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研究和文化机制的关系是个大题目，是理论文章喜欢涉及的话题，但地域文化理论并没有催生有效的文化机制，而实践中产生的文化机制又不能被理论研究者所关注，因此地域文化的实践和研究基本是脱节的。脱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践落后于理论，二是实践超越了理论。这里只谈后者。
　　地域文化需要传承，但传承必须要建立在有效的研究之上，而有效的研究又必须依托一个学术平台来展示和传播。以往的地域文化理论，多着重于研究用什么理论来研究地域文化，如何认定可传承的文化，对于如何搭建一个具体的传承文化的学术平台，并没有太多的关注，更没有提供可借鉴、可操作的实例。天津问津书院在当下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城市文化研究进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它是民间机构搭建的传承城市文化的学术平台，更重要的是它摸索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文化机制，因这个机制出自天津问津书院的文化实践，故名之曰“问津机制”。
　　“问津机制”的特点
　　“问津机制”是以研究为中心，集研究、出版和传播为一体，多向互动的机制。地域文化需要传承，就必须面对“过去”，而研究“过去”，把必须知道的“过去”谈出来，才能把必须继承的东西担当起来。这其中的关键，是如何把研究者认定的必须知道的“过去”呈现出来，用何种形式呈现出来？天津问津书院的办法是用刊物和丛书来及时汇集和呈现研究天津地域文化的成果。方形小刊《问津》是用内刊来集聚“小成果”，广泛联系作者。“问津文库”是以公开出版物推出系列丛书，把过硬的学术成果通过常规渠道推向社会。现在“问津文库”的总数已接近60种，研究天津地域文化的学者逐渐聚集到了“文库”的大旗下。
　　“问津机制”是利用人脉积累成为循环流动的学术活水
　　天津问津书院在小刊和“文库”之外，及时推出了问津讲坛和问津学术年会，使得人脉成为循环流动的学术活水，而循环的中心就是天津问津书院。问津讲坛，每月一次，基本形式是一个人讲，大家听，单向传播。但因参与者多是和主讲人有私交的研究者，因此参加者不仅是学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学术信息的携带者，在单向传播的同时，私下往往有双向或多向交流。更为关键的是问津讲坛把讲坛内容及时推向社会：一是演讲的核心内容及时转换成访谈文章在报纸刊出，最新的研究成果能在第一时间传递给读者大众；二是将演讲文章和访谈文章结集出版，及时转化成正规文獻并进入“知网”空间。这样，最新的研究成果就及时进入了国家知识库。天津文化中的诸多“过去”经过这种“及时”处理，便不再是泛泛而谈，而成为可触摸的过去、可聆听的传统、可传播的知识……
　　年会是天津问津书院的年度盛会，当年的原创成果在此得以集体发声。年会是大家讲，大家听，多向传播，而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则使年度研究精华随着出版物的流通实现了二度传播。年会论文集谈的都是必须知道的“过去”，所收文章各有所专，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但在我看来，它最大的价值不是汇集了一批有价值的文章，而是证明了一个学术机制的存在。
　　“问津机制”在地域文化研究中独树一帜
　　一个时代的学术进步，靠的是众多学人的集体努力，但如何才能使众多学人既能单兵作战，又有集体冲锋的平台，就必须要有个合理的学术机制，否则众多学人只是闭门造车，各自为战，分散努力，就形不成学术的合力，很难在文化上有创新和推进。“问津机制”是产生于学院外的学术机制，却并不排斥学院中人，而恰恰成了沟通体制内外学人的桥梁。通过这个桥梁，体制内外的学人在问津讲坛得以及时交流切磋，新史料、新问题、新方法在此得以碰撞交锋，研究空间在这种交流碰撞中得以拓展，天津地域文化研究由此异军突起，在地域文化研究中独树一帜。
　　谭往自然首先要有“料”，但如何才能将众人手中的料变成“学”，就必须强调“术”，而“术”就是机制。因此不仅要为将“料”变成“学”的研究者点赞，更要为实施“问津机制”的天津问津书院和设计“问津机制”的王振良点赞。因为他们的实践不仅丰富了地域文化研究的内容，创立了地域文化研究的机制，也为丰富和深化地域文化研究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践支撑。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