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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的天才在低成本的实验室里辛苦地工作，揭示了癌细胞的活动方式。来自于多所大学的物理学家们一起合作，耐心处理来自超级超导对撞机的从未见过的粒子。天文学家们一起合作，使用巨型望远镜观察宇宙深处，捕捉到黑洞和新生恒星的令人震惊的图像。有新发现的瞬间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然而，在这些探索的背后，都有一条共同的主线：美国政府基金。
但是，对于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之类的联邦基金机构来说，投资于科学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为单个研究人员提供相对小规模的资助，鼓励他们最具突破性的想法，还是对大团队进行长期的资助?就此而言，对于偶尔的大突破或在认识方面持续增加的进步，是否就会达到目的?抑或是对于任何一般使用的规则来说，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整个过程是否太过复杂?
这些问题在如今看来显得尤其紧迫。2009年，国会为科研拨了超过200亿美元的刺激基金，给予基金机构大量的决策权。但是如此大笔的资金注入不可能在短期内再次发生，而且2010财年总共大约有1480亿美元的联邦基金用于科研，这可能很快会引起激烈的政治争执。
因此，科研机构尽力获取从其预算中所能得到的所有价值是很有必要的。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研究出科学家多产的原因。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科学与创新政策研究(science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PoHcy)项目的负责人茱莉亚·莱恩(Julia Lane)说： “有很多的趣闻轶事，但没有研究科研基金的重要的经验基础。”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许多与麻省理工学院有联系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对科学家的工作方式进行了新的阐述。2001届博士、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副教授皮埃尔·阿奏雷(Pierre Azoulay)说：“这个话题在实际研究成果方面具有很高的自命不凡的意味。但是我们希望把科学的方法应用到科技型企业中。”近年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为此目的都开始推进了项目，而在学术界，这一附属专业(指经济学家研究科学家)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2009年，大约200名研究人员参加了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举办的创新会议。
2003届博士、麻省理工学院培养的经济学家、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Northwestern。s KeHogg School of Management)副教授本·琼斯(Ben Jones)说： “对经济学家来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经济学家认为创新会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事实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进行的诺贝尔奖获奖人的研究已经表明，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占据很大一部分。如今，一些经济学家用总体、宏观经济的方法继续研究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他人，包括琼斯，详细研究实验室的状况，仔细观察科学家是如何合作的，以及什么样的激励会激发新发现和新技术。
已经对科学创新进行广泛研究的斯隆商学院的副教授菲奥娜·默里(Fiona Murray)说： “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考虑，科学不能仅仅作为优秀的难管理的人才所进行的事业，你只需简单地给他们钱，希望他们离开并做一些更明智的事。科学家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具有自主权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不把科学作为一种组织活动。”
研究科学的新方法
20世纪90年代，一些劳动经济学家(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乔舒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fist))发现了控制“自然实验”的新方法，研究模拟实验室类型的随机试验。他们开始使用历史数据来精确找出单个差异对两组其他条件都相同的研究小组的影响。与此同时，详细的互联网引文数据库开始突然出现，给予经济学家一个有关自然实验的确凿数据的来源，用于评估影响力和生产力，以及同等科学家组的团队合作。前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和科学分析的领军人物、凯洛格公司(KeHogg)的斯科特·斯特恩(scott stem)说，这些发展使得经济学家得以第一次近距离地研究科学家。
阿奏雷及其同事把这些新方法应用于研究：广泛持有的信念——与特定领域的高端人物合作——使得其他科学家更多产。该项目始于2002年，当时阿奏雷(一个健谈的法国人)做了有关生物技术行业的报告，并发现了一位同样关注这个问题的听众：乔舒亚·格拉夫·兹芬(Joshua Graft zivin)——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m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的经济学家。不久，两个人都开始研究“超级明星”科学家对其同事的影响。他们发现，与这些重要人物一起工作的科学家确实比其他科学家有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表记录。
但在2004年，在向国家经济研究局提交一些研究结果之后，他们意识到还有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合作者更多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围绕着其领域内的名人工作吗?还是他们有机会与这些名人一起工作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更有能力的科学家?
