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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原，有一些植物是飞来的，非人工种植的。
那是一种毫无来由的、纯天意的生存方式。来也无踪，去也无影儿，但它仍然是一岁一枯荣。
比如，翎子花。此花长菱形状，先绿后红，会变色。据说，翎子花不知是何方神圣（或是雁儿？或是燕儿？）在何处吃了些什么，经过那小小肚肠消化后，變成了鸟儿在天空飞过时拉下的屎，那鸟屎不知会落在哪里。可它一旦落在平原的大地上，就会化腐朽为神奇，长出一株株奇异的植物来，昂扬地活。
比如：地龙花，当地人俗称“抓地龙”。此物随地蔓爬，有的竟能爬出一丈多远，拖很长的秧子。那秧棵是很不起眼的灰绿，每爬一节都随地扎根，每一节都有扒地的根系，若是剪去一节，余节仍在生长。此花星碎，蔓开蔓长，杂开着白色、紫色、粉红色、米黄色小花，春天里满地生辉，灿若星辰。可至今仍没人知道此花的出处。冬日就不见了，来年再生。
比如，仙人花，也叫“仙人指路”，又叫卦人花。此花朵小，有红有白，水粉样。花上伸一长茎，茎上开黄花后结籽。此花有别于平原上的花，少，极艳，秋死春生。传说此花是“踏生”，是早年那些个牵骆驼的人，从千里之外，一步步走进平原，那花种是从鞋底或骆驼蹄缝儿里沾带过来的……自然也无出处。
比如，野生的喇叭花，城里人叫牵牛花，非人工养殖。没有人知道野生喇叭花的出处，植物学上说它产于南美洲。可它怎么就来到了平原？是风送它来的么？没人知道。可它在平原的乡野，也是一岁一枯荣。正因为野生野长，来去无踪，且无处攀缘，朵要小一些，淡一些，怯生一些。也正因为它的艳丽，后来才被一些人采回家去，培育成了名花的。可野生的喇叭花仍然无种无植，遍地开放。
无来由、非人工的，还有一种，叫作“小虫儿窝蛋”。
在无梁，“小虫儿窝蛋”又被称为“夜里会说话”的花。至于为什么说它夜里会说话，这是老辈人说的，我不懂。
“小虫儿窝蛋”是生长在平原上的一种野花。据说，“小虫儿窝蛋”白日里是不长的。你就是盯着它看，不眨眼地盯着看，它也不长。它只在夜里长，夜里趴下细听，似有滋声。这种花虽说是丛生，却也蔓长，草丛里朝天伸出一细细的长茎，茎上擎着一个盘样的花苞，花苞里托着几个蛋样儿小果，春来果是绿的，熟了的时候紫黑。这种草花看上去小身小样的，却有一种惊天动地的弹射功能，每当冬天到来的时候，寒风一冽，那花苞陡然间就炸开了……送出去的是它们的种子。种子落在地里，能不能活下来，往下就看它们的造化了。
在平原的乡村，“小虫儿窝蛋”一般都生长在沟渠边沿的杂草丛里，数量并不多，不经意你看不见它。它的果我尝过，涩涩的，浆是苦的，有一丝甜意。
我之所以给你说“小虫儿窝蛋”，还因为它与一个女人有关。
你知道，在我最倒霉、最难受的日子里，还让我能笑出来的人是谁么？我让你猜一千次也猜不到。是的，就是这个绰号为“小虫儿窝蛋”的女人。
在无梁，她被简称为“虫嫂”。
在我少年时期的记忆里，虫嫂是很袖珍的。
虫嫂是老拐的女人。很难说她的个子了，也就一米三四的样子或是更低。她结婚的那天，老拐牵着她走出来的时候，就像一个大人牵着一个孩子。老拐个子高，却身有残疾，一只腿瘸着，走的是“蚰蜒路”。所以，每当两人走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一赶一赶的麦浪，给村人带来了很多快乐。
记得，当众人起哄，逼着两人喝“交杯酒”的时候，老拐的腰弯成一弓形，虫嫂踮着脚尖，高扬着下巴，显得极不对称，就像是一只老狼抱着一只小羊。全村人都笑了，笑得很开心。所以，虫嫂自嫁到无梁的那一天，就是作为笑料存在的。拿现在的说法，她几乎就是全村人的“开心果”。
那天夜里，一村人都在听老拐的房……
老拐说：天不早了，灭灯吧？
虫嫂说：先说说，塌了多大窟窿？
老拐说：不多……那个，灭灯吧？
虫嫂说：说说，我心里有个数儿。
老拐说：三百多。
虫嫂说：恁多？咋花的？
老拐说：还有看腿的，四十七块六。
虫嫂说：你一不全活，我一小人国，咋还？
老拐说：慢慢还。都喂饱牲口了……先那个，灭灯。
虫嫂说：不急。家里还有多少粮食？
老拐说：还有二十多斤红薯干……
虫嫂说：就吃这？
老拐说：窖里还有些红薯。
虫嫂问：见面时，你身上穿那衣裳？
老拐说：借的。
虫嫂说：自行车？
老拐说：借的。
虫嫂说：缝纫机？
老拐说：豌豆家的，明天一早还。
虫嫂说：还有啥不是借的？
老拐说：人。日他姐，你还睡不睡了？嗯？
虫嫂说：……嗯。
老拐说：嗯嗯……
虫嫂说：挪挪。
老拐说：掐我干啥？
虫嫂说：……挪挪你那坏腿。
老拐说：我还有好腿呢！
虫嫂说：你到底几条腿？
老拐说：要、灭了灯……三条。
于是，光棍汉们站在老拐家的后窗外，笑着大声喊：灭灯！灭灯！
……灯果然就灭了。
在无梁，在男女之间，关乎“性事”，语言极为丰富，暗语很多，每一家的床头上都有些创造。比如：“吃蜜蜜”“吃荞麦面窝窝”“睡了再睡”“倒上桥”，以及“啊、嗯、哎、晦”之类……“灭灯”是老拐的创造。
第二天一早，当太阳挂在树梢上的时候，远远望去，人们看见村口滚动着一个巨大的“刺猬”。那“刺猬”背对着朝阳，看上去毛炸炸的，还一歪一歪地滚动着。一直到近了的时候，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是老拐家的新媳妇，背着一个大草捆。很能干哪！ 一个人一旦有了贼的恶名，她就是“贼”了。
此后，在我的记忆里，村口几乎就是虫嫂的“展览台”。每次放工回来，村里的治保主任都会把虫嫂单独留下来，当着众人搜一搜。她割的草，她背的草筐，都要翻上几遍。一旦查出了什么，就罚她站在一个小板凳上，浑身上下摸了一遍又一遍。她不在乎，一摸，她就笑。再摸，她还笑，咯咯地笑。治保主任四下看看，说：老实些。她说：痒。治保主任吓唬她：再不老实，捆起来。她说：真是痒。我胳肢窝儿有痒痒肉。治保主任问她：你要脸不要？她先说：要。又说：不要。治保主任问：那你要啥？她说：娃饿了。
一个小个女人，就那么让她站在小板凳上，摇摇晃晃的，显得很滑稽。每当这时候，总是有许多人围着看，一般人是受不了这个的，多丢人哪！可虫嫂在小板凳上站着，不管你搜出了什么，她都神色坦然，还笑嘻嘻的。人们劝她说：虫嫂，你咋这样？老不好啊？
她还是那句话：娃饿了。
此后人们也就习惯了。一天劳动下来，很累，在村口上拿虫嫂逗逗趣儿，人们很快活。于是虫嫂就成了人们日子里的“盐”。日子很苦，人们还是笑嘻嘻的，有盐。
人们都知道，她衣服上缝着很多的口袋，见什么拿什么。偷玉米，偷红薯，偷场里的黄豆、绿豆、黑豆，偷……有一次，她竟然偷去了拴牛的“鼻就”。人們很奇怪，问她，你要那“鼻就”（牵牲口用的）干什么？就一节皮条拴个铁圈子。她先是不说，问急了，说：我看那皮条怪结实。人问：你有啥用？她说：头绳太费了。给国花扎个小辫儿啥的。人说：那么宽的皮条，怎么扎？她说：用剃头刀（她还会剃头，剃光头，老拐的头就是她给剃的）割成一溜儿一溜儿的，结实。气得喂牲口的老料跳着脚骂娘！
当我仍在各家轮流吃派饭的时候，每次轮到老拐家，都要隔过去，或是饿上一天，那是因为他家的饭食实在是太差了。她家细粮少，红薯多。我估摸着她家的红薯有一半都是偷来的。她家五口人，老拐身有残疾，是个吃货。三个孩子也都是吃货，只有她这么一个半劳力。麦子下来的时候，一屋子嘴，蝗虫一样，仅一个夏天就吃光了。所以，她家日常的饭食顿顿都是黑乎乎的红薯面饼子加上菜汤。虫嫂手小，却是一个拍饼子的高手，她把家里的红薯面都在鏊子上拍成饼，挂在一个篮子里，饿了就拿一张。那饼子是坏红薯又加了豆面、红薯干面在鏊子上炕出来的，热着吃还凑合，放干了的时候，吃着又硬又苦，难以下咽。三个孩子都说苦，不吃。老拐也不吃。这些黑饼子大多都是虫嫂自己吃的，黑面饼子蘸辣椒水，只有她吃得。一屋嘴，怎么办呢，也只有偷了。庄稼下来的时候，有什么就偷什么。偷成了她的习性，她的一种生活方式。要是一天不去地里拿点什么，她着急。
村里开“斗私批修”大会的时候，虫嫂常常被勒令站出来。她就站出来。村民起哄说：看不见。看不见哦！于是，就让她站高些。有一次竟让她站在了桌子上，她就站在桌子上。她往桌上一站，人很袖珍，人们哄一下就笑了。有时候，有人喊：小人国，翻个跟头。她真就在桌子上翻个跟头，看上去就像是玩猴一样。
搞“运动”的时候，虫嫂还多次游过街。大队治保主任押着她，脖子里挂着玉米，还有偷来的蒜和辣椒，甚至白菜萝卜，红红白白，一串一串的，像是戴了项链似的……治保主任在前边敲着锣，她在后边走，小短腿罗圈着，从东到西，再从南到北，一个十字街都走遍了，惹了很多人跟着看……人们说，虫嫂的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呢！还有人说，这是虫嫂，要是换了人，非上吊不可！
游街时，走到家门前，她的三个小屁孩子，一个个趴在墙头的豁口处，偷偷地看她。虫嫂也不在乎，还对着门里说：线哦，别蹭了那线。墙头下，有虫嫂在小学校偷来的粉笔头画的白线，那是给三个“国”量个儿头用的，一共三道儿。那白道有擦过的痕迹，一痕一痕的，擦了再画。她很害怕国们长不高，像自己一样……这时村街上有人喊：老拐老拐，快出来。你出来看看，你媳妇披红戴花！……老拐嫌丢人，躲在屋里，说啥也不出来。
虫嫂是惯犯。哪怕是游过街之后，一到晚上，她就又出门去了。夜晚就像是虫嫂的节日，一到晚上她就异常的兴奋。她那小小的身量隐在夜幕里，有时拿着一把小铲，有时还拖着一个麻袋，在无边的田野里，凡是能拿的，她都背回家去。有人说，她真是土命，连土地爷都佑她。那无边的褐土地就是她的依托，田野就是她的衣裳。连那些草儿、虫儿、杂棵子都会给她以庇护。只要一进地里，花花眼，就不见了。
在田野里，虫嫂就是一个魔。一个具有神性的偷儿。她在田野里如鱼得水，青纱帐给了她充分的庇护和自由。一年四季，什么下来她偷什么。当豌豆还青的时候，饱满着汁液的时候，她专拣那最鲜最嫩的摘，挑最好的偷回家给孩子吃。她偷豌豆随手薅一把格巴皮草，把摘下来的青豌豆缠上格巴皮草，捆成一把儿一把儿，包得严严实实的。草成了她随处采用的绳子，谁也看不出来。有时候，她还会在庄稼地里挖出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土窖儿，带上一匣火柴，捡一些干树枝儿，把偷来的嫩玉米或是红薯就地放在窖窝里烧一烧（这样连家里的柴火都省了），一边烧一边在四周割草，草割到一定时候，玉米、红薯也就烤熟了，一个个包上桐叶，再用草裹了，拿回去给孩子吃。有一段时间，若是想知道她家孩子都吃了什么，看看嘴唇就知道了，三个“国”，那嘴唇一时是狗屎黄，一时草叶绿，一时又锅底黑……按现在的说法，在那样的年月里，她的孩子吃的全是“绿色食品”。
