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古丝绸之路一线遗址中，交河故城具备典型的代表特性。它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群，也是我国保存两千多年最完整的都市遗迹，被誉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
自1994年始，交河故城经历了一波三折的申遗过程，演绎了我国大型文物保护日趋被国家、地方重视，被民众所认知，并越来越符合国际规范的过程。
今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办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新疆，我国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北庭故城遗址、克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克孜尔尕哈烽燧6处文化遗产地包含在其中。
在以上6处文化遗产地中，交河故城已经是第三次叩响世界文化遗产的大门了。
自1994年开始，交河故城每10年一次地与世界文化遗产的殊荣擦肩而过。20年前的1994年，交河故城曾与承德避暑山庄、曲阜三孔、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等5处文化遗产一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其他4处遗址均获成功，惟独交河故城落选，被列为“推迟评议项目”。
又过10年，世界遗产中心认为“丝绸之路中国段”可以以交河故城为切入点率先申报，交河故城由此迎来再次“申遗”的机遇，并被列入2005年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但这次交河故城的单独申遗仍旧没有成功。此番磨砺，鲜有人知。
被推迟评议的项目
“如果是要质疑交河故城古城的历史价值不够，那是绝对错误的想法。”敦煌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李最雄说：“交河故城是全世界最古老、最大、保护最好的生土建筑故城。1961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被誉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的古城市遗址，曾是唐代西域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驻地。就历史跨度而论，这是我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都市遗迹。
1993年，敦煌研究院承担了国家文物局的一个课题：古建筑选址与加固。“当时我们正好就在交河故城做实验。”1994年李最雄亲眼目睹了交河故城的第一次申遗。据李最雄回忆，那次交河故城确实不具备申遗的条件，“当时的交河故城修复情况很不乐观，城内很多建筑体由于受千百年来，风力和水蚀的外力作用，已经破裂甚至坍塌。”他曾亲眼目睹到所有车辆与游人、甚至牲畜可以毫无阻拦地自由出入交河故城，大佛寺当时就是停车场。
早在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旨在为了突出强调中西方相遇时所产生的复杂文化交流现象，帮助塑造多元特性、丰富欧亚大陆共同的遗产。从1990年至1995年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5次组织对丝绸之路的国际性考察。
据现任吐鲁番文物局技术保护室主任徐东良回忆，“从1992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日本政府对交河故城投入100万美元进行加固和改造。”这是中国政府首次采取中外合资的方式对交河故城的保护维修工程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的保护修缮工作，该项目延续至1996年才结束。
1992年吐鲁番地区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交河故城维修办，维修办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临时抽调来的，徐东良就是其中的一员。“1992年开始的修护工作，更多是抢救性的。”徐东良说，“主要是对交河故城做本体加固实验，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日本专家的要求，维修的每一处，都要有不同层次的4张图纸，非常严谨。国外专家的严谨的保护方法，也为后来的交河保护工程积累了经验，并奠定了基础。”
1993年新疆自治区文物厅组织了10多位专家，开始编撰申报文本。但在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在交河故城实地勘察后，将交河故城列为“推迟评议项目”。
