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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68年8月，我从临汝高中毕业离校，成为一个回乡知识青年，一个农民。
其实我是66届学生，两年前就已经毕业，当时毕业考试过了，高考体检过了，甚至高考志愿都已经开始填报了，但是突然间风云突变，高考停止，我们这些渴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农家孩子，在经历了两年多非正常岁月之后，又回到了农村。但身份却成了“准农民”，因为还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当时是下决心在家乡的土地上 “躬耕陇亩”了，但藏在心底对写作的爱好，却总是时时冒出新芽。当时又没有什么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就试着给县广播站写了篇稿子，谁知很快就播出了。当时正是推广有线广播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安了小喇叭，一日三次播音，一篇广播稿，受众就是几十万。后来又连续写了几篇，基本上是每投必播。
忽一日，大队干部找到我，说公社要抽调我去“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宣传队，与吹拉弹唱的文艺宣传无关，实际是肩负整顿任务的工作队，要进驻“老大难”大队，成员也大多是老党员和在公社有些影响的大队干部。我有些忐忑，说：“我是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怕不合适吧？”
但公社领导回复说：“这也是接受再教育的形式，在工作中学习锻炼吧！”后来才知道，正是这位领导注意到我连续写的几篇广播稿，才决定把我抽调到宣传队的。
这位领导名叫吕秉信，后来任我们公社党委书记，当时他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不过人们似乎很少叫他主任，都叫他老吕，我背地里也随着大家的称谓，称他为老吕。
我随着宣传队先后进驻三个所谓“老大难”的大队，睡地铺，吃派饭，调查研究，大会小会，我作为最年轻的队员，自然事事都往前面跑。后来公社办数千人参加的“学习班”，又把我抽到办公室写材料，有的还上了县里的“简报”。一晃几个月过去，1969年春节过后，领导又通知我到公社机关报到。原来又给我分配了新的任务：办展览馆。
展览馆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思想勝利万岁，一个是阶级教育，这是个严肃的政治任务。让我负责的是阶级教育这一块，包括搜集素材、撰写脚本、设计版面等。当时也抽调了下放回到原籍的学校教师、剧团的编剧美工等等，其中大多资历上都应是我老师份的。我当然又有些忐忑心虚，老吕这次是主管这项工作的领导，他对我说：“有压力可以理解，但不要怕，先干起来，遇到问题多商量想办法就是了！”
展览馆就在公社的大院里，虽然具体负责展览馆工作的另有一位姓牛的干部，但和老吕的接触毕竟多起来。尽管当时政治突出到生活的每个角落，早请示晚汇报，但老吕的工作作风务实，雷厉风行，讲话也简洁明快，并且，我觉得他对文字、审美都很有感觉，能说到点子上，悄悄心底里就多了些共鸣。
此后我就全力投入，采访、撰稿，还亲自画展板，画展厅入口处的大幅宣传画;布展结束，又赶写讲解词，培训讲解员，然后是正式开展，担负临时负责人，自己也上岗讲解，等等。从这一年的3月开始筹备，到10月底展览结束，我一直在紧张忙碌之中，在此期间还因外出参观冒雨赶回患上了严重的胃病。
展览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才知道，此次临时招聘的讲解员最后都要各回各家（办展人员除了我都是公职，也都已回去），只有我被安排在公社广播站，合同工，每月工资26元，不过仍是在办公室写材料。
说实在话，这对我来讲有点喜出望外，因为在当时形势下，我们这些回乡学生若能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似乎是一种奢望。主导这件事的仍是老吕，在此之前，我从未对他说过什么个人的要求。这个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个月后，老吕告诉我，县里说有人提意见，你们高中毕业生必须劳动锻炼两年以上才能安排，你才一年，不符合条件，因此合同要取消。
取消就取消吧，我连争辩都没有，老吕似乎看到了我的失落，说那就跟他去修焦枝铁路吧。当时正值组建修战备工程焦枝铁路的民兵队伍，一个县一个团，一个公社一个营，老吕是营教导员。于是我跟随他到了地处伊川的工地，不过大部分时间在营部，主要干的仍是写材料，办小报这类文宣的事。一年之后，焦枝铁路建成通车，民兵撤回，老吕任公社学大寨指挥部指挥长，又点名要我去指挥部办公室。
1971年，我已经23岁了，但正式工作的事还是没有着落，心中不免有些焦急。还恐怕若再有机会，“没有劳动锻炼两年”是否成为障碍，因此萌生了回村参加劳动的想法。在此之前，我从没有给老吕说过自己工作的事，老吕当然不想让我走，但并没有用符合当时社会流行语境的政治词语给我讲大道理做思想工作，他沉吟一会儿，说：你的想法在情理之中，我理解。我舍不得你走，但我的职权有限，公社的几个单位，你挑，但都是集体工;县里能招工的单位，也都是合同工，我也可以帮助做工作。
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回家参加劳动，我把能当一名国营企业的正式工人作为自己争取的目标。1971年春节过后不久，我告别了老吕他们，回到村里。
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我正在村头拉土，老吕突然骑着自行车来找我。他说，我要到黄庄去，顺便来看看你。我们就坐在土坑边上，聊了一会儿。全是家常话，当然也有许多安慰鼓励。
老吕走了，我在那儿站了很久，一股暖暖的热流在心头流过。我和他非亲非故，他是公社领导，年龄也差不多算大我一辈的长辈，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回乡青年，一个农民。我不敢以人才自诩，但他对我却一次次提携扶持，给我创造机会和平台。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他对知识的尊重和对青年的爱护。对他的“知遇之恩”，对他的信任，我尽管心存感激，却从未在行动或者口头上表达过，只想用加倍努力的工作去回报。他自己也从不提这些事。回想一下，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单独去过他寝办合一的住室，连一根香烟也没给他递过。在这两年多的交往中，我们之间是一种纯粹的工作关系，就像一泓碧水，清澈纯净。这两年多时光，也正是我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第一步，第一站，怎样工作，怎样做人，怎样处理个人与领导、与组织的关系，老吕用他的言行给我上了带有启蒙意义的第一课。 这一年9月，我终于被“招工”走出了农村，到一个国营企业的子弟学校当了老师。