由于虫嫂在村里名声不好，提防她的人多，到处都是眼睛……可若是本村偷不成了，她就偷外村的。有一年，邻村的瓜地被她多次光顾，一亩西瓜被她几乎偷去小一半。邻村人都认为是招了黄鼠狼了，还不是一只。不然，谁能背走半亩西瓜呢？这年夏天，虫嫂家的三个“国”一个个肚子吃得圆嘟嘟的。奇怪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连狗都被她收买了。每次她背着麻袋趁着夜色回村时，狗从来都没有叫过。
一天夜里，老姑父突然对我说：丢，今晚我领你长长见识，捉鬼去。你见过鬼么？我说：没见过。老姑父说：要不，咱当一回试试？我说：咋当？他说：就蹲在坟地的边上，别吭声就是了。接着又问：你怕不怕？我说：不怕……可我怕。 虫嫂那凄厉的哭喊让人头皮发麻……后来还是辈分最长的句儿奶奶发了话，句儿奶奶站在烟炕房门前，说：教训教训她算了，难道还要出人命不成？老蔡呢？！
到了这时候，老姑父才敢站出来了。老姑父站在场院边上，大喝：够了！而后，他喊来民兵，让人找一床单子把虫嫂裹上，送回家去。
而后，女人们仍气不过，又把老拐拽到了烟炕房，手指头点着他的头，齐伙子数叨他。有的说：老拐，你还是个男人么？你要是男人，你就去买把锁！把那烂×锁上！有的说：老拐，你家开肉铺呢？你卖肉去吧！有的说：老拐，你连个女人都看不住，干脆找根草绳兜住屁股上吊算了。有的出主意说：老拐，你把她绑了，夜里不许她出门！有的说：老拐，屎盆子都扣你头上了，你也不生气？有的说：你把她的腿打断，看她还野不野了？有的说：老拐，你是个骡子么？你咋不天天日她个半死？看她还疯不疯了？有的说：老拐呀老拐，你太监了？你看看你，灰毛乌嘴的，你还像个人么？你就是个乌龟王八……可是，无论女人们说什么，老拐蹲在地上，一声不吭。
这天夜里，老姑父派我偷偷地观察着老拐家的动静。看两人打不打架，别出了人命。我在他家窗户上抠了一个缝儿，只见虫嫂在床上躺着，像个死人一样……
老拐在床头蹲着，他手里端着一只大海碗，一直在喝水，一碗一碗地喝凉水，他喝了一肚子凉水，呼呼地喘着气，不住地打嗝……水喝多了也醉人。而后，只听他大声说：脸呢？还要脸么？这以后，叫我怎么出门？我只有把脸装在口袋里了。我已经没脸了，我脸就是屁股。我得去磨刀，我得把刀磨得快些，杀了你，再杀了这三个娃，一了百了！
而后，他突然像猴似的猛地往上一蹿，咯噔了两下，做一金鸡独立，说：谁说我站不直？我能站直，我站起来他妈的也是顶天立地！磨石呢，大国，去给我找块磨石！刀呢，拿刀来！……老拐的声音很大，老拐像是有意让外人听的。
三个“国”也都吓坏了，像雀儿一样蹲在一个角落里……
等到夜静的时候，老拐突然蹿到床前，恶狠狠地说：我杀了你。我真想杀了你！……而后，他在屋里走了一圈，说：还有吃的么？
虫嫂躺在床上，一声不吭。
老拐说：离。说离就离。我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能要这样的女人！
虫嫂突然说：我要走了，娃咋办？
老拐又喝了一气凉水，把水瓢摔在水缸里，说：滚。要滚就带着娃一块走。我可养不了……
虫嫂说：人家都说，买起猪打起圈，娶起媳妇管起饭。你管过么？
老拐说：我真想掐死你。
虫嫂说：掐吧，你掐死我算了。
老拐却突然恶跟狠地说：灭灯，灯里快没油了。
往下，虫嫂突然求饶说：老拐，老拐，老拐，我疼啊……
经过了这事之后，虫嫂有二十多天没有出门。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头肿得就像个发面馍，出不得门了。三个国，一个五岁，一个七岁，一个十岁，大国眼最毒，那眼里全是蚂蚁。他时常站在院子里，恶狠狠地说：……死去！咋不死呢！也不知说谁。只是，从此以后，没有一个孩子再喊妈了。谁也不喊，该叫她的时候，实在拗不过去了，就“哎”一声。
一个月后，等虫嫂能下地出门的时候，她用头巾包着脸，顺着墙根走，人也老实多了。村里女人见了她，仍像见了仇人一样，谁也不理她。可地里的庄稼，她该偷还偷。
那时候，虫嫂的名声已坏到了极点。村里的男人谁也不敢当众跟她说话了。在村街里，只要看见有男人跟她说话，就有村里女人呸他。
在村子里，情绪是蔓延的。
尤其是女人，女人们的窃窃私语……影响着一个村子的空气和氛围。
有一段时间，虫嫂家的三个“国”，每次放学回家，身上都带着伤。
虫嫂有点诧异，说：又跟人打架了？
三个孩子，谁也不吭……最初虫嫂并不在意。也许虫嫂觉得，都是野孩子，满地滚，受点皮肉伤，不算什么。谁家孩子不淘气呢？
可是，有一天，当她走到村口时，却发现有人在村口摆了两个小石磙，石磙中间放着一根苇子秆，她的三个“国”，正背着书包，依次从苇秆下爬过去……虫嫂“嗷”一声就扑过去了。她大声嚷嚷说：谁让俺钻秆的？真欺负人哪！
周围是一群学生孩子，学生们都在笑……当虫嫂扑上来的时候，他们一哄而散。
虫嫂上去揪住大国的耳朵，说：谁让你钻的？
大国不吭。
二国不吭。
三花也不吭……
后经虫嫂一再逼问，三花哇一声哭了。三花哭着说，一个绰号叫“屁帘”的孩子（治保主任家的老二，他哥绰号“屁墩”），因为丢了一块橡皮，就怀疑上了大国。从此，他纠集了一群上学的孩子，说他娘是贼，他们一家都是贼，要教训教训“贼娃子”……大国已跟他们打了十几架了。他们人多，一哄而上，实在是打不过，就投降了。
虫嫂知道，这是村里女人调唆的结果。蟲嫂没有办法对付那些女人。她男人老拐瘸着一条腿，也是被人耻笑的对象……于是，虫嫂采取了一个很极端的方式。她手里拿着一个药瓶子，瓶子里泡了“八步断肠散”。她把药水背在身子后边，来到大队部，对老姑父说：你不是要谈话么？你怎么谈都行，就是不能让人欺负我的孩子。
老姑父一脸尴尬，怔怔地说：你……不要瞎说。谁找你谈话了？
虫嫂说：你是没谈过。你嫌我脏。我揭发，治保主任谈过。
老姑父张口结舌地说：谈，谈……什么话？
虫嫂说：我就是那黑豆。磨不成豆腐，也可以当药吃。我是没有办法。我不要脸了。我孩子要脸。今儿我可是把身子洗干净了，你“谈”么？
老姑父说：你说清楚，到底怎么了？ 虫嫂说：治保主任欺负我，他儿子也欺负人……你管是不管？
老姑父说：你让我管什么？
虫嫂伸出手，亮出手里的藥瓶，举起来，说：你信不信？你要不管，我一口喝下去，死在你大队部门前！
老姑父慌了，说：你别。你可别。你说。
后来，老姑父先是把治保主任叫来，狠狠地日骂了一顿：管好你的××！……而后，又把那些孩子集中起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那一段时间里，老姑父常在学生放学的时候，黑着脸，在村口站着……就此，那些孩子再也不敢胡闹了。
这年夏天，学校放暑假的时候，大国突然跑了。他才十岁多一点，一跑就是三天，虫嫂急得到处找他……后来，从县上传来消息说，大国在县城的火车站一个人偷偷地扒火车，说是要去乌鲁木齐。结果被火车站派出所的警察扣住了……还是老姑父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去把他保了出来。老姑父问他：狗日的，蛋子大，你去乌鲁木齐干什么？大国不吭。老姑父说：乌鲁木齐远着呢，能是你去的地方？你娘在家都快急疯了！大国斜一眼，恨恨的。
大国回来后，人们问他：这孩子，去乌鲁木齐干什么？
大国还是不说。回到家，当他看见虫嫂的时候，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
很长一段时间，村里的孩子见了大国就喊：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抬炮尿一路！
大国考上县城中学那一年，是虫嫂彻底改邪归正的时候。
大国平时不大说话，闷闷的。可他知道发狠，一个孩子若是发了狠，是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在那一届毕业的学生里，就他一个人考上了县一中。虫嫂当然高兴，她见人就说：国，俺大国，考上了。
在我的记忆里，大国比我小七岁，他考上县城中学那一年，经老姑父托关系保荐，我正好在县一中代过一段课。我是在校园内碰上虫嫂的。她一个小人，背着一袋蒸红薯，被一群学生娃嘻嘻哈哈地围着。后来我才知道，虫嫂背着一袋蒸红薯，进了校园后，逢人就打听大国。她一次次骄傲地对学生们说：看见我儿子了么？我儿子叫个国。国家的国。
县一中有一座两层的青砖楼房，红瓦，名为“蛐子房”。“蛐子房”前面是个大操场。在操场的一个角上，一些县城里的调皮学生丛围着她，一个个逗她说：你儿子叫国？她说：国。大国。国家的国。俺国也是县中的学生，今年才考上的。学生齐声嗷嗷着喊道：国。大国。国他娘来了！
虫嫂背着一袋蒸红薯，就这样被学生们包围着，先是顺着“蛐子房”走，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去找。每到一个教室门前，学生们就大喊：国，国家的国，国他娘来了！于是，围观的学生就越来越多，像玩猴一样。
接下去，这群调皮学生又把虫嫂骗到后院去了。他们领着虫嫂在校园里转来转去，一会儿说在前边教室，一会儿又说在后边教室……就这么从前院到后院，从一排一排教室走过，不停地骗她、戏弄她。她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却一直没有找到她的儿子……最后，还是一个打铃的工友实在看不下了，才把虫嫂领到了蚰子房的二楼。可是，在楼梯处，当学生齐声高叫：国，国家的国！国他娘来了！……不料，虫嫂刚从左边的楼梯上去，大国听到哄闹声，仅是在楼梯上露了个头，一晃人就不见了。
等我碰上虫嫂的时候，她仍可怜巴巴地在楼道里站着。学生轮番地上前戏弄她：国，是吧？她明知学生在逗她，却仍很认真地说：国，大国。国家的国。学生们再一次齐声大喊：国，国，国家的国。日他娘找你呢。国，国，国家的国，日他娘找你呢！……引得一个楼道里的学生们都哄堂大笑。