后来在总结申遗失败的原因时，中方认识到1994年的申遗工作存在着管理机构不健全，没有保护规划，地方政府不重视，遗址周边环境差，宣传力度不够等问题。徐东良说：“为了应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察，当时仅挂了一个管理处牌子，连起码的文物保护要求都达不到，根本不具备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条件。”
曾担任过吐鲁番文物局局长的李肖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博士。对于1994年这次申遗失败，李肖曾公开说：“当年，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交河故城竟然没有一个完善详细的近、中、远期文物保护规划，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更无从谈起。本应是一项全社会积极参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大力支持的系统工程，申报工作却由文物部门一家操作。”
当时的交河故城管理情形非常混乱。长期以来，在交河故城周边地区形成了上百户民宅和大片耕地，许多耕地处在交河故城保护范围之内，长期的耕作对故城本体造成很大破坏。“附近居民的现代生产、生活严重破坏了其原有的历史风貌，影响到故城周边的环境。“加之当时地方（吐鲁番地区）的经济实力有限，围绕‘申遗’需要开展的许多工作因资金短缺无法进行，种种原因造成了当年‘申遗’失利。”李肖这样总结道。
再与申遗擦肩而过
对于交河故城2004年的那次申遗，目前存在着一些争议。有些人认为，2004年这次申报，不能被看作是交河故城的一次单独申遗。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的李肖，当时任吐鲁番文物局局长。据他讲，从2003年8月开始，世界遗产中心组织对“丝绸之路”中国段进行了两次考察。但“直接促使交河申遗被提上日程的，则是国家全面推出‘丝绸之路中国段’的申遗计划。”
2004年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来一个好消息，本来按要求，一处历史遗址只具有一次申遗的机会，一旦丧失机会，将终身不能申报。鉴于交河故城第一次申遗失败是因为遗址之外的其它因素所致，故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破格给予交河故城“留评”的资格。在2004年6月召开的第28届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丝绸之路中国段”被列入预备名单。世界遗产中心认为交河故城可以作为切入点率先申报。
徐东良告诉记者，“2004年这次申遗的申报文本，是在曾参与过龙门石窟等申遗专家们指导下，由敦煌学会副会长、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研究员陈世良亲自执笔撰写的申遗文本材料。”据他讲，1994年申遗失败后第二年，吐鲁番地区成立文物局，“吐鲁番文物的保护利用开始有了一个系统的运作体系。”1999年，交河故城管理处成立，交河故城的保护工作有了一个专门机构。 最为重要的是2002年到2003年，国家文物总局颁布了《交河故城文物管理总体规划》，“专门针对单独的文物出台一部总体规划，这在全国也是史无前例的。后来我去参加一些全国性文物保护会议，外省的同行一说起来都羡慕不已。”徐东良笑说。
从1995年开始，吐鲁番地区文物部门按照古文物保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在不动原貌的基础上，对一些建筑物墙体进行了加固和修补。“所用的均是生土材料，保留了故城原有的建筑原貌。”徐东良说：“我们吐鲁番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有限，在资金特别紧缺的情况下，到2003年底，用于保护、研究的交河故城的资金累计起来差不多有上千万元，基本上都来自门票的收入。”在交河故城台地北端崖体下修建了710米防洪大坝，并进行了植树固沙、护坡工作。”对重点遗址进行了维护加固和铺设木栈道，避免游客对遗址的践踏；部分重点遗址地段已实施封闭管理。
与此同时，2003年9月22日《吐鲁番地区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经国务院批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实施。新疆自治区颁布了《吐鲁番市交河故城保护管理办法》和《吐鲁番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从2004年10月22日起实施。2004年11月26日新疆自治区人大专门起草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交河故城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实施，交河故城的保护立法趋向完善。“这些立法都是为申遗助力的”徐东良说。
