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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创意全厂吃长寿面
2010年上海世博年,也是老导演汤晓丹101岁新生婴儿年。汤老充满童真和浪漫地表示:“要重新学爬、学走、学做人、学做事”。三次病危抢救过来的老人,每天扶着轮椅练走路,还要年轻护士坐上轮椅,他相信自己会推得动别人。不过,谁也不忍心坐上他推的小车。
上影集团郭大康书记和徐庆华捧着鲜花和慰问金到华东医院祝贺汤老生日快乐,正好崔永元《电影传奇》摄制组的编导赵一工也在,摄像机不停地转动,刹那间把病房的气氛调谐得喜气洋洋。临走时,他们告诉汤老,从去年开始厂里决定凡百岁影人过生日,全厂职工吃长寿面以示敬老,汤老双手合十连称谢谢。
过了一天,汤老要求退管会通知沈锡元和杨公敏两位早退离在家的合作者也去厂里一起吃面。汤老加重语气说,沈锡元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合作过《不夜城》《卧龙湖》《钢铁世家》《红日》《祖国啊,母亲》《傲蕾·一兰》《南昌起义》,创作条件十分艰苦,制片与导演配合得很好,影片成功,制片贡献大。杨公敏原是上影文学部的,后来改行做制片,他跟汤老到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廖仲恺》,遇到的困难就更多。杨公敏与珠影制片孙渝烽合作过程中一直勤勤恳恳,顾全大局完成任务,最后影片得了政府奖,导演得了第四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杨公敏立了功。
退管会刚通知好这两位,汤老又提出再增加几位:一位是包起成,多次协助出色完成导演任务。一位是张万岩,抗战时在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当照明工,新上影成立后是厂工会主席。而今“中制”老人只剩张万岩一人,一定要请他代表老工人们参加。还有一位龚建清,1954年拍摄《渡江侦察记》时的录音助理,在地震和洪水灾害中全组演职员共同奋斗战胜灾害,影片按期完成上映,受到群众好评。龚建清应该代表摄制组参加。另外一位是夏瑜,原上影画报和改版的世界电影杂志主编,一直为汤老的影片做认真宣传。此外还有上影医务室的查宛澄和电影局的姚芳瑜,这些都是过去关心摄制组的人,现在许多老人都没有了,邀请他们还有“代表出席”的意思。
遗憾的是,吃寿面的当天是全厂职工体检日,退管会的人直到中午才从中山医院回厂,来不及把汤老要请的所有人都通知到,即使通知到的,也有因为路途远而赶不及的。不过情意到了,大家心里还是很高兴,因为汤老想到了他们。
还有一个插曲值得一记:那天,正值香港导演关锦鹏一行来上影谈事,临近午餐时,听任仲伦说全厂今天为汤老祝寿吃面,便决意要在食堂吃碗长寿面,以示庆贺……
那天,我代表汤老到食堂和大家一起吃长寿面,上影食堂的伙食不错,厨师们用心烹调,讲究色香味,少而精,很合我的胃口。同坐的沈锡元、杨公敏、张秀芳都觉得太多吃不下,大家都往我的空盒装,这样我还带回满满一盒香喷喷的寿面,分装在四个小饭碗里,第二天整整吃了三顿。
在忙汤老生日的几天,我触景生情,脑海里浮起一幕幕与汤老“生日”有关的事。
40岁生日日记
1950年2月初,电影局通知吴永刚和汤晓丹到北京报到。适逢汤晓丹生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过去20年的导演生涯,犹如一缕青烟,它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1932年在上海,日本侵略军发动的一二八战争,差点把我炸死,我冒着鬼子的枪林弹雨逃出火海,在学长苏怡和沈西苓的相助下才进了‘天一’影片公司,后来朋友们戏言是‘死里逃生进影坛’。1941年在香港,又是日本侵略军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香港沦陷,我不愿与侵略军合作才在制片人王鹏冀的帮助下离开香港回到抗战大后方重庆。两次大难不死,才有了今天的新生活。”“我一定时时记住叮嘱自己,千万不能恋旧,恋旧只能自食恶果。千万不能看到自己拍过些影片就自认为好。过去的好,可能就是今天人们眼中的坏。”“我觉得我的一生刚开始,把自己看成是新社会出生、新社会成活的一颗幼苗……”“很想请老吴(吴永刚)吃顿便饭,喝几口白干,说说40岁生日心里的感触。可惜口袋钱不够,只能明年再请他了。”