大国嫌丢人，躲起来了。
坦白地说，我也是爱面子的。看学生像玩猴一样地戏弄她，我也很不好意思。见了面，她追着口口声声地喊我的小名“丢”。这不是丢么，见俺家国了么？……当我硬着头皮把她领到了大国的教室门前，一直到上课铃声响了的时候，大国仍然没有回来……我只好领着她下楼，去我临时的住处。我让她把红薯留下，她不肯，就那么背着那袋红薯在学校门口等着。
县一中旁边是个公园，引颍河水弯出来的一个很小的公园。公园与学校一墙之隔，那时候，常有学生翻墙到公园里去。公园里引了一湾水，起名梦湖。据说，后来，自大学开始招生后，每年大考前，总有学生想不开，跳到梦湖里去了。于是学校就加高了围墙，防止学生跳墙到公园里去。可还是有调皮学生一次次在墙上挖个窟窿，溜到公园里去，屡禁不止。
梦湖边上，有一条砖铺的甬路，通往一个小土丘，丘上有个八角凉亭，那也是县城唯一的景观。大国就在那个亭子里躲着。等我找到他时，天已经黑了。我说：大国，你妈看你来了。大国站起身来，冲下凉亭。我以为他后悔了，要跑去见他妈了，可他却冲到一棵松树前，对着树撒了泡尿。他一边撒尿一边冷冷地说：管她鳖孙呢！我怔了，说：说谁呢？谁是鳖孙？你妈？！他抬头看了看我，说：她把人都丢尽了。她不是我妈。我说：你妈给你送吃的来了。可他却提上裤子，重新回到凉亭里，往栏杆上一坐，默默地望着远处。
我也凑过去坐下，拍拍他。我说：大国……
大国突然说：你知道乌鲁木齐么？
我笑着说：库尔班大叔（那是小学课本里讲过的）？
大国仍说：乌鲁木齐。
我说：你想去乌鲁木齐？远着哪。
大国说：二栓他舅说，乌鲁木齐，地广人稀，抬炮尿一路。
大国咬着牙说：我要是乌鲁木齐有亲戚，我早就跑了！
那时候，在平原的乡村，人们逃跑的首选地就是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很遥远，是走投无路的一种选择。抬炮尿一路，是对自由的向往。还有吐鲁番的葡萄。
一直等到天黑了，县城里的学生都放学回家了，我才把大国拽起身。他很勉强地、慢慢腾腾地从公园墙外的一个豁口处跳进来，在我的一再催促下，一步一步地朝校门口走去……虫嫂一直在学校门口等他。
大国看四下无人，快走到虫嫂面前，猛地夺过那袋红薯，恶狠狠地说：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来了？！ 虫嫂可怜巴巴地说：我给你送吃的来了。
大国说：走。赶紧走。以后你别来了。
虫嫂说：我想趁热给你送來，怎么了？
大国瞪着眼说：你在村里丢人还嫌不够？又跑学校里来嚷嚷？你嚷个啥？我还没死呢！……
虫嫂看着儿子的脸色，很委屈地说：我，我也没说啥呀？
大国连声说：你来干啥？你是想让我死呢？！
虫嫂仍然很巴结地望着儿子，赶忙从兜里掏出一个脏兮兮的手绢，解开来，里边是钱，说：我给你拿来五块钱，卖花生的钱。
大国接过钱，往兜里一塞，看了他娘一眼，再次恶狠狠地说：我警告你，以后别来了。
虫嫂说：那你……吃啥？
大国说：你别管。
虫嫂说：孩儿，孩儿……我知道，娘给你丢人了。
大国冷冷地说：记住，别再来了。
虫嫂回身望我一眼，说：丢儿，你看，他不让我来。吃啥呢？
大国突然满脸是泪，说：你敢再来，这学我不上了！
虫嫂心疼儿子。她怔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说：那，下回，等下回了，我给你送到桥头上，行不？
大国扭头就走。
虫嫂喃喃地说：孩儿，都怨我了。都是我不好。
据我所知，此后，虫嫂仍是每星期给大国送一次馍。她每次都拿着馍兜等在桥头上。一直等大国下课后，从学校那边腾腾走过来……每每大国接过馍兜，一句话也不说，扭头就走。
有一年，下雪的时候，我在小桥上碰上了虫嫂。虫嫂站在桥头上，手里提着一篮子馍，还有一罐她腌的咸菜。我骑着老姑父的那辆破自行车，上桥后，看见她的时候，权当打招呼，我按了一下车铃。可当铃声响的时候，就见虫嫂在那边的桥头上一闪，人忽然蹲下来了。
她蹲在地上，抬头像贼一样四下瞅着。当她看见是我，松了口气，说：丢儿，看见俺国了么？我说：你怎么蹲这儿呢？她说：我给俺国送馍呢。一星期送一回馍。我说，你怎么不去学校？她说：不去了。净让人笑话。我说，你给我吧，我给你捎过去。她说，不了。俺国，学习咋样？我说，成绩不错，排在前十名。她笑了笑，说：你忙吧。我再等等。而后，她突然弯腰小跑着，追上说：你可别告诉大国，你见我了。
当时我愣住了。在我眼里，无耻到极点的虫嫂，连游街时还敢涎着脸笑的虫嫂，在儿子面前，却成了个受气包。大国不让去学校，她就不去，一直在这小桥上等。她的手肿得像发黑的面包，手里拿着个破手绢，手绢里包着厚厚的一沓子钱。我知道，那手绢里几乎全是毛票。那是她走乡串村收鸡蛋、卖鸡蛋挣的。
虫嫂改邪归正完全是因为孩子。那时候，三个孩子都不喊她妈了。特别是大国，看见她鼻子里总哼、哼的，很蔑视的样子……这让她十分伤心。是啊，家里的孩子大了，不想再听那些风言风语了。虫嫂一定是从孩子的眼神里看到了什么。
此后，我又听人说，那年放寒假的时候，由虫嫂提议，老拐主持开了一个“家庭会”。虫嫂很主动地搬了一个小板凳，放在屋子中间，而后，她站在小板凳上，对着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那张领袖像已被烟熏得有些发黄了，庄严地举起右手，郑重地宣布说：大国，二国，三花，你们大了……我保证，我向毛主席保证，我改。我一定改。从今往后，你娘再也不干丢人的事了。你娘再不会让人戳脊梁骨了。
她说完了，又可怜巴巴地看着三个孩子。可大国、二国、三花谁也不说话，就那么默默地看着她，像不认识似的。
虫嫂望着大国，可怜巴巴地说：我真改了。
大国却恶狠狠地说：下来吧，别丢人现眼了。
等到二国上中学的时候，老拐去世了。
老拐走得很急。老拐的腿从小就坏了，是摔坏的。现在，那条坏腿上长了个流水的疮，整天烂。开初他也没在意，后来一直不见好，越来越重，路也走不成了。虫嫂拉着他进了县城，经县医院的医生看了，说是骨癌。一听说是骨癌，虫嫂说：啥是骨癌？后来，县里医生用土话说：在乡下，这就是“铁骨瘤”。虫嫂听懂了，一屁股坐下了。
老拐笑了。 老拐恶狠狠地笑着说：别愣着了。回去借钱吧。
老拐明知道她在村里名声不好，借不来钱。老拐是故意说的。老拐说了之后，很得意地望着她。也是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老拐腿上有疮，心上也有疮。也许，他憋屈得太久了。人们的耻笑声一起在他心里藏着、捂着。在那些日子里，他心里存了太久的恶意和毒气。他说：我死了你再走一步，找个全活人。
虫嫂慌慌地站起身来，就地转了一个圈儿，喃喃地说：我借。我回、回娘家去借。
这时，老拐才说：算了。不看了，回去吧。
虫嫂说：既来了，咋也得吊瓶水呀！
老拐说：不看了。
虫嫂说：还是吊瓶水吧。
老拐说：你要是还念我是你男人，就给我炒一盘“星星”吧。——炒星星是豆面、红薯面加红柿子做的，油要大，甜的，沙沙的。
虫嫂说：馋了？
老拐嗯了一声。
虫嫂说：你等着。
虫嫂本打算跑回去借钱的。可她走到县防疫站门前，看见有人在排队卖血，于是就排上队，让人抽了一管子血，挣了二百六十块钱。拿上这二百六十块钱，虫嫂跑回来，喘着气说：吊水，吊水吧。又一问，住院的话，光押金至少三千。老拐说：不治了。你手里有多少钱？虫嫂说：二百六。我还能挣。老拐说：回家。
在回村的路上，老拐说：我想吃一盘炒星星。
虫嫂停下车，说：吃啥？
老拐说：炒星星。
虫嫂说：家里没有豆面了。
老拐说：你再偷一回。
虫嫂停下车，就到路边的豆地里去了……过了一会儿，她竟空着手回来了。说：他爹，再偷一回不算啥，我怕收不住手……我给孩儿保证过。 就这样，大国推着那辆新自行车走了。临走，他吩咐说：那辆车，还能骑，给二国吧。记住，让二国去找我。他走了几步，又回过身，小声说：县城里有浴池，去洗个澡吧。
虫嫂嚅嚅地说：我，在家天天洗。
那时候，虫嫂在县城收破烂已有些年份了。她在城郊租了一个小趴趴房，先是每日里沿街收，收了之后还要分拣，把各样的废品、垃圾分类……那地方还有个臭水沟。到处都是苍蝇和蚊子，整日嗡嗡的，是繁殖细菌的世界。可以说，她每天都生活在细菌之中。一个长年生活在细菌中的人，反倒是最不怕细菌的。虫嫂长年与苍蝇蚊子做伴，与细菌为伍，她已成了一个“细菌人”。细菌人身上早已有了抗体了，反而很少生病，一般的头疼脑热扛一扛也就过去了。可细菌多了，汗多了，身上没有别的，有味。所以，她终年拿着一把芭蕉叶扇子，扇那些不好闻的味。
那一日，经大国提醒后，虫嫂开始注意穿着，也知道讲究些了。
她狠狠心，第二天傍晩就去了县城的一家浴池。她怯生生地走进去，随着人家排队买票，她问人家洗一次多少钱，卖票的说：五块。她说：这么贵？卖票的翻眼看看她，她赶忙说：买。我买。卖票的又说：要膏么？她说：啥高？洗个澡，还量尺寸？卖票的说：洗头膏，你要不要？她说：不要。我有肥皂……那也是她此生第一次花钱洗浴。五块钱洗一澡，挺贵的。她有些肉疼。后来，她对三花说，那池子里的水真热呀！真舒服呀！我差一点泡晕过去了。真好，真是好！……后来，再去洗的时候，在浴池里，有好心的女人告诉她，别在那池子里泡，不卫生。可她就喜欢在池子里泡。她说：烫烫的，多解痒啊！她先是嫌贵，半年洗一次，后来仨月洗一次，一直到一月洗一次……每天收工回来她都要烧上一锅热水，浑身上下擦洗一遍。见了三花，她第一句话就问：你闻闻，我身上有味么？见了二国，她也问：我身上还有味么？而后就说澡堂子里的事，说忒贵。再上街的时候，若是偶尔碰上个熟人，她也说：你闻闻，我身上有味么？人家说：啥？她说：味。有邪味么？
再后来，她出门收破烂的时候，也尽量穿得整整齐齐的，常走那条街……可她再也没碰上过她的大儿子。
其实，不光是老大，老二也嫌弃她身上的味。二国在县中上学时，仍然不肯让虫嫂到学校里去看他。二国性格绵软些，不像大国脾气那么倔，可他更爱面子。二国虽也不大爱说话，但心思缜密。先是约在小桥上见面，后来他不停地更换跟虫嫂见面的地点，每次见面都是事先约定好的。
