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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传统的语文教学往往侧重从思想性、政治性的角度来解析和评价人物形象及作品的主题。这样做的结果是教师、学生习惯于一种思维定势;习惯于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审视人物形象;习惯于给人物贴政治标签,作非此即彼的敌我分类;习惯于根据现象推演结论;习惯于共性解读而忽略了“个性”的感知。这种欣赏习惯的弊端在于不能从“人性”的层面,即把文学形象作为一个独立鲜活的个体生命去感知、体验;不能设身处地地审视人物语言、心理、行为的合理性,感受文学形象的喜怒哀乐:这其实犯了形而上的错误。
在学习《陈奂生上城》这篇小说时,我首先让学生精读文本熟悉情节,然后让学生观看电影,更形象直观地感受陈奂生生活的时代风貌,整体感知这个人物形象。当学生看到陈奂生为住宿费与服务员讨价还价时的表现,尤其是当陈奂生心里说道:“我的天!我还怕困掉一顶帽子,谁知竟要两顶!”很多学生笑了起来,我问他们为什么笑,很多学生都说他太斤斤计较了,个别的还认为他太抠门。我意识到学生对陈奂生及其所处的时代缺乏了解,又陷入了鉴赏文学形象的模式化误区。对此我没有马上指出学生的分析过于肤浅和形式化,而是提醒学生联系陈奂生的生活环境和时代特点探讨这种“斤斤计较”形成的原因。
原点思维告诉我们,很多复杂的问题只要我们回到问题的原点去思考解决的办法,就很容易解决。鉴赏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也是如此。学生认为陈奂生的斤斤计较,包括后来回到房间后的快意的作践都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传统农民思想的狭隘性。其实,这正是因为学生的视点仅仅停留于事情的表面,没有关注到形成这种行为的时代及其性格的因素,即没有从“原点”上去感受这个人物形象,从而产生了习惯性误读。
陈奂生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苦了大半辈子的农民,他的大半生是在缺衣少食的日子中度过的。“漏斗户主”的帽子戴在头上无疑是一座生活的大山。让这样一个刚刚吃饱肚子还没有忘掉饥饿感觉的人,能心安理得地住一晚上五元的招待所(对陈奂生来说高级得很)而不斤斤计较反而奇怪,不现实。以当时的教师而言,一个月工资也就是三四十元,莫说陈奂生,即使让一个有固定收入的公职人员也得掂量掂量。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陈奂生为什么去卖油绳。按照课本的情节是买帽子。问题是陈为什么去卖油绳赚钱买帽子?他可以有其他的办法,比如文中交代“囤中有余粮了”,以当时的物价水平,买一顶新帽子也就用十来斤小麦,他为何不拿出几斤粮食,非要为了一顶帽子跑六十里路,赚几块钱?这还须回到问题的“原点”来思考这个问题。“民以食为天”,粮食是陈奂生的命根子,让他用自己辛辛苦苦收获的粮食、一家人的口粮去换顶新帽子,恐怕陈奂生无论如何是舍不得的,哪怕他很需要。而卖油绳则不同,他只是多出些力气,不用花本钱,赚的钱不但可以买顶新帽子,还可以赚几块钱贴补家用。对陈奂生而言,这是最好的选择,不用偷不用抢,不用心疼,还可以进趟城开开眼界,见见世面,唯一需要的是跑来回六十里的路。跑路是不怕的,整天土里刨食的陈奂生有的是力气。这样看来,为买这顶帽子,陈奂生是经过盘算的。又跑这么远的路,他能不精打细算吗?俗语说:穿衣吃饭量家当。陈奂生的生存状况注定了他必须精打细算,他当然需要斤斤计较。或者可以这么说:不斤斤计较就不是陈奂生了。这是长期的节俭生活培养成的一种节俭的习惯,一种生活的方式,无可厚非。我们应该对他表示理解和尊重。这就是我们中国朴实的农民。恐怕不只是陈奂生,即便是工人、国家干部也要计算一下,这五元钱应该是工资的几分之一,可以吃几次肉。在贫困还是基本国情的情况下,把节俭的行为看成是斤斤计较,甚至对此嘲笑和批评是对“勤俭传统”的一种背叛和扭曲。
陈奂生买帽子的动机也是不可不考虑的因素。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陈奂生为买一顶帽子是付出了一定心血和不少辛苦的。深入分析一下,我们会发现,陈奂生买帽子的背后还有更为重要的心理因素。小说第一部分,交代了陈奂生少年时穷买不起帽子,解放后正当青年用不着,文革以来连温饱都成了问题顾不了穿戴。而“漏斗户主”的帽子则戴了好多年。改革的春风改变了陈奂生的生活,如文中所说,他“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囤里有了米,橱里有了衣”,能吃饱穿暖了,文中说他有了精神上的需求。其实,这是合乎人性的自然需求。他也想活得体面、舒坦一些,活得有尊严一些。
为什么要买一顶新帽子,而不是新大衣,新鞋子呢?这要从“帽子”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说起。古代帽子叫“冠”“冕”。“冠”不是一般人想戴就戴的。皇帝的龙冠、文官的乌纱帽、武官的胄都代表着人的身份与地位,也象征着气度与威严。贵族子弟年满二十要行冠礼,“冠”是成人的标志。看来帽子对男人而言不仅仅是御寒之物,还涉及到“面子”问题。陈奂生为一顶帽子跑六十里路就不难理解了。试想,陈奂生戴着一顶崭新的帽子回到让他精神上常常受挫的乡下,该是多么扬眉吐气,那是在脸上贴金啊!所以二元五一顶帽子再贵也值,然而住一晚上旅馆竟要花掉两顶帽子的钱,实在是“金”价!所以讨价还价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这样的“计较”恰恰是环境与性格的双重因素使然,如果一定要从陈奂生的“帽子账”中提炼他的性格,我们也只能说他是个善于精打细算、十分节俭的人。