阿奏雷和格拉夫·兹芬重新开始，通过调查有科学明星突然去世的实验室的工作情况找到了答案。在梳理了刊登在如《纽约时报》上的讣告之后，经济学家收集了161个这样的科学家名单，然后仔细检查8000多位与他们合著过论文的研究人员的记录。结果呢?在科学明星去世之后，合作者的产量降低了5％～8％。今年，他们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在读博士王佳岚(音译)一起将这一发现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Hy Journal of Economi~)上，量化了顶尖科学家对其领域带来新思路和研究课题的程度。
失败的自由
自然实验也允许经济学家研究不同类型的赞助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比如，据阿奏雷、格拉夫·兹芬和斯隆商学院的副教授古斯塔沃·曼索(Gustavo Manso)在2009年11月的工作报告所说，事实证明，科学家的基金给予了他们在实验室内不同寻常的长期的自由，这更有可能产生突破性进展。
为了得到这个结论，他们比较了从1998年至2006年两组科学家的产量：马里兰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HHMI)的研究人员和得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人员。政府鼓励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承担风险，并得到了5年的财政支持，并且在资金提供结束后有两年的宽限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标准，如大家熟知的R01基金，持续的时间为3～5年，受助者接受更详细地监督：如果没有重新申请资助，就会立刻停止基金发放。研究人员发现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所撰写的论文被更大量地引用，而且涉及更广的学科范围。那些科学家还会指导更多的想要继续赢得奖励的年轻 同事。
阿奏雷说： “如果你想要人们在新的方向进行探索，那么给他们规定一个长期的时间范围是非常重要的，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做实验和经历可能的失败。你能够促成创新，但细节很重要。你提供激励的目的是为了未来的工作业绩，而不是目前的工作表现。”
当然，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乐于接受这些发现。该学院负责通信及公共事务的副院长艾维斯·米汉(Avice Meehan)说：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选出了具有高创新力的科学家，并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进行重要的医学研究，即使这需要他们花费数年的时间并意味着研究方向的改变。”(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发言人唐·拉尔博夫斯基(Don Ralbovsky)说，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志愿认为该研究非常“有意思”，但他在论文正式发表之前不会作过多的评论)。但这不是能成为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吸引更优秀的科学家的开始么?这将是阿奏雷和格拉夫·兹芬在研究明星科学家的影响时会遇到的一个相同的问题。
这一次，研究人员从一开始就预料到了这种潜在的异议，并据此设计了他们的研究。他们选出了73个受人尊敬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并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受奖者中找到了一组与之相同的抱有雄心大志的科学家：一组中有393个曾获得过学者新秀奖，另一组有92个得到了所谓的奖学基金，留作大量有前途的项目之用。就引文而言，相比于获得奖励并由国立卫生研究院支持的科学家，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在他们前5％的领域内是其2倍，在前1％的领域内则是3倍、他们在前1％的领域发表的论文也比奖学基金获得者多50％。
因此，最好是把钱给科学家然后让他们进行自由的研究——至少现在我们对这个方法有一些经验支持。另一方面，正如阿奏雷所提到的，科学进展也许仍需要依靠与生俱来的洞察力和不断的进步这两者之间的结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存在天生的比较好的资助类型，资助机构应该寻找最适宜的综合方法。
从实验室到市场
基本的实验室研究只是科学研究带动经济增长的连锁环中的一环，发现的事物必须转变成商品。这也是个丰富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开始获得新分离基因的专利(这可能是由1980年的《拜一杜法案》(Bayh-Dole Act)带来的一次实践，《拜一杜法案》允许研究人员接受政府基金，以保持对其发明专利的控制)，接踵而至的争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么做是否能阻止其他科学家对这类相同基因所做的研究?
