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翎小说《劳燕》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小说主人公姚归燕遭受的苦难不仅仅来源于战争，更多的来源于被战争剥夺了人性的黑暗兽性，具体分析来看，这是一种战争导致的群体现象。令人震撼的是，姚归燕没有向时代和命运强加给她的苦难屈服，而是用充满人性光辉的方式，积极接受来自外界的危机干预，同时不忘进行个人危机干预，在拯救他人之余最终完成了自我救赎。
　　关键词：战争群体 现象 个体危机干预 救赎
　　张翎长篇小说《劳燕》的主人公名叫姚归燕，是一位性格活泼的采茶少女。姚归燕的生活本来可以是一帆风顺的，但是由于日寇对浙江地区的侵入，姚归燕被迫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故——阿爸被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阿妈被日本鬼子捅死，她本人也被日本人残忍地凌辱几乎至死。在我们以为这就是姚歸燕所要经历的全部苦难时，她坎坷的命运在这部小说中才刚刚开始。
　　小说的叙述方式很特别，全文以三个男人——更准确地说，是三个男性亡灵的视角回忆当年他们眼中的姚归燕，通过他们不同视角的回忆，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姚归燕的勇敢、包容、自尊、自爱，她对暴力发出强烈的控诉和呐喊，她知道躲藏无用，所以选择直面人生、与命运抗争。她在一种由特殊时代和特定事件主导的环境下，以个体积极的危机干预对抗“欺辱型”群体现象，用人性的光辉温暖了一整部以压抑和黑暗为主要基调的战争文学作品。
　　一、战争背景下的群体现象
　　小说开始不久，姚归燕的双亲先后因日本人而亡，她本人被日本人以最难堪、最残忍的形式凌辱，几乎快要失去生命，幸好牧师比利及时出现救了她的性命。姚归燕的身体在牧师比利的救治下逐渐恢复，可是她心里的伤痛始终折磨着她，使她的精神得不到恢复。由于在短时间内遭遇了一系列重大变故，姚归燕有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她的内心伤痕累累，接近崩溃的边缘。
　　姚归燕带着内心的伤痛回到自己的家乡时，村人不但没有同情她，反而变本加厉地折磨和羞辱她。先是瘌痢头对她的身体进行侮辱并到处造谣，后是当地的婆姨们辱骂她、恨她，并指使娃娃们打她，再后来是当地的孩子们集体奚落她，向她扔石头、吐唾沫，更过分的是他们强行脱去她的衣服、裤子，还用日本人对她做过的事羞辱和刺激她。 姚归燕的内心坍塌了，她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问题——记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这是必然的，一位尚不知贞洁为何物的少女，在短时间内遭受了多次重大的心理和身体创伤，身体简单的恢复后，心理创伤没有得到专业的医治，回到本以为可以依靠的家乡时，又遭受了丧心病狂的折磨、蔑视与凌辱。
　　制造舆论的人不自知的是，流言像锋利的刀刃，一刀一刀凌迟着姚归燕早已千疮百孔的心，这正是战争年代的可怕之处——它使人不能成为“人”，而是成为“兽”。中国农村的经济模式保守、文化程度较低，社交也通常是以“闲言碎语话家常”的形式体现，即对生活区域中的每一户人家都暗自揣测、肆意评说，然而舆论核心——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感受，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你们为什么只知道欺负我，你们为什么不找日本人算账？”是姚归燕对当时整个舆论风暴的控诉，也是她对传统思维模式发起的第一次冲击。姚归燕经历的最大不幸在于被日本人凌辱后又遭遇了同乡人的蔑视和排挤，这是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同乡的人没有对她表示同情和维护，反而多次揭开她内心的伤疤，还不断地给她的内心添上新的伤痕，对她构成的多次伤害。
　　在看《劳燕》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些疑问——全村有那么多人，真的都认为姚归燕是可耻的吗？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为姚归燕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公发声吗？后来我们的疑问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解答。古斯塔夫曾在《乌合之众》中对这种现在看来颇为疯狂的群体现象做出分析：“一位博览群书的书者，在群体中会表现的极度无知，甚至会迷乱于简单的常识;一位最富理性的长者，在群体中会变得盲目、轻信而容易狂乱;一位富于经验的专家，在群体中会丧失其在独有领域的判断力与处理能力，他甚至比不上一位独立的新手。”根据他的见解，群体对每一位个体的影响力都是惊人的，当个体处于群体之中，他的个性会逐渐消失，而他的情感和思想会不经意地和群体去关注同一件事。也许在当时，也曾有人想要站出来为姚归燕遭遇的不幸辩白，但是他会付出与全村大部分人站在对立面的代价。这代价放在那个持旧保守的年代，太过沉重，没有人能轻易承受得起。于是沉默的人、被施暴兽性剥夺了人性的人，合起来，共同上演了一出时代大不幸的悲剧。