汤老60年前40岁生日的日记,无疑是他心灵的誓言,写的时候,只是有感而落笔,没有料到60年后会公诸于众。百多本笔记本同人的命运一样坎坎坷坷,它被造反派当罪证抄走,后来又当珍贵画刊资料落实政策还给我们。笔记本拿回来后一直锁在柜子里,动迁搬家才翻翻看看。今天以汤老的日记验证他的行动:他确是老老实实严于律己转变立足点,旷日持久的学习实践和改造,终于取得了自己预期的成绩,新词叫做“华丽转身”。由此,他获得了第24届金鸡奖颁发的终身成就奖。面对101岁的新生活新现实,汤老仍然叮嘱自己“重新学爬、学走、学做人、学做事”。
80岁才真正过生日
自从1950年第一次接到《胜利重逢》影片导演任务后,汤老就一直转战南北,东奔西忙转个不停。他一年四季难在家,根本就没有谁去想生日的事。我照顾两个儿子,名副其实的留守女人,大家都习惯了长期“四缺一”的家庭生活,过得也很快乐。心情舒畅的日子感觉不到昼夜轮回,忽然间汤老就到80岁生日了。这时我们都已退休在家,两个老人本来打算各吃一碗汤面,突然上海有名的医学专家陈凯教授来邀请我们同去深圳,出席他在深圳新办的诊所开业。陈凯原是上海部队的战士,三年自然灾害时协助《红日》拍外景,他对汤导的平易近人极有好感。汤老本来就想去深圳看看苦无机会,所以一口答应。同行的还有上海青年话剧团的导演程浦林和夫人余伟芳,以及陈凯教授的助理步欣。途中,我一高兴就说漏了嘴,他们听说汤老是80岁大寿,在深圳订了一桌生日宴,大家和和融融频频举杯……而今陈凯和程浦林两人都因太忙太累,相继永远离开了自己的专业,百岁汤导对他们充满思念。
从深圳回上海的第二天,又接到著名红学家魏绍昌的请帖,在上海陕西路的美心酒家设宴邀请电影界的四位同庚影人汤晓丹、徐苏灵、陈鲤庭、张骏祥共庆80岁生日。还有一位特邀嘉宾沙叶新。餐后,沙还给新民晚报写了《更十年再为四老寿》作纪念。四位同龄导演虽然席间不能多吃,更不能尽兴喝酒,只能摆摆样子一次次举杯,但都高兴极了,畅所欲言,说了不少贴心话。遗憾的是徐苏灵和张骏祥都没能跻身百岁队伍,只有汤晓丹和陈鲤庭的百岁生日全厂职工吃了长寿面。退管会的几位负责人特别乐意为今后的“百岁老人吃长寿面”出力,我告诉他们,说不定百岁老人再过大寿时,已经不时兴吃面,而是新创意“禁食一顿”,因为现在国外已经有人提倡每月绝食一天,消耗肠胃里的积油有助于健康。大家哄堂大笑,乐弯了腰。
90岁后的生日
汤老的90岁生日是上海市侨务办公室和上影集团联合举办的“汤晓丹作品研讨会”和祝寿晚宴,地点在华侨大厦内。汤老6岁就是印尼小华侨。所有出席研讨会的人员名单都送汤老过目,所有合作过的摄制组成员,只要能出席的都到场。研讨会上发言踊跃,有书面发言,有即兴发挥,话筒传来传去,气氛活跃,人气极旺。发言从下午1点一直持续到6点。鲜花和漂亮的大花篮摆满华侨大厦四楼餐厅,连病病歪歪多年不出门的老影人都在子女的搀扶下到了……场面很是动人。
原定十桌晚餐,结果人太多了,不得不每桌多坐二人,挤得热闹欢快。出席晚宴的人中最高兴的大概是上影退休厨师张宝华,他是汤老亲自指定一定要请到的,因为1956年《沙漠里的战斗》摄制组到新疆海拔5400多米高的巴格达冰峰顶拍外景,那是过去摄制组从未到过的地方,张师傅在高高的雪崖顶凿个洞当灶,饭是半生不熟,张师傅站在冰岩上,下肢冻僵了,摄制组送给他一本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被美机炸断了腿还照样扔手榴弹打击侵略军的故事书奖励他。晚上还有上千头野狼嚎叫,时远时近,这种恐惧,张宝华都挺过来了,他从未叫过苦叫过累。出席汤导90岁贺寿宴后,张宝华师傅逢人便说“只有汤晓丹记住我们烧饭的,还派专人通知我一定要去。”不幸的是宝华师傅后来也病故,没有吃到汤导的百岁生日寿面。
90岁以后的10年,每年都有“小朋友”到医院为汤老祝寿,每年“过生日”都过了好几次——阴历折合阳历,时间总有差错,谁记得哪天,哪天就算生日。我们的朋友太多,所以一次都没有做过东,生怕请了少数友人,又冷淡了多数知己。明知不好,还是不做为好。
上海影人的队伍中,今年已经有汤晓丹、陈鲤庭两位过百岁生日的老寿星了,这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用汤老的话说,得以长寿,归功于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医保制度的不断完善,老影人们最感恩的就是社会的关爱;今后,将会有更多的百岁老人出现……