在生物科学方面的专利已经成为默里最喜欢的洞察来源，她在牛津大学学习化学并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应用科学的博士学位，她自称为“堕落的化学家”。她说：“我是那种没有耐心让蛋糕一直在烤箱里烘焙直到烤完的人。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化学家，这不是什么好优点。”相反，默里已经通过测试知识产权在科学研究中的影响打破了新经济学的基础。
在一系列的详细研究中，默里和几个合作者已经发现了，基因专利会——至少在初级阶段——减少后续研究。在2008年与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的肯尼斯·黄(Kenneth Huang)合著的论文中，她查阅了许多生物科学出版物并发现，公开揭露基因序列的研究在该基因获得专利后减少了5％。可是，她在即将出版的《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发表的论文坚决主张： “随着时间的推移，负面影响会消失。”
现如今，专利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合作的邀请。默里的新论文调查了20世纪80年代杜邦公司(DuPont)在获得对哈佛大学培育的老鼠进行癌症研究的专利权前后的专题研究，她说：“人们过去认为如果我管理实验室并申请了很多的专利，那意味着我的科研水平的下降，我不再发表任何东西，因为我已经把它们出售以获得商业利益。”但在研究了像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研究人员、博大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创始人以及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的领导人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这样的研究员之后，她不这么认为： “如果人们有一系列好的想法，现在他们就会同时发表和申请知识产权。这种做法的确很重要，因为它不但有助于我们长期的知识储备，而且也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复兴人物的消逝
科学可以引领技术的创新，而创新也可以带来经济的增长，但近几十年来，美国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建设已经快于经济的增长了。琼斯说：“如果你审视一下进行科技研发方面的人数，以及投入其中的资金，你会发现总体的成果水平都有明显的提高。但我们的增长率并没有提高。”他的推论是：“个人(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减少了。”
这是为什么呢?琼斯认为在科学领域不断增强的专业化是一个主要因素。他表示： “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科，对于任何个人来说，要想获取这些知识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琼斯与西北大学的同事斯蒂芬·伍池提(stefan Wuchty)和布莱恩·乌西(Bdan Uzzi)已经量化了这种变化。在2007年《科学》 (sclence)上发表的论文中，他们查阅了1955年以来的1990万篇论文和210万个专利，并发现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量几乎翻倍了，从1.9人增加到3.5人，每项专利的发明者数量从1.7人增加到2.3人。
琼斯说：“作为一个单独的作者，要想独自完成一篇论文的可能性已经急剧下降了。”也许很令人惊讶，在社会科学中也出现了相同的变化趋势，在社会科学领域有52％的论文是合作完成的，而1955年只有18％。琼斯补充到：“我们几乎可以到处看到相同的模式，这表明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比知识的增长更有价值，只不过现在需要更多的人去创造它。
在获得完全的专业地位之前，科学家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获取他们所需的知识。在一篇2008年的论文《知识的负担和“复兴人物的消逝”》中，琼斯注意到，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所有主要领域的科学家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龄都增加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博士课程在科学家们的科学生涯中所占的时间也延长了。如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得到他们的博士学位的年龄也大大晚于20世纪初的获奖者。
这也许是因为学生在成为博士之前需要满足太多的要求，防止有天赋的年轻研究人员有突破或者为他们自己的实验室制定研究议程。琼斯说：“在医学研究中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在获得研究机会之前人们都被耽误了。”确实，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2002年～2008年的负责人伊莱亚斯·泽豪尼(Elias zerhouni)把这个称之为联邦基金机构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
一个不切实际的追求?
