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家贾平凹以一句词感念陈忠实：水流原在海，月落不离天。“他是关中的正大人物，文坛的扛鼎角色。”引人深思的是，陈忠实以一部《白鹿原》成就了自己的“扛鼎角色”，而这位“正大人物”实是凭着一种“笨拙”的工匠精神一步步走过来的。
诚如评论家郜元宝所说，陈忠实写了许多作品，都是为《白鹿原》这一本书做准备，或者都是围绕《白鹿原》而发。陈忠实的大半生在西安灞河边的白鹿原度过，从读小学到当民办教师、在公社工作，后调至区文化局工作，他没离开过那片土地。以评论家肖云儒的说法，正是这些经历，让陈忠实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深刻的理解，这也构成了《白鹿原》创作的底色。
也正是在白鹿原下自己家的老祖屋里，陈忠实开始写《白鹿原》。那是1987年，在发誓要写出一部“死后可以垫棺作枕”的书后，陈忠实辞去兼任的行政职务回到故乡。他起初只是拿着一个大笔记本在膝盖上写，直到1989年1月，他才在一张小桌子上继续写。虽然老屋破败不堪，遇到下雨天，甚至找不到一块不漏雨的地方睡觉。因为家里负担重，他也无钱修缮，以致后来不得不借住在亲戚家的小屋里，但陈忠实不以为意。他说，在白鹿原下写作，他便进入了自己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
或许要到很多年后，陈忠实才能更清楚地意识到，写作《白鹿原》的时代，他同时还置身于最佳的文学场。这不只是源于当年的文学热潮，还少不了同代人的激励。去年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忠实坦言，小自己七岁的路遥只用了十年就攀上文学高峰，刺激他写出了《白鹿原》。陈忠实说，当路遥凭这部长卷作品获得中国文学最高奖项时，他再也坐不住了，心想，这位和他朝夕相处的、活脱脱的年轻人，怎么一下子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无形压力。我下定决心要奋斗，要超越，于是才有了《白鹿原》。”
为了写《白鹿原》，陈忠实走出书斋“接通地脉”，在西安平原的蓝田、长安、咸宁三个县做了一年多的人文调查，并且在文学、史学等方面做了精心准备，才开始动笔。而在1988年早春，在离祖屋大门前不过十米的街路边，他栽下只有食指粗的小梧桐树，等到四年后他写完这本大书，树已长到和大人的胳膊一般粗，陈忠实写累了，就在它的荫蔽下歇息。这棵树见证了他为写成《白鹿原》所付出的一切艰辛，所耗费的心血，乃至他所忍受的长久的孤寂。后来谈起这段经历时，陈忠实不无感慨地说：“我体会到，创作是最孤苦伶仃也是最诚实的劳动。”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陈忠实“最诚实的劳动”，获得了丰厚的回报。1992年，《白鹿原》面世，这部50万字的小说展现了陕西关中农村的历史变迁。此后，《白鹿原》不仅为他赢得茅盾文学奖，小说还先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至今，这部小说总发行量已超过500万册。
《白鹿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终成为众多读者推崇的“扛鼎之作”，要说有什么深刻的启示，该是如陈忠实引用海明威的话说的，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其实说白了，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某种意义上说，他倾注全部心力的写作，即是这样一个寻找的过程，幸运的是，经历诸多艰辛和磨难后，在写《白鹿原》的过程中，他终于找到了。
在題为《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白鹿原》创作手记中，陈忠实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感悟。他说，海明威所说的“句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白描或叙述的语言句子。“他说的‘句子’，是作家对历史和现实事象的独特体验，既是独自发现的体验，又是可以沟通普遍心灵的共性体验，然而只有作家独自体验到了； 那个‘句子’只能‘属于自己’，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作家的独立的个性就彰显出来了，作品的独立风景就呈现在艺术殿堂里。”
