烧炉子的柴禾。总之，凡是学校里的活，他一个人全包了。
　　翟大爷的钟敲得非常准时，为此他买了一块手表，还常和收音机里的整点报时做调整。那时村里的生活都还很穷，很多人家没有钟或表，翟大爷的钟声成了人们掌握时间的工具。翟大爷每次都敲十下钟，我们都数过，没有一次多一下或少一下。他对那口钟爱护得近乎吝啬，记得有一次下课时趁他回房，我们拿起挂在钟旁的小铁锤便轮番敲起来，刚敲了几下，翟大爷怒气冲冲地从房里跑出来，夺过铁锤，狠狠地把我们训斥了一顿，从那以后我们谁也不敢靠近那口钟。
　　翟大爷有一个奇怪的习惯，无论冬夏，他每天的第一遍钟声都是在早晨六点准时敲响，不管下雪下雨从不间断。晨光中的村庄总是在他的钟声中醒过来，各处的炊烟便袅袅地升起来。翟大爷敲钟的样子很虔诚，一下一下，专注而认真，每天上课跑回教室前我们都要回头看一眼他敲钟的样子。多年以后这一情景已在我心底定格成一帧永不褪色的风景，让我在回首中悠悠涌起感动之情。那时由于贫困，时常有学生退学，每当有学生退学离开学校，那钟声就响得分外悲怆，一声声地听得人心里很难受。而且早晨六点的钟声会敲得比平时长很多，远远超过十下，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听得那些退学的学生心里充满了感伤。就在他们难过的时候，翟大爷便突然而至，一声不吭地往他们的炕上扔一卷零零整整的钞票，在那些孩子父母惊讶的目光中，他指指孩子再指指学校，然后便大步跨出门去。于是，当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退学的学生便又背起书包走进了教室。那些年，翟大爷用政府给他的那些钱不知救助了多少失学的孩子，我的姐姐就是在他的帮助下重新走进校园的。天长日久，人们听他的钟声时神情便都充满了崇敬和感动。
　　每一届学生毕业时，都会去翟大爷那里，轮番地帮他敲一天的钟，那时翟大爷就会露出难得的笑容，温暖着每一个学生的心。然而突然有一天，人们再没有听见他的钟声，这位老人在夜里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大家。在那寂静的一天里，人们的心仿佛被什么压着，很沉重。出殡的那天，那口钟响了整整一天，一声声地为翟大爷送行，所有的人都哭了。
　　二十年过去了，故乡那钟声一直响在我心中最深的角落里，每当失意时，每当落寞时，那钟声就会从心底弥漫开来，一声声地让我重新鼓起勇气，继续踏上人生的风雨之路！
　　（摘自《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