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们，虽然对地震所知不多，难以预测，但毕竟知道地震是因为什么。古人没这个条件，不晓得地震的真正缘由，但人活在世间，天覆地载，脚下的地出了大动静，非得有所解释不可，否则大家都不安心。于是，就在自家身上找原因，当政的人，不管情愿与否，都检讨自己的行为，皇帝下罪己诏。天人感应，自然有动静，是人事惹的祸。
　　
　　伤亡不会太大
　　
　　其实，地震对古人，破坏性远没今天那么大，即便强烈地震也是如此。古代的建筑，高层的不多，亭台楼榭，高至三四层，已经很可观了，再高的就是塔了，而塔一般不住人。一般人住平房，即使房倒屋塌，伤人总是有限。古代又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学堂，各级官学，从府州县学到太学或者国子监，都不像今天这样集中上课，私塾则在老师自家的后屋就可以办，三五个人，咿咿呀呀读书，断然不会像今天那样，一个学校成百上千人聚在一起，一旦教学楼质量不好，一垮塌下来，一堆人压在里面。
　　除了学校，其他的公共建筑，埋人的可能性也不大。看戏的剧场不少，多半是露天的，只有唱戏的台子上有顶，其他地方空空如也。如果正在看戏，赶上地震，大家一哄而散就是。加上古代的城市，规模没有今天大，人居住的密度，也大大小于今日。因此，即便赶上强震，震中赶巧在城市，死的人也不会很多。虽然历史上强震的记载，也相当可怕，动辄说“压毙男妇无算”，但“无算”到底是多少，其实不好说。那年月，很多时候，两国交兵，杀死对方几百人，也称无算。以离近代最近的康熙十八年京师大地震为例，虽然也说死人无算，但灾后并没有发生大的疫情，在救灾和善后工作都谈不上的古代，这种情况说明死人不会太多。
　　不过说起来，古代的建筑，按理说没有今天的条件建得更坚固。因为没有钢筋混凝土，不过砖木和砖石结构，材料间彼此的黏合，最坚实也最奢侈的也无非是用糯米汤，碰上强震，多半顶不住。可有些特别的建筑，还真就特别结实，比如赵州桥，1000多年了，经历多次强烈地震，至今依然巍然不动。北京的皇宫也是如此，康熙十八年（1679）京师大地震，民房倒塌无数，皇宫却纹丝不坏，只是考虑防备万一，才劳驾皇帝从宫里搬出来，住进帐篷。
　　
　　地方官府少作为
　　
　　古代救灾设备有限，医疗条件更有限。因此，地震到来，官府基本上不作为，负责任的地方官，顶多维持一下灾后的治安，协助民间组织处理掩埋一下尸体。民众对官府的要求也不高，并不指望他们做更多的事帮助灾民，如果有地方官做了一点，很可能会被老百姓总惦记着，活的时候立生祠也说不定。其实，那个年月，倒是水旱蝗灾，对国家和百姓威胁更大，官府的防范和救助力度也要大得多，摊上这种灾害，地方官必须卖力救助，否则会被追究。因为这样灾害，往往会造成大规模的民生问题，弄不好，就会危及统治的稳定。
　　
　　象征性的灾异
　　
　　与地方官府对地震灾害的基本不作为相比，地震受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度却相当之高。按道理，只要在统治区域之内，哪怕一点小地震，都是要被记录下来的。这种事，由皇家的天文兼历史记录的部门来管，具体地说是有太史管。张衡发明地动仪，不是为了预报地震（这不可能），而是为了更好地记录地震，因为他老兄，就是官拜太史令的。
　　显然，在古代，地震和日食、彗星出现乃至月蚀一样，都属于象征性的灾异，属于上天对地上统治者的一种警告。当然，地震可以造成某种具体的伤害，而日食和彗星则没有，但它们的出现，基于自身文化的某种因素，引起某种恐惧的联想，则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地震才如此地被高度关注，关注之后，却又基本无作为。天人感应的学说，是董仲舒总结出来的，但在他之前，统治者也大体这样认为。史书上记载，每逢日食，天子都要换上一身素，戒斋若干日。只要接受君权神授的学说，就得随时忍受时不时上天垂儆这种难受。
　　说不作为，当然也不尽然。皇帝和大臣们自我检讨肯定会有，如果地震足够强烈，臣子的奏章一定会如雪片似的飞上来，皇帝肯定装模作样地下诏书，检讨一下近来的过失。如果赶巧刚做过某个亏心事，那么就会赶着纠正。有的有心计的皇帝，也许还会借机整顿一下吏治，把某些令人讨厌，但又没有办法赶走的大臣赶走，或者趁机改变某些政策。整顿，找的都是所谓据说作为令上天不愉快的官员的茬儿。一个象征性的灾异，对聪明的皇帝，就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机会。自然，通过这些检讨和反思，受灾和没受灾的老百姓，也能得到一点心理上的安慰。毕竟，人家贵为天子，都自我批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