在以后的几十年岁月里，我和他一直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回家乡的时候，有时也去看望他，但总是来去匆匆，直到前不久，才有了一次深入的交谈，较为详细地了解了他的经历。
老吕生于1930年，出身城镇贫民家庭，从小历经生活的磨难和艰辛，是那种“从小卖蒸馍，啥事都干过”的苦孩子，只上过三年小学，后来全靠自学。他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参加工作，1952年入党，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任职。我离开家乡的时候，他已经到另一个公社任书记，后来又调回我们公社任党委书记。1979年底调县医院任书记，白手起家，奋战5年，又建了一个设施齐全配套完善的新医院。医院落成开诊，他却离开医院，调到了卫生局。有意思的是，新任局长是他在医院搭班子的副院长，如今当了局长，却非要把老吕要过去，于是老吕去当了卫生局正科待遇的副书记，一直到退休。
在我心目中，老吕是位有魄力、有才华、也有胸怀境界的德才兼备的好领导，但他到退休的职务仍是正科，在这个正科级的位置上他转来转去干了15年。但他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他从没有向组织提过个人职务的事，他就是想实实在在干成几件事。退休后他又练起了书法，还组织老干部书法活动，编印出版了好几本书画集，成了汝州的书画名人。
老吕今年已有68年党龄，2016年7月，他曾荣获中共河南省委颁发的“50年以上党龄荣誉纪念章”。他从28岁开始担任支部书记，“书记”这个职务和称呼，已经伴随他半个多世纪。
顺便提及，他家里还有一位书记，他的夫人，曾任汝州城关一个大队的书记长达26年，清正廉洁，口碑甚好，也是汝州城里的一位名人。
这两年，我再见到这位满头白发却腰杆挺直精神矍铄的老人，总是恭恭敬敬地叫他“吕书记”。
二
1986年7月，我作为洛阳市文联的一名中层党员干部，被抽调为洛阳市委派驻嵩县的工作组成员，來到嵩县库区乡。当时工作组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指导完成村级整党任务，一是帮助开展扶贫工作。这两项工作后来被我们戏称为都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自此以后，我们党不断推进从严治党，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教育活动，但不再使用“整党”这个提法，而扶贫工作，则自此而始，逐渐大规模铺开。
到县城开会的时候，见到了县委段运劳书记。
我们也算认识，我原在洛阳地区文联《洛神》编辑部工作的时候，他是地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是我们的直接上级领导，去年刚刚调任这个县的县委书记。
段书记见到我很高兴，也很热情，鼓励我说这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以后他到库区乡来检查工作，还专门找我去谈了一会儿。他说，工作生活上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他，还邀请我去他家坐坐。但我并没有当真，书记那么忙，这不过是路话罢了。
有一次去县里开会，段书记真的邀我去他家里，看出来是诚心实意。我去了，向来不太懂得人情世故的我，第一次上门，也是两手空空。
那时候嵩县县委机关大部分还是平房，段书记也住在一套平房里，家具陈设也极为朴素简单，甚至是简陋，我记得我们说话的时候坐的是农村常见的那种带靠背的矮木椅，这和一个普通干部普通职工的家庭没什么区别。我们的谈话并没有涉及多少家庭生活，他说嵩县的县情，自然资源，当然还有困难，也兴致勃勃说他的设想和规划等等。那一次见面，我自己从心里暗暗给他送了八个字：“两袖清风，一腔热情”。
一年后，工作组任务完成撤回，我也回到原单位上班，从此也没再和段书记联系。
1988年段书记调任洛阳市委政法委书记，不久又任市纪委书记。过了将近一年，在一次大会会场门口碰见他，还是他先打了招呼：“你怎么也不来见我？”
我有点不好意思，但只好实话实说：“你那么忙，我也没什么事。”
我是个拙于交往的人，甚至还怯于交往，有点孤傲，这是自己的性格缺陷。特别是对领导，若无工作上的必要，我不想多走动，我不想让自己留下“攀附、巴结”的心理阴影。我知道，这和社会上流行的风气不合拍。
后来，段书记又当了市委副书记，分管的也有宣传这一块儿，和我的工作有了联系，但我仍然没有和他太多接触。
1993年初，我的报告文学《灿烂人生》在《莽原》发表，并在洛阳开了座谈会，规格很高，省委宣传部、组织部两位副部长，省文联主席都参加了，段书记因在北京学习没有与会，他回来后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说了很多祝贺和鼓励的话。
后来，我担任了市文联的副主席;再后来，又担任了市文联的主席，同时还兼任市作协主席和《牡丹》主编。
说实在话，有专业追求的人，在文联担任领导职务，其实是一种牺牲，但在别人眼里，毕竟是当“官”了。在一波波的反腐案例中，某些人的提拔升迁经常和“请客送礼”联系在一起，以至形成了非常负面的群众舆论，似乎只要是职务提升，就一定是怎么怎么。
当时段书记是分管宣传的副书记，我的任职是组织决定，当然其中也会包含他的意见。但是我们之间的交往纯粹是工作关系，我从来没有对他有过什么物质上的表示。我任职时年龄是偏大的，我自己开玩笑说是“范进中举”，除了组织部长的集体谈话，段书记也找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市委对干部的提拔任用是很慎重的，选好了，会给组织添彩，否则就会对党的形象造成伤害，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段书记后来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许多指导、帮助和支持、鼓励，他还多次在多个场合肯定表扬我微薄的写作成绩，说你是为洛阳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做过贡献的。