　　不幸的根源与中国传统女性贞操观念有关，更多的是因为战争扭曲了这些人身上的“人性”，当人性退尽，就只剩下了兽类的本能——恃强凌弱。姚归燕作为一个受欺压的角色，要对抗的不只是由于侵略战争给她造成的不幸，还有“一些不是用竹简绸卷纸张油墨记载在任何国法、城镇管理法、婚姻法、家庭法、甚至治安法中，而是用窃窃私语在人们的舌头上游走了几个世纪的耻辱”，也即是说，更为艰难的是她还要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主流思维观念做抗争，她依然在艰难地前行，甚至在之后的日子里，通过拯救他人完成对自我内心的拯救。从“拯救他人”到“自救”，用的是一种充满人性光辉的方式，在小说黑暗的战争年代背景中，折射进一丝温暖的光，让故事最终变为一个美好的遗憾，有怅惘，又不至于残忍。
　　二、与特定群体现象做抗争的个体危机干预
　　姚归燕——一个平凡的女子，在动荡的时代对命运进行无声的抗争，从女性的角度折射出关于人性、真情和历史环境的探讨。文章对战争场面没有过多的描写，但是在战争背景下讲述的故事更加令人揪心，展现出一种未经过实战描写、由内而外弥漫出来的疼痛回忆。
　　姚归燕在刘兆虎心中，是善良坚强的阿燕;在牧师比利心中，是照亮人生方向的星星斯塔拉;在伊恩心中，是充满力量又自由自在的清风温德。姚归燕几十年的人生都与他们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不断对姚归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又不断被姚归燕——战争背景下三个人共同回忆的凝结点——带动着，展开一段彼此守护、彼此牵绊的别样人生。 　　刘兆虎的逃避斩断了遭遇日军欺辱后的阿燕对他最后的希冀，可在刘兆虎入狱和生癌症之后的最后十几年里，姚归燕还是尽弃前嫌，陪伴了他走完了这一段最后的时光;牧师比利在姚归燕最绝望时救了她，并带她重新振作起来，一心守护着她的成长。比利倾慕于她，可她能够回报的只有感恩，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比利直到生命尽头的死亡瞬间，仍然牵挂着他的斯塔拉，可惜她不知道這最后的挂念;姚归燕与伊恩相互吸引、坠入爱河，可伊恩最终辜负了姚归燕的感情。伊恩在弥留之际内心十分煎熬，苦苦寻求着救赎，却最终都没有被原谅。姚归燕的人生轨迹百转千回，在每一次我们以为她终于可以作短暂停留、喘息休息一下的时候，苦难就会再次降临到她身上，她从来没有停止过艰难的人生征程。
　　姚归燕在遭受了难以想象的凌辱和疯狂的群体现象之后，围绕着她的环境和人物对她的个体危机干预都是很好的恢复因素。所谓个体危机干预，即通过调动处于危机之中的个体自身潜能，重新建立或恢复危机爆发前的心理平衡状态。危机即人类个体或群体无法利用现有资源和惯常应对机制加以处理的事件或遭遇。姚归燕再次被牧师比利带到舆论相对较少的月湖村，并受到比利的悉心呵护，这都是姚归燕的个体危机干预过程中的重要成分。诚然，姚归燕的心态转变是她得以恢复最为重要的核心因素，不过一个良好的恢复环境于她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同时，作者的是非善恶观也成为这部小说衡量人性的重要标准。前有在战争中被剥夺人性的兽性来“造就”姚归燕的苦难，后有姚归燕充满震撼力量的人性与命运及时代做抗争。姚归燕是不幸的，她人生中的任何一种不幸经历放在寻常女子身上，恐怕都会令人难以承受;她也是幸运的，在她遭遇不幸后，在她遭遇特殊而疯狂的群体现象时，她的身边出现种种积极正向的干预因素，最终造就了坚强伟大的她，完成自愈和自我救赎的她。
　　太宰治曾说：“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这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在刻意按照他所洞察到的、周围人的期望来生活，他的人生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迎合他人、伪装作一副他人觉得他应该有的样子。真正的他，从来都没有自由自在地生活过、快乐过，这是太宰治的整个人生最大的悲哀。生而为人，苦难便无可避免，而且苦难几乎是永恒的。人的一生就是一场苦修，每一个时代也都有其时代的苦难。姚归燕遭遇了命运给她的一切不幸，转而将自己的力量化作对于他人而言的幸运，慷慨予人，走过漫长人生的泥沼，完成人性的修行和升华。
　　受到命运的不公正待遇和世人对她语言甚至行为上的凌辱，姚归燕没有自暴自弃、消极反抗，而是用一种更容易被世人所铭记、更能在战争年代中彰显力量的方式，进行个体危机干预以及与特定群体现象的抗争，并最终完成了自愈，甚至是自我升华，这在当时传统文化所形成的社会模式中，是极其少见又令人震撼的。这是一场具有博大悲悯情怀的拯救，一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巨变，也是一次自我救赎和对社会道德约束的冲撞，其结果是值得被纪念的，也是意蕴悠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