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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陶渊明诗歌的“接受”在不同朝代呈现出不一样的状况，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态度。这与陶渊明诗歌本身的风格特点有一定关系，更加取决于不同时代的文籍编撰者及批评家的动力与需要。
关键词：陶渊明;诗歌;文学接受;文学经典;田园诗
文学经典是文学接受活动的重要对象，从总体上讲，经典其实也是在读者千百年的文学接受过程中生成的。一部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不仅取决于其内容和表达形式对读者的适应和满足程度，而且取决于一代又一代读者对其理解、诠释、选择以及再认识、再选择的程度。
一般认为，文学经典是指在文学史上具有独创性，蕴含社会与历史意义，凝聚着很高的审美价值，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典范作品。它是文学创作的借鉴对象，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参照标准，更是文学接受的宝贵资源。我国文学史表明，不同时代的经典标准是不同的，对于经典的评价和选择也是不同的①。
对现有六朝时期的材料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六朝当时对陶渊明及其作品是处于一種不甚重视甚至是无视的状态。颜延之在《陶徵士诔》中只赞扬了他清高的人格;沈约作《宋书》把他列入“隐逸传”;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不曾提到他;梁代钟嵘在《诗品》中把他列入中品，仅有九篇作品（七个标题、八首诗和一篇散文）被选人萧统的《文选》，这与他同时代的文人谢灵运入选的四十首相比，真是反差悬殊。
现代学者已经指出陶渊明的诗歌不符合六朝时期（420-589）的审美需求和实践。六朝时期主流的诗歌风格是使用绮丽和华靡的语汇，缺少虚字、工整的对仗。紧凑的意象和模拟中的巧似。而陶渊明的诗却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将人生的哲理与自然的美融为一体。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他的诗歌情感是通过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真率自然地抒写出来，使诗歌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所以，总体上来说陶渊明的诗歌有着独特的贡献，但却难以满足六朝时基本的审美标准。也许与时代的主旋律相悖，是陶渊明诗歌在其逝后的第一个世纪不受重视的最主要的总体原因，但是一个更加基础性的因素却不应被忽略。那就是陶渊明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被解读和呈现为一位隐士生活和隐逸理想的纪录以及他的道德行为的写照。
到了唐代，其本人与诗歌都得到充分的肯定;宋朝时有了更大的突破，文学地位日益巩固，也得到了文学界、文学理论界的接受。近百年来，对陶渊明的研究已成了专门学问，形成了与“红学”、“杜学”等可并称的“陶学”。
我们现在提到陶渊明的诗歌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他开创的田园诗。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魏诗晋南北朝甚至整个中国歌史上独标高格，为中国文学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文学遗产。在陶渊明之前也有很多人写过田园诗，但是他们都与陶渊明的田园诗有所不同，陶渊明写的田园风物，田园生活，都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需要，他和它们完全融合为一。他不是作为田园生活的旁观者，而是将自己作为其中一员。所以，他不是简单的唱咏山林，而是亲切自然的描绘田园风光，写出田园的淳朴自然和宁静恬淡。而且陶渊明诗歌中的冲淡之美，也成为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审美类型，一种批评尺度。
陶渊明的诗歌对唐朝的诗人以及诗歌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盛唐时大量出现的山水诗大多表现出一种恬淡、自适的田园情趣，这有很大的原因就是诗人们对陶渊明的追慕，其中以孟浩然和王维最具代表。在孟浩然笔下的景物与人也是融合在一起的，从而透露出时代安逸和谐的气息。如《采樵作》“采樵入深山，山深树重叠。桥崩卧槎拥，路险垂藤接。日落伴将稀，山风拂萝。长歌负轻策，平野望烟归。”诗写深山观采樵所见景物和隐居的幽趣。作者捕捉“桥崩”、“卧楂”、“垂藤”等生动形象入诗，写得很传神。后四句写日暮时杖策长歌返归，萧然旷远的意趣想象可得。从此诗用就能隐约感受到陶诗对孟浩然创作的影响。
再看王维，也能看出王维对陶诗有一定的继承，他的创作风格不仅与陶渊明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而且他的个别诗歌还直接取材于陶渊明的散文。就像他的《桃源行》，此诗题材取自陶渊明的叙事散文《桃花源记》。他成功的将散文的语言形式改成了诗歌的形式，还进行了艺术的再创造，因而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得以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世流传。
唐朝的很多诗作里面不难看出当时诗人对陶诗中流露的田园情趣的赏爱又欣慕的态度。
陶渊明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对现代社会也有着不可舍弃的意义。首先，陶渊明的思想让后人面对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时，会让人们拥有平和豁达的心态，仁民爱物与世无争的宽广胸怀，从而让人们不再惧怕所面对的挫折与困难。陶渊明的诗歌创作思想，崇尚和尊重大自然，反映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对于现代社会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①：引用《文学理论》，人民出版社。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据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Wendy Swartz：《阅读陶渊明》，中华书局出版社，2016年版.