段书记在洛阳市委的领导岗位上先后担任过市政法委、纪检委和农工委书记，担任过市委副书记，后来任市人大主任时也兼任党组书记。他勤奋努力，兢兢业业，为洛阳各项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心力。他为人处事的真诚善良、光明磊落、平易谦虚，在广大干部群众有很好的口碑。作为长期在一个地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人，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实为难得。 和段书记交往渐多是在他从市人大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又担任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以后，我去他家和办公室看望他的次数才多起来。
段书记196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退休以后，他对文学的爱好和写作的热情又点燃起来，这使我们也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他热情参与各种诗歌创作活动，主编了多部诗词作品集，自己也创作了大量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的诗歌作品。他的《行吟诗词选》结集出版时，坚邀我给他写序。
我说，您是大领导，认识人又那么多，您应该请省甚至中央的领导给您写序才好啊。（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洪波就是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同班同学）他说，不，我就想请你写。
当然，我在序言“居高声自远”中也真实表达了我的感受。
我觉得，他的诗篇充溢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这是他胸中激荡着的一种大爱。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这些政治信仰理念已经和他的个人情感融为一体，其实，这也正是作者“真性情”的体现。
从他的诗歌成果和写作实践中也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超拔平庸、净化灵魂、提升境界、奔赴崇高的精神向度。
他退休以后，除了积极投身关心下一代和老年工作这“一老一少”的社会公益活动以外，还担任了几个诗词书画学会的名誉职务，结交了一批书朋诗友，读书吟诗，临帖习字，切磋酬和，潇洒高雅。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姿态。文化具有一种导人向美向善的力量，他不仅从中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而且还以这种生活态度影响和引导着一批老干部朋友们，甚至中青年干部们的生活方式。他虽然不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但在提升文化品位，涵养精神气质的道路上，他仍然是一位身体力行的领跑者。
今年，段书记的党龄已有62年。我注意到他党内履历的一“少”一“多”：他是在1959年上高中的时候入党的，当时学生中党员人数极少，他们全校只有两人;后来在同时期的洛阳市级领导干部中，他是担任不同级别、不同领域、不同机构“书记”职务最多、时间最长的人。
三
结识杨子敏老师是在1985年的牡丹花会期间，我当时在洛阳地区文联《洛神》杂志社当编辑，刊物开辟了专栏要介绍豫西的作家，我受命写一篇关于杨子敏老师的文章，先后两次采访了他，从此也开始了和他二十多年的交往。
杨子敏老师原名杨锡光，是新安县铁门镇人。1944年，年仅14岁的他从家中偷跑出去参加了八路军，1945年入党，1953年从部队转业到中国作协任秘书科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杨子敏老师曾一度担任中宣部文艺局代局长。1984年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杨子敏担任过全国作协秘书长、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又先后兼任了《诗刊》主编和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作协书记处书记，严格来讲似乎并不是党内职务，但任职者皆为作协党组成员。从初次认识开始，我都是叫他杨老师，好像也没人称他书记。唯一一次是在1991年洛阳第六次文代会的开幕式上，市委宣传部张太林副部长称他为杨书记。
可以说，杨子敏既是一位经历过烽烟战火的老革命，又是身处全国作协、《诗刊》这种最高文学殿堂的领导，完全也算得上“京华冠盖”一族。但他的待人接物、言谈举止却丝毫没有领导的架子、名人的派头。和他交往，你会感到面对的只是一位平易谦和随便亲切的朋友。
随着和杨老师的交往渐多，我更感受到和他的相契和投缘，而他给我的信中，后来竟以“老友”称呼。他送给我的一幅书法，也以“老友”落款。杨子敏老师回洛阳，常常是悄悄来去，从不惊动有关部门和领导。我作为洛阳文联和作协的负责人，作为后学和晚辈，当然应该尽力帮助安排一些食宿行方面的事情。但他似乎总是最大限度地简化。有几次，他就在我家里就餐，还连说：“还是家里的饭菜好吃！”
杨子敏老师经常关心着家乡的文学事业，为洛阳文学的繁荣贡献了许多心力。我在兼任《牡丹》主编期间，还聘请他担任了《牡丹》杂志的顾问。而家乡的文学活动，他不仅尽力参加，还经常成为这些活动的义务组织者。
1994年春，为洛阳作协举办笔会的事，我数次打电话邀请杨子敏老师回洛。他果然如期归来，并且还邀请来了《人民文学》主编程树榛、老作家雷加等人。后来我才知道，为了参加这次纯粹是无偿的义务的文学“公益活动”，他谢绝了海南的一次隆重的诗歌会议的邀请，也促请程树榛放弃了去泰山参加会议的机会。
杨子敏老师的人品可谓有口皆碑，口碑其实是对一个人最公正的评价。他在中国作协工作了半个多世纪，期间经历了许多风雨，但是说到杨子敏，大家都常用一句话：他是个好人。他对工作对事业的执着和认真，对同事对朋友的诚挚和热情，他的正直、善良、平易近人和谦逊，使他赢得了大家由衷的尊敬。
