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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外国留学生在中国能学到什么？学成之后能不能在华工作和生活？
就职于某研究机构的林女士最近在做一份关于外国人在北京生活学习情况的调查，为了方便分发调查问卷，林女士尝试在beijinger.com这样在京外国人集中的社交网站上发布信息，希望找到外国留学生帮忙。
“原来想着我付学生5元一份有效问卷，估计外国学生看不上，没想到发了广告之后还有不少给我回复的，”林女士也颇感意外，“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在北京高校学中文的，也有其他专业的交换生。”但其中有一个学生引起了林女士的注意，他自称是首都医科大学国际部的学生，据说这个国际部相当于国际学校是专门为外国学生开设的英文授课的大学，“他说愿意帮我分发问卷给他的同学。”
在他们的指引下，我们认识了一群“北漂”的老外。
南亚、东南亚的“北漂”最多
在林女士的引荐下，《世界博览》记者见到了在首都医科大学国际部就读的K先生。K先生自称为挪威人，但从肤色上看，他属于印巴裔或中东民族。这已经是K先生在北京的第五年了，他是国际部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之一，现在进入临床实习期，正忙于在友谊医院实习。
K先生说，他从中学起就立志学医，但是挪威的医学院学费高昂，本来打算申请国家奖学金，没想到最后成绩差了几分与奖学金失之交臂。为了不放弃医学梦想，K先生做了大量的调查，发现了首都医科大学国际部正在招生，学费只有挪威的一半，就说服了父母只身来到北京学习。
首都医科大学国际部成立于2007年，采用全英文授课，所有的老师都经过英文授课培训，学制为6年，第一年是预科班，为学生教授基础的中文课，之后5年授课内容和中国五年制医学院基本一致。经过学院这几年的努力，国际部已经取得了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泰国等国家医学协会的资质认可。
北京作为高校最为密集的城市，吸引了数量巨大的留学生群体，在京就读的人数接近全国留学生人数的1/3。留学生中，亚洲地区学生为主，占到总数的2/3以上，而且欧美发达国留学生主要以短期培训为主，而亚非等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学生更多地就读于学历教育的专业和院校。
对于各高校而言，吸纳留学生既可以提高学校收入，也可以更广泛地传播自己的治学理念，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首都医科大学会特意成立英文教学的国际学生部。
据K先生说，他的同学们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亚洲、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学生都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对于医学的认识不同，医疗理念也有很大差异。在K先生看来，这种不同的医疗理念的碰撞和交流让他受益匪浅。
但是，记者联系了曾经任教于该学院的一位老师之后发现，首都医科大国际部的学生组成与K先生的描述有一定出入。据这位老师回忆，在他任教的两三年中，课堂上还是以南亚、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为主。“特别是巴基斯坦学生占了很大比例，”这位老师回忆说，“当然他们有些人是有欧美国家国籍的。”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亚非国家，在中国学习的技术和工作中获得的经验代表了某种进步性，使他们在自己国家的就业市场上更据竞争力。而对于欧美一些国家来说，在华短期的语言培训或者交换游学计划则更具吸引力，虽然这些项目的学费并不便宜，但是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跨文化的生活经历。
外国学生在华难找工作
当记者问到首都医科大学的学历在挪威是否得到认可时，K先生首先肯定了中国学历是被认可的，但是K先生表示在任何国家行医除了要有5年制医学院的毕业证书，还要通过当地的医生资格考试。对于通过考试，K先生很有信心，他的一些同学已经回到各自国家参加资格考试了，绝大多数都顺利通过，他认为首都医科大学的学习已经把他培养成合格的医生了。
K先生非常坚定地表示，自己毕业后要回挪威就业，因为挪威的医生待遇远远好于中国。“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医院实习，跟挪威的医院比，这里的医生一天要帮助更多的病人，可是无论工资还是福利待遇都比挪威少得多，我是一定要回挪威工作的。”K先生说，“但是我有一些同学是想要留住北京的，他们可能不会做医生了，他们想在北京做生意。”
