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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多年的艰辛发展过程中，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上演了一处处精彩的“帽子戏法”。
作为“土老帽”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在政治待遇、贷款、税收、购销以及人事管理等各方面一直受到歧视，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家选择了“戴帽”，从而寻求挂靠单位求生存发展——比如挂靠乡镇集体企业，通常称戴“红帽”；比如设法造成合资假象，称为戴“洋帽”。在二十多年的艰辛发展过程中，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土帽子” 、“红帽子”、“洋帽子”之间巧妙地自由转换，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换帽“戏法”。
而在“换帽子”的背后，反应的是政府对民营企业家的政策和态度的更迭。
“红帽子”的悲喜
在西部某省，有一家知名私营企业，经营的是涉外业务的宾馆。老总办公室原来挂有一张价值不菲的虎皮，因为业务蒸蒸日上，需要对宾馆进行重新装修，于是这位老总决定把它先拿回家保存。不多久，他却接到了检查机关的起诉书，罪名是侵占集体财产。他才想起，自己的企业曾经挂靠过国有单位。几经折腾，最后虽然免除了牢狱之灾，但企业却因此垮了，他也只得远走他乡。
这个故事具有寓言的意义——民营企业是羊，虽然反应灵活却体格孱弱，即使戴上“红帽子”披上“虎皮”行得一时的威风，但在关键时候却往往丢盔弃甲败下阵来。
前不久，石油大亨龚家龙被捕，尽显“红帽子”企业家的悲壮命运。与龚家龙相比，有“红色民营企业家”之称的蒋锡培则更显机智与幸运，在企业发展的二十年时间里，把“红帽子”戴了又取、取了又戴，而企业却在这眼花缭乱的戴取之间飞速发展。
1991年，蒋锡培在家乡某个开发区建厂，因为资金不足想贷款20万元，却屡遭银行“白眼”。蒋锡培灵机一动，主动向当地的乡政府提出改制，把自办企业变为了乡办企业。这顶“小红帽”为蒋锡培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因为大量的政策与资金的支持，远东集团在1994年销售规模第一次突破亿元大关，成为江苏宜兴最大的企业。
但不久，乡镇企业产权不清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开明的当地政府主动提出了退出。于是，在政府文件下发后三个月，远东迅速完成资产评估，年末全面推行股份制改革，在宜兴市第一个摘掉了“红帽子”。此后的1995、1996年的生产效率得以爆发式增长——两年时间远东利润同比分别增长182.8%和126.5%。
1996年的一次偶然机会，蒋锡培再次戴上了“红帽子”。经过近一年16次之多的谈判，华能、华电、中国电网、江苏电力等大型国企决定和远东集团一起共同投资1.02亿元，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在当时，这被政府视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突破，而远东也借四大国企的入股，迅速实现同行业第一。
2001年，在国退民进的潮流中，蒋锡培又成功摘掉了第二顶“红帽子”。远东与华能等国有股、集体股股东签署协议，回购68%的国有股和7%的集体股，远东再次实现民营化。
蒋锡培对时机拿捏得当，在“红帽子”的戴与摘之间显得游刃有余，最终把“红帽子”变成他推进企业快速发展的一个最佳“魔术道具”。
“洋帽子”满天飞
而近年来，很多民营企业又掀起了一股戴“洋帽子”的潮流。比如，本来是“土著”的内企，却纷纷跑到“鸟不拉屎”的某些太平洋深处的小岛上去注册，然后摇身一变为外资企业；更有本来发展势头良好的民企，选择了直接向外资出让企业控制权。此举的目的，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取得和外企一样的税收优惠政策。据了解，中国目前吸引的外资中，有至少20%是“假外资”。
在2006年被外资收购的中国企业名单上，我们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字：水井坊、统一润滑油、苏泊尔、德力西、家世界……根据有关数据表明：2005年发生在中国的并购总额高达618亿美元，但到了2006年，这一数字迅速变成1006亿美元。在业内流行这样一个笑话：在纽约飞往北京的一架飞机的商务舱内，十个乘客中竟有九个人是来中国收购企业的。另外一个人本来是来中国旅游的，但他在首都机场下了飞机后，马上又买票飞回纽约。他干吗去了？回去借钱去了！
面对满天飞舞的“洋帽子”，很多人表现了深深的担忧，但面对众人的担忧和责难，苏泊尔总裁苏显泽有自己的算盘：“如果利用国际的成本来融合中国的资源，让别人支付我们国际化的代价，是否会事半功倍呢？”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现象的根源：作为非国民的外企，却能享受超国民的待遇，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只有24%和15%，在低税率基础上还有“两免三减半”和行业特殊减半优惠；而属于真正国民的内企，却一直遭遇非国民的冷遇，要交纳高达33%的企业所得税。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一直像一个“怪胎”。导致这个“怪胎”产生的是两部法律—一部是针对内资企业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另一部是针对外资企业实行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这两部法律并综合各种因素计算，外资企业实际税负为11%左右，内资企业综合税负在20%至24%之间，是外资企业税负的2倍有余。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民营企业不得不戴上“洋帽子”，埋下无数隐患。