杨子敏老师有文学才华，写作的路子很宽，二十多岁就创作出版了剧本《复仇的火焰》，后来又写诗，写散文，出版过长篇小说《红石口》和散文诗集《回音壁》等，他还根据工作的需要，写过许多文学评论。他曾对我说过，他不想当官，只是希望做一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他应我的邀约，曾在《牡丹》上发过一篇文章，题为《勤惰由人，丰歉在天——我与文学》，其中历数了他经历的各种政治运动和风雨坎坷，“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名为文学队伍中人，其实和文学天各一方”。繁忙的行政领导工作和强烈的创作欲望的矛盾，使他常常感到痛苦和无奈。可以说，这种痛苦和无奈伴随了他一生。
1996年底，他从书记处的位置上退下来，当时，他是想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去，实现自己宏伟的写作计划。但是，日渐衰老瘦弱多病的身体已经无法为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提供保障了。尽管他珍惜时间，一旦身体条件允许就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但他后来还是调整了写作计划，开始写回忆录式的散文。
我想，他被迫放弃写长篇的计划，放弃孕育已久的构思和丰富的素材，心底里一定会藏着痛苦和无奈。
2007年冬，我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又一次去拜訪了杨子敏老师，并给他汇报了编著《洛阳当代著名文艺家素描》的计划，他对这个计划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表示大力支持。 他更加瘦弱，但还是一如既往带着他那特有的微笑，言谈中子敏老师对自己的日渐衰老感慨不已。他笑着说，我很可能随时就会走了，自己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不害怕也不紧张。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那虽然瘦削但仍然红润的面孔上浮现的是一种坦然的微笑。那一天，他的气色和精神都很好，我一边安慰他，一边暗自为这样一位达观睿智的老人祝福。
谁知道，这一面竟成永诀！
2008年8月2日，杨子敏老师在北京逝世。
2009年3月，子敏老师的遗著《一路走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不久，他的夫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黑老师就给我寄来了这部书。
这部以“一位文化老者的人生手记”为副题的40万字的大散文作品，浓缩了子敏老师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老革命家一生的经历和几十年来的思考。既有自身的遭际，也有史事的钩沉，使这部笑中带泪的大散文作品，兼具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双重意义。
遗憾的是，他生前并没有看到自己作品的出版。他逝世以后，是在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金炳华和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的关心帮助下，才得以出版的。以他的资历、影响，出本自己写的书该不是什么难事，但是生前为什么没有出呢？我想这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也与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有关，他不善于也不屑于经营自己。后来《文艺报》发表全国作协书记处同事们缅怀他的文章，曾说到他的勇于担当另一面的“腼腆”和“羞涩”。他当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委主任的时候，面对各种矛盾，挺身而出，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而对有关自己的事，他却不伸手也不开口，直到生命的终点。
杨子敏老师的辞世远行，留给我的不仅是绵绵的思念，还有许多的感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官场文坛的风风雨雨，他始终坚守了自己的君子人格，也始终保护着自己的心灵深处的纯真和圣洁，自律自谦，不伪不秀。他是真正称得上德艺双馨的人，但是，他的生前和身后，却从来都不引人注目，就像他回家乡时那样，悄悄地来了，又悄悄地走了。
现在在文字和嘴巴上会使用漂亮时尚的语汇的人太多了，会经营和钻营的人太多了，会造势和盗名的人太多了，而真正可以作为做人标杆的人太少。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就像是旷远的古曲或是稀缺罕见的善本书一样珍贵，他们的逝去，往往都会成为一种绝唱。
子敏老师的人生，展示的是一种高蹈的精神境界，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为人为文的典范，他将永远被我铭记在心里。
“书记”，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书记，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和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
书记一词的本意，原指从事文字记录和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人员，中国共产党把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称为书记，其实就蕴含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党的各级组织书记的形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在历史上，在现实中，有的书记成为楷模榜样，有的书记则被人卑视唾弃。
我的人生路上，曾和多位书记遇见或交集，他们中大部分都是令我尊敬的人，本文所述的三位书记只是他们中的三个代表。三位书记，如同我人生的三位老师，也如同我收藏的三册内蕴丰厚的书帖。几十年来，常置案头，时时翻阅品读，常常临习仿写。
责任编辑 杨 枥
张文欣，1948年生，河南汝州市人。曾任洛阳市文联主席、洛阳市作家协会主席、《牡丹》文学杂志主编。1979年开始创作，现已发表出版散文、報告文学、小说、文学评论300多万字。曾获多种文学奖项。