从二国上高中开始，虫嫂就成了一个“地下工作者”。无论是送钱还是送粮，都是按二国指定的接头地点见面。那些年，每逢到了让家长签字时，二国先是自己冒名签……到了万不得已时就去找大国，让大国代“家长”签字。其实，两人早就见过面了，只是不让虫嫂知道。弟兄俩达成了一种默契，大国仅是代“家长”签字，别的不管。钱粮仍由虫嫂负责，一直到他考上大学为止……二国有一点好，见了娘，他不多说话，也不厉害人，还知道问一声冷暖。就这一点，虫嫂就很满意。一直到二国考上了大学后，仍然是虫嫂每月初一从邮局给他寄钱。
三花最小，心善，也是兄弟姊妹三个中唯一喊妈的。这一点让虫嫂十分欣慰。她虽然在县城边上住着收破烂，离三花上的中学很近，可她早已习惯了避人，不到学校里去，不给孩子添堵。她仍然是私下里跟三花见面，是她主动要求的，这种联络方式已成了一种习惯。偶尔，放假的时候，三花也会偷偷地跑到她收破烂的趴趴房里帮她干些活儿，整理一下那些收来的书报杂志。可虫嫂坚持不让她出门，怕万一让人看见，丢了孩子的脸。
那时候县城还未大面积地扩建，就那么几条主要街道。在那些年份里，在县城工作的人隐隐约约都会记得一个收破烂的小个子女人，推着一辆比她还高的破三轮车，很挣扎地在路上走着。这女人有个特点，无论冬夏，她手里都拿着一把破芭蕉叶扇子，一路上拍拍打打的。忙的时候，那把芭蕉叶扇子就挂在三轮车的车把儿上。那扇子已破得不成样子了，扇把儿上缠着一圈一圈的毛蓝布，把儿上的毛蓝布已被脏手摩挲得油污污的，成了黑的了。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虫嫂每日里推着那辆破三轮车，在县城里吆喝着收破烂。她供了老大，供老二，供了老二，又供老三……一直到把三个“国”全都供出来，都有了工作，且先后成了家。
據村里人说，街口上一家邮电所的人全都认识她。她一去，邮电所的人就说：来了。她说：来了。办完了事，她人一走，邮电所那个给她办汇款手续的姑娘逢人就说：你别不信。就她，就这小个女人，收破烂的，养了仨大学生。
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份快乐。在县城的那些年，是虫嫂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有一段时间，她的三轮车把上，除了那把扇子，还挂着一个小收音机。那小匣子也是人家不要的，匣子用胶布粘着，摇一摇还响，她还听戏呢。常香玉、申凤梅、七品芝麻官之类，她都喜欢听。还听人说，隔墙那收破烂的老头看她利索、能干，也常去帮她拾掇拾掇。夜里，也敲过她几回门，有点“那个”她的意思……被她拒绝了。
虫嫂是后来得了腿疼病，实在走不动了，才回村的。
据说，虫嫂是打了一辆“面的”回村的，这也是她平生第一次。
虫嫂回村那天穿得十分体面。她穿着一件新买的栽绒小大衣，脚上还穿着一双新买的半坡跟的皮鞋，显得很阔绰。只是手黑。她回村引起了全村人的轰动。谁都知道，她的三个孩子，全考上了大学，都成了国家的人了。在平原的乡村，母以子贵啊！虫嫂这次是彻底翻身了。她大大方方地走在村街上，见人就打招呼。人们说：呀，这不是拐嫂么？回来了。她说：回来了。人们说，可有些日子了？她说：是呀，是呀。
虫嫂这次回来，买了整整一布袋大白兔奶糖，每一家都去送了礼，一家一小袋大白兔奶糖。她逢人就说：大国很好。二国很好。三花也中了。都是国家的人……分开这么多年，人们也不再嫉恨她了，都说：仨大学生，你该跟着享福了。她还谦虚了一下，说：腿疼，指头疼，也享不了几天福了。
全村人都看着这个小个女人，人人都摇着头，觉得不可思议。是呀，一个偷了一辈子的女人，如今竟也衣锦还乡了。这就像是—个奇怪的梦。夜里，村里有好多人都睡不好觉了。有人私下议论：啥理呀？没理。你说，她—个偷儿，她教育谁呢？她怎么教育的？可她的三个孩子，怎么就一个比—个出息呢？有人叹道：这世道真是变了呀。 在村街里，人们互相见了，指着虫嫂家的房子，一个个感叹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她真是命好啊！
不料，虫嫂回乡下住了几个月后，突然又要到城里去了。这年的麦罢，三花回村看了她……而后，她逢人就说：家里蚊子忒多，咬得慌。仨孩子非让去，都争着养活。我说了，也不在一家住。就三家轮着住吧，一家一月。
村人摇着头说：看看人家。看看人家！
又过了一年，虫嫂去世了。
虫嫂是那一年的年关，让人拉她回村的。回来时，她已下不了车了，是让一个拉三轮的背进屋去的。村里人都跑去看她，一个个说：拐嫂，你也不言一声，大过年的，咋这时候回来了？她见人就说：孩子们都很好。都孝顺。可她享不了这福。她又说，城里啥都好，可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她说，这人一闲，病就出来了，腰也疼，腿也疼，浑身哪儿哪儿都疼。也说不出啥病，是闲的了。她还说，她不想连累孩子，就偷着回来了……村里人都说：这人，说回来就回来，孩子们能不着急么？她说：说了。走后才让人捎信儿的。怕他们不让。人们听了，觉得她话里有话，也不便多问。
她是三天后咽气的。临死前，她伸手去够那把破扇子，她说：扇子，这把扇子跟了我多年……她身上没有力气了，够了几次，没够着。临咽气时，她伸手指了指，喃喃地说：我不连累人。我还有把破扇子。
后来又有传闻，说虫嫂之所以回来，是因为大月和小月的缘故……
據说，把虫嫂接到城里，本是三花的主意。按三花的话说，她一是心疼娘，二是想让虫嫂帮她带一带孩子。于是就出面跟两个哥哥商量，要把虫嫂接到城里来，由三家轮流供养。大国开始不愿。可他是老大，不便拒绝。再说了，在家里他也是个怕老婆的主儿，不当家。后来大国只答应出钱，坚决不让去家住。于是就由二国和三花轮流养活，一轮一个月。开初还好，虫嫂帮他们看个孩子，做做饭，一天到晚也不闲着……只是时常会遭受媳妇和女婿的白眼。她都忍了，小心翼翼的，免生气。
虫嫂就这么在两家住着，一轮一个月。可轮着轮着，就出了嫌隙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二十八天。二国、三花偏偏在这件事上没有商量好……到了这一年年关的时候，这个月是小进，只有二十九天。就在二十九号晚上，三花出差在外，她女婿按一月一轮的规定，把生了病的虫嫂送到了二哥家门前。
可这天二国也不在家，二嫂不愿接，问大月小月怎么算？二嫂这人大学本科毕业，理性，有洁癖，为人偏执，非要争个道理。她很认真地对虫嫂说：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二十九天，这不是钱的问题，谁也不缺这俩钱，是时间的问题……可这边，三花的男人是做生意的，年关这一段生意好，他急着去办年货呢，不想跟老二家啰唆，说：自己老人，差这一半天哩？二嫂说：你别走。话不能这样说。谁也没说不养老人……三花女婿不吃她这一套，急着要走，两人吵了几句，把虫嫂放下就走了。
于是，就把虫嫂晾在门外了。天寒地冻的，虫嫂在二国门前坐了很久……那会儿，虫嫂一定很伤心。她怎么也没想到，她会让女婿和媳妇晾在门外。
无梁村人又一次愤怒了！
安葬虫嫂时，村人还以为她很有钱。她收了十二年破烂，都说她发了。可是，搜遍了整个家，却没找到一分钱，只找到了一百零四份邮局的汇单，那一张张汇单上写着吴大国、吴二国、吴国花的名字……还有那把破扇子。
全村人商量说，要把大国、二国、三花揪回来，好好羞辱他们一番！不然，就去县上告他们！还有的说，把那些邮局的汇单贴出来，举着拿到县上去，看他们脸往哪儿搁？！
一村人正闹嚷嚷地商量着如何惩罚这些不肖之子！大伙又一次兴奋起来，想了很多办法……可就在这时，突然有心细的女人拿起了那破扇子，说：怪了，这虫嫂为啥老提扇子呢？有人说，是啊，她咽气时，指了又指，一再说：扇子。她还有把破扇子。这啥意思？……于是，女人们拿着那把破扇子，你看我看，众人传来传去，终于发现，那缠着布条的扇子把儿上果然有蹊跷。待解了那缠在扇子把儿上的破布，那布黑污污的，一层一层的……发现里边裹着的竟是一个存折，存折裹在扇子把儿上，由一层层的黑布缠着，存折上有三万块钱！
人们惊叹一声，说：这个女人哪！
一听说扇子把儿上缠有存折，大国回来了，二国回来了，三花也回来了，都说是要争着行孝的……可村人们把着村口不让他们进村。大国本来嚷嚷说要跟村里本家人打官司，可问了律师后，就再也不吭了。
有了这三万块钱，在老姑父的带领下，经村委会出证明取出来后，给虫嫂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的葬礼。于是，村街里搭了灵棚，置了桐木棺材，请来了四班响器，还租来了三个哭丧的“孝子”，一人给一百块钱。租来的“孝子”很卖力，又哭又唱的，声震屋瓦，一街两行围了很多人看。丧宴也办得很体面，院子里整整摆了四十桌酒席，上的是全鱼全鸡，很隆重的丧宴……那些曾经打过她、骂过她的女人，一个个哭着，把虫嫂洗得干干净净的，送进老坟里去了。
虫嫂和老拐合葬后，还用剩下的钱立了一通碑。
据说，后来，大国、二国、三花也翻脸了。
三家就“大月与小月”大吵一架！……从此以后，再也不来往了。
每到清明节，三花回来一次就哭一次……可她回来并不到村里去，只去坟地，烧一烧纸钱，哭了就走，不见村里任何人。
大国、二国再没回来过，人们说，他们是没脸回来了。
又过了一些年，大国提拔了，当上了县教育局分管招生工作的副局长。
无梁村人听说后，又开始主动找上门去。去的时候，带些土特产：小磨香油、柿饼、花生什么的。还怕人家不让进门，心里打鼓，怯怯地、很孙子地叫一声：吴局长，吴局长在家么？……吴局长倒也大度，客客气气的，不与村人计较……凡能办的事，也办。就这样，大国又与村人来往了。这时候，人们又说：其实，大国人不赖，虽说当了官，挺仁义。当然，为的是孩子……
虫嫂的事，没人再提了，一句也不提，好像世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地里的草，该长还长。谁都知道，有一种草，那叫“小虫儿窝蛋”。
作者简介： 李佩甫，作家，河南人。著有长篇小说《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城市白皮书》《等等灵魂》等，中篇小说集《黑蜻蜓》《田园》等。其作品曾获得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部分作品翻译到美国、日本、韩国等地。
