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1521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了全国2200多万党员。此时，距离上次代表大会——中共八大的召开已经有将近13个春秋了。而按照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显然，九大的召开拖延得太久了。
　　为什么不按照党章的规定尽早召开党的九大？这主要是由当时党和国家的政治局势决定的。1956年秋召开的中共八大，对三大改造完成后的我国主要矛盾做了科学判断，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然而，这一正确的判断和方针政策却没有坚持和贯彻下去。相反，党的指导思想却逐渐“左”倾。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的错误蔓延开来，后经过“四清”运动，加上当时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左”的思潮达到了一个巅峰，终于引发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样一场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运动的冲击下，各级党委先后被推翻，许多党员干部被审查，基层的党组织停止了活动，绝大多数党员也被剥夺了参加组织生活的权利，在这样一个极不正常的氛围下，当然无法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另外，在此期间形成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江青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按照江青等人的逻辑，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叛徒”、“内奸”、“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都是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而这些人一般资格很老，都是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不经过“文化大革命”而直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他们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将进入下一届的中央委员会，甚至还会留在党的核心领导机构。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揭批”，一个个老干部都被斗倒批臭，就不会参加九大了。清除了江青之流的眼中钉、肉中刺，再召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所谓“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这是江青对迟迟不召开九大的辩解之辞，自然不值一驳，但他们的险恶用心，却可见一斑。
　　经过几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涤荡”，到了1968年，全国各省（除台湾）、市、自治区已经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已经深入下来，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也先后被打倒，反反复复的社会大动乱有了平静下来的趋势，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条件似乎也已经具备，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为会议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所以，直到1969年的4月，迟到的九大才极不正常地拉开了帷幕。
　　
　　不正常的代表“推选”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由基层党组织选举产生。而九大则不然。由于当时各级党委被打倒，都没有恢复或建立，党员也无法参加组织生活，九大的代表不可能由选举产生。当时采取的办法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委会的核心小组协商推荐代表，实际上几乎完全是由几个核心小组成员说了算，点了谁谁就是党代表。更有甚者，有些不是党员的人也会 “突击入党”，成为党的代表。九大召开之前，张春桥有一句“名言”：“ 要让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派’入党，成为党的新鲜血液，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做官。”姚文元在上海说：“首先是要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这就是说，头一个条件必须是造反派……第二个条件是在造反派中挑选优秀的。”在这样的标准下，靠造反起家的上海“工总司”司令、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不经过选举，便被认定为九大代表。更为荒唐的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造反派头头陈阿大甚至在还不是党员的情况下，就被“内定”为九大代表。为了让陈阿大尽快入党，张春桥和姚文元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动员陈阿大入党。从写入党申请书，到被发展入党，还不到10天时间。陈阿大入党不到两个月，便由张春桥在“上海市中共九大代表名单”上填上了名字，这也创下了一个纪录。从陈阿大入党到当上九大代表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他们连让陈阿大填写入党志愿书这件事都忘记了，直到他当上九大代表之后，才由别人代笔补填了入党志愿书。更为可笑的是，不知是由于“工作”太忙还是自己疏忽，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竟然没有交给党组织，直到他锒铛入狱，才被公安人员从他的抽屉里发现。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标准之下，九大选出了代表1512人，其中，大部分并不是由各级党组织选举产生，而是在所谓“民主协商”和“听取群众意见”之后推选出来的。这也使林彪、江青等人趁机把他们帮派体系内的许多人塞进九大代表名单中，造成了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报告两易其稿
　　
　　


　　历次党代会最重要的内容莫过于政治报告的发布了，它往往代表了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对未来的规划，所以，起草政治报告被作为历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准备工作而受到高度重视，九大也不例外。陈伯达是党内的大笔杆子，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文采极好，历史上也写了不少重量级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以来，他在推行“左”倾理论上出力不少，著名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陈伯达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器重，起草过许多重要的文件，这次起草九大报告自然少不了他。而张春桥和姚文元自从1965年在上海搞了那篇被视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索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也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一路走红，作为党内笔杆子的“新秀”，实力也不容小觑。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就落到了这3个人的头上。
　　由于预定由林彪在党的九大上做政治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所住的毛家湾谈起草报告的问题。林彪一向比较欣赏陈伯达，决定报告内容由陈伯达考虑，先动笔起草。陈伯达作为一个所谓的“大理论家”，自恃资格老，水平高，从心底里就看不起张春桥、姚文元这帮靠造反起家的小字辈，所以他不愿意同张、姚合作，加上起草人的名单上也是他排在首位，他便私自决定撇开张春桥、姚文元自己写。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就拿出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他带着这个提纲和林彪商量了一阵子，之后做了一些改动。定稿后，他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报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圈阅退回，表示同意。就这样，陈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九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他这样的做法弄慌了同是起草人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两个几次三番地来电话询问报告的起草情况，而陈伯达要么不理，要么找个事由搪塞过去，张、姚一连来过几次电话，以后，再也不来电话了，看来两人明显是被惹恼了，准备采取措施报复一下这个所谓的“大理论家”。陈伯达急于邀功表现，写这个报告很艰苦，每字每句都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推敲。