首都医科大老师介绍说，国际部第一批的学生还没有毕业，对于国际学生的就业情况还没有参考数据，通过他和学生私下的交流，他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回祖国就业。外国医学院毕业的医疗人员在华行医需要通过一份英文的行医资格考试。但对于在中国医学院毕业的外国学生如何取得行医资格，目前我国没有任何规章制度可以依据。
外国留学生很难进入中国职场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国家外国专家局每年都会在中国几个大城市举办外国人招聘会，《世界博览》记者几年来跟踪采访了北京招聘会。从会场中接收到的信息来看，外专局提供的岗位和外国人特别是留学生寻找的岗位存在很大的差距。
在外专局招聘会上各大专院校和大型外语培训企业寻找英文或小语种外教的职位占了90%左右，但是记者与会场中很多求职者聊过之后，发现除一小部分具有语言教育学历和经验的外籍人士以外，大部分从事其他专业领域工作的外国人都觉得外专局招聘会很难满足自身求职需要。
在2012年10月份的招聘会中，记者与几波结伴而来的年轻留学生进行了交流。他们中有来学习中文的，也有其他专业的交换生。他们希望找到一些教英文以外的工作，来帮助自己更多的使用中文，更多地和中国人交往，因此他们对于招聘会上提供的岗位都感觉有点失望。
除外专局招聘会以外，外国人寻找就业机会的渠道并不多，大部分是依靠英文社交网站，或朋友间互相介绍，也有少数收费的专门为外国人服务的猎头公司，但大部分留学生并不愿意负担这份额外的支出。
外国学生的小社会
除了就业受阻以外，外国留学生也觉得很难融入中国同学的圈子。作为医学院学生，K先生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除了学校和医院，日常活动只是逛逛附近的菜市场，或者在极少的周末和同学去三里屯酒吧坐坐，接触的也大多是北京的外国人或者英文流利的中国人。 国际部是单独授课的，外国学生们和首都医科大学的中文授课学生并没有什么接触。但是进入临床实习阶段，学校特意把一位外国学生和一位七年制中国学生分到一组，跟随同一位带教老师实习。校方表示，带教老师和七年制的学生英文水平都不错，这种安排主要是方便外国学生和病人交流。
除了老师和同组的同学以外，这些外国学生接触最多的中国人就是病人了。“很多病人一开始看见我都觉得有点奇怪，带教老师解释了我们是实习生之后，他们也能接受。”K先生说，“中国人大多数都很害羞，病人也是，但是目前我还没有碰到不接受我诊治的病人。医疗的词我都能说一点，但是生活用语会的不多。感觉来了很久，还是和中国社会离得很远。”
即便是在其他大学中，留学生也常常组成自己的小团体，和其他学生的接触相对比较少。北京大学一位美籍韩裔留学生告诉记者。“我很想多和中国学生来往，但是大部分同学都比较害羞，我和他们也没什么共同话题，最多只能说说上课的事情。而且学校都会把留学生单独安排在一个宿舍楼，这样我们在课后碰面的机会就更少。学校很多管理制度都是人为地把留学生和本国学生区分开，我觉得这样不好，我希望住在普通宿舍，能交几个中国朋友。”
但是情况却永远不是这样，中午吃饭的时候，常常是韩国人和韩国人坐一起，说英文的学生聚在一起。“在北大有家咖啡厅，你进去看到的都是外国人，中国学生去那边的就不多，好像他们和我们课余的娱乐方式都不太一样。”这个学生介绍说。
不只在学校的管理规章中，中国现行的很多关于在华外国人的法律法规都存在差别待遇，致力于维持中外有别的一道界限。就业、投资、置业、租房、子女就学、看病就医等方面繁复的规章制度，常常让在华生活的外国人无所适从。林女士表示在她收集问卷的过程中，很多人，特别是那些非外资企业驻华人员，都觉得这些规章对他们在北京的生活造成了不便。而且为了规避麻烦，他们也常常找出一些取巧的办法，比如在开店或租房的时候找个中国朋友挂名。还有的人由于对规章制度不了解，无形中触犯了某些法律。
其实，与过去相比中国对于外国人的政策正在逐步的开放。比如过去外国人只能在规定的社区和宾馆入住，而现在在当地派出所登记之后，可以在居民小区里租房或留宿。公立学校曾经不允许招收外籍学生，但现在这条规定已经放宽。但是，在外籍人士和外国留学生激增的今天，我们的法律法规在很多方面存在缺位或与实际情况脱轨的现象。过去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适合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发展，与其建设世界都市的发展目标有所冲突。
一位在北京生活了7年，并在北京生育了两个子女的美国女士认为：“中国人是非常种族主义的，我不是说种族歧视，我是说他们把‘我们’和‘其他人’分得特别清楚，不管是从制度法规层面，还是老百姓的意识里边。我很喜欢北京，在这生活得很舒服，短期内不打算离开，但是我从来不觉得我可以真正融入这个社会。”