毫无疑问，陈忠实有这样的认识，得益于他广泛而深入的阅读。诚如初版《白鹿原》责编何启治所言，阅读不但使陈忠实关注小说的艺术结构，认识到作家不仅要熟悉生活，感受生活，而且要把感受生活的能力提高到感受生命的程度，那创作就会得到一种升华。这在陈忠实看来，诸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张贤亮的《绿化树》，等等，都是生命体验比较深刻的作品。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陈忠实对自己的创作才有了新的思考和新的追求。
在何启治看来，到了1985年写《蓝袍先生》的时候，陈忠实才有了突破，才接近了生命体验的深度。他终于认识到此前写的很多作品，包括1984年写的颇受好评的中篇小说《初夏》，其实也只是写好了感人的故事，只是生活体验的产物。真实的生活故事可以感动读者，但只有写好了人的生存状态，表现出生命意识中深层的东西，才能在读者心灵的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和真正的震撼。
某种意义上说，陈忠实诠释路遥《平凡的世界》的话，正好说出了他自己的心声。他说，路遥本身就是这个平凡世界里平凡的一个人，却成了这个世界人们精神上的执言者，一次又一次裂变和升华，他的情感是充满血肉的情感。“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破译小说里那深刻的现代理性和动人心魄的真血真情。”
对《白鹿原》同样可以作如是观。正是在“一次又一次裂变和升华”中，陈忠实以自己的寻根性思考，深刻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所展现的人之生存的悲剧性，从而使这部偏重于感性和个人主义的历史小说，既成为一部家族史、风俗史及个人命运的沉浮史，也成了一部浓缩性的民族命运史和心灵史。这些都回应了他写在《白鹿原》扉页上那句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生命对我足够深情”
《白鹿原》之后，陈忠实再也没有写出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他此后陆陆续续写下的散文，也更可以看作是对《白鹿原》所做的注解。在郜元宝看来，陈忠实靠一本书确立文坛地位，在普遍高产、疯狂高产的当代中国文学界绝无仅有，值得大书特书。“作者、读者和批评家齐心协力，凝聚共识，提高中国文学生产的质量，同时降低产量，这是我们纪念陈忠实最好的方式之一。” 虽如此，只写一本大书，却未必是陈忠实的本意。他的友人冯希哲说，陈忠实曾经计划写一部以20世纪后50年的乡村为背景的秘史小说，搜集的材料已经有一米多厚，中间为了追踪一个重要人物原型的发展轨迹，他甚至还远赴贵州、云南，四处打听他的下落。但他最终没有写成。“可能还是有心理障碍吧，如何适度把握‘文革’那段历史，对他来说恐怕还是难以逾越的挑战。”
冯希哲感慨于陈忠实的执着，但他坦言，陈忠实是那种“笨拙”的作家，《白鹿原》里的每个人物，在现实中基本上都能找到原型，曾经有一篇论文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搞人物索引，他拿给陈忠实看，陈忠实看后哈哈笑笑，说自己是虚构的。不管小说人物是纯虚构，还是有原型，陈忠实无疑倾心于有深入调查研究的创作。他曾说，无论是直接到某一生活场地去深入，还是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全身心地感受生活，感受社会，接触各种人物、事件，作家都要做到真正“深入生活”。他还举古巴作家卡彭铁尔写作的例子，卡彭铁尔为创作反映黑人移民到拉美地区后的原始生活形态的小说《王国》，选择在海地这个纯粹黑人移民的国家长期生活体验，从而获得了成功。这未尝不是他自己写作的经验之谈。
事实上，对于为何不再写长篇小说，虽然经常屡屡被问及这个问题，陈忠实却从未做过正面回答。流传甚广的一则轶事说的是，某位当地宣传部的领导去看望他，试图以各种理由说动他再写一部长篇，陈忠实只是不客气地回了一句“你懂个锤子”。同为“文坛陕军”的重要作家，高建群或许能理解陈忠实真实的心境。高建群说，陈忠实去世前一段时间，曾和他通过一次电话。“他跟我说感到很寂寞，我安慰他说，英雄的晚年都是寂寞的，要习惯这种孤寂的生活。”
然而，有多少人能懂得晚年陈忠实的孤寂？虽然近年有关《白鹿原》改编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虽然他依然写文章，也出过几本集子，虽然他年初还出了新书，取名《生命对我足够深情》，陈忠实依然是孤寂的。他曾说，不管怎样，每一位作家都有他的生活场，都在各自的生活位置上经历、感受生活，谁也无法摆脱。“贾平凹的生活场在陕南商州，我的生活场就是白鹿原。”
