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浴着“五四”春风成长起来的大师们一个接着一个走了，伴随着他们离去的是一个时代。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 每一个时代之所以能形成独特的文学现象，都是因为有一群大师在“推波助澜”，如唐诗之李白杜甫，宋词之苏轼辛弃疾，元曲之关汉卿王实甫，明清小说之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艺术领域也是如此，就如梅兰芳之于京剧，侯宝林之于相声。大师们的经典作品就如源头活水，中华文化的长河借之得以绵延不绝。
　　但大师们渐行渐远。
　　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
　　你也许会说，我们的文艺界不是很繁荣么?每年出版的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作品难以计数，作家、音乐家、画家和各种艺术家的数量肯定也是世界第一，这难道还不够吗?我的回答是，仅有数量是不够的，正如发展经济，没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只是徒耗资源。今天文艺的繁荣，并没有大师和经典的支撑，文艺界如同失去了灵魂和主心骨的痴人，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更多的只是平庸和伧俗。
　　中国本不乏大师，更有著名的盎产大师的时代，如春秋战国时代，如五四时期。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反而没能造就出这种局面?
　　其实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领导人就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文艺发展方针，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文艺成为了可怜的牺牲品，文化人的个性和人格几乎被抹煞。改革开放后，思想桎梏逐渐卸去，文艺界从对“伤痕”的反思，到民族文化之根的追寻，本有步入“自觉”正轨的趋势，并使文艺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局面(我把它称为第三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期)。孰料市场经济大潮一来，有些人便把持不住，当起了“弄潮儿”，把文艺界几乎变成了“名利场”，刚刚摆脱了政治附庸身份的文艺，却几乎又成了金钱的奴隶，创造力的退化，精神的“阳萎”便无可避免了。
　　北京的春天，大风卷起的沙尘总让人想起渐渐逼近的荒漠，总希望能有大树、能有森林环绕着、保护着北京城。
　　没有大师的文艺界，就如没有大树、没有森林遮蔽的土地，即便有几蓬杂草，终究会在大风沙的侵蚀下，成为荒漠。
　　自然界的荒漠尚有改造的可能，但文化荒漠，断绝的却是民族之根。
　　我们的时代需要大师，需要经典。
　　今天这个时代，与春秋战国、与五四时期也有诸多相似之处，社会的变革，思想的解放，有过之而无不及，“百花齐放”本正当其时。
　　但为什么大师如此“难产”?难道真的是市场经济的过错?
　　非也。欧美诸国实行的同是市场经济，却是人才辈出。
　　其实根子还在人和体制身上。
　　身在文艺界的诸君扪心自问，你是在为文学(艺术)而创作，还是在为名利而创作?你是在思考稿费、版税，还是在思考创作的意义?
　　失去了艺术的自觉，失去了人格的独立，也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和探索的勇气。耳不闻民生疾苦，眼不见时代变化，为名驱，为利使，心浮气躁。其面目可憎、思想贫乏、语言无味也是情理之中，精品已是奢望，更何谈大师呢?
　　曾丕在《典论论文》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直事”。又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要不朽还是要速朽，全取决于文化人的自觉。
　　当然，体制的因素也不可小视，是激发创造力还是压制创造力，是促进文化人的自觉还是压抑文化人的自觉，文化体制有着重要的主导作用。我们目前的文化体制，并没有完全摆脱计划时代的痕迹。
　　建设先进文化，关系国家的“软尖力”，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文化体制改革已大大滞后，民众殷切呼唤着文艺界的“春天”，“破冰”已是迫在眉睫。改革当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改革的思路。
　　以往经济发展过程中违背规律所造成的恶果让人痛心，如环境的破坏，如资源的消耗……如果仍沿用这种思路，文化的“荒漠化”也将是无可避免(应警惕和避免文化粗放型增长现象发生)。所以，文化体制改革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尊重文艺自身的规律，尊重个性，尊重创造，营造适于大师生长的土壤和环境。
　　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文艺界的诸君也应行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