尽管他们已经在建立新的研究领域方面取得了进展，研究科学事业的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专注于一个新 问题：使经济学界外的人以及科学界内的人考虑他们的发现，并遵照他们的发现采取行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领导通常乐于接纳经济学研究。但是，就像阿奏雷指出的那样，活跃的科学家往往过于关注自己的研究，以至于不能接受社会科学知识。他表示“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我们会说服科学家和科研领导人在他们的项目中创建此类评估。但我们现在还没达到那个程度。”
琼斯表示赞同。他说：“这些机构其实很愿意接受证据。但科学界还没有完全关注这些发现。”默里说，这是“一场说服人们研究科学和科学家的艰苦的斗争，这是一次有效的活动并且社会科学界可以表达一些有用的看法。”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2005年开始了科学与创新政策研究项目，莱恩说，部分原因是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科学顾问约翰·马伯格(John Marburger)坚持认为，关于消费模式的更详细的文件在今后几年是必须的，以证明联邦政府对其的支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科学管理研究单位在2008年10月举行了关于这一主题的第一次重要会议。除其他目标，这些机构希望在各机构补助金的结果方面创建共同的报告，以便更方便地收集有关基金效果的信息进行提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莱恩说： “我们要与大学一起建立共同的经验性的基础设施。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但从没有让科学家在前一天晚上尖叫。”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家将不得不说服科学界的领导人，比如，引用确实能衡量一篇论文的价值，但不要对那些争议性内容比真实内容更多的论文估计过高。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曼纽尔-泰森博格(Manuel Trajtenberg)的多项研究表明，一项专利被引用的次数与其创新价值相对应，但很难评判论文引用的意义。
科学家可能也不愿意让经济学家来定义是什么构成了研究进展。以阿奏雷、曼索和格拉夫·兹芬比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的论文为例。在过去他们用关键字来描述自身工作方面，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大约产生了10％以上的变化，研究人员在其科学生涯中通常使用该统计数据作为“创造性”的代名词。然而，阿奏雷也承认： “我们并没有一个对科学创造性进行衡量的秘密指标。这是一个有点不切实际的追求。”
关于科学家的统计数据有可能会提及政治争论的背景，这总是具有危险性的。阿奏雷说，可以假设，在所有发表的论文中有10％代表了学科的重大进步。政客们试图把科研经费削减到较低的数目。他说： “在政治上，这样的发现可能会是一场灾难。但实际上，10篇文章中有1篇重要的论文就是非常好的平均成功率了。”
因为研究科学和创新是一项复杂的任务，经济学家和科学管理人员都说，他们接下来的一大步是使科学家参与其中。莱恩说；“我们必须让科学家参与。这太重要了不能将其搞乱，所以这是一项需要协作的活动。”科学家需要共同努力研发能客观衡量自身工作的影响力的新方法。然后，科学家就需要使用它们。
莱恩相信，更令人信服的科学可以证明，这的确是创新和增长的推动力，在财政规则的构想——不管公平与否——越来越难以避免的时候，科研机构应更有效地使其免受可能的基金削减。鉴于华盛顿的政策气候，莱恩说： “我认为所有的迹象表明，作为科研机构我们不得不需要更多的凭证。我们已经听到了传闻，但这应该不会太久。”
但是，对于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之类的联邦基金机构来说，投资于科学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为单个研究人员提供相对小规模的资助，鼓励他们最具突破性的想法，还是对大团队进行长期的资助?就此而言，对于偶尔的大突破或在认识方面持续增加的进步，是否就会达到目的?抑或是对于任何一般使用的规则来说，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整个过程是否太过复杂?
这些问题在如今看来显得尤其紧迫。2009年，国会为科研拨了超过200亿美元的刺激基金，给予基金机构大量的决策权。但是如此大笔的资金注入不可能在短期内再次发生，而且2010财年总共大约有1480亿美元的联邦基金用于科研，这可能很快会引起激烈的政治争执。
因此，科研机构尽力获取从其预算中所能得到的所有价值是很有必要的。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研究出科学家多产的原因。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科学与创新政策研究(science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PoHcy)项目的负责人茱莉亚·莱恩(Julia Lane)说： “有很多的趣闻轶事，但没有研究科研基金的重要的经验基础。”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许多与麻省理工学院有联系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对科学家的工作方式进行了新的阐述。2001届博士、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副教授皮埃尔·阿奏雷(Pierre Azoulay)说：“这个话题在实际研究成果方面具有很高的自命不凡的意味。但是我们希望把科学的方法应用到科技型企业中。”近年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为此目的都开始推进了项目，而在学术界，这一附属专业(指经济学家研究科学家)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2009年，大约200名研究人员参加了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举办的创新会议。
2003届博士、麻省理工学院培养的经济学家、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Northwestern。s KeHogg School of Management)副教授本·琼斯(Ben Jones)说： “对经济学家来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经济学家认为创新会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事实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进行的诺贝尔奖获奖人的研究已经表明，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占据很大一部分。如今，一些经济学家用总体、宏观经济的方法继续研究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他人，包括琼斯，详细研究实验室的状况，仔细观察科学家是如何合作的，以及什么样的激励会激发新发现和新技术。