在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动传递出信号，申遗的机会再次降临。作为交河故城自身，无论是从法制环境、基础设施还是当地对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都比10年前完善很多。当时李肖信心满满地对当地媒体称：“交河故城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是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交河故城的确是被国家列入2005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了。”徐东良回忆说：“这一年全国申报申遗的地方很多，国家层面可能出于多种综合考虑，在排序的时候，将交河故城放在了后边。”
而据李肖回忆，2004年，交河故城原本准备作为“丝绸之路中国段”的代表性文物点再度申遗，但在那一年苏州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面对准备更加充分的“苏州古典园林”，我们觉得应当把功课做得更充足，才有胜算。李肖认为，当时的“中途离场”绝对是明智之举，“必须寻求一条可行的路径，才能抵达目标。”
从“抢救室”到“留观室”
交河故城位于现在的吐鲁番市西约10公里的雅尔乃孜沟的一个叶河心洲上，城的建筑以崖为屏障，不筑城墙。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城内的大部分建筑包括中心街道，都是后来从原生土中挖掘而成，举世罕见。
交河故城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它是由车师人开创和建造的，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城郭诸国之一的车师前国的都城。车师归汉后，这里渐渐成为吐鲁番的中心城市。13世纪末，这座城市毁于蒙古骑兵的战火，成为一片废墟，故称“故城”。
吐鲁番得天独厚的干燥少雨气候，使得交河故城在经历了2300年的风雨沧桑之后，城市建筑布局的主体结构依然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然而千百年来，由于受自然和人力两种因素的破坏，在老专家李最雄的眼中，故城已经是个“垂危的病人”。
从2005年开始，李最雄如同一位精湛的大夫，将交河故城这个“垂危的病人”抢救到了“留观室”。“2005年开始，我们院设计完成了《交河故城抢险加固工程设计》，并通过了国家文物局的审批。”据李最雄回忆，交河故城抢险加固工程是国家“十一五”期间的重点文物保护维修项目。是丝绸之路（新疆段）重点文物抢救保护工程计划启动后的第一项大工程，也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土遗址加固工程。
随后敦煌研究院组建了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交河故城项目部，李最雄担任这个项目的总经理。“一开始，我们是把故城内的各个建筑体，按受损危险的程度，进行分期、分批的抢救。我们要做的首先是‘保命’。”
对交河故城崖体的加固工程是李最雄做的最重要的“抢救手术”。“做岩土工程的都知道，越是土坎的工程越难做。交河故城的崖体全是疏松的土，这项工程的难度可想而知。”
李最雄告诉记者，为了达到“修旧如旧”的原则，在交河故城的残垣断壁修复过程中，进行了“强筋健骨”的修复工程。所谓“强筋”就是在交河故城的加固中，几乎所有的墙体加固都用到了PS材料的硅酸钾溶液。保存较好的墙面直接喷洒溶液，让液体自然渗入土里。风蚀严重一碰就酥的墙体，技术人员就采取“打点滴”的办法，先在墙上打一些直径2毫米到4毫米的小孔，再插入医用针管，上面挂着装有PS溶液的输液瓶，将PS溶液注入酥松的墙体实现墙体固化，这样就可以通过改变沙土的晶体结构，提高沙土的防水性和稳固性。实验显示，经过PS表面防风化技术处理过的墙体对风蚀和雨水的抗力是自然状态下的10倍。
而“健骨”则是“缝合”裂隙，将大量楠竹钢筋锚杆，一根根植入崖体或濒临坍塌的遗址，将其与文物本體相连，再填入就地取材的生土泥浆进行黏合，一处处即将崩塌的残垣断壁和崖壁得以稳固强健。这样修复的外观不留一点人工的痕迹。
从2005年底开始到2008年10月，交河故城由国家投资了4700万元，完成了第一期的抢险加固工程。按李最雄最初设想的，第一期工程主要是将交河故城西面的断崖、大佛寺、东北大佛寺、民居和官署等遗址濒临崩塌部位进行了加固修复。
自2009年3月开始，交河故城开始了二期的维修加固工程，这次国家又投入了2150万元，首次引进新的加固材料碳纤维布。技术人员给摇摇欲坠、裂开大口的危崖缠“绷带”，最终促使开裂的“伤口愈合”。
2011年6月，交河故城二期维修抢险加固工程，荣登2010年度全国十大文物维修工程榜首。
2012年6月交河故城开始了第三期的维修抢险加固工程，工程的主体是官署遗址和一、二期抢险加固工程中所有未加固的部分。“到2013年结束时，国家单独投入到交河故城的三期维修抢险加固工程达上亿元。”李最雄说：“交河故城这次申遗成功与这三期的维修抢险加固工程不无关系。”