2010年上海世博年,也是老导演汤晓丹101岁新生婴儿年。汤老充满童真和浪漫地表示:“要重新学爬、学走、学做人、学做事”。三次病危抢救过来的老人,每天扶着轮椅练走路,还要年轻护士坐上轮椅,他相信自己会推得动别人。不过,谁也不忍心坐上他推的小车。
上影集团郭大康书记和徐庆华捧着鲜花和慰问金到华东医院祝贺汤老生日快乐,正好崔永元《电影传奇》摄制组的编导赵一工也在,摄像机不停地转动,刹那间把病房的气氛调谐得喜气洋洋。临走时,他们告诉汤老,从去年开始厂里决定凡百岁影人过生日,全厂职工吃长寿面以示敬老,汤老双手合十连称谢谢。
过了一天,汤老要求退管会通知沈锡元和杨公敏两位早退离在家的合作者也去厂里一起吃面。汤老加重语气说,沈锡元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合作过《不夜城》《卧龙湖》《钢铁世家》《红日》《祖国啊,母亲》《傲蕾·一兰》《南昌起义》,创作条件十分艰苦,制片与导演配合得很好,影片成功,制片贡献大。杨公敏原是上影文学部的,后来改行做制片,他跟汤老到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廖仲恺》,遇到的困难就更多。杨公敏与珠影制片孙渝烽合作过程中一直勤勤恳恳,顾全大局完成任务,最后影片得了政府奖,导演得了第四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杨公敏立了功。
退管会刚通知好这两位,汤老又提出再增加几位:一位是包起成,多次协助出色完成导演任务。一位是张万岩,抗战时在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当照明工,新上影成立后是厂工会主席。而今“中制”老人只剩张万岩一人,一定要请他代表老工人们参加。还有一位龚建清,1954年拍摄《渡江侦察记》时的录音助理,在地震和洪水灾害中全组演职员共同奋斗战胜灾害,影片按期完成上映,受到群众好评。龚建清应该代表摄制组参加。另外一位是夏瑜,原上影画报和改版的世界电影杂志主编,一直为汤老的影片做认真宣传。此外还有上影医务室的查宛澄和电影局的姚芳瑜,这些都是过去关心摄制组的人,现在许多老人都没有了,邀请他们还有“代表出席”的意思。
遗憾的是,吃寿面的当天是全厂职工体检日,退管会的人直到中午才从中山医院回厂,来不及把汤老要请的所有人都通知到,即使通知到的,也有因为路途远而赶不及的。不过情意到了,大家心里还是很高兴,因为汤老想到了他们。
还有一个插曲值得一记:那天,正值香港导演关锦鹏一行来上影谈事,临近午餐时,听任仲伦说全厂今天为汤老祝寿吃面,便决意要在食堂吃碗长寿面,以示庆贺……
那天,我代表汤老到食堂和大家一起吃长寿面,上影食堂的伙食不错,厨师们用心烹调,讲究色香味,少而精,很合我的胃口。同坐的沈锡元、杨公敏、张秀芳都觉得太多吃不下,大家都往我的空盒装,这样我还带回满满一盒香喷喷的寿面,分装在四个小饭碗里,第二天整整吃了三顿。
在忙汤老生日的几天,我触景生情,脑海里浮起一幕幕与汤老“生日”有关的事。
40岁生日日记
1950年2月初,电影局通知吴永刚和汤晓丹到北京报到。适逢汤晓丹生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过去20年的导演生涯,犹如一缕青烟,它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1932年在上海,日本侵略军发动的一二八战争,差点把我炸死,我冒着鬼子的枪林弹雨逃出火海,在学长苏怡和沈西苓的相助下才进了‘天一’影片公司,后来朋友们戏言是‘死里逃生进影坛’。1941年在香港,又是日本侵略军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香港沦陷,我不愿与侵略军合作才在制片人王鹏冀的帮助下离开香港回到抗战大后方重庆。两次大难不死,才有了今天的新生活。”“我一定时时记住叮嘱自己,千万不能恋旧,恋旧只能自食恶果。千万不能看到自己拍过些影片就自认为好。过去的好,可能就是今天人们眼中的坏。”“我觉得我的一生刚开始,把自己看成是新社会出生、新社会成活的一颗幼苗……”“很想请老吴(吴永刚)吃顿便饭,喝几口白干,说说40岁生日心里的感触。可惜口袋钱不够,只能明年再请他了。”