已经对科学创新进行广泛研究的斯隆商学院的副教授菲奥娜·默里(Fiona Murray)说： “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考虑，科学不能仅仅作为优秀的难管理的人才所进行的事业，你只需简单地给他们钱，希望他们离开并做一些更明智的事。科学家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具有自主权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不把科学作为一种组织活动。”
研究科学的新方法
20世纪90年代，一些劳动经济学家(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乔舒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fist))发现了控制“自然实验”的新方法，研究模拟实验室类型的随机试验。他们开始使用历史数据来精确找出单个差异对两组其他条件都相同的研究小组的影响。与此同时，详细的互联网引文数据库开始突然出现，给予经济学家一个有关自然实验的确凿数据的来源，用于评估影响力和生产力，以及同等科学家组的团队合作。前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和科学分析的领军人物、凯洛格公司(KeHogg)的斯科特·斯特恩(scott stem)说，这些发展使得经济学家得以第一次近距离地研究科学家。
阿奏雷及其同事把这些新方法应用于研究：广泛持有的信念——与特定领域的高端人物合作——使得其他科学家更多产。该项目始于2002年，当时阿奏雷(一个健谈的法国人)做了有关生物技术行业的报告，并发现了一位同样关注这个问题的听众：乔舒亚·格拉夫·兹芬(Joshua Graft zivin)——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m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的经济学家。不久，两个人都开始研究“超级明星”科学家对其同事的影响。他们发现，与这些重要人物一起工作的科学家确实比其他科学家有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表记录。
但在2004年，在向国家经济研究局提交一些研究结果之后，他们意识到还有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合作者更多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围绕着其领域内的名人工作吗?还是他们有机会与这些名人一起工作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更有能力的科学家?
阿奏雷和格拉夫·兹芬重新开始，通过调查有科学明星突然去世的实验室的工作情况找到了答案。在梳理了刊登在如《纽约时报》上的讣告之后，经济学家收集了161个这样的科学家名单，然后仔细检查8000多位与他们合著过论文的研究人员的记录。结果呢?在科学明星去世之后，合作者的产量降低了5％～8％。今年，他们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在读博士王佳岚(音译)一起将这一发现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Hy Journal of Economi~)上，量化了顶尖科学家对其领域带来新思路和研究课题的程度。
失败的自由
自然实验也允许经济学家研究不同类型的赞助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比如，据阿奏雷、格拉夫·兹芬和斯隆商学院的副教授古斯塔沃·曼索(Gustavo Manso)在2009年11月的工作报告所说，事实证明，科学家的基金给予了他们在实验室内不同寻常的长期的自由，这更有可能产生突破性进展。
为了得到这个结论，他们比较了从1998年至2006年两组科学家的产量：马里兰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HHMI)的研究人员和得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人员。政府鼓励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承担风险，并得到了5年的财政支持，并且在资金提供结束后有两年的宽限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标准，如大家熟知的R01基金，持续的时间为3～5年，受助者接受更详细地监督：如果没有重新申请资助，就会立刻停止基金发放。研究人员发现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所撰写的论文被更大量地引用，而且涉及更广的学科范围。那些科学家还会指导更多的想要继续赢得奖励的年轻 同事。
阿奏雷说： “如果你想要人们在新的方向进行探索，那么给他们规定一个长期的时间范围是非常重要的，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做实验和经历可能的失败。你能够促成创新，但细节很重要。你提供激励的目的是为了未来的工作业绩，而不是目前的工作表现。”
当然，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乐于接受这些发现。该学院负责通信及公共事务的副院长艾维斯·米汉(Avice Meehan)说：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选出了具有高创新力的科学家，并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进行重要的医学研究，即使这需要他们花费数年的时间并意味着研究方向的改变。”(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发言人唐·拉尔博夫斯基(Don Ralbovsky)说，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志愿认为该研究非常“有意思”，但他在论文正式发表之前不会作过多的评论)。但这不是能成为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吸引更优秀的科学家的开始么?这将是阿奏雷和格拉夫·兹芬在研究明星科学家的影响时会遇到的一个相同的问题。