[3]陆学松：论陶渊明对唐代诗风的影响[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月.
[4]《陶渊明集》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版.
关键词：陶渊明;诗歌;文学接受;文学经典;田园诗
文学经典是文学接受活动的重要对象，从总体上讲，经典其实也是在读者千百年的文学接受过程中生成的。一部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不仅取决于其内容和表达形式对读者的适应和满足程度，而且取决于一代又一代读者对其理解、诠释、选择以及再认识、再选择的程度。
一般认为，文学经典是指在文学史上具有独创性，蕴含社会与历史意义，凝聚着很高的审美价值，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典范作品。它是文学创作的借鉴对象，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参照标准，更是文学接受的宝贵资源。我国文学史表明，不同时代的经典标准是不同的，对于经典的评价和选择也是不同的①。
对现有六朝时期的材料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六朝当时对陶渊明及其作品是处于一種不甚重视甚至是无视的状态。颜延之在《陶徵士诔》中只赞扬了他清高的人格;沈约作《宋书》把他列入“隐逸传”;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不曾提到他;梁代钟嵘在《诗品》中把他列入中品，仅有九篇作品（七个标题、八首诗和一篇散文）被选人萧统的《文选》，这与他同时代的文人谢灵运入选的四十首相比，真是反差悬殊。
现代学者已经指出陶渊明的诗歌不符合六朝时期（420-589）的审美需求和实践。六朝时期主流的诗歌风格是使用绮丽和华靡的语汇，缺少虚字、工整的对仗。紧凑的意象和模拟中的巧似。而陶渊明的诗却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将人生的哲理与自然的美融为一体。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他的诗歌情感是通过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真率自然地抒写出来，使诗歌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所以，总体上来说陶渊明的诗歌有着独特的贡献，但却难以满足六朝时基本的审美标准。也许与时代的主旋律相悖，是陶渊明诗歌在其逝后的第一个世纪不受重视的最主要的总体原因，但是一个更加基础性的因素却不应被忽略。那就是陶渊明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被解读和呈现为一位隐士生活和隐逸理想的纪录以及他的道德行为的写照。
到了唐代，其本人与诗歌都得到充分的肯定;宋朝时有了更大的突破，文学地位日益巩固，也得到了文学界、文学理论界的接受。近百年来，对陶渊明的研究已成了专门学问，形成了与“红学”、“杜学”等可并称的“陶学”。
我们现在提到陶渊明的诗歌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他开创的田园诗。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魏诗晋南北朝甚至整个中国歌史上独标高格，为中国文学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文学遗产。在陶渊明之前也有很多人写过田园诗，但是他们都与陶渊明的田园诗有所不同，陶渊明写的田园风物，田园生活，都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需要，他和它们完全融合为一。他不是作为田园生活的旁观者，而是将自己作为其中一员。所以，他不是简单的唱咏山林，而是亲切自然的描绘田园风光，写出田园的淳朴自然和宁静恬淡。而且陶渊明诗歌中的冲淡之美，也成为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审美类型，一种批评尺度。
陶渊明的诗歌对唐朝的诗人以及诗歌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盛唐时大量出现的山水诗大多表现出一种恬淡、自适的田园情趣，这有很大的原因就是诗人们对陶渊明的追慕，其中以孟浩然和王维最具代表。在孟浩然笔下的景物与人也是融合在一起的，从而透露出时代安逸和谐的气息。如《采樵作》“采樵入深山，山深树重叠。桥崩卧槎拥，路险垂藤接。日落伴将稀，山风拂萝。长歌负轻策，平野望烟归。”诗写深山观采樵所见景物和隐居的幽趣。作者捕捉“桥崩”、“卧楂”、“垂藤”等生动形象入诗，写得很传神。后四句写日暮时杖策长歌返归，萧然旷远的意趣想象可得。从此诗用就能隐约感受到陶诗对孟浩然创作的影响。
再看王维，也能看出王维对陶诗有一定的继承，他的创作风格不仅与陶渊明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而且他的个别诗歌还直接取材于陶渊明的散文。就像他的《桃源行》，此诗题材取自陶渊明的叙事散文《桃花源记》。他成功的将散文的语言形式改成了诗歌的形式，还进行了艺术的再创造，因而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得以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世流传。
唐朝的很多诗作里面不难看出当时诗人对陶诗中流露的田园情趣的赏爱又欣慕的态度。
陶渊明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对现代社会也有着不可舍弃的意义。首先，陶渊明的思想让后人面对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时，会让人们拥有平和豁达的心态，仁民爱物与世无争的宽广胸怀，从而让人们不再惧怕所面对的挫折与困难。陶渊明的诗歌创作思想，崇尚和尊重大自然，反映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对于现代社会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①：引用《文学理论》，人民出版社。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据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Wendy Swartz：《阅读陶渊明》，中华书局出版社，2016年版.
[3]陆学松：论陶渊明对唐代诗风的影响[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月.
[4]《陶渊明集》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