时间在不断地向前推移，离大会召开的日子也一天天临近，而陈伯达的起草工作却进展得十分缓慢，先前报送毛泽东的一部分稿子也始终没有回音。到底中央同不同意呢？陈伯达心里没有底，不得不一字一句地仔细斟酌，越是这样越写得慢。当他的稿子写到只剩下最后一点时，毛泽东忍不住了，召集了一个会议讨论报告起草工作的进展。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九大政治报告写得怎么样了？”周恩来说：“看来恐怕不行吧！”毛泽东对陈伯达不能按期交出报告稿而耽误九大的召开非常不满，便接着说：“不行就重新搞嘛！请康生主持重搞。”就这样，陈伯达辛苦了近一个月的报告稿，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就被否决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而陈伯达也抓紧进度赶写出了政治报告的全稿。两个稿子排成清样，送给了毛泽东和林彪审看。毛泽东看了之后，觉得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可以用，但要做大的修改，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陈伯达的稿子就被直接搁置一边了。直到九大召开以后，陈伯达收到毛泽东处退回来的文件，才发现之前他送去的报告稿的第一部分，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拆封，更不用说看了。陈伯达对此很是失望，这也许正预示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失势。
　　因为政治报告迟迟没有拿出来，九大又推迟了一个星期才开会。当时由于代表都已经陆续来到了北京，只好先组织他们参观。作为报告人的林彪只和陈伯达商量过起草报告的问题，他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也很不满，在九大上只是照本宣科，甚至出现了多次磕磕巴巴的情况。
　　
　　极为严格的保密工作
　　
　　与八大自信开放的风格完全不同，九大从筹备到开幕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保密措施。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呢？这就不得不提到那个年代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到1969年，两国两党之间关系的公开恶化，已经持续了10年。这年春天，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苏联边防军几次出动坦克、装甲车和直升机，入侵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造成了流血事件，我边防军被迫奋起反击，逐出入侵者。这使得事态更为激化，上升为边境武装冲突。苏联随后调集军队，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毛泽东和中央由此判断：国际形势严峻，战争难以避免。马上要召开的九大，备战也成为重要的议题。为了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也为了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九大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为了保密，事先并没有公布九大召开的日期，开会前3个月，代表们先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起来进行全封闭的学习，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了少数军政高级领导之外，其他人一律禁止外出，随时准备进京出席九大。由于九大代表不是选举出来，而是各革委会根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协商推荐”的，有些代表文化素质很低，闹出了不少的笑话。广东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眼看年关将近，还迟迟没有进京的消息，就不干了，提上自己的小包要回家，结果被哨兵给拦住了。哨兵问他：“你不想去北京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了？”这位代表满脸委屈地说：“眼看快过年了，我家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猪谁来杀？”
　　日复一日，好不容易盼来了进京通知。代表们被以参加学习班的名义分批召集到了北京。到京以后，他们分别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代表入住的宾馆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们一律不准外出；甚至室内电话也被全部撤销，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不能让“阶级敌人”觉察丝毫痕迹。不久，代表们得到通知说，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处于天安门广场附近，游人很多。1500多名九大代表要在这里集会，想不为人知，绝非易事，为了保密，大会的组织者真可谓煞费苦心。据当年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回忆：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外面的行人看不见。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迅速登车。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就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这样每个宾馆只需六七次，约半小时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行车路线也是精心安排的。比如说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到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一公里，行车时间也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怀疑，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这才神不知鬼不觉地由便门进入会场。会场内也是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从外面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保密工作做到这个程度，可以说是滴水不露，加上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外界根本不知道中共九大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甚至不知道有这回事。所以，当4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高亢洪亮的声音播出九大开幕的消息时，国内外才知道中共九大已经召开。这件事情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媒体迅速报道了大会召开的消息，同时都很惊讶保密工作做得如此之好。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看了之后也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一样，非常高兴。
　　
　　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小人物
　　
　　4月24日，九大进行了选举，共选出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只有53人继续当选，不到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被排除在外，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势力却大大增长，林彪手下的“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青集团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一跃进入中央政治局，造成了党的组织上的严重混乱。
　　在这次选举中，只有两个人得了全票，一个自然是毛泽东，另一个则是河北工人代表王白旦。此人在政治上的崛起颇具有传奇色彩。他1935年出生在太行山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解放后先后在太原钢厂和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当工人。1969年九大召开以前，上级把一名参加九大的名额分配到北钢，条件是：必须是有７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那时，厂革委会中意的人选要么不是党员，要么是党龄不到７年，阴差阳错的，王白旦就成了九大的代表。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不但当了代表，还一下子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原来，当时王白旦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在全国没有名气，谁也不会想到他会被选上中央委员，也都没有刻意把他的名字划掉，而他自己也不懂得谦虚，选了自己，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当大会宣布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全场顿时议论纷纷，因为作为副统帅的林彪比他还差两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