在这位70多岁的老专家看来，交河故城目前算是进入“留观室”了。尽管目前已经申遗成功，但是维修保护工作还得继续。“从第四期开始，是要对古城内的文物遗址开始维护，要让交河故城焕发出青春的朝气。”看得出，李最雄对此信心满满。
自1994年始，交河故城经历了一波三折的申遗过程，演绎了我国大型文物保护日趋被国家、地方重视，被民众所认知，并越来越符合国际规范的过程。
今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办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新疆，我国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北庭故城遗址、克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克孜尔尕哈烽燧6处文化遗产地包含在其中。
在以上6处文化遗产地中，交河故城已经是第三次叩响世界文化遗产的大门了。
自1994年开始，交河故城每10年一次地与世界文化遗产的殊荣擦肩而过。20年前的1994年，交河故城曾与承德避暑山庄、曲阜三孔、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等5处文化遗产一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其他4处遗址均获成功，惟独交河故城落选，被列为“推迟评议项目”。
又过10年，世界遗产中心认为“丝绸之路中国段”可以以交河故城为切入点率先申报，交河故城由此迎来再次“申遗”的机遇，并被列入2005年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但这次交河故城的单独申遗仍旧没有成功。此番磨砺，鲜有人知。
被推迟评议的项目
“如果是要质疑交河故城古城的历史价值不够，那是绝对错误的想法。”敦煌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李最雄说：“交河故城是全世界最古老、最大、保护最好的生土建筑故城。1961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被誉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的古城市遗址，曾是唐代西域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驻地。就历史跨度而论，这是我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都市遗迹。
1993年，敦煌研究院承担了国家文物局的一个课题：古建筑选址与加固。“当时我们正好就在交河故城做实验。”1994年李最雄亲眼目睹了交河故城的第一次申遗。据李最雄回忆，那次交河故城确实不具备申遗的条件，“当时的交河故城修复情况很不乐观，城内很多建筑体由于受千百年来，风力和水蚀的外力作用，已经破裂甚至坍塌。”他曾亲眼目睹到所有车辆与游人、甚至牲畜可以毫无阻拦地自由出入交河故城，大佛寺当时就是停车场。
早在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旨在为了突出强调中西方相遇时所产生的复杂文化交流现象，帮助塑造多元特性、丰富欧亚大陆共同的遗产。从1990年至1995年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5次组织对丝绸之路的国际性考察。
据现任吐鲁番文物局技术保护室主任徐东良回忆，“从1992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日本政府对交河故城投入100万美元进行加固和改造。”这是中国政府首次采取中外合资的方式对交河故城的保护维修工程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的保护修缮工作，该项目延续至1996年才结束。
1992年吐鲁番地区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交河故城维修办，维修办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临时抽调来的，徐东良就是其中的一员。“1992年开始的修护工作，更多是抢救性的。”徐东良说，“主要是对交河故城做本体加固实验，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日本专家的要求，维修的每一处，都要有不同层次的4张图纸，非常严谨。国外专家的严谨的保护方法，也为后来的交河保护工程积累了经验，并奠定了基础。”
1993年新疆自治区文物厅组织了10多位专家，开始编撰申报文本。但在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在交河故城实地勘察后，将交河故城列为“推迟评议项目”。
后来在总结申遗失败的原因时，中方认识到1994年的申遗工作存在着管理机构不健全，没有保护规划，地方政府不重视，遗址周边环境差，宣传力度不够等问题。徐东良说：“为了应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察，当时仅挂了一个管理处牌子，连起码的文物保护要求都达不到，根本不具备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条件。”