但陈忠实的生活场，在他写完《白鹿原》后没多久，就开始离他远去了。在近年接受媒體采访时，陈忠实坦言，自己笔下的白鹿原世界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白鹿原已经成为西安的一道风景线，是西安人休闲散心的好去处，他的家乡灞桥区那一块，也变成了大学城，已经看不到土坯房，都是两三层的小洋楼，偶尔有土坯房，也是没有人住。“现在闻到的是樱桃花的香味，而不是小麦的香味了。今天的人也绝不是《白鹿原》里白嘉轩时代的人了。”
陈忠实晚年复杂的创作心境，正对应着乡土中国的大转型。在很多人看来，乡村文明的崩溃，正意味着对“乡土中国”书写的终结。评论家孟繁华感慨道，现在已经很少有作家像陈忠实那样耐着性子写乡土中国了。这不是说，“乡土中国”已经没什么可以书写的了。相反，对于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主题的书写，我们的作家还远远没有完成，“要知道《红楼梦》恰恰是在几千年封建社会即将终结的时候出来的。我们说‘乡村文明’崩溃了，它是怎么崩溃的，为何会崩溃的，作家要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一定能写出了不起的作品”。
以孟繁华的理解，陈忠实有着深厚的乡土生活的经验，他对“乡土中国”的认知是非常深刻的。要不然，就写不出白嘉轩、朱先生，还有白鹿两家的纠葛。“后起的年轻作家应该继承陈忠实的遗产，深入去挖掘认知。无论把它当做挽歌来写，还是当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符号来写，都应该深入去发掘。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种‘望乡’的写作，‘乡土中国’的书写还远远没有被穷尽。”
编者：在几年前写的一篇散文《白墙无字》里，作家陈忠实自述，无论换过多少办公室和住房，四面墙壁从不贴不挂自己欣赏的做人做事的格言警句，其实是为自己留着一条“后路”，“想做的事和自己认可的行为准则，努力去做、努力追寻就可以了”。这位用一生去“努力追寻”的作家，于4月29日早晨7点45分，因罹患舌癌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享年74岁。这一刻，他停止了追寻的脚步。
（本文选自：时代报告 2016年06期）
诚如评论家郜元宝所说，陈忠实写了许多作品，都是为《白鹿原》这一本书做准备，或者都是围绕《白鹿原》而发。陈忠实的大半生在西安灞河边的白鹿原度过，从读小学到当民办教师、在公社工作，后调至区文化局工作，他没离开过那片土地。以评论家肖云儒的说法，正是这些经历，让陈忠实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深刻的理解，这也构成了《白鹿原》创作的底色。
也正是在白鹿原下自己家的老祖屋里，陈忠实开始写《白鹿原》。那是1987年，在发誓要写出一部“死后可以垫棺作枕”的书后，陈忠实辞去兼任的行政职务回到故乡。他起初只是拿着一个大笔记本在膝盖上写，直到1989年1月，他才在一张小桌子上继续写。虽然老屋破败不堪，遇到下雨天，甚至找不到一块不漏雨的地方睡觉。因为家里负担重，他也无钱修缮，以致后来不得不借住在亲戚家的小屋里，但陈忠实不以为意。他说，在白鹿原下写作，他便进入了自己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
或许要到很多年后，陈忠实才能更清楚地意识到，写作《白鹿原》的时代，他同时还置身于最佳的文学场。这不只是源于当年的文学热潮，还少不了同代人的激励。去年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忠实坦言，小自己七岁的路遥只用了十年就攀上文学高峰，刺激他写出了《白鹿原》。陈忠实说，当路遥凭这部长卷作品获得中国文学最高奖项时，他再也坐不住了，心想，这位和他朝夕相处的、活脱脱的年轻人，怎么一下子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无形压力。我下定决心要奋斗，要超越，于是才有了《白鹿原》。”