摘自作家出版社《生命册》一书
责任编辑：蒋建伟
美术插图：段 明
那是一种毫无来由的、纯天意的生存方式。来也无踪，去也无影儿，但它仍然是一岁一枯荣。
比如，翎子花。此花长菱形状，先绿后红，会变色。据说，翎子花不知是何方神圣（或是雁儿？或是燕儿？）在何处吃了些什么，经过那小小肚肠消化后，變成了鸟儿在天空飞过时拉下的屎，那鸟屎不知会落在哪里。可它一旦落在平原的大地上，就会化腐朽为神奇，长出一株株奇异的植物来，昂扬地活。
比如：地龙花，当地人俗称“抓地龙”。此物随地蔓爬，有的竟能爬出一丈多远，拖很长的秧子。那秧棵是很不起眼的灰绿，每爬一节都随地扎根，每一节都有扒地的根系，若是剪去一节，余节仍在生长。此花星碎，蔓开蔓长，杂开着白色、紫色、粉红色、米黄色小花，春天里满地生辉，灿若星辰。可至今仍没人知道此花的出处。冬日就不见了，来年再生。
比如，仙人花，也叫“仙人指路”，又叫卦人花。此花朵小，有红有白，水粉样。花上伸一长茎，茎上开黄花后结籽。此花有别于平原上的花，少，极艳，秋死春生。传说此花是“踏生”，是早年那些个牵骆驼的人，从千里之外，一步步走进平原，那花种是从鞋底或骆驼蹄缝儿里沾带过来的……自然也无出处。
比如，野生的喇叭花，城里人叫牵牛花，非人工养殖。没有人知道野生喇叭花的出处，植物学上说它产于南美洲。可它怎么就来到了平原？是风送它来的么？没人知道。可它在平原的乡野，也是一岁一枯荣。正因为野生野长，来去无踪，且无处攀缘，朵要小一些，淡一些，怯生一些。也正因为它的艳丽，后来才被一些人采回家去，培育成了名花的。可野生的喇叭花仍然无种无植，遍地开放。
无来由、非人工的，还有一种，叫作“小虫儿窝蛋”。
在无梁，“小虫儿窝蛋”又被称为“夜里会说话”的花。至于为什么说它夜里会说话，这是老辈人说的，我不懂。
“小虫儿窝蛋”是生长在平原上的一种野花。据说，“小虫儿窝蛋”白日里是不长的。你就是盯着它看，不眨眼地盯着看，它也不长。它只在夜里长，夜里趴下细听，似有滋声。这种花虽说是丛生，却也蔓长，草丛里朝天伸出一细细的长茎，茎上擎着一个盘样的花苞，花苞里托着几个蛋样儿小果，春来果是绿的，熟了的时候紫黑。这种草花看上去小身小样的，却有一种惊天动地的弹射功能，每当冬天到来的时候，寒风一冽，那花苞陡然间就炸开了……送出去的是它们的种子。种子落在地里，能不能活下来，往下就看它们的造化了。
在平原的乡村，“小虫儿窝蛋”一般都生长在沟渠边沿的杂草丛里，数量并不多，不经意你看不见它。它的果我尝过，涩涩的，浆是苦的，有一丝甜意。
我之所以给你说“小虫儿窝蛋”，还因为它与一个女人有关。
你知道，在我最倒霉、最难受的日子里，还让我能笑出来的人是谁么？我让你猜一千次也猜不到。是的，就是这个绰号为“小虫儿窝蛋”的女人。
在无梁，她被简称为“虫嫂”。
在我少年时期的记忆里，虫嫂是很袖珍的。
虫嫂是老拐的女人。很难说她的个子了，也就一米三四的样子或是更低。她结婚的那天，老拐牵着她走出来的时候，就像一个大人牵着一个孩子。老拐个子高，却身有残疾，一只腿瘸着，走的是“蚰蜒路”。所以，每当两人走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一赶一赶的麦浪，给村人带来了很多快乐。
记得，当众人起哄，逼着两人喝“交杯酒”的时候，老拐的腰弯成一弓形，虫嫂踮着脚尖，高扬着下巴，显得极不对称，就像是一只老狼抱着一只小羊。全村人都笑了，笑得很开心。所以，虫嫂自嫁到无梁的那一天，就是作为笑料存在的。拿现在的说法，她几乎就是全村人的“开心果”。
那天夜里，一村人都在听老拐的房……
老拐说：天不早了，灭灯吧？
虫嫂说：先说说，塌了多大窟窿？
老拐说：不多……那个，灭灯吧？
虫嫂说：说说，我心里有个数儿。
老拐说：三百多。
虫嫂说：恁多？咋花的？
老拐说：还有看腿的，四十七块六。
虫嫂说：你一不全活，我一小人国，咋还？
老拐说：慢慢还。都喂饱牲口了……先那个，灭灯。
虫嫂说：不急。家里还有多少粮食？
老拐说：还有二十多斤红薯干……
虫嫂说：就吃这？
老拐说：窖里还有些红薯。
虫嫂问：见面时，你身上穿那衣裳？
老拐说：借的。
虫嫂说：自行车？
老拐说：借的。
虫嫂说：缝纫机？
老拐说：豌豆家的，明天一早还。
虫嫂说：还有啥不是借的？
老拐说：人。日他姐，你还睡不睡了？嗯？
虫嫂说：……嗯。
老拐说：嗯嗯……
虫嫂说：挪挪。
老拐说：掐我干啥？
虫嫂说：……挪挪你那坏腿。
老拐说：我还有好腿呢！
虫嫂说：你到底几条腿？
老拐说：要、灭了灯……三条。
于是，光棍汉们站在老拐家的后窗外，笑着大声喊：灭灯！灭灯！
……灯果然就灭了。
在无梁，在男女之间，关乎“性事”，语言极为丰富，暗语很多，每一家的床头上都有些创造。比如：“吃蜜蜜”“吃荞麦面窝窝”“睡了再睡”“倒上桥”，以及“啊、嗯、哎、晦”之类……“灭灯”是老拐的创造。
第二天一早，当太阳挂在树梢上的时候，远远望去，人们看见村口滚动着一个巨大的“刺猬”。那“刺猬”背对着朝阳，看上去毛炸炸的，还一歪一歪地滚动着。一直到近了的时候，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是老拐家的新媳妇，背着一个大草捆。很能干哪！ 一个人一旦有了贼的恶名，她就是“贼”了。
此后，在我的记忆里，村口几乎就是虫嫂的“展览台”。每次放工回来，村里的治保主任都会把虫嫂单独留下来，当着众人搜一搜。她割的草，她背的草筐，都要翻上几遍。一旦查出了什么，就罚她站在一个小板凳上，浑身上下摸了一遍又一遍。她不在乎，一摸，她就笑。再摸，她还笑，咯咯地笑。治保主任四下看看，说：老实些。她说：痒。治保主任吓唬她：再不老实，捆起来。她说：真是痒。我胳肢窝儿有痒痒肉。治保主任问她：你要脸不要？她先说：要。又说：不要。治保主任问：那你要啥？她说：娃饿了。
一个小个女人，就那么让她站在小板凳上，摇摇晃晃的，显得很滑稽。每当这时候，总是有许多人围着看，一般人是受不了这个的，多丢人哪！可虫嫂在小板凳上站着，不管你搜出了什么，她都神色坦然，还笑嘻嘻的。人们劝她说：虫嫂，你咋这样？老不好啊？
她还是那句话：娃饿了。
此后人们也就习惯了。一天劳动下来，很累，在村口上拿虫嫂逗逗趣儿，人们很快活。于是虫嫂就成了人们日子里的“盐”。日子很苦，人们还是笑嘻嘻的，有盐。
人们都知道，她衣服上缝着很多的口袋，见什么拿什么。偷玉米，偷红薯，偷场里的黄豆、绿豆、黑豆，偷……有一次，她竟然偷去了拴牛的“鼻就”。人們很奇怪，问她，你要那“鼻就”（牵牲口用的）干什么？就一节皮条拴个铁圈子。她先是不说，问急了，说：我看那皮条怪结实。人问：你有啥用？她说：头绳太费了。给国花扎个小辫儿啥的。人说：那么宽的皮条，怎么扎？她说：用剃头刀（她还会剃头，剃光头，老拐的头就是她给剃的）割成一溜儿一溜儿的，结实。气得喂牲口的老料跳着脚骂娘！
当我仍在各家轮流吃派饭的时候，每次轮到老拐家，都要隔过去，或是饿上一天，那是因为他家的饭食实在是太差了。她家细粮少，红薯多。我估摸着她家的红薯有一半都是偷来的。她家五口人，老拐身有残疾，是个吃货。三个孩子也都是吃货，只有她这么一个半劳力。麦子下来的时候，一屋子嘴，蝗虫一样，仅一个夏天就吃光了。所以，她家日常的饭食顿顿都是黑乎乎的红薯面饼子加上菜汤。虫嫂手小，却是一个拍饼子的高手，她把家里的红薯面都在鏊子上拍成饼，挂在一个篮子里，饿了就拿一张。那饼子是坏红薯又加了豆面、红薯干面在鏊子上炕出来的，热着吃还凑合，放干了的时候，吃着又硬又苦，难以下咽。三个孩子都说苦，不吃。老拐也不吃。这些黑饼子大多都是虫嫂自己吃的，黑面饼子蘸辣椒水，只有她吃得。一屋嘴，怎么办呢，也只有偷了。庄稼下来的时候，有什么就偷什么。偷成了她的习性，她的一种生活方式。要是一天不去地里拿点什么，她着急。
村里开“斗私批修”大会的时候，虫嫂常常被勒令站出来。她就站出来。村民起哄说：看不见。看不见哦！于是，就让她站高些。有一次竟让她站在了桌子上，她就站在桌子上。她往桌上一站，人很袖珍，人们哄一下就笑了。有时候，有人喊：小人国，翻个跟头。她真就在桌子上翻个跟头，看上去就像是玩猴一样。
搞“运动”的时候，虫嫂还多次游过街。大队治保主任押着她，脖子里挂着玉米，还有偷来的蒜和辣椒，甚至白菜萝卜，红红白白，一串一串的，像是戴了项链似的……治保主任在前边敲着锣，她在后边走，小短腿罗圈着，从东到西，再从南到北，一个十字街都走遍了，惹了很多人跟着看……人们说，虫嫂的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呢！还有人说，这是虫嫂，要是换了人，非上吊不可！
游街时，走到家门前，她的三个小屁孩子，一个个趴在墙头的豁口处，偷偷地看她。虫嫂也不在乎，还对着门里说：线哦，别蹭了那线。墙头下，有虫嫂在小学校偷来的粉笔头画的白线，那是给三个“国”量个儿头用的，一共三道儿。那白道有擦过的痕迹，一痕一痕的，擦了再画。她很害怕国们长不高，像自己一样……这时村街上有人喊：老拐老拐，快出来。你出来看看，你媳妇披红戴花！……老拐嫌丢人，躲在屋里，说啥也不出来。
虫嫂是惯犯。哪怕是游过街之后，一到晚上，她就又出门去了。夜晚就像是虫嫂的节日，一到晚上她就异常的兴奋。她那小小的身量隐在夜幕里，有时拿着一把小铲，有时还拖着一个麻袋，在无边的田野里，凡是能拿的，她都背回家去。有人说，她真是土命，连土地爷都佑她。那无边的褐土地就是她的依托，田野就是她的衣裳。连那些草儿、虫儿、杂棵子都会给她以庇护。只要一进地里，花花眼，就不见了。
在田野里，虫嫂就是一个魔。一个具有神性的偷儿。她在田野里如鱼得水，青纱帐给了她充分的庇护和自由。一年四季，什么下来她偷什么。当豌豆还青的时候，饱满着汁液的时候，她专拣那最鲜最嫩的摘，挑最好的偷回家给孩子吃。她偷豌豆随手薅一把格巴皮草，把摘下来的青豌豆缠上格巴皮草，捆成一把儿一把儿，包得严严实实的。草成了她随处采用的绳子，谁也看不出来。有时候，她还会在庄稼地里挖出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土窖儿，带上一匣火柴，捡一些干树枝儿，把偷来的嫩玉米或是红薯就地放在窖窝里烧一烧（这样连家里的柴火都省了），一边烧一边在四周割草，草割到一定时候，玉米、红薯也就烤熟了，一个个包上桐叶，再用草裹了，拿回去给孩子吃。有一段时间，若是想知道她家孩子都吃了什么，看看嘴唇就知道了，三个“国”，那嘴唇一时是狗屎黄，一时草叶绿，一时又锅底黑……按现在的说法，在那样的年月里，她的孩子吃的全是“绿色食品”。