曾担任过吐鲁番文物局局长的李肖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博士。对于1994年这次申遗失败，李肖曾公开说：“当年，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交河故城竟然没有一个完善详细的近、中、远期文物保护规划，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更无从谈起。本应是一项全社会积极参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大力支持的系统工程，申报工作却由文物部门一家操作。”
当时的交河故城管理情形非常混乱。长期以来，在交河故城周边地区形成了上百户民宅和大片耕地，许多耕地处在交河故城保护范围之内，长期的耕作对故城本体造成很大破坏。“附近居民的现代生产、生活严重破坏了其原有的历史风貌，影响到故城周边的环境。“加之当时地方（吐鲁番地区）的经济实力有限，围绕‘申遗’需要开展的许多工作因资金短缺无法进行，种种原因造成了当年‘申遗’失利。”李肖这样总结道。
再与申遗擦肩而过
对于交河故城2004年的那次申遗，目前存在着一些争议。有些人认为，2004年这次申报，不能被看作是交河故城的一次单独申遗。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的李肖，当时任吐鲁番文物局局长。据他讲，从2003年8月开始，世界遗产中心组织对“丝绸之路”中国段进行了两次考察。但“直接促使交河申遗被提上日程的，则是国家全面推出‘丝绸之路中国段’的申遗计划。”
2004年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来一个好消息，本来按要求，一处历史遗址只具有一次申遗的机会，一旦丧失机会，将终身不能申报。鉴于交河故城第一次申遗失败是因为遗址之外的其它因素所致，故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破格给予交河故城“留评”的资格。在2004年6月召开的第28届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丝绸之路中国段”被列入预备名单。世界遗产中心认为交河故城可以作为切入点率先申报。
徐东良告诉记者，“2004年这次申遗的申报文本，是在曾参与过龙门石窟等申遗专家们指导下，由敦煌学会副会长、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研究员陈世良亲自执笔撰写的申遗文本材料。”据他讲，1994年申遗失败后第二年，吐鲁番地区成立文物局，“吐鲁番文物的保护利用开始有了一个系统的运作体系。”1999年，交河故城管理处成立，交河故城的保护工作有了一个专门机构。 最为重要的是2002年到2003年，国家文物总局颁布了《交河故城文物管理总体规划》，“专门针对单独的文物出台一部总体规划，这在全国也是史无前例的。后来我去参加一些全国性文物保护会议，外省的同行一说起来都羡慕不已。”徐东良笑说。
从1995年开始，吐鲁番地区文物部门按照古文物保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在不动原貌的基础上，对一些建筑物墙体进行了加固和修补。“所用的均是生土材料，保留了故城原有的建筑原貌。”徐东良说：“我们吐鲁番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有限，在资金特别紧缺的情况下，到2003年底，用于保护、研究的交河故城的资金累计起来差不多有上千万元，基本上都来自门票的收入。”在交河故城台地北端崖体下修建了710米防洪大坝，并进行了植树固沙、护坡工作。”对重点遗址进行了维护加固和铺设木栈道，避免游客对遗址的践踏；部分重点遗址地段已实施封闭管理。
与此同时，2003年9月22日《吐鲁番地区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经国务院批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实施。新疆自治区颁布了《吐鲁番市交河故城保护管理办法》和《吐鲁番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从2004年10月22日起实施。2004年11月26日新疆自治区人大专门起草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交河故城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实施，交河故城的保护立法趋向完善。“这些立法都是为申遗助力的”徐东良说。