就职于某研究机构的林女士最近在做一份关于外国人在北京生活学习情况的调查，为了方便分发调查问卷，林女士尝试在beijinger.com这样在京外国人集中的社交网站上发布信息，希望找到外国留学生帮忙。
“原来想着我付学生5元一份有效问卷，估计外国学生看不上，没想到发了广告之后还有不少给我回复的，”林女士也颇感意外，“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在北京高校学中文的，也有其他专业的交换生。”但其中有一个学生引起了林女士的注意，他自称是首都医科大学国际部的学生，据说这个国际部相当于国际学校是专门为外国学生开设的英文授课的大学，“他说愿意帮我分发问卷给他的同学。”
在他们的指引下，我们认识了一群“北漂”的老外。
南亚、东南亚的“北漂”最多
在林女士的引荐下，《世界博览》记者见到了在首都医科大学国际部就读的K先生。K先生自称为挪威人，但从肤色上看，他属于印巴裔或中东民族。这已经是K先生在北京的第五年了，他是国际部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之一，现在进入临床实习期，正忙于在友谊医院实习。
K先生说，他从中学起就立志学医，但是挪威的医学院学费高昂，本来打算申请国家奖学金，没想到最后成绩差了几分与奖学金失之交臂。为了不放弃医学梦想，K先生做了大量的调查，发现了首都医科大学国际部正在招生，学费只有挪威的一半，就说服了父母只身来到北京学习。
首都医科大学国际部成立于2007年，采用全英文授课，所有的老师都经过英文授课培训，学制为6年，第一年是预科班，为学生教授基础的中文课，之后5年授课内容和中国五年制医学院基本一致。经过学院这几年的努力，国际部已经取得了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泰国等国家医学协会的资质认可。
北京作为高校最为密集的城市，吸引了数量巨大的留学生群体，在京就读的人数接近全国留学生人数的1/3。留学生中，亚洲地区学生为主，占到总数的2/3以上，而且欧美发达国留学生主要以短期培训为主，而亚非等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学生更多地就读于学历教育的专业和院校。
对于各高校而言，吸纳留学生既可以提高学校收入，也可以更广泛地传播自己的治学理念，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首都医科大学会特意成立英文教学的国际学生部。
据K先生说，他的同学们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亚洲、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学生都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对于医学的认识不同，医疗理念也有很大差异。在K先生看来，这种不同的医疗理念的碰撞和交流让他受益匪浅。
但是，记者联系了曾经任教于该学院的一位老师之后发现，首都医科大国际部的学生组成与K先生的描述有一定出入。据这位老师回忆，在他任教的两三年中，课堂上还是以南亚、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为主。“特别是巴基斯坦学生占了很大比例，”这位老师回忆说，“当然他们有些人是有欧美国家国籍的。”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亚非国家，在中国学习的技术和工作中获得的经验代表了某种进步性，使他们在自己国家的就业市场上更据竞争力。而对于欧美一些国家来说，在华短期的语言培训或者交换游学计划则更具吸引力，虽然这些项目的学费并不便宜，但是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跨文化的生活经历。
外国学生在华难找工作
当记者问到首都医科大学的学历在挪威是否得到认可时，K先生首先肯定了中国学历是被认可的，但是K先生表示在任何国家行医除了要有5年制医学院的毕业证书，还要通过当地的医生资格考试。对于通过考试，K先生很有信心，他的一些同学已经回到各自国家参加资格考试了，绝大多数都顺利通过，他认为首都医科大学的学习已经把他培养成合格的医生了。
K先生非常坚定地表示，自己毕业后要回挪威就业，因为挪威的医生待遇远远好于中国。“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医院实习，跟挪威的医院比，这里的医生一天要帮助更多的病人，可是无论工资还是福利待遇都比挪威少得多，我是一定要回挪威工作的。”K先生说，“但是我有一些同学是想要留住北京的，他们可能不会做医生了，他们想在北京做生意。”