由于虫嫂在村里名声不好，提防她的人多，到处都是眼睛……可若是本村偷不成了，她就偷外村的。有一年，邻村的瓜地被她多次光顾，一亩西瓜被她几乎偷去小一半。邻村人都认为是招了黄鼠狼了，还不是一只。不然，谁能背走半亩西瓜呢？这年夏天，虫嫂家的三个“国”一个个肚子吃得圆嘟嘟的。奇怪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连狗都被她收买了。每次她背着麻袋趁着夜色回村时，狗从来都没有叫过。
一天夜里，老姑父突然对我说：丢，今晚我领你长长见识，捉鬼去。你见过鬼么？我说：没见过。老姑父说：要不，咱当一回试试？我说：咋当？他说：就蹲在坟地的边上，别吭声就是了。接着又问：你怕不怕？我说：不怕……可我怕。 虫嫂那凄厉的哭喊让人头皮发麻……后来还是辈分最长的句儿奶奶发了话，句儿奶奶站在烟炕房门前，说：教训教训她算了，难道还要出人命不成？老蔡呢？！
到了这时候，老姑父才敢站出来了。老姑父站在场院边上，大喝：够了！而后，他喊来民兵，让人找一床单子把虫嫂裹上，送回家去。
而后，女人们仍气不过，又把老拐拽到了烟炕房，手指头点着他的头，齐伙子数叨他。有的说：老拐，你还是个男人么？你要是男人，你就去买把锁！把那烂×锁上！有的说：老拐，你家开肉铺呢？你卖肉去吧！有的说：老拐，你连个女人都看不住，干脆找根草绳兜住屁股上吊算了。有的出主意说：老拐，你把她绑了，夜里不许她出门！有的说：老拐，屎盆子都扣你头上了，你也不生气？有的说：你把她的腿打断，看她还野不野了？有的说：老拐，你是个骡子么？你咋不天天日她个半死？看她还疯不疯了？有的说：老拐呀老拐，你太监了？你看看你，灰毛乌嘴的，你还像个人么？你就是个乌龟王八……可是，无论女人们说什么，老拐蹲在地上，一声不吭。
这天夜里，老姑父派我偷偷地观察着老拐家的动静。看两人打不打架，别出了人命。我在他家窗户上抠了一个缝儿，只见虫嫂在床上躺着，像个死人一样……
老拐在床头蹲着，他手里端着一只大海碗，一直在喝水，一碗一碗地喝凉水，他喝了一肚子凉水，呼呼地喘着气，不住地打嗝……水喝多了也醉人。而后，只听他大声说：脸呢？还要脸么？这以后，叫我怎么出门？我只有把脸装在口袋里了。我已经没脸了，我脸就是屁股。我得去磨刀，我得把刀磨得快些，杀了你，再杀了这三个娃，一了百了！
而后，他突然像猴似的猛地往上一蹿，咯噔了两下，做一金鸡独立，说：谁说我站不直？我能站直，我站起来他妈的也是顶天立地！磨石呢，大国，去给我找块磨石！刀呢，拿刀来！……老拐的声音很大，老拐像是有意让外人听的。
三个“国”也都吓坏了，像雀儿一样蹲在一个角落里……
等到夜静的时候，老拐突然蹿到床前，恶狠狠地说：我杀了你。我真想杀了你！……而后，他在屋里走了一圈，说：还有吃的么？
虫嫂躺在床上，一声不吭。
老拐说：离。说离就离。我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能要这样的女人！
虫嫂突然说：我要走了，娃咋办？
老拐又喝了一气凉水，把水瓢摔在水缸里，说：滚。要滚就带着娃一块走。我可养不了……
虫嫂说：人家都说，买起猪打起圈，娶起媳妇管起饭。你管过么？
老拐说：我真想掐死你。
虫嫂说：掐吧，你掐死我算了。
老拐却突然恶跟狠地说：灭灯，灯里快没油了。
往下，虫嫂突然求饶说：老拐，老拐，老拐，我疼啊……
经过了这事之后，虫嫂有二十多天没有出门。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头肿得就像个发面馍，出不得门了。三个国，一个五岁，一个七岁，一个十岁，大国眼最毒，那眼里全是蚂蚁。他时常站在院子里，恶狠狠地说：……死去！咋不死呢！也不知说谁。只是，从此以后，没有一个孩子再喊妈了。谁也不喊，该叫她的时候，实在拗不过去了，就“哎”一声。
一个月后，等虫嫂能下地出门的时候，她用头巾包着脸，顺着墙根走，人也老实多了。村里女人见了她，仍像见了仇人一样，谁也不理她。可地里的庄稼，她该偷还偷。
那时候，虫嫂的名声已坏到了极点。村里的男人谁也不敢当众跟她说话了。在村街里，只要看见有男人跟她说话，就有村里女人呸他。
在村子里，情绪是蔓延的。
尤其是女人，女人们的窃窃私语……影响着一个村子的空气和氛围。
有一段时间，虫嫂家的三个“国”，每次放学回家，身上都带着伤。
虫嫂有点诧异，说：又跟人打架了？
三个孩子，谁也不吭……最初虫嫂并不在意。也许虫嫂觉得，都是野孩子，满地滚，受点皮肉伤，不算什么。谁家孩子不淘气呢？
可是，有一天，当她走到村口时，却发现有人在村口摆了两个小石磙，石磙中间放着一根苇子秆，她的三个“国”，正背着书包，依次从苇秆下爬过去……虫嫂“嗷”一声就扑过去了。她大声嚷嚷说：谁让俺钻秆的？真欺负人哪！
周围是一群学生孩子，学生们都在笑……当虫嫂扑上来的时候，他们一哄而散。
虫嫂上去揪住大国的耳朵，说：谁让你钻的？
大国不吭。
二国不吭。
三花也不吭……
后经虫嫂一再逼问，三花哇一声哭了。三花哭着说，一个绰号叫“屁帘”的孩子（治保主任家的老二，他哥绰号“屁墩”），因为丢了一块橡皮，就怀疑上了大国。从此，他纠集了一群上学的孩子，说他娘是贼，他们一家都是贼，要教训教训“贼娃子”……大国已跟他们打了十几架了。他们人多，一哄而上，实在是打不过，就投降了。
虫嫂知道，这是村里女人调唆的结果。蟲嫂没有办法对付那些女人。她男人老拐瘸着一条腿，也是被人耻笑的对象……于是，虫嫂采取了一个很极端的方式。她手里拿着一个药瓶子，瓶子里泡了“八步断肠散”。她把药水背在身子后边，来到大队部，对老姑父说：你不是要谈话么？你怎么谈都行，就是不能让人欺负我的孩子。
老姑父一脸尴尬，怔怔地说：你……不要瞎说。谁找你谈话了？
虫嫂说：你是没谈过。你嫌我脏。我揭发，治保主任谈过。
老姑父张口结舌地说：谈，谈……什么话？
虫嫂说：我就是那黑豆。磨不成豆腐，也可以当药吃。我是没有办法。我不要脸了。我孩子要脸。今儿我可是把身子洗干净了，你“谈”么？
老姑父说：你说清楚，到底怎么了？ 虫嫂说：治保主任欺负我，他儿子也欺负人……你管是不管？
老姑父说：你让我管什么？
虫嫂伸出手，亮出手里的藥瓶，举起来，说：你信不信？你要不管，我一口喝下去，死在你大队部门前！
老姑父慌了，说：你别。你可别。你说。
后来，老姑父先是把治保主任叫来，狠狠地日骂了一顿：管好你的××！……而后，又把那些孩子集中起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那一段时间里，老姑父常在学生放学的时候，黑着脸，在村口站着……就此，那些孩子再也不敢胡闹了。
这年夏天，学校放暑假的时候，大国突然跑了。他才十岁多一点，一跑就是三天，虫嫂急得到处找他……后来，从县上传来消息说，大国在县城的火车站一个人偷偷地扒火车，说是要去乌鲁木齐。结果被火车站派出所的警察扣住了……还是老姑父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去把他保了出来。老姑父问他：狗日的，蛋子大，你去乌鲁木齐干什么？大国不吭。老姑父说：乌鲁木齐远着呢，能是你去的地方？你娘在家都快急疯了！大国斜一眼，恨恨的。
大国回来后，人们问他：这孩子，去乌鲁木齐干什么？
大国还是不说。回到家，当他看见虫嫂的时候，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
很长一段时间，村里的孩子见了大国就喊：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抬炮尿一路！
大国考上县城中学那一年，是虫嫂彻底改邪归正的时候。
大国平时不大说话，闷闷的。可他知道发狠，一个孩子若是发了狠，是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在那一届毕业的学生里，就他一个人考上了县一中。虫嫂当然高兴，她见人就说：国，俺大国，考上了。
在我的记忆里，大国比我小七岁，他考上县城中学那一年，经老姑父托关系保荐，我正好在县一中代过一段课。我是在校园内碰上虫嫂的。她一个小人，背着一袋蒸红薯，被一群学生娃嘻嘻哈哈地围着。后来我才知道，虫嫂背着一袋蒸红薯，进了校园后，逢人就打听大国。她一次次骄傲地对学生们说：看见我儿子了么？我儿子叫个国。国家的国。
县一中有一座两层的青砖楼房，红瓦，名为“蛐子房”。“蛐子房”前面是个大操场。在操场的一个角上，一些县城里的调皮学生丛围着她，一个个逗她说：你儿子叫国？她说：国。大国。国家的国。俺国也是县中的学生，今年才考上的。学生齐声嗷嗷着喊道：国。大国。国他娘来了！
虫嫂背着一袋蒸红薯，就这样被学生们包围着，先是顺着“蛐子房”走，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去找。每到一个教室门前，学生们就大喊：国，国家的国，国他娘来了！于是，围观的学生就越来越多，像玩猴一样。
接下去，这群调皮学生又把虫嫂骗到后院去了。他们领着虫嫂在校园里转来转去，一会儿说在前边教室，一会儿又说在后边教室……就这么从前院到后院，从一排一排教室走过，不停地骗她、戏弄她。她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却一直没有找到她的儿子……最后，还是一个打铃的工友实在看不下了，才把虫嫂领到了蚰子房的二楼。可是，在楼梯处，当学生齐声高叫：国，国家的国！国他娘来了！……不料，虫嫂刚从左边的楼梯上去，大国听到哄闹声，仅是在楼梯上露了个头，一晃人就不见了。
等我碰上虫嫂的时候，她仍可怜巴巴地在楼道里站着。学生轮番地上前戏弄她：国，是吧？她明知学生在逗她，却仍很认真地说：国，大国。国家的国。学生们再一次齐声大喊：国，国，国家的国。日他娘找你呢。国，国，国家的国，日他娘找你呢！……引得一个楼道里的学生们都哄堂大笑。
大国嫌丢人，躲起来了。