为了写《白鹿原》，陈忠实走出书斋“接通地脉”，在西安平原的蓝田、长安、咸宁三个县做了一年多的人文调查，并且在文学、史学等方面做了精心准备，才开始动笔。而在1988年早春，在离祖屋大门前不过十米的街路边，他栽下只有食指粗的小梧桐树，等到四年后他写完这本大书，树已长到和大人的胳膊一般粗，陈忠实写累了，就在它的荫蔽下歇息。这棵树见证了他为写成《白鹿原》所付出的一切艰辛，所耗费的心血，乃至他所忍受的长久的孤寂。后来谈起这段经历时，陈忠实不无感慨地说：“我体会到，创作是最孤苦伶仃也是最诚实的劳动。”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陈忠实“最诚实的劳动”，获得了丰厚的回报。1992年，《白鹿原》面世，这部50万字的小说展现了陕西关中农村的历史变迁。此后，《白鹿原》不仅为他赢得茅盾文学奖，小说还先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至今，这部小说总发行量已超过500万册。
《白鹿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终成为众多读者推崇的“扛鼎之作”，要说有什么深刻的启示，该是如陈忠实引用海明威的话说的，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其实说白了，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某种意义上说，他倾注全部心力的写作，即是这样一个寻找的过程，幸运的是，经历诸多艰辛和磨难后，在写《白鹿原》的过程中，他终于找到了。
在題为《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白鹿原》创作手记中，陈忠实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感悟。他说，海明威所说的“句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白描或叙述的语言句子。“他说的‘句子’，是作家对历史和现实事象的独特体验，既是独自发现的体验，又是可以沟通普遍心灵的共性体验，然而只有作家独自体验到了； 那个‘句子’只能‘属于自己’，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作家的独立的个性就彰显出来了，作品的独立风景就呈现在艺术殿堂里。”
毫无疑问，陈忠实有这样的认识，得益于他广泛而深入的阅读。诚如初版《白鹿原》责编何启治所言，阅读不但使陈忠实关注小说的艺术结构，认识到作家不仅要熟悉生活，感受生活，而且要把感受生活的能力提高到感受生命的程度，那创作就会得到一种升华。这在陈忠实看来，诸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张贤亮的《绿化树》，等等，都是生命体验比较深刻的作品。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陈忠实对自己的创作才有了新的思考和新的追求。
在何启治看来，到了1985年写《蓝袍先生》的时候，陈忠实才有了突破，才接近了生命体验的深度。他终于认识到此前写的很多作品，包括1984年写的颇受好评的中篇小说《初夏》，其实也只是写好了感人的故事，只是生活体验的产物。真实的生活故事可以感动读者，但只有写好了人的生存状态，表现出生命意识中深层的东西，才能在读者心灵的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和真正的震撼。
某种意义上说，陈忠实诠释路遥《平凡的世界》的话，正好说出了他自己的心声。他说，路遥本身就是这个平凡世界里平凡的一个人，却成了这个世界人们精神上的执言者，一次又一次裂变和升华，他的情感是充满血肉的情感。“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破译小说里那深刻的现代理性和动人心魄的真血真情。”
对《白鹿原》同样可以作如是观。正是在“一次又一次裂变和升华”中，陈忠实以自己的寻根性思考，深刻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所展现的人之生存的悲剧性，从而使这部偏重于感性和个人主义的历史小说，既成为一部家族史、风俗史及个人命运的沉浮史，也成了一部浓缩性的民族命运史和心灵史。这些都回应了他写在《白鹿原》扉页上那句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生命对我足够深情”
《白鹿原》之后，陈忠实再也没有写出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他此后陆陆续续写下的散文，也更可以看作是对《白鹿原》所做的注解。在郜元宝看来，陈忠实靠一本书确立文坛地位，在普遍高产、疯狂高产的当代中国文学界绝无仅有，值得大书特书。“作者、读者和批评家齐心协力，凝聚共识，提高中国文学生产的质量，同时降低产量，这是我们纪念陈忠实最好的方式之一。” 虽如此，只写一本大书，却未必是陈忠实的本意。他的友人冯希哲说，陈忠实曾经计划写一部以20世纪后50年的乡村为背景的秘史小说，搜集的材料已经有一米多厚，中间为了追踪一个重要人物原型的发展轨迹，他甚至还远赴贵州、云南，四处打听他的下落。但他最终没有写成。“可能还是有心理障碍吧，如何适度把握‘文革’那段历史，对他来说恐怕还是难以逾越的挑战。”