1968年8月，我从临汝高中毕业离校，成为一个回乡知识青年，一个农民。
其实我是66届学生，两年前就已经毕业，当时毕业考试过了，高考体检过了，甚至高考志愿都已经开始填报了，但是突然间风云突变，高考停止，我们这些渴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农家孩子，在经历了两年多非正常岁月之后，又回到了农村。但身份却成了“准农民”，因为还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当时是下决心在家乡的土地上 “躬耕陇亩”了，但藏在心底对写作的爱好，却总是时时冒出新芽。当时又没有什么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就试着给县广播站写了篇稿子，谁知很快就播出了。当时正是推广有线广播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安了小喇叭，一日三次播音，一篇广播稿，受众就是几十万。后来又连续写了几篇，基本上是每投必播。
忽一日，大队干部找到我，说公社要抽调我去“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宣传队，与吹拉弹唱的文艺宣传无关，实际是肩负整顿任务的工作队，要进驻“老大难”大队，成员也大多是老党员和在公社有些影响的大队干部。我有些忐忑，说：“我是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怕不合适吧？”
但公社领导回复说：“这也是接受再教育的形式，在工作中学习锻炼吧！”后来才知道，正是这位领导注意到我连续写的几篇广播稿，才决定把我抽调到宣传队的。
这位领导名叫吕秉信，后来任我们公社党委书记，当时他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不过人们似乎很少叫他主任，都叫他老吕，我背地里也随着大家的称谓，称他为老吕。
我随着宣传队先后进驻三个所谓“老大难”的大队，睡地铺，吃派饭，调查研究，大会小会，我作为最年轻的队员，自然事事都往前面跑。后来公社办数千人参加的“学习班”，又把我抽到办公室写材料，有的还上了县里的“简报”。一晃几个月过去，1969年春节过后，领导又通知我到公社机关报到。原来又给我分配了新的任务：办展览馆。
展览馆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思想勝利万岁，一个是阶级教育，这是个严肃的政治任务。让我负责的是阶级教育这一块，包括搜集素材、撰写脚本、设计版面等。当时也抽调了下放回到原籍的学校教师、剧团的编剧美工等等，其中大多资历上都应是我老师份的。我当然又有些忐忑心虚，老吕这次是主管这项工作的领导，他对我说：“有压力可以理解，但不要怕，先干起来，遇到问题多商量想办法就是了！”
展览馆就在公社的大院里，虽然具体负责展览馆工作的另有一位姓牛的干部，但和老吕的接触毕竟多起来。尽管当时政治突出到生活的每个角落，早请示晚汇报，但老吕的工作作风务实，雷厉风行，讲话也简洁明快，并且，我觉得他对文字、审美都很有感觉，能说到点子上，悄悄心底里就多了些共鸣。
此后我就全力投入，采访、撰稿，还亲自画展板，画展厅入口处的大幅宣传画;布展结束，又赶写讲解词，培训讲解员，然后是正式开展，担负临时负责人，自己也上岗讲解，等等。从这一年的3月开始筹备，到10月底展览结束，我一直在紧张忙碌之中，在此期间还因外出参观冒雨赶回患上了严重的胃病。
展览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才知道，此次临时招聘的讲解员最后都要各回各家（办展人员除了我都是公职，也都已回去），只有我被安排在公社广播站，合同工，每月工资26元，不过仍是在办公室写材料。
说实在话，这对我来讲有点喜出望外，因为在当时形势下，我们这些回乡学生若能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似乎是一种奢望。主导这件事的仍是老吕，在此之前，我从未对他说过什么个人的要求。这个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个月后，老吕告诉我，县里说有人提意见，你们高中毕业生必须劳动锻炼两年以上才能安排，你才一年，不符合条件，因此合同要取消。
取消就取消吧，我连争辩都没有，老吕似乎看到了我的失落，说那就跟他去修焦枝铁路吧。当时正值组建修战备工程焦枝铁路的民兵队伍，一个县一个团，一个公社一个营，老吕是营教导员。于是我跟随他到了地处伊川的工地，不过大部分时间在营部，主要干的仍是写材料，办小报这类文宣的事。一年之后，焦枝铁路建成通车，民兵撤回，老吕任公社学大寨指挥部指挥长，又点名要我去指挥部办公室。
1971年，我已经23岁了，但正式工作的事还是没有着落，心中不免有些焦急。还恐怕若再有机会，“没有劳动锻炼两年”是否成为障碍，因此萌生了回村参加劳动的想法。在此之前，我从没有给老吕说过自己工作的事，老吕当然不想让我走，但并没有用符合当时社会流行语境的政治词语给我讲大道理做思想工作，他沉吟一会儿，说：你的想法在情理之中，我理解。我舍不得你走，但我的职权有限，公社的几个单位，你挑，但都是集体工;县里能招工的单位，也都是合同工，我也可以帮助做工作。
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回家参加劳动，我把能当一名国营企业的正式工人作为自己争取的目标。1971年春节过后不久，我告别了老吕他们，回到村里。
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我正在村头拉土，老吕突然骑着自行车来找我。他说，我要到黄庄去，顺便来看看你。我们就坐在土坑边上，聊了一会儿。全是家常话，当然也有许多安慰鼓励。
老吕走了，我在那儿站了很久，一股暖暖的热流在心头流过。我和他非亲非故，他是公社领导，年龄也差不多算大我一辈的长辈，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回乡青年，一个农民。我不敢以人才自诩，但他对我却一次次提携扶持，给我创造机会和平台。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他对知识的尊重和对青年的爱护。对他的“知遇之恩”，对他的信任，我尽管心存感激，却从未在行动或者口头上表达过，只想用加倍努力的工作去回报。他自己也从不提这些事。回想一下，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单独去过他寝办合一的住室，连一根香烟也没给他递过。在这两年多的交往中，我们之间是一种纯粹的工作关系，就像一泓碧水，清澈纯净。这两年多时光，也正是我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第一步，第一站，怎样工作，怎样做人，怎样处理个人与领导、与组织的关系，老吕用他的言行给我上了带有启蒙意义的第一课。 这一年9月，我终于被“招工”走出了农村，到一个国营企业的子弟学校当了老师。