“土帽子”开始吃香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民营企业在国外的“大气候”与国内的“小气候”发生变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戴“帽”企业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的弊端凸显，严重制约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十五大后，个体、私营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得到与国有、集体经济同样的法律保障和政策环境，戴“红帽子”已显得无其必要性。1998年以来，一场甄别民营企业经济性质，解决各种虚假挂靠、摘掉“帽子”的行动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
而民营企业家冒充“假洋鬼子”的怪事也在近期有了改变的极大可能——在2007年年初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企业所得税法》终获通过。这表明，在不久的将来，两税将合而为一，税率统一为25%。
这个看似理所应当的结果背后，却是各个利益相关方激烈的角逐——
首先感到难以适从的是外资企业。早在2005年1月14日，便有54家在华跨国公司针对两税合一可能对自己产生的影响，联合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取消对外资企业优惠政策应有一个5到10年的过渡期”。以西门子为例：西门子每年从税收的优惠政策中的获益大概占销售额的5%，按照2006财年504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计算，西门子集团至少从中获益25.2亿元人民币。如果两税合并，这部分巨额利益将烟消云散。
中国的民营企业却一直是“苦孩子”，他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的挣扎显得更为彰目。而两税合一的法案通过后，很多国内企业表现出了极大的欢迎态度，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更是感到欢欣鼓舞。今年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就深深地感慨说：“两税合一，我们民营企业家盼了十多年了！”相信更多取得平等待遇的民营企业家们，会把头上的“红帽子”、“洋帽子”抛开，重新戴回最让自己感到舒坦的“土帽子”。
但愿以后的中国企业界，不再发生“张冠李戴”的怪事。
责任编辑:宰守鹏 邮箱:[email protected]
作为“土老帽”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在政治待遇、贷款、税收、购销以及人事管理等各方面一直受到歧视，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家选择了“戴帽”，从而寻求挂靠单位求生存发展——比如挂靠乡镇集体企业，通常称戴“红帽”；比如设法造成合资假象，称为戴“洋帽”。在二十多年的艰辛发展过程中，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土帽子” 、“红帽子”、“洋帽子”之间巧妙地自由转换，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换帽“戏法”。
而在“换帽子”的背后，反应的是政府对民营企业家的政策和态度的更迭。
“红帽子”的悲喜
在西部某省，有一家知名私营企业，经营的是涉外业务的宾馆。老总办公室原来挂有一张价值不菲的虎皮，因为业务蒸蒸日上，需要对宾馆进行重新装修，于是这位老总决定把它先拿回家保存。不多久，他却接到了检查机关的起诉书，罪名是侵占集体财产。他才想起，自己的企业曾经挂靠过国有单位。几经折腾，最后虽然免除了牢狱之灾，但企业却因此垮了，他也只得远走他乡。
这个故事具有寓言的意义——民营企业是羊，虽然反应灵活却体格孱弱，即使戴上“红帽子”披上“虎皮”行得一时的威风，但在关键时候却往往丢盔弃甲败下阵来。
前不久，石油大亨龚家龙被捕，尽显“红帽子”企业家的悲壮命运。与龚家龙相比，有“红色民营企业家”之称的蒋锡培则更显机智与幸运，在企业发展的二十年时间里，把“红帽子”戴了又取、取了又戴，而企业却在这眼花缭乱的戴取之间飞速发展。
1991年，蒋锡培在家乡某个开发区建厂，因为资金不足想贷款20万元，却屡遭银行“白眼”。蒋锡培灵机一动，主动向当地的乡政府提出改制，把自办企业变为了乡办企业。这顶“小红帽”为蒋锡培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因为大量的政策与资金的支持，远东集团在1994年销售规模第一次突破亿元大关，成为江苏宜兴最大的企业。
但不久，乡镇企业产权不清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开明的当地政府主动提出了退出。于是，在政府文件下发后三个月，远东迅速完成资产评估，年末全面推行股份制改革，在宜兴市第一个摘掉了“红帽子”。此后的1995、1996年的生产效率得以爆发式增长——两年时间远东利润同比分别增长182.8%和126.5%。
1996年的一次偶然机会，蒋锡培再次戴上了“红帽子”。经过近一年16次之多的谈判，华能、华电、中国电网、江苏电力等大型国企决定和远东集团一起共同投资1.02亿元，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在当时，这被政府视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突破，而远东也借四大国企的入股，迅速实现同行业第一。