冯希哲感慨于陈忠实的执着，但他坦言，陈忠实是那种“笨拙”的作家，《白鹿原》里的每个人物，在现实中基本上都能找到原型，曾经有一篇论文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搞人物索引，他拿给陈忠实看，陈忠实看后哈哈笑笑，说自己是虚构的。不管小说人物是纯虚构，还是有原型，陈忠实无疑倾心于有深入调查研究的创作。他曾说，无论是直接到某一生活场地去深入，还是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全身心地感受生活，感受社会，接触各种人物、事件，作家都要做到真正“深入生活”。他还举古巴作家卡彭铁尔写作的例子，卡彭铁尔为创作反映黑人移民到拉美地区后的原始生活形态的小说《王国》，选择在海地这个纯粹黑人移民的国家长期生活体验，从而获得了成功。这未尝不是他自己写作的经验之谈。
事实上，对于为何不再写长篇小说，虽然经常屡屡被问及这个问题，陈忠实却从未做过正面回答。流传甚广的一则轶事说的是，某位当地宣传部的领导去看望他，试图以各种理由说动他再写一部长篇，陈忠实只是不客气地回了一句“你懂个锤子”。同为“文坛陕军”的重要作家，高建群或许能理解陈忠实真实的心境。高建群说，陈忠实去世前一段时间，曾和他通过一次电话。“他跟我说感到很寂寞，我安慰他说，英雄的晚年都是寂寞的，要习惯这种孤寂的生活。”
然而，有多少人能懂得晚年陈忠实的孤寂？虽然近年有关《白鹿原》改编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虽然他依然写文章，也出过几本集子，虽然他年初还出了新书，取名《生命对我足够深情》，陈忠实依然是孤寂的。他曾说，不管怎样，每一位作家都有他的生活场，都在各自的生活位置上经历、感受生活，谁也无法摆脱。“贾平凹的生活场在陕南商州，我的生活场就是白鹿原。”
但陈忠实的生活场，在他写完《白鹿原》后没多久，就开始离他远去了。在近年接受媒體采访时，陈忠实坦言，自己笔下的白鹿原世界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白鹿原已经成为西安的一道风景线，是西安人休闲散心的好去处，他的家乡灞桥区那一块，也变成了大学城，已经看不到土坯房，都是两三层的小洋楼，偶尔有土坯房，也是没有人住。“现在闻到的是樱桃花的香味，而不是小麦的香味了。今天的人也绝不是《白鹿原》里白嘉轩时代的人了。”
陈忠实晚年复杂的创作心境，正对应着乡土中国的大转型。在很多人看来，乡村文明的崩溃，正意味着对“乡土中国”书写的终结。评论家孟繁华感慨道，现在已经很少有作家像陈忠实那样耐着性子写乡土中国了。这不是说，“乡土中国”已经没什么可以书写的了。相反，对于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主题的书写，我们的作家还远远没有完成，“要知道《红楼梦》恰恰是在几千年封建社会即将终结的时候出来的。我们说‘乡村文明’崩溃了，它是怎么崩溃的，为何会崩溃的，作家要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一定能写出了不起的作品”。
以孟繁华的理解，陈忠实有着深厚的乡土生活的经验，他对“乡土中国”的认知是非常深刻的。要不然，就写不出白嘉轩、朱先生，还有白鹿两家的纠葛。“后起的年轻作家应该继承陈忠实的遗产，深入去挖掘认知。无论把它当做挽歌来写，还是当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符号来写，都应该深入去发掘。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种‘望乡’的写作，‘乡土中国’的书写还远远没有被穷尽。”
编者：在几年前写的一篇散文《白墙无字》里，作家陈忠实自述，无论换过多少办公室和住房，四面墙壁从不贴不挂自己欣赏的做人做事的格言警句，其实是为自己留着一条“后路”，“想做的事和自己认可的行为准则，努力去做、努力追寻就可以了”。这位用一生去“努力追寻”的作家，于4月29日早晨7点45分，因罹患舌癌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享年74岁。这一刻，他停止了追寻的脚步。
（本文选自：时代报告 2016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