在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动传递出信号，申遗的机会再次降临。作为交河故城自身，无论是从法制环境、基础设施还是当地对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都比10年前完善很多。当时李肖信心满满地对当地媒体称：“交河故城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是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交河故城的确是被国家列入2005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了。”徐东良回忆说：“这一年全国申报申遗的地方很多，国家层面可能出于多种综合考虑，在排序的时候，将交河故城放在了后边。”
而据李肖回忆，2004年，交河故城原本准备作为“丝绸之路中国段”的代表性文物点再度申遗，但在那一年苏州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面对准备更加充分的“苏州古典园林”，我们觉得应当把功课做得更充足，才有胜算。李肖认为，当时的“中途离场”绝对是明智之举，“必须寻求一条可行的路径，才能抵达目标。”
从“抢救室”到“留观室”
交河故城位于现在的吐鲁番市西约10公里的雅尔乃孜沟的一个叶河心洲上，城的建筑以崖为屏障，不筑城墙。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城内的大部分建筑包括中心街道，都是后来从原生土中挖掘而成，举世罕见。
交河故城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它是由车师人开创和建造的，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城郭诸国之一的车师前国的都城。车师归汉后，这里渐渐成为吐鲁番的中心城市。13世纪末，这座城市毁于蒙古骑兵的战火，成为一片废墟，故称“故城”。
吐鲁番得天独厚的干燥少雨气候，使得交河故城在经历了2300年的风雨沧桑之后，城市建筑布局的主体结构依然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然而千百年来，由于受自然和人力两种因素的破坏，在老专家李最雄的眼中，故城已经是个“垂危的病人”。
从2005年开始，李最雄如同一位精湛的大夫，将交河故城这个“垂危的病人”抢救到了“留观室”。“2005年开始，我们院设计完成了《交河故城抢险加固工程设计》，并通过了国家文物局的审批。”据李最雄回忆，交河故城抢险加固工程是国家“十一五”期间的重点文物保护维修项目。是丝绸之路（新疆段）重点文物抢救保护工程计划启动后的第一项大工程，也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土遗址加固工程。
随后敦煌研究院组建了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交河故城项目部，李最雄担任这个项目的总经理。“一开始，我们是把故城内的各个建筑体，按受损危险的程度，进行分期、分批的抢救。我们要做的首先是‘保命’。”
对交河故城崖体的加固工程是李最雄做的最重要的“抢救手术”。“做岩土工程的都知道，越是土坎的工程越难做。交河故城的崖体全是疏松的土，这项工程的难度可想而知。”
李最雄告诉记者，为了达到“修旧如旧”的原则，在交河故城的残垣断壁修复过程中，进行了“强筋健骨”的修复工程。所谓“强筋”就是在交河故城的加固中，几乎所有的墙体加固都用到了PS材料的硅酸钾溶液。保存较好的墙面直接喷洒溶液，让液体自然渗入土里。风蚀严重一碰就酥的墙体，技术人员就采取“打点滴”的办法，先在墙上打一些直径2毫米到4毫米的小孔，再插入医用针管，上面挂着装有PS溶液的输液瓶，将PS溶液注入酥松的墙体实现墙体固化，这样就可以通过改变沙土的晶体结构，提高沙土的防水性和稳固性。实验显示，经过PS表面防风化技术处理过的墙体对风蚀和雨水的抗力是自然状态下的10倍。
而“健骨”则是“缝合”裂隙，将大量楠竹钢筋锚杆，一根根植入崖体或濒临坍塌的遗址，将其与文物本體相连，再填入就地取材的生土泥浆进行黏合，一处处即将崩塌的残垣断壁和崖壁得以稳固强健。这样修复的外观不留一点人工的痕迹。
从2005年底开始到2008年10月，交河故城由国家投资了4700万元，完成了第一期的抢险加固工程。按李最雄最初设想的，第一期工程主要是将交河故城西面的断崖、大佛寺、东北大佛寺、民居和官署等遗址濒临崩塌部位进行了加固修复。
自2009年3月开始，交河故城开始了二期的维修加固工程，这次国家又投入了2150万元，首次引进新的加固材料碳纤维布。技术人员给摇摇欲坠、裂开大口的危崖缠“绷带”，最终促使开裂的“伤口愈合”。
2011年6月，交河故城二期维修抢险加固工程，荣登2010年度全国十大文物维修工程榜首。
2012年6月交河故城开始了第三期的维修抢险加固工程，工程的主体是官署遗址和一、二期抢险加固工程中所有未加固的部分。“到2013年结束时，国家单独投入到交河故城的三期维修抢险加固工程达上亿元。”李最雄说：“交河故城这次申遗成功与这三期的维修抢险加固工程不无关系。”
在这位70多岁的老专家看来，交河故城目前算是进入“留观室”了。尽管目前已经申遗成功，但是维修保护工作还得继续。“从第四期开始，是要对古城内的文物遗址开始维护，要让交河故城焕发出青春的朝气。”看得出，李最雄对此信心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