这一次，研究人员从一开始就预料到了这种潜在的异议，并据此设计了他们的研究。他们选出了73个受人尊敬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并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受奖者中找到了一组与之相同的抱有雄心大志的科学家：一组中有393个曾获得过学者新秀奖，另一组有92个得到了所谓的奖学基金，留作大量有前途的项目之用。就引文而言，相比于获得奖励并由国立卫生研究院支持的科学家，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在他们前5％的领域内是其2倍，在前1％的领域内则是3倍、他们在前1％的领域发表的论文也比奖学基金获得者多50％。
因此，最好是把钱给科学家然后让他们进行自由的研究——至少现在我们对这个方法有一些经验支持。另一方面，正如阿奏雷所提到的，科学进展也许仍需要依靠与生俱来的洞察力和不断的进步这两者之间的结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存在天生的比较好的资助类型，资助机构应该寻找最适宜的综合方法。
从实验室到市场
基本的实验室研究只是科学研究带动经济增长的连锁环中的一环，发现的事物必须转变成商品。这也是个丰富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开始获得新分离基因的专利(这可能是由1980年的《拜一杜法案》(Bayh-Dole Act)带来的一次实践，《拜一杜法案》允许研究人员接受政府基金，以保持对其发明专利的控制)，接踵而至的争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么做是否能阻止其他科学家对这类相同基因所做的研究?
在生物科学方面的专利已经成为默里最喜欢的洞察来源，她在牛津大学学习化学并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应用科学的博士学位，她自称为“堕落的化学家”。她说：“我是那种没有耐心让蛋糕一直在烤箱里烘焙直到烤完的人。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化学家，这不是什么好优点。”相反，默里已经通过测试知识产权在科学研究中的影响打破了新经济学的基础。
在一系列的详细研究中，默里和几个合作者已经发现了，基因专利会——至少在初级阶段——减少后续研究。在2008年与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的肯尼斯·黄(Kenneth Huang)合著的论文中，她查阅了许多生物科学出版物并发现，公开揭露基因序列的研究在该基因获得专利后减少了5％。可是，她在即将出版的《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发表的论文坚决主张： “随着时间的推移，负面影响会消失。”
现如今，专利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合作的邀请。默里的新论文调查了20世纪80年代杜邦公司(DuPont)在获得对哈佛大学培育的老鼠进行癌症研究的专利权前后的专题研究，她说：“人们过去认为如果我管理实验室并申请了很多的专利，那意味着我的科研水平的下降，我不再发表任何东西，因为我已经把它们出售以获得商业利益。”但在研究了像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研究人员、博大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创始人以及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的领导人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这样的研究员之后，她不这么认为： “如果人们有一系列好的想法，现在他们就会同时发表和申请知识产权。这种做法的确很重要，因为它不但有助于我们长期的知识储备，而且也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复兴人物的消逝
科学可以引领技术的创新，而创新也可以带来经济的增长，但近几十年来，美国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建设已经快于经济的增长了。琼斯说：“如果你审视一下进行科技研发方面的人数，以及投入其中的资金，你会发现总体的成果水平都有明显的提高。但我们的增长率并没有提高。”他的推论是：“个人(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减少了。”
这是为什么呢?琼斯认为在科学领域不断增强的专业化是一个主要因素。他表示： “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科，对于任何个人来说，要想获取这些知识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琼斯与西北大学的同事斯蒂芬·伍池提(stefan Wuchty)和布莱恩·乌西(Bdan Uzzi)已经量化了这种变化。在2007年《科学》 (sclence)上发表的论文中，他们查阅了1955年以来的1990万篇论文和210万个专利，并发现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量几乎翻倍了，从1.9人增加到3.5人，每项专利的发明者数量从1.7人增加到2.3人。
琼斯说：“作为一个单独的作者，要想独自完成一篇论文的可能性已经急剧下降了。”也许很令人惊讶，在社会科学中也出现了相同的变化趋势，在社会科学领域有52％的论文是合作完成的，而1955年只有18％。琼斯补充到：“我们几乎可以到处看到相同的模式，这表明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比知识的增长更有价值，只不过现在需要更多的人去创造它。
在获得完全的专业地位之前，科学家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获取他们所需的知识。在一篇2008年的论文《知识的负担和“复兴人物的消逝”》中，琼斯注意到，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所有主要领域的科学家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龄都增加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博士课程在科学家们的科学生涯中所占的时间也延长了。如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得到他们的博士学位的年龄也大大晚于20世纪初的获奖者。
这也许是因为学生在成为博士之前需要满足太多的要求，防止有天赋的年轻研究人员有突破或者为他们自己的实验室制定研究议程。琼斯说：“在医学研究中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在获得研究机会之前人们都被耽误了。”确实，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2002年～2008年的负责人伊莱亚斯·泽豪尼(Elias zerhouni)把这个称之为联邦基金机构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
一个不切实际的追求?