通常,对文学作品的鉴赏,我们太注重理性的分析,从而使得文学作品课枯燥无味,失去了原汁原味的生活的鲜活性,简单问题复杂化,感性问题理性化,生活问题政治化,作为一个旁观者居高临下,品头论足,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肤浅。鉴赏文学形象时,我们不妨问一问:他(她)的忧愁、担心、苦闷、欢乐、幸福、憧憬是什么?他(她)为什么这么做?在学习《雷雨》这部话剧时,我在引导学生认识繁漪这个人物时给学生提出了这么几个问题:她从哪里来?她有着怎样的过去?她为什么嫁给周朴园?她为什么冷若冰霜?她的痛苦、担心、理想是什么?回答出这些问题,学生也就走进了繁漪的内心世界。
按照这一观点,去认识《项链》的女主人公马蒂尔德,我们就可以这么说:她就是一个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自己酿造了生活的苦酒的女性形象。不必说她这种虚荣心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也不必说当代女性比之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从其个人角度而言,爱美没有错,改变生存现状的要求没有错,只不过在当时虚荣成风的大背景下,她也不能免俗,她没有为自己的生活寻找一个正确的出口。这就是对她的基本认识,把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而不能像教参上所说:她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形象。虚荣心没有阶级属性,也没有时代之别,更没有国别之分。虚荣心是人性中最真实合理的一部分,就如同大地上的荒草,人体的毛发一样平常;所不同的是如何把它控制到合理的范围,为虚荣心的满足寻找一个合适的途径而已。
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源自生活,那么鉴赏文学作品,我们也就应回到生活这个原点。离开这个基点,任何看似头头是道的理性分析,都难以触及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难以感受到与作品的共鸣与碰撞,难以体验到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有血有肉的生活。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北仑明港中学)
在学习《陈奂生上城》这篇小说时,我首先让学生精读文本熟悉情节,然后让学生观看电影,更形象直观地感受陈奂生生活的时代风貌,整体感知这个人物形象。当学生看到陈奂生为住宿费与服务员讨价还价时的表现,尤其是当陈奂生心里说道:“我的天!我还怕困掉一顶帽子,谁知竟要两顶!”很多学生笑了起来,我问他们为什么笑,很多学生都说他太斤斤计较了,个别的还认为他太抠门。我意识到学生对陈奂生及其所处的时代缺乏了解,又陷入了鉴赏文学形象的模式化误区。对此我没有马上指出学生的分析过于肤浅和形式化,而是提醒学生联系陈奂生的生活环境和时代特点探讨这种“斤斤计较”形成的原因。
原点思维告诉我们,很多复杂的问题只要我们回到问题的原点去思考解决的办法,就很容易解决。鉴赏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也是如此。学生认为陈奂生的斤斤计较,包括后来回到房间后的快意的作践都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传统农民思想的狭隘性。其实,这正是因为学生的视点仅仅停留于事情的表面,没有关注到形成这种行为的时代及其性格的因素,即没有从“原点”上去感受这个人物形象,从而产生了习惯性误读。
陈奂生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苦了大半辈子的农民,他的大半生是在缺衣少食的日子中度过的。“漏斗户主”的帽子戴在头上无疑是一座生活的大山。让这样一个刚刚吃饱肚子还没有忘掉饥饿感觉的人,能心安理得地住一晚上五元的招待所(对陈奂生来说高级得很)而不斤斤计较反而奇怪,不现实。以当时的教师而言,一个月工资也就是三四十元,莫说陈奂生,即使让一个有固定收入的公职人员也得掂量掂量。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陈奂生为什么去卖油绳。按照课本的情节是买帽子。问题是陈为什么去卖油绳赚钱买帽子?他可以有其他的办法,比如文中交代“囤中有余粮了”,以当时的物价水平,买一顶新帽子也就用十来斤小麦,他为何不拿出几斤粮食,非要为了一顶帽子跑六十里路,赚几块钱?这还须回到问题的“原点”来思考这个问题。“民以食为天”,粮食是陈奂生的命根子,让他用自己辛辛苦苦收获的粮食、一家人的口粮去换顶新帽子,恐怕陈奂生无论如何是舍不得的,哪怕他很需要。