坦白地说，我也是爱面子的。看学生像玩猴一样地戏弄她，我也很不好意思。见了面，她追着口口声声地喊我的小名“丢”。这不是丢么，见俺家国了么？……当我硬着头皮把她领到了大国的教室门前，一直到上课铃声响了的时候，大国仍然没有回来……我只好领着她下楼，去我临时的住处。我让她把红薯留下，她不肯，就那么背着那袋红薯在学校门口等着。
县一中旁边是个公园，引颍河水弯出来的一个很小的公园。公园与学校一墙之隔，那时候，常有学生翻墙到公园里去。公园里引了一湾水，起名梦湖。据说，后来，自大学开始招生后，每年大考前，总有学生想不开，跳到梦湖里去了。于是学校就加高了围墙，防止学生跳墙到公园里去。可还是有调皮学生一次次在墙上挖个窟窿，溜到公园里去，屡禁不止。
梦湖边上，有一条砖铺的甬路，通往一个小土丘，丘上有个八角凉亭，那也是县城唯一的景观。大国就在那个亭子里躲着。等我找到他时，天已经黑了。我说：大国，你妈看你来了。大国站起身来，冲下凉亭。我以为他后悔了，要跑去见他妈了，可他却冲到一棵松树前，对着树撒了泡尿。他一边撒尿一边冷冷地说：管她鳖孙呢！我怔了，说：说谁呢？谁是鳖孙？你妈？！他抬头看了看我，说：她把人都丢尽了。她不是我妈。我说：你妈给你送吃的来了。可他却提上裤子，重新回到凉亭里，往栏杆上一坐，默默地望着远处。
我也凑过去坐下，拍拍他。我说：大国……
大国突然说：你知道乌鲁木齐么？
我笑着说：库尔班大叔（那是小学课本里讲过的）？
大国仍说：乌鲁木齐。
我说：你想去乌鲁木齐？远着哪。
大国说：二栓他舅说，乌鲁木齐，地广人稀，抬炮尿一路。
大国咬着牙说：我要是乌鲁木齐有亲戚，我早就跑了！
那时候，在平原的乡村，人们逃跑的首选地就是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很遥远，是走投无路的一种选择。抬炮尿一路，是对自由的向往。还有吐鲁番的葡萄。
一直等到天黑了，县城里的学生都放学回家了，我才把大国拽起身。他很勉强地、慢慢腾腾地从公园墙外的一个豁口处跳进来，在我的一再催促下，一步一步地朝校门口走去……虫嫂一直在学校门口等他。
大国看四下无人，快走到虫嫂面前，猛地夺过那袋红薯，恶狠狠地说：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来了？！ 虫嫂可怜巴巴地说：我给你送吃的来了。
大国说：走。赶紧走。以后你别来了。
虫嫂说：我想趁热给你送來，怎么了？
大国瞪着眼说：你在村里丢人还嫌不够？又跑学校里来嚷嚷？你嚷个啥？我还没死呢！……
虫嫂看着儿子的脸色，很委屈地说：我，我也没说啥呀？
大国连声说：你来干啥？你是想让我死呢？！
虫嫂仍然很巴结地望着儿子，赶忙从兜里掏出一个脏兮兮的手绢，解开来，里边是钱，说：我给你拿来五块钱，卖花生的钱。
大国接过钱，往兜里一塞，看了他娘一眼，再次恶狠狠地说：我警告你，以后别来了。
虫嫂说：那你……吃啥？
大国说：你别管。
虫嫂说：孩儿，孩儿……我知道，娘给你丢人了。
大国冷冷地说：记住，别再来了。
虫嫂回身望我一眼，说：丢儿，你看，他不让我来。吃啥呢？
大国突然满脸是泪，说：你敢再来，这学我不上了！
虫嫂心疼儿子。她怔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说：那，下回，等下回了，我给你送到桥头上，行不？
大国扭头就走。
虫嫂喃喃地说：孩儿，都怨我了。都是我不好。
据我所知，此后，虫嫂仍是每星期给大国送一次馍。她每次都拿着馍兜等在桥头上。一直等大国下课后，从学校那边腾腾走过来……每每大国接过馍兜，一句话也不说，扭头就走。
有一年，下雪的时候，我在小桥上碰上了虫嫂。虫嫂站在桥头上，手里提着一篮子馍，还有一罐她腌的咸菜。我骑着老姑父的那辆破自行车，上桥后，看见她的时候，权当打招呼，我按了一下车铃。可当铃声响的时候，就见虫嫂在那边的桥头上一闪，人忽然蹲下来了。
她蹲在地上，抬头像贼一样四下瞅着。当她看见是我，松了口气，说：丢儿，看见俺国了么？我说：你怎么蹲这儿呢？她说：我给俺国送馍呢。一星期送一回馍。我说，你怎么不去学校？她说：不去了。净让人笑话。我说，你给我吧，我给你捎过去。她说，不了。俺国，学习咋样？我说，成绩不错，排在前十名。她笑了笑，说：你忙吧。我再等等。而后，她突然弯腰小跑着，追上说：你可别告诉大国，你见我了。
当时我愣住了。在我眼里，无耻到极点的虫嫂，连游街时还敢涎着脸笑的虫嫂，在儿子面前，却成了个受气包。大国不让去学校，她就不去，一直在这小桥上等。她的手肿得像发黑的面包，手里拿着个破手绢，手绢里包着厚厚的一沓子钱。我知道，那手绢里几乎全是毛票。那是她走乡串村收鸡蛋、卖鸡蛋挣的。
虫嫂改邪归正完全是因为孩子。那时候，三个孩子都不喊她妈了。特别是大国，看见她鼻子里总哼、哼的，很蔑视的样子……这让她十分伤心。是啊，家里的孩子大了，不想再听那些风言风语了。虫嫂一定是从孩子的眼神里看到了什么。
此后，我又听人说，那年放寒假的时候，由虫嫂提议，老拐主持开了一个“家庭会”。虫嫂很主动地搬了一个小板凳，放在屋子中间，而后，她站在小板凳上，对着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那张领袖像已被烟熏得有些发黄了，庄严地举起右手，郑重地宣布说：大国，二国，三花，你们大了……我保证，我向毛主席保证，我改。我一定改。从今往后，你娘再也不干丢人的事了。你娘再不会让人戳脊梁骨了。
她说完了，又可怜巴巴地看着三个孩子。可大国、二国、三花谁也不说话，就那么默默地看着她，像不认识似的。
虫嫂望着大国，可怜巴巴地说：我真改了。
大国却恶狠狠地说：下来吧，别丢人现眼了。
等到二国上中学的时候，老拐去世了。
老拐走得很急。老拐的腿从小就坏了，是摔坏的。现在，那条坏腿上长了个流水的疮，整天烂。开初他也没在意，后来一直不见好，越来越重，路也走不成了。虫嫂拉着他进了县城，经县医院的医生看了，说是骨癌。一听说是骨癌，虫嫂说：啥是骨癌？后来，县里医生用土话说：在乡下，这就是“铁骨瘤”。虫嫂听懂了，一屁股坐下了。
老拐笑了。 老拐恶狠狠地笑着说：别愣着了。回去借钱吧。
老拐明知道她在村里名声不好，借不来钱。老拐是故意说的。老拐说了之后，很得意地望着她。也是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老拐腿上有疮，心上也有疮。也许，他憋屈得太久了。人们的耻笑声一起在他心里藏着、捂着。在那些日子里，他心里存了太久的恶意和毒气。他说：我死了你再走一步，找个全活人。
虫嫂慌慌地站起身来，就地转了一个圈儿，喃喃地说：我借。我回、回娘家去借。
这时，老拐才说：算了。不看了，回去吧。
虫嫂说：既来了，咋也得吊瓶水呀！
老拐说：不看了。
虫嫂说：还是吊瓶水吧。
老拐说：你要是还念我是你男人，就给我炒一盘“星星”吧。——炒星星是豆面、红薯面加红柿子做的，油要大，甜的，沙沙的。
虫嫂说：馋了？
老拐嗯了一声。
虫嫂说：你等着。
虫嫂本打算跑回去借钱的。可她走到县防疫站门前，看见有人在排队卖血，于是就排上队，让人抽了一管子血，挣了二百六十块钱。拿上这二百六十块钱，虫嫂跑回来，喘着气说：吊水，吊水吧。又一问，住院的话，光押金至少三千。老拐说：不治了。你手里有多少钱？虫嫂说：二百六。我还能挣。老拐说：回家。
在回村的路上，老拐说：我想吃一盘炒星星。
虫嫂停下车，说：吃啥？
老拐说：炒星星。
虫嫂说：家里没有豆面了。
老拐说：你再偷一回。
虫嫂停下车，就到路边的豆地里去了……过了一会儿，她竟空着手回来了。说：他爹，再偷一回不算啥，我怕收不住手……我给孩儿保证过。 就这样，大国推着那辆新自行车走了。临走，他吩咐说：那辆车，还能骑，给二国吧。记住，让二国去找我。他走了几步，又回过身，小声说：县城里有浴池，去洗个澡吧。
虫嫂嚅嚅地说：我，在家天天洗。
那时候，虫嫂在县城收破烂已有些年份了。她在城郊租了一个小趴趴房，先是每日里沿街收，收了之后还要分拣，把各样的废品、垃圾分类……那地方还有个臭水沟。到处都是苍蝇和蚊子，整日嗡嗡的，是繁殖细菌的世界。可以说，她每天都生活在细菌之中。一个长年生活在细菌中的人，反倒是最不怕细菌的。虫嫂长年与苍蝇蚊子做伴，与细菌为伍，她已成了一个“细菌人”。细菌人身上早已有了抗体了，反而很少生病，一般的头疼脑热扛一扛也就过去了。可细菌多了，汗多了，身上没有别的，有味。所以，她终年拿着一把芭蕉叶扇子，扇那些不好闻的味。
那一日，经大国提醒后，虫嫂开始注意穿着，也知道讲究些了。
她狠狠心，第二天傍晩就去了县城的一家浴池。她怯生生地走进去，随着人家排队买票，她问人家洗一次多少钱，卖票的说：五块。她说：这么贵？卖票的翻眼看看她，她赶忙说：买。我买。卖票的又说：要膏么？她说：啥高？洗个澡，还量尺寸？卖票的说：洗头膏，你要不要？她说：不要。我有肥皂……那也是她此生第一次花钱洗浴。五块钱洗一澡，挺贵的。她有些肉疼。后来，她对三花说，那池子里的水真热呀！真舒服呀！我差一点泡晕过去了。真好，真是好！……后来，再去洗的时候，在浴池里，有好心的女人告诉她，别在那池子里泡，不卫生。可她就喜欢在池子里泡。她说：烫烫的，多解痒啊！她先是嫌贵，半年洗一次，后来仨月洗一次，一直到一月洗一次……每天收工回来她都要烧上一锅热水，浑身上下擦洗一遍。见了三花，她第一句话就问：你闻闻，我身上有味么？见了二国，她也问：我身上还有味么？而后就说澡堂子里的事，说忒贵。再上街的时候，若是偶尔碰上个熟人，她也说：你闻闻，我身上有味么？人家说：啥？她说：味。有邪味么？
再后来，她出门收破烂的时候，也尽量穿得整整齐齐的，常走那条街……可她再也没碰上过她的大儿子。
其实，不光是老大，老二也嫌弃她身上的味。二国在县中上学时，仍然不肯让虫嫂到学校里去看他。二国性格绵软些，不像大国脾气那么倔，可他更爱面子。二国虽也不大爱说话，但心思缜密。先是约在小桥上见面，后来他不停地更换跟虫嫂见面的地点，每次见面都是事先约定好的。
从二国上高中开始，虫嫂就成了一个“地下工作者”。无论是送钱还是送粮，都是按二国指定的接头地点见面。那些年，每逢到了让家长签字时，二国先是自己冒名签……到了万不得已时就去找大国，让大国代“家长”签字。其实，两人早就见过面了，只是不让虫嫂知道。弟兄俩达成了一种默契，大国仅是代“家长”签字，别的不管。钱粮仍由虫嫂负责，一直到他考上大学为止……二国有一点好，见了娘，他不多说话，也不厉害人，还知道问一声冷暖。就这一点，虫嫂就很满意。一直到二国考上了大学后，仍然是虫嫂每月初一从邮局给他寄钱。