首都医科大老师介绍说，国际部第一批的学生还没有毕业，对于国际学生的就业情况还没有参考数据，通过他和学生私下的交流，他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回祖国就业。外国医学院毕业的医疗人员在华行医需要通过一份英文的行医资格考试。但对于在中国医学院毕业的外国学生如何取得行医资格，目前我国没有任何规章制度可以依据。
外国留学生很难进入中国职场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国家外国专家局每年都会在中国几个大城市举办外国人招聘会，《世界博览》记者几年来跟踪采访了北京招聘会。从会场中接收到的信息来看，外专局提供的岗位和外国人特别是留学生寻找的岗位存在很大的差距。
在外专局招聘会上各大专院校和大型外语培训企业寻找英文或小语种外教的职位占了90%左右，但是记者与会场中很多求职者聊过之后，发现除一小部分具有语言教育学历和经验的外籍人士以外，大部分从事其他专业领域工作的外国人都觉得外专局招聘会很难满足自身求职需要。
在2012年10月份的招聘会中，记者与几波结伴而来的年轻留学生进行了交流。他们中有来学习中文的，也有其他专业的交换生。他们希望找到一些教英文以外的工作，来帮助自己更多的使用中文，更多地和中国人交往，因此他们对于招聘会上提供的岗位都感觉有点失望。
除外专局招聘会以外，外国人寻找就业机会的渠道并不多，大部分是依靠英文社交网站，或朋友间互相介绍，也有少数收费的专门为外国人服务的猎头公司，但大部分留学生并不愿意负担这份额外的支出。
外国学生的小社会
除了就业受阻以外，外国留学生也觉得很难融入中国同学的圈子。作为医学院学生，K先生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除了学校和医院，日常活动只是逛逛附近的菜市场，或者在极少的周末和同学去三里屯酒吧坐坐，接触的也大多是北京的外国人或者英文流利的中国人。 国际部是单独授课的，外国学生们和首都医科大学的中文授课学生并没有什么接触。但是进入临床实习阶段，学校特意把一位外国学生和一位七年制中国学生分到一组，跟随同一位带教老师实习。校方表示，带教老师和七年制的学生英文水平都不错，这种安排主要是方便外国学生和病人交流。
除了老师和同组的同学以外，这些外国学生接触最多的中国人就是病人了。“很多病人一开始看见我都觉得有点奇怪，带教老师解释了我们是实习生之后，他们也能接受。”K先生说，“中国人大多数都很害羞，病人也是，但是目前我还没有碰到不接受我诊治的病人。医疗的词我都能说一点，但是生活用语会的不多。感觉来了很久，还是和中国社会离得很远。”
即便是在其他大学中，留学生也常常组成自己的小团体，和其他学生的接触相对比较少。北京大学一位美籍韩裔留学生告诉记者。“我很想多和中国学生来往，但是大部分同学都比较害羞，我和他们也没什么共同话题，最多只能说说上课的事情。而且学校都会把留学生单独安排在一个宿舍楼，这样我们在课后碰面的机会就更少。学校很多管理制度都是人为地把留学生和本国学生区分开，我觉得这样不好，我希望住在普通宿舍，能交几个中国朋友。”
但是情况却永远不是这样，中午吃饭的时候，常常是韩国人和韩国人坐一起，说英文的学生聚在一起。“在北大有家咖啡厅，你进去看到的都是外国人，中国学生去那边的就不多，好像他们和我们课余的娱乐方式都不太一样。”这个学生介绍说。
不只在学校的管理规章中，中国现行的很多关于在华外国人的法律法规都存在差别待遇，致力于维持中外有别的一道界限。就业、投资、置业、租房、子女就学、看病就医等方面繁复的规章制度，常常让在华生活的外国人无所适从。林女士表示在她收集问卷的过程中，很多人，特别是那些非外资企业驻华人员，都觉得这些规章对他们在北京的生活造成了不便。而且为了规避麻烦，他们也常常找出一些取巧的办法，比如在开店或租房的时候找个中国朋友挂名。还有的人由于对规章制度不了解，无形中触犯了某些法律。
其实，与过去相比中国对于外国人的政策正在逐步的开放。比如过去外国人只能在规定的社区和宾馆入住，而现在在当地派出所登记之后，可以在居民小区里租房或留宿。公立学校曾经不允许招收外籍学生，但现在这条规定已经放宽。但是，在外籍人士和外国留学生激增的今天，我们的法律法规在很多方面存在缺位或与实际情况脱轨的现象。过去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适合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发展，与其建设世界都市的发展目标有所冲突。
一位在北京生活了7年，并在北京生育了两个子女的美国女士认为：“中国人是非常种族主义的，我不是说种族歧视，我是说他们把‘我们’和‘其他人’分得特别清楚，不管是从制度法规层面，还是老百姓的意识里边。我很喜欢北京，在这生活得很舒服，短期内不打算离开，但是我从来不觉得我可以真正融入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