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焦点之一。作为劳动大国的中国,在近几年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过程中,就业问题逐渐成为影响整体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时,中国正努力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国际竞争优势,为跻身技术创新强国而夯实基础。技术创新对就业的影响由此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既有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摧毁了大量传统的就业岗位造成对就业的破坏,也有研究支持技术创新在破坏旧工作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工作形成“就业补偿”。作为承载就业的微观主体,中国企业正发生着制度变迁的改革,改革过程中一系列“委托-代理”问题也逐步浮现出来,结果使得技术创新的就业效应更加复杂。本文以2009-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238家公司作为样本,在YS Katsoulacos(1986)提出的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就业效应由“替代效应”和“福利效应”构成的理论指导下,借鉴Garcia(2002)对技术创新就业效应的测度模型,分析在Morck等(1988)提出的利益趋同效应和管理防御效应发生作用的区间,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就业效应的具体变化。首先,在传统理论将技术创新划分为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借鉴福利经济学中脆弱性的概念将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界定为技术创新投入、创新绩效和创新绩效脆弱性三个层次。通过对三者的现状观察发现,当前中国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技术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增长,而是创新绩效水平脆弱的问题。大部分企业的创新绩效水平是脆弱的,创新匮乏是造成企业创新绩效水平脆弱的主要原因。由于缺乏响应创新风险的能力使得企业创新绩效脆弱的状况正在恶化。尽管部分企业短期内摆脱了创新匮乏状态却因为创新绩效水平脆弱而陷入了“创新匮乏陷阱”。其次,在对企业技术创新三个层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Hansen(1999)的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引入高管持股比例作为门槛变量分别对不同企业性质、行业的企业其技术创新对就业产生的创造效应与破坏效应的非线性影响开展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而言,在企业制度变迁过程中,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其就业效应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表现为先创造后破坏的就业效应。两者的差异在于非国有企业的就业创造程度要高于国有企业,就业破坏程度要低于国有企业。由于行业属性的差异使得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就业效应表现为先破坏后创造,而非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就业效应则表现为先创造后破坏。与企业创新投入不同,创新绩效的就业效应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其中,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就业效应表现为先破坏后创造再破坏的变化趋势,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就业效应则表现为先创造后破坏随后破坏程度减小的变化趋势。行业属性的差异使得制造企业创新绩效整体的就业效应要弱于非制造企业。企业创新绩效脆弱性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先创造后破坏的双重门槛效应。在就业破坏的过程中,管理防御效应的作用淡化了创新绩效脆弱性对就业的破坏程度。最后,本文进一步将企业创新绩效脆弱性分解为创新匮乏和创新风险两个部分进一步分析其就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作为创新绩效脆弱性的组成部分,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创新匮乏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先创造后破坏再创造的就业效应。企业性质差异造成的创新匮乏就业效应的差异在于,在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区间,同样受到管理防御效应的影响,国有企业创新匮乏的就业效应表现为破坏效应而非国有企业表现为创造效应。行业差异造成的创新匮乏就业效应的差异在于,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制造企业创新匮乏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先创造后破坏的就业效应,而非制造企业表现为先破坏后创造的就业效应。基于对风险的谨慎态度,创新风险的就业效应呈先破坏后创造,并且在破坏效应区间,利益趋同效应放大了破坏的作用。企业性质不同造成的创新风险就业效应的差异主要表现高管持股比例较低区间就业效应方向和影响程度两方面的差别。行业属性对创新风险就业效应差异的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