而卖油绳则不同,他只是多出些力气,不用花本钱,赚的钱不但可以买顶新帽子,还可以赚几块钱贴补家用。对陈奂生而言,这是最好的选择,不用偷不用抢,不用心疼,还可以进趟城开开眼界,见见世面,唯一需要的是跑来回六十里的路。跑路是不怕的,整天土里刨食的陈奂生有的是力气。这样看来,为买这顶帽子,陈奂生是经过盘算的。又跑这么远的路,他能不精打细算吗?俗语说:穿衣吃饭量家当。陈奂生的生存状况注定了他必须精打细算,他当然需要斤斤计较。或者可以这么说:不斤斤计较就不是陈奂生了。这是长期的节俭生活培养成的一种节俭的习惯,一种生活的方式,无可厚非。我们应该对他表示理解和尊重。这就是我们中国朴实的农民。恐怕不只是陈奂生,即便是工人、国家干部也要计算一下,这五元钱应该是工资的几分之一,可以吃几次肉。在贫困还是基本国情的情况下,把节俭的行为看成是斤斤计较,甚至对此嘲笑和批评是对“勤俭传统”的一种背叛和扭曲。
陈奂生买帽子的动机也是不可不考虑的因素。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陈奂生为买一顶帽子是付出了一定心血和不少辛苦的。深入分析一下,我们会发现,陈奂生买帽子的背后还有更为重要的心理因素。小说第一部分,交代了陈奂生少年时穷买不起帽子,解放后正当青年用不着,文革以来连温饱都成了问题顾不了穿戴。而“漏斗户主”的帽子则戴了好多年。改革的春风改变了陈奂生的生活,如文中所说,他“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囤里有了米,橱里有了衣”,能吃饱穿暖了,文中说他有了精神上的需求。其实,这是合乎人性的自然需求。他也想活得体面、舒坦一些,活得有尊严一些。
为什么要买一顶新帽子,而不是新大衣,新鞋子呢?这要从“帽子”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说起。古代帽子叫“冠”“冕”。“冠”不是一般人想戴就戴的。皇帝的龙冠、文官的乌纱帽、武官的胄都代表着人的身份与地位,也象征着气度与威严。贵族子弟年满二十要行冠礼,“冠”是成人的标志。看来帽子对男人而言不仅仅是御寒之物,还涉及到“面子”问题。陈奂生为一顶帽子跑六十里路就不难理解了。试想,陈奂生戴着一顶崭新的帽子回到让他精神上常常受挫的乡下,该是多么扬眉吐气,那是在脸上贴金啊!所以二元五一顶帽子再贵也值,然而住一晚上旅馆竟要花掉两顶帽子的钱,实在是“金”价!所以讨价还价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这样的“计较”恰恰是环境与性格的双重因素使然,如果一定要从陈奂生的“帽子账”中提炼他的性格,我们也只能说他是个善于精打细算、十分节俭的人。
通常,对文学作品的鉴赏,我们太注重理性的分析,从而使得文学作品课枯燥无味,失去了原汁原味的生活的鲜活性,简单问题复杂化,感性问题理性化,生活问题政治化,作为一个旁观者居高临下,品头论足,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肤浅。鉴赏文学形象时,我们不妨问一问:他(她)的忧愁、担心、苦闷、欢乐、幸福、憧憬是什么?他(她)为什么这么做?在学习《雷雨》这部话剧时,我在引导学生认识繁漪这个人物时给学生提出了这么几个问题:她从哪里来?她有着怎样的过去?她为什么嫁给周朴园?她为什么冷若冰霜?她的痛苦、担心、理想是什么?回答出这些问题,学生也就走进了繁漪的内心世界。
按照这一观点,去认识《项链》的女主人公马蒂尔德,我们就可以这么说:她就是一个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自己酿造了生活的苦酒的女性形象。不必说她这种虚荣心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也不必说当代女性比之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从其个人角度而言,爱美没有错,改变生存现状的要求没有错,只不过在当时虚荣成风的大背景下,她也不能免俗,她没有为自己的生活寻找一个正确的出口。这就是对她的基本认识,把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而不能像教参上所说:她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形象。虚荣心没有阶级属性,也没有时代之别,更没有国别之分。虚荣心是人性中最真实合理的一部分,就如同大地上的荒草,人体的毛发一样平常;所不同的是如何把它控制到合理的范围,为虚荣心的满足寻找一个合适的途径而已。
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源自生活,那么鉴赏文学作品,我们也就应回到生活这个原点。离开这个基点,任何看似头头是道的理性分析,都难以触及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难以感受到与作品的共鸣与碰撞,难以体验到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有血有肉的生活。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北仑明港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