在以后的几十年岁月里，我和他一直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回家乡的时候，有时也去看望他，但总是来去匆匆，直到前不久，才有了一次深入的交谈，较为详细地了解了他的经历。
老吕生于1930年，出身城镇贫民家庭，从小历经生活的磨难和艰辛，是那种“从小卖蒸馍，啥事都干过”的苦孩子，只上过三年小学，后来全靠自学。他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参加工作，1952年入党，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任职。我离开家乡的时候，他已经到另一个公社任书记，后来又调回我们公社任党委书记。1979年底调县医院任书记，白手起家，奋战5年，又建了一个设施齐全配套完善的新医院。医院落成开诊，他却离开医院，调到了卫生局。有意思的是，新任局长是他在医院搭班子的副院长，如今当了局长，却非要把老吕要过去，于是老吕去当了卫生局正科待遇的副书记，一直到退休。
在我心目中，老吕是位有魄力、有才华、也有胸怀境界的德才兼备的好领导，但他到退休的职务仍是正科，在这个正科级的位置上他转来转去干了15年。但他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他从没有向组织提过个人职务的事，他就是想实实在在干成几件事。退休后他又练起了书法，还组织老干部书法活动，编印出版了好几本书画集，成了汝州的书画名人。
老吕今年已有68年党龄，2016年7月，他曾荣获中共河南省委颁发的“50年以上党龄荣誉纪念章”。他从28岁开始担任支部书记，“书记”这个职务和称呼，已经伴随他半个多世纪。
顺便提及，他家里还有一位书记，他的夫人，曾任汝州城关一个大队的书记长达26年，清正廉洁，口碑甚好，也是汝州城里的一位名人。
这两年，我再见到这位满头白发却腰杆挺直精神矍铄的老人，总是恭恭敬敬地叫他“吕书记”。
二
1986年7月，我作为洛阳市文联的一名中层党员干部，被抽调为洛阳市委派驻嵩县的工作组成员，來到嵩县库区乡。当时工作组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指导完成村级整党任务，一是帮助开展扶贫工作。这两项工作后来被我们戏称为都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自此以后，我们党不断推进从严治党，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教育活动，但不再使用“整党”这个提法，而扶贫工作，则自此而始，逐渐大规模铺开。
到县城开会的时候，见到了县委段运劳书记。
我们也算认识，我原在洛阳地区文联《洛神》编辑部工作的时候，他是地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是我们的直接上级领导，去年刚刚调任这个县的县委书记。
段书记见到我很高兴，也很热情，鼓励我说这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以后他到库区乡来检查工作，还专门找我去谈了一会儿。他说，工作生活上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他，还邀请我去他家坐坐。但我并没有当真，书记那么忙，这不过是路话罢了。
有一次去县里开会，段书记真的邀我去他家里，看出来是诚心实意。我去了，向来不太懂得人情世故的我，第一次上门，也是两手空空。
那时候嵩县县委机关大部分还是平房，段书记也住在一套平房里，家具陈设也极为朴素简单，甚至是简陋，我记得我们说话的时候坐的是农村常见的那种带靠背的矮木椅，这和一个普通干部普通职工的家庭没什么区别。我们的谈话并没有涉及多少家庭生活，他说嵩县的县情，自然资源，当然还有困难，也兴致勃勃说他的设想和规划等等。那一次见面，我自己从心里暗暗给他送了八个字：“两袖清风，一腔热情”。
一年后，工作组任务完成撤回，我也回到原单位上班，从此也没再和段书记联系。
1988年段书记调任洛阳市委政法委书记，不久又任市纪委书记。过了将近一年，在一次大会会场门口碰见他，还是他先打了招呼：“你怎么也不来见我？”
我有点不好意思，但只好实话实说：“你那么忙，我也没什么事。”
我是个拙于交往的人，甚至还怯于交往，有点孤傲，这是自己的性格缺陷。特别是对领导，若无工作上的必要，我不想多走动，我不想让自己留下“攀附、巴结”的心理阴影。我知道，这和社会上流行的风气不合拍。
后来，段书记又当了市委副书记，分管的也有宣传这一块儿，和我的工作有了联系，但我仍然没有和他太多接触。
1993年初，我的报告文学《灿烂人生》在《莽原》发表，并在洛阳开了座谈会，规格很高，省委宣传部、组织部两位副部长，省文联主席都参加了，段书记因在北京学习没有与会，他回来后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说了很多祝贺和鼓励的话。
后来，我担任了市文联的副主席;再后来，又担任了市文联的主席，同时还兼任市作协主席和《牡丹》主编。
说实在话，有专业追求的人，在文联担任领导职务，其实是一种牺牲，但在别人眼里，毕竟是当“官”了。在一波波的反腐案例中，某些人的提拔升迁经常和“请客送礼”联系在一起，以至形成了非常负面的群众舆论，似乎只要是职务提升，就一定是怎么怎么。
当时段书记是分管宣传的副书记，我的任职是组织决定，当然其中也会包含他的意见。但是我们之间的交往纯粹是工作关系，我从来没有对他有过什么物质上的表示。我任职时年龄是偏大的，我自己开玩笑说是“范进中举”，除了组织部长的集体谈话，段书记也找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市委对干部的提拔任用是很慎重的，选好了，会给组织添彩，否则就会对党的形象造成伤害，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段书记后来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许多指导、帮助和支持、鼓励，他还多次在多个场合肯定表扬我微薄的写作成绩，说你是为洛阳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做过贡献的。