三花最小，心善，也是兄弟姊妹三个中唯一喊妈的。这一点让虫嫂十分欣慰。她虽然在县城边上住着收破烂，离三花上的中学很近，可她早已习惯了避人，不到学校里去，不给孩子添堵。她仍然是私下里跟三花见面，是她主动要求的，这种联络方式已成了一种习惯。偶尔，放假的时候，三花也会偷偷地跑到她收破烂的趴趴房里帮她干些活儿，整理一下那些收来的书报杂志。可虫嫂坚持不让她出门，怕万一让人看见，丢了孩子的脸。
那时候县城还未大面积地扩建，就那么几条主要街道。在那些年份里，在县城工作的人隐隐约约都会记得一个收破烂的小个子女人，推着一辆比她还高的破三轮车，很挣扎地在路上走着。这女人有个特点，无论冬夏，她手里都拿着一把破芭蕉叶扇子，一路上拍拍打打的。忙的时候，那把芭蕉叶扇子就挂在三轮车的车把儿上。那扇子已破得不成样子了，扇把儿上缠着一圈一圈的毛蓝布，把儿上的毛蓝布已被脏手摩挲得油污污的，成了黑的了。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虫嫂每日里推着那辆破三轮车，在县城里吆喝着收破烂。她供了老大，供老二，供了老二，又供老三……一直到把三个“国”全都供出来，都有了工作，且先后成了家。
據村里人说，街口上一家邮电所的人全都认识她。她一去，邮电所的人就说：来了。她说：来了。办完了事，她人一走，邮电所那个给她办汇款手续的姑娘逢人就说：你别不信。就她，就这小个女人，收破烂的，养了仨大学生。
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份快乐。在县城的那些年，是虫嫂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有一段时间，她的三轮车把上，除了那把扇子，还挂着一个小收音机。那小匣子也是人家不要的，匣子用胶布粘着，摇一摇还响，她还听戏呢。常香玉、申凤梅、七品芝麻官之类，她都喜欢听。还听人说，隔墙那收破烂的老头看她利索、能干，也常去帮她拾掇拾掇。夜里，也敲过她几回门，有点“那个”她的意思……被她拒绝了。
虫嫂是后来得了腿疼病，实在走不动了，才回村的。
据说，虫嫂是打了一辆“面的”回村的，这也是她平生第一次。
虫嫂回村那天穿得十分体面。她穿着一件新买的栽绒小大衣，脚上还穿着一双新买的半坡跟的皮鞋，显得很阔绰。只是手黑。她回村引起了全村人的轰动。谁都知道，她的三个孩子，全考上了大学，都成了国家的人了。在平原的乡村，母以子贵啊！虫嫂这次是彻底翻身了。她大大方方地走在村街上，见人就打招呼。人们说：呀，这不是拐嫂么？回来了。她说：回来了。人们说，可有些日子了？她说：是呀，是呀。
虫嫂这次回来，买了整整一布袋大白兔奶糖，每一家都去送了礼，一家一小袋大白兔奶糖。她逢人就说：大国很好。二国很好。三花也中了。都是国家的人……分开这么多年，人们也不再嫉恨她了，都说：仨大学生，你该跟着享福了。她还谦虚了一下，说：腿疼，指头疼，也享不了几天福了。
全村人都看着这个小个女人，人人都摇着头，觉得不可思议。是呀，一个偷了一辈子的女人，如今竟也衣锦还乡了。这就像是—个奇怪的梦。夜里，村里有好多人都睡不好觉了。有人私下议论：啥理呀？没理。你说，她—个偷儿，她教育谁呢？她怎么教育的？可她的三个孩子，怎么就一个比—个出息呢？有人叹道：这世道真是变了呀。 在村街里，人们互相见了，指着虫嫂家的房子，一个个感叹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她真是命好啊！
不料，虫嫂回乡下住了几个月后，突然又要到城里去了。这年的麦罢，三花回村看了她……而后，她逢人就说：家里蚊子忒多，咬得慌。仨孩子非让去，都争着养活。我说了，也不在一家住。就三家轮着住吧，一家一月。
村人摇着头说：看看人家。看看人家！
又过了一年，虫嫂去世了。
虫嫂是那一年的年关，让人拉她回村的。回来时，她已下不了车了，是让一个拉三轮的背进屋去的。村里人都跑去看她，一个个说：拐嫂，你也不言一声，大过年的，咋这时候回来了？她见人就说：孩子们都很好。都孝顺。可她享不了这福。她又说，城里啥都好，可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她说，这人一闲，病就出来了，腰也疼，腿也疼，浑身哪儿哪儿都疼。也说不出啥病，是闲的了。她还说，她不想连累孩子，就偷着回来了……村里人都说：这人，说回来就回来，孩子们能不着急么？她说：说了。走后才让人捎信儿的。怕他们不让。人们听了，觉得她话里有话，也不便多问。
她是三天后咽气的。临死前，她伸手去够那把破扇子，她说：扇子，这把扇子跟了我多年……她身上没有力气了，够了几次，没够着。临咽气时，她伸手指了指，喃喃地说：我不连累人。我还有把破扇子。
后来又有传闻，说虫嫂之所以回来，是因为大月和小月的缘故……
據说，把虫嫂接到城里，本是三花的主意。按三花的话说，她一是心疼娘，二是想让虫嫂帮她带一带孩子。于是就出面跟两个哥哥商量，要把虫嫂接到城里来，由三家轮流供养。大国开始不愿。可他是老大，不便拒绝。再说了，在家里他也是个怕老婆的主儿，不当家。后来大国只答应出钱，坚决不让去家住。于是就由二国和三花轮流养活，一轮一个月。开初还好，虫嫂帮他们看个孩子，做做饭，一天到晚也不闲着……只是时常会遭受媳妇和女婿的白眼。她都忍了，小心翼翼的，免生气。
虫嫂就这么在两家住着，一轮一个月。可轮着轮着，就出了嫌隙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二十八天。二国、三花偏偏在这件事上没有商量好……到了这一年年关的时候，这个月是小进，只有二十九天。就在二十九号晚上，三花出差在外，她女婿按一月一轮的规定，把生了病的虫嫂送到了二哥家门前。
可这天二国也不在家，二嫂不愿接，问大月小月怎么算？二嫂这人大学本科毕业，理性，有洁癖，为人偏执，非要争个道理。她很认真地对虫嫂说：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二十九天，这不是钱的问题，谁也不缺这俩钱，是时间的问题……可这边，三花的男人是做生意的，年关这一段生意好，他急着去办年货呢，不想跟老二家啰唆，说：自己老人，差这一半天哩？二嫂说：你别走。话不能这样说。谁也没说不养老人……三花女婿不吃她这一套，急着要走，两人吵了几句，把虫嫂放下就走了。
于是，就把虫嫂晾在门外了。天寒地冻的，虫嫂在二国门前坐了很久……那会儿，虫嫂一定很伤心。她怎么也没想到，她会让女婿和媳妇晾在门外。
无梁村人又一次愤怒了！
安葬虫嫂时，村人还以为她很有钱。她收了十二年破烂，都说她发了。可是，搜遍了整个家，却没找到一分钱，只找到了一百零四份邮局的汇单，那一张张汇单上写着吴大国、吴二国、吴国花的名字……还有那把破扇子。
全村人商量说，要把大国、二国、三花揪回来，好好羞辱他们一番！不然，就去县上告他们！还有的说，把那些邮局的汇单贴出来，举着拿到县上去，看他们脸往哪儿搁？！
一村人正闹嚷嚷地商量着如何惩罚这些不肖之子！大伙又一次兴奋起来，想了很多办法……可就在这时，突然有心细的女人拿起了那破扇子，说：怪了，这虫嫂为啥老提扇子呢？有人说，是啊，她咽气时，指了又指，一再说：扇子。她还有把破扇子。这啥意思？……于是，女人们拿着那把破扇子，你看我看，众人传来传去，终于发现，那缠着布条的扇子把儿上果然有蹊跷。待解了那缠在扇子把儿上的破布，那布黑污污的，一层一层的……发现里边裹着的竟是一个存折，存折裹在扇子把儿上，由一层层的黑布缠着，存折上有三万块钱！
人们惊叹一声，说：这个女人哪！
一听说扇子把儿上缠有存折，大国回来了，二国回来了，三花也回来了，都说是要争着行孝的……可村人们把着村口不让他们进村。大国本来嚷嚷说要跟村里本家人打官司，可问了律师后，就再也不吭了。
有了这三万块钱，在老姑父的带领下，经村委会出证明取出来后，给虫嫂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的葬礼。于是，村街里搭了灵棚，置了桐木棺材，请来了四班响器，还租来了三个哭丧的“孝子”，一人给一百块钱。租来的“孝子”很卖力，又哭又唱的，声震屋瓦，一街两行围了很多人看。丧宴也办得很体面，院子里整整摆了四十桌酒席，上的是全鱼全鸡，很隆重的丧宴……那些曾经打过她、骂过她的女人，一个个哭着，把虫嫂洗得干干净净的，送进老坟里去了。
虫嫂和老拐合葬后，还用剩下的钱立了一通碑。
据说，后来，大国、二国、三花也翻脸了。
三家就“大月与小月”大吵一架！……从此以后，再也不来往了。
每到清明节，三花回来一次就哭一次……可她回来并不到村里去，只去坟地，烧一烧纸钱，哭了就走，不见村里任何人。
大国、二国再没回来过，人们说，他们是没脸回来了。
又过了一些年，大国提拔了，当上了县教育局分管招生工作的副局长。
无梁村人听说后，又开始主动找上门去。去的时候，带些土特产：小磨香油、柿饼、花生什么的。还怕人家不让进门，心里打鼓，怯怯地、很孙子地叫一声：吴局长，吴局长在家么？……吴局长倒也大度，客客气气的，不与村人计较……凡能办的事，也办。就这样，大国又与村人来往了。这时候，人们又说：其实，大国人不赖，虽说当了官，挺仁义。当然，为的是孩子……
虫嫂的事，没人再提了，一句也不提，好像世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地里的草，该长还长。谁都知道，有一种草，那叫“小虫儿窝蛋”。
作者简介： 李佩甫，作家，河南人。著有长篇小说《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城市白皮书》《等等灵魂》等，中篇小说集《黑蜻蜓》《田园》等。其作品曾获得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部分作品翻译到美国、日本、韩国等地。
摘自作家出版社《生命册》一书
责任编辑：蒋建伟
美术插图：段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