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媒体有关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报道，常常不约而同地披露出后面的所谓“富二代”、“官二代”或“垄二代”的背景，例如杭州阔少飙车撞人案、合肥少女被男友毁容案、长春“砍手门”和北京某歌唱家之子驾无照宝马并殴人致伤案等，此起彼伏，刺痛着转型期社会紧绷的神经。这些“高贵血统”，从上辈手中接过“财富衣钵”和“权力手杖”的年轻人，其霸道和骄矜如斯，让人侧目。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处在社会边缘、话语权缺乏的弱势群体的子女，比如农民工二代。他们缺乏父辈荫庇，很多人从小没有受到良好教育，长大后亦难能在社会立足，艰难竭蹶之时，部分人为了迅速改变命运而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
　　同样是年轻人，同样生活在祖国和平崛起的伟大年代，但由于家庭出身的不同而带来如此大的命运差异！虽然，不能简单地将“富二代”或者“穷二代”与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些现象对两个人群都是个别现象，但是这个现象背后的阶层固化问题，却是回避不开的。社会学把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在社会的层级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称为社会阶层。个人在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尤其往上流动受阻的情况称为阶层固化。阶层固化往往导致社会活力的丧失和阶层间的对立，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绊脚石。
　　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机会结构开放，中国相对单一化的阶层结构迅速分化，职业和财富结构都出现多元化特征，富有创造力和奋斗精神的人可以较为容易地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阶层固化的趋势隐约渐现，精英阶层通过各种方式实现自我再生产，而底层阶层子女一开始即输在起跑线上。数据显示，大陆基尼系数已激增到0.48，超出0.4的警戒线。
　　在广东有超过100家资产雄厚的上市家族企业。这些企业的创办人绝大多数生于1960年代，他们的子女正开始陆续进入企业担任高管职务。在他们掌管的企业里，同龄的工人们在流水线上日夜重复着简单劳动。深圳富士康工厂发生的“十三连跳”事件的背后，隐约可见那些曾经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脸庞——或许因为始终触碰不到理想而放弃了生命。在这个被某些网友戏谑地称为“拼爹的时代”，“我爸是李刚”的咆哮不仅拷问着社会的法治精神，也拷问着社会对公平与正义的更深层和更广泛的关切。在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后，如何让所有人共同富裕起来，建设法治国家，仍是一个紧迫而又艰巨的课题。
　　阶层固化在古代就是为政者所高度重视的问题。从孔子的“举善而教不能”，到曹操主张的“唯才是举”，再到隋文帝首推科举制，都是试图通过创造公平的选拔方式，让才德兼备的人脱颖而出，治国理政。但在封建主义制度下，这种自下而上流动的机会，毕竟是非常有限的；特权阶层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不断将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复制和遗传下去。即使每一次农民革命战争摧毁了原来的阶层结构，新的王朝也很快重蹈覆辙，社会再度走向僵化硬化。
　　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提供了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并且对遗产课以重税，同时以法治来抑制特权，这为起点上的公平和机会上的平等创造了条件。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超人才智和付出，可以爬到金字塔的塔尖；而一部分人因为懒惰懈怠等，也會沦为贫困阶层。多数人则成为中产阶层，这个社会主体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解决阶层固化问题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目前党和国家已经开始从多个角度来解决阶层固化问题。“聚焦教育公平，促进均衡发展”成为今年“两会”上的热点问题。“同在蓝天下，共同进步成长”，是温家宝总理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寄语，也是对教育均衡的深深期冀。收入分配问题也再次被推到前台。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表示，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是今年政府的七项主要任务之一。人大也应该在立法、监督等各方面放大“弱音”，进一步体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尊重、帮扶和救助，不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当每一个公民能够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时，整个社会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