段书记在洛阳市委的领导岗位上先后担任过市政法委、纪检委和农工委书记，担任过市委副书记，后来任市人大主任时也兼任党组书记。他勤奋努力，兢兢业业，为洛阳各项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心力。他为人处事的真诚善良、光明磊落、平易谦虚，在广大干部群众有很好的口碑。作为长期在一个地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人，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实为难得。 和段书记交往渐多是在他从市人大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又担任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以后，我去他家和办公室看望他的次数才多起来。
段书记196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退休以后，他对文学的爱好和写作的热情又点燃起来，这使我们也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他热情参与各种诗歌创作活动，主编了多部诗词作品集，自己也创作了大量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的诗歌作品。他的《行吟诗词选》结集出版时，坚邀我给他写序。
我说，您是大领导，认识人又那么多，您应该请省甚至中央的领导给您写序才好啊。（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洪波就是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同班同学）他说，不，我就想请你写。
当然，我在序言“居高声自远”中也真实表达了我的感受。
我觉得，他的诗篇充溢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这是他胸中激荡着的一种大爱。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这些政治信仰理念已经和他的个人情感融为一体，其实，这也正是作者“真性情”的体现。
从他的诗歌成果和写作实践中也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超拔平庸、净化灵魂、提升境界、奔赴崇高的精神向度。
他退休以后，除了积极投身关心下一代和老年工作这“一老一少”的社会公益活动以外，还担任了几个诗词书画学会的名誉职务，结交了一批书朋诗友，读书吟诗，临帖习字，切磋酬和，潇洒高雅。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姿态。文化具有一种导人向美向善的力量，他不仅从中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而且还以这种生活态度影响和引导着一批老干部朋友们，甚至中青年干部们的生活方式。他虽然不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但在提升文化品位，涵养精神气质的道路上，他仍然是一位身体力行的领跑者。
今年，段书记的党龄已有62年。我注意到他党内履历的一“少”一“多”：他是在1959年上高中的时候入党的，当时学生中党员人数极少，他们全校只有两人;后来在同时期的洛阳市级领导干部中，他是担任不同级别、不同领域、不同机构“书记”职务最多、时间最长的人。
三
结识杨子敏老师是在1985年的牡丹花会期间，我当时在洛阳地区文联《洛神》杂志社当编辑，刊物开辟了专栏要介绍豫西的作家，我受命写一篇关于杨子敏老师的文章，先后两次采访了他，从此也开始了和他二十多年的交往。
杨子敏老师原名杨锡光，是新安县铁门镇人。1944年，年仅14岁的他从家中偷跑出去参加了八路军，1945年入党，1953年从部队转业到中国作协任秘书科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杨子敏老师曾一度担任中宣部文艺局代局长。1984年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杨子敏担任过全国作协秘书长、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又先后兼任了《诗刊》主编和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作协书记处书记，严格来讲似乎并不是党内职务，但任职者皆为作协党组成员。从初次认识开始，我都是叫他杨老师，好像也没人称他书记。唯一一次是在1991年洛阳第六次文代会的开幕式上，市委宣传部张太林副部长称他为杨书记。
可以说，杨子敏既是一位经历过烽烟战火的老革命，又是身处全国作协、《诗刊》这种最高文学殿堂的领导，完全也算得上“京华冠盖”一族。但他的待人接物、言谈举止却丝毫没有领导的架子、名人的派头。和他交往，你会感到面对的只是一位平易谦和随便亲切的朋友。
随着和杨老师的交往渐多，我更感受到和他的相契和投缘，而他给我的信中，后来竟以“老友”称呼。他送给我的一幅书法，也以“老友”落款。杨子敏老师回洛阳，常常是悄悄来去，从不惊动有关部门和领导。我作为洛阳文联和作协的负责人，作为后学和晚辈，当然应该尽力帮助安排一些食宿行方面的事情。但他似乎总是最大限度地简化。有几次，他就在我家里就餐，还连说：“还是家里的饭菜好吃！”
杨子敏老师经常关心着家乡的文学事业，为洛阳文学的繁荣贡献了许多心力。我在兼任《牡丹》主编期间，还聘请他担任了《牡丹》杂志的顾问。而家乡的文学活动，他不仅尽力参加，还经常成为这些活动的义务组织者。
1994年春，为洛阳作协举办笔会的事，我数次打电话邀请杨子敏老师回洛。他果然如期归来，并且还邀请来了《人民文学》主编程树榛、老作家雷加等人。后来我才知道，为了参加这次纯粹是无偿的义务的文学“公益活动”，他谢绝了海南的一次隆重的诗歌会议的邀请，也促请程树榛放弃了去泰山参加会议的机会。
杨子敏老师的人品可谓有口皆碑，口碑其实是对一个人最公正的评价。他在中国作协工作了半个多世纪，期间经历了许多风雨，但是说到杨子敏，大家都常用一句话：他是个好人。他对工作对事业的执着和认真，对同事对朋友的诚挚和热情，他的正直、善良、平易近人和谦逊，使他赢得了大家由衷的尊敬。