尽管他们已经在建立新的研究领域方面取得了进展，研究科学事业的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专注于一个新 问题：使经济学界外的人以及科学界内的人考虑他们的发现，并遵照他们的发现采取行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领导通常乐于接纳经济学研究。但是，就像阿奏雷指出的那样，活跃的科学家往往过于关注自己的研究，以至于不能接受社会科学知识。他表示“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我们会说服科学家和科研领导人在他们的项目中创建此类评估。但我们现在还没达到那个程度。”
琼斯表示赞同。他说：“这些机构其实很愿意接受证据。但科学界还没有完全关注这些发现。”默里说，这是“一场说服人们研究科学和科学家的艰苦的斗争，这是一次有效的活动并且社会科学界可以表达一些有用的看法。”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2005年开始了科学与创新政策研究项目，莱恩说，部分原因是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科学顾问约翰·马伯格(John Marburger)坚持认为，关于消费模式的更详细的文件在今后几年是必须的，以证明联邦政府对其的支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科学管理研究单位在2008年10月举行了关于这一主题的第一次重要会议。除其他目标，这些机构希望在各机构补助金的结果方面创建共同的报告，以便更方便地收集有关基金效果的信息进行提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莱恩说： “我们要与大学一起建立共同的经验性的基础设施。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但从没有让科学家在前一天晚上尖叫。”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家将不得不说服科学界的领导人，比如，引用确实能衡量一篇论文的价值，但不要对那些争议性内容比真实内容更多的论文估计过高。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曼纽尔-泰森博格(Manuel Trajtenberg)的多项研究表明，一项专利被引用的次数与其创新价值相对应，但很难评判论文引用的意义。
科学家可能也不愿意让经济学家来定义是什么构成了研究进展。以阿奏雷、曼索和格拉夫·兹芬比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的论文为例。在过去他们用关键字来描述自身工作方面，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大约产生了10％以上的变化，研究人员在其科学生涯中通常使用该统计数据作为“创造性”的代名词。然而，阿奏雷也承认： “我们并没有一个对科学创造性进行衡量的秘密指标。这是一个有点不切实际的追求。”
关于科学家的统计数据有可能会提及政治争论的背景，这总是具有危险性的。阿奏雷说，可以假设，在所有发表的论文中有10％代表了学科的重大进步。政客们试图把科研经费削减到较低的数目。他说： “在政治上，这样的发现可能会是一场灾难。但实际上，10篇文章中有1篇重要的论文就是非常好的平均成功率了。”
因为研究科学和创新是一项复杂的任务，经济学家和科学管理人员都说，他们接下来的一大步是使科学家参与其中。莱恩说；“我们必须让科学家参与。这太重要了不能将其搞乱，所以这是一项需要协作的活动。”科学家需要共同努力研发能客观衡量自身工作的影响力的新方法。然后，科学家就需要使用它们。
莱恩相信，更令人信服的科学可以证明，这的确是创新和增长的推动力，在财政规则的构想——不管公平与否——越来越难以避免的时候，科研机构应更有效地使其免受可能的基金削减。鉴于华盛顿的政策气候，莱恩说： “我认为所有的迹象表明，作为科研机构我们不得不需要更多的凭证。我们已经听到了传闻，但这应该不会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