汤老60年前40岁生日的日记,无疑是他心灵的誓言,写的时候,只是有感而落笔,没有料到60年后会公诸于众。百多本笔记本同人的命运一样坎坎坷坷,它被造反派当罪证抄走,后来又当珍贵画刊资料落实政策还给我们。笔记本拿回来后一直锁在柜子里,动迁搬家才翻翻看看。今天以汤老的日记验证他的行动:他确是老老实实严于律己转变立足点,旷日持久的学习实践和改造,终于取得了自己预期的成绩,新词叫做“华丽转身”。由此,他获得了第24届金鸡奖颁发的终身成就奖。面对101岁的新生活新现实,汤老仍然叮嘱自己“重新学爬、学走、学做人、学做事”。
80岁才真正过生日
自从1950年第一次接到《胜利重逢》影片导演任务后,汤老就一直转战南北,东奔西忙转个不停。他一年四季难在家,根本就没有谁去想生日的事。我照顾两个儿子,名副其实的留守女人,大家都习惯了长期“四缺一”的家庭生活,过得也很快乐。心情舒畅的日子感觉不到昼夜轮回,忽然间汤老就到80岁生日了。这时我们都已退休在家,两个老人本来打算各吃一碗汤面,突然上海有名的医学专家陈凯教授来邀请我们同去深圳,出席他在深圳新办的诊所开业。陈凯原是上海部队的战士,三年自然灾害时协助《红日》拍外景,他对汤导的平易近人极有好感。汤老本来就想去深圳看看苦无机会,所以一口答应。同行的还有上海青年话剧团的导演程浦林和夫人余伟芳,以及陈凯教授的助理步欣。途中,我一高兴就说漏了嘴,他们听说汤老是80岁大寿,在深圳订了一桌生日宴,大家和和融融频频举杯……而今陈凯和程浦林两人都因太忙太累,相继永远离开了自己的专业,百岁汤导对他们充满思念。
从深圳回上海的第二天,又接到著名红学家魏绍昌的请帖,在上海陕西路的美心酒家设宴邀请电影界的四位同庚影人汤晓丹、徐苏灵、陈鲤庭、张骏祥共庆80岁生日。还有一位特邀嘉宾沙叶新。餐后,沙还给新民晚报写了《更十年再为四老寿》作纪念。四位同龄导演虽然席间不能多吃,更不能尽兴喝酒,只能摆摆样子一次次举杯,但都高兴极了,畅所欲言,说了不少贴心话。遗憾的是徐苏灵和张骏祥都没能跻身百岁队伍,只有汤晓丹和陈鲤庭的百岁生日全厂职工吃了长寿面。退管会的几位负责人特别乐意为今后的“百岁老人吃长寿面”出力,我告诉他们,说不定百岁老人再过大寿时,已经不时兴吃面,而是新创意“禁食一顿”,因为现在国外已经有人提倡每月绝食一天,消耗肠胃里的积油有助于健康。大家哄堂大笑,乐弯了腰。
90岁后的生日
汤老的90岁生日是上海市侨务办公室和上影集团联合举办的“汤晓丹作品研讨会”和祝寿晚宴,地点在华侨大厦内。汤老6岁就是印尼小华侨。所有出席研讨会的人员名单都送汤老过目,所有合作过的摄制组成员,只要能出席的都到场。研讨会上发言踊跃,有书面发言,有即兴发挥,话筒传来传去,气氛活跃,人气极旺。发言从下午1点一直持续到6点。鲜花和漂亮的大花篮摆满华侨大厦四楼餐厅,连病病歪歪多年不出门的老影人都在子女的搀扶下到了……场面很是动人。
原定十桌晚餐,结果人太多了,不得不每桌多坐二人,挤得热闹欢快。出席晚宴的人中最高兴的大概是上影退休厨师张宝华,他是汤老亲自指定一定要请到的,因为1956年《沙漠里的战斗》摄制组到新疆海拔5400多米高的巴格达冰峰顶拍外景,那是过去摄制组从未到过的地方,张师傅在高高的雪崖顶凿个洞当灶,饭是半生不熟,张师傅站在冰岩上,下肢冻僵了,摄制组送给他一本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被美机炸断了腿还照样扔手榴弹打击侵略军的故事书奖励他。晚上还有上千头野狼嚎叫,时远时近,这种恐惧,张宝华都挺过来了,他从未叫过苦叫过累。出席汤导90岁贺寿宴后,张宝华师傅逢人便说“只有汤晓丹记住我们烧饭的,还派专人通知我一定要去。”不幸的是宝华师傅后来也病故,没有吃到汤导的百岁生日寿面。
90岁以后的10年,每年都有“小朋友”到医院为汤老祝寿,每年“过生日”都过了好几次——阴历折合阳历,时间总有差错,谁记得哪天,哪天就算生日。我们的朋友太多,所以一次都没有做过东,生怕请了少数友人,又冷淡了多数知己。明知不好,还是不做为好。
上海影人的队伍中,今年已经有汤晓丹、陈鲤庭两位过百岁生日的老寿星了,这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用汤老的话说,得以长寿,归功于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医保制度的不断完善,老影人们最感恩的就是社会的关爱;今后,将会有更多的百岁老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