杨子敏老师有文学才华，写作的路子很宽，二十多岁就创作出版了剧本《复仇的火焰》，后来又写诗，写散文，出版过长篇小说《红石口》和散文诗集《回音壁》等，他还根据工作的需要，写过许多文学评论。他曾对我说过，他不想当官，只是希望做一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他应我的邀约，曾在《牡丹》上发过一篇文章，题为《勤惰由人，丰歉在天——我与文学》，其中历数了他经历的各种政治运动和风雨坎坷，“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名为文学队伍中人，其实和文学天各一方”。繁忙的行政领导工作和强烈的创作欲望的矛盾，使他常常感到痛苦和无奈。可以说，这种痛苦和无奈伴随了他一生。
1996年底，他从书记处的位置上退下来，当时，他是想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去，实现自己宏伟的写作计划。但是，日渐衰老瘦弱多病的身体已经无法为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提供保障了。尽管他珍惜时间，一旦身体条件允许就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但他后来还是调整了写作计划，开始写回忆录式的散文。
我想，他被迫放弃写长篇的计划，放弃孕育已久的构思和丰富的素材，心底里一定会藏着痛苦和无奈。
2007年冬，我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又一次去拜訪了杨子敏老师，并给他汇报了编著《洛阳当代著名文艺家素描》的计划，他对这个计划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表示大力支持。 他更加瘦弱，但还是一如既往带着他那特有的微笑，言谈中子敏老师对自己的日渐衰老感慨不已。他笑着说，我很可能随时就会走了，自己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不害怕也不紧张。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那虽然瘦削但仍然红润的面孔上浮现的是一种坦然的微笑。那一天，他的气色和精神都很好，我一边安慰他，一边暗自为这样一位达观睿智的老人祝福。
谁知道，这一面竟成永诀！
2008年8月2日，杨子敏老师在北京逝世。
2009年3月，子敏老师的遗著《一路走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不久，他的夫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黑老师就给我寄来了这部书。
这部以“一位文化老者的人生手记”为副题的40万字的大散文作品，浓缩了子敏老师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老革命家一生的经历和几十年来的思考。既有自身的遭际，也有史事的钩沉，使这部笑中带泪的大散文作品，兼具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双重意义。
遗憾的是，他生前并没有看到自己作品的出版。他逝世以后，是在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金炳华和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的关心帮助下，才得以出版的。以他的资历、影响，出本自己写的书该不是什么难事，但是生前为什么没有出呢？我想这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也与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有关，他不善于也不屑于经营自己。后来《文艺报》发表全国作协书记处同事们缅怀他的文章，曾说到他的勇于担当另一面的“腼腆”和“羞涩”。他当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委主任的时候，面对各种矛盾，挺身而出，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而对有关自己的事，他却不伸手也不开口，直到生命的终点。
杨子敏老师的辞世远行，留给我的不仅是绵绵的思念，还有许多的感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官场文坛的风风雨雨，他始终坚守了自己的君子人格，也始终保护着自己的心灵深处的纯真和圣洁，自律自谦，不伪不秀。他是真正称得上德艺双馨的人，但是，他的生前和身后，却从来都不引人注目，就像他回家乡时那样，悄悄地来了，又悄悄地走了。
现在在文字和嘴巴上会使用漂亮时尚的语汇的人太多了，会经营和钻营的人太多了，会造势和盗名的人太多了，而真正可以作为做人标杆的人太少。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就像是旷远的古曲或是稀缺罕见的善本书一样珍贵，他们的逝去，往往都会成为一种绝唱。
子敏老师的人生，展示的是一种高蹈的精神境界，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为人为文的典范，他将永远被我铭记在心里。
“书记”，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书记，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和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
书记一词的本意，原指从事文字记录和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人员，中国共产党把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称为书记，其实就蕴含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党的各级组织书记的形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在历史上，在现实中，有的书记成为楷模榜样，有的书记则被人卑视唾弃。
我的人生路上，曾和多位书记遇见或交集，他们中大部分都是令我尊敬的人，本文所述的三位书记只是他们中的三个代表。三位书记，如同我人生的三位老师，也如同我收藏的三册内蕴丰厚的书帖。几十年来，常置案头，时时翻阅品读，常常临习仿写。
责任编辑 杨 枥
张文欣，1948年生，河南汝州市人。曾任洛阳市文联主席、洛阳市作家协会主席、《牡丹》文学杂志主编。1979年开始创作，现已发表出版散文、報告文学、小说、文学评论300多万字。曾获多种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