2001年，在国退民进的潮流中，蒋锡培又成功摘掉了第二顶“红帽子”。远东与华能等国有股、集体股股东签署协议，回购68%的国有股和7%的集体股，远东再次实现民营化。
蒋锡培对时机拿捏得当，在“红帽子”的戴与摘之间显得游刃有余，最终把“红帽子”变成他推进企业快速发展的一个最佳“魔术道具”。
“洋帽子”满天飞
而近年来，很多民营企业又掀起了一股戴“洋帽子”的潮流。比如，本来是“土著”的内企，却纷纷跑到“鸟不拉屎”的某些太平洋深处的小岛上去注册，然后摇身一变为外资企业；更有本来发展势头良好的民企，选择了直接向外资出让企业控制权。此举的目的，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取得和外企一样的税收优惠政策。据了解，中国目前吸引的外资中，有至少20%是“假外资”。
在2006年被外资收购的中国企业名单上，我们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字：水井坊、统一润滑油、苏泊尔、德力西、家世界……根据有关数据表明：2005年发生在中国的并购总额高达618亿美元，但到了2006年，这一数字迅速变成1006亿美元。在业内流行这样一个笑话：在纽约飞往北京的一架飞机的商务舱内，十个乘客中竟有九个人是来中国收购企业的。另外一个人本来是来中国旅游的，但他在首都机场下了飞机后，马上又买票飞回纽约。他干吗去了？回去借钱去了！
面对满天飞舞的“洋帽子”，很多人表现了深深的担忧，但面对众人的担忧和责难，苏泊尔总裁苏显泽有自己的算盘：“如果利用国际的成本来融合中国的资源，让别人支付我们国际化的代价，是否会事半功倍呢？”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现象的根源：作为非国民的外企，却能享受超国民的待遇，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只有24%和15%，在低税率基础上还有“两免三减半”和行业特殊减半优惠；而属于真正国民的内企，却一直遭遇非国民的冷遇，要交纳高达33%的企业所得税。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一直像一个“怪胎”。导致这个“怪胎”产生的是两部法律—一部是针对内资企业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另一部是针对外资企业实行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这两部法律并综合各种因素计算，外资企业实际税负为11%左右，内资企业综合税负在20%至24%之间，是外资企业税负的2倍有余。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民营企业不得不戴上“洋帽子”，埋下无数隐患。
“土帽子”开始吃香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民营企业在国外的“大气候”与国内的“小气候”发生变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戴“帽”企业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的弊端凸显，严重制约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十五大后，个体、私营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得到与国有、集体经济同样的法律保障和政策环境，戴“红帽子”已显得无其必要性。1998年以来，一场甄别民营企业经济性质，解决各种虚假挂靠、摘掉“帽子”的行动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
而民营企业家冒充“假洋鬼子”的怪事也在近期有了改变的极大可能——在2007年年初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企业所得税法》终获通过。这表明，在不久的将来，两税将合而为一，税率统一为25%。
这个看似理所应当的结果背后，却是各个利益相关方激烈的角逐——
首先感到难以适从的是外资企业。早在2005年1月14日，便有54家在华跨国公司针对两税合一可能对自己产生的影响，联合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取消对外资企业优惠政策应有一个5到10年的过渡期”。以西门子为例：西门子每年从税收的优惠政策中的获益大概占销售额的5%，按照2006财年504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计算，西门子集团至少从中获益25.2亿元人民币。如果两税合并，这部分巨额利益将烟消云散。
中国的民营企业却一直是“苦孩子”，他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的挣扎显得更为彰目。而两税合一的法案通过后，很多国内企业表现出了极大的欢迎态度，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更是感到欢欣鼓舞。今年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就深深地感慨说：“两税合一，我们民营企业家盼了十多年了！”相信更多取得平等待遇的民营企业家们，会把头上的“红帽子”、“洋帽子”抛开，重新戴回最让自己感到舒坦的“土帽子”。
但愿以后的中国企业界，不再发生“张冠李戴”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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