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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按照一套固定的价值排序来生活，人人都争做影子次序里最重要的事情，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就无人去救助黑熊，那会是一个多么让人丧气的社会。
我做的事情重要吗？
一次，我跟几个救助黑熊的朋友聊天。他们说起常听到的质疑：你们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去救助黑熊？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人更重要还是熊更重要？听到这样的质问，朋友们有点儿困惑——是啊，为什么？难道儿童失学不比黑熊受苦更要紧吗？救助黑熊是不是有点儿中产阶级的矫情？事实上，我不止一次听人这样评论动物保护人士、四合院保护人士。
我不是特别肯定，救助失学儿童一定比救助黑熊重要，但我这种看法说来话长，放过不表。就算救助失学儿童更重要，似乎还有些事情比儿童失学更更重要。孟加拉的孩子饿得奄奄一息，索马里的孩子在軍阀混战中死于流弹，孟加拉和索马里太远，我们也许爱莫能助，但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伸以援手——艾滋病村里的孩子不仅失学，还面临生命危险。流浪汉无家可归缺衣少食，被拐卖的孩子沿街乞讨还受到虐待。如果可以问救助黑熊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能不能问救助失学儿童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艾滋病患者呢？
当然，如果连救助失学儿童的人士都该受质问，天下人谁还不该受质问？索马里的孩子在受难，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有人却还在书房里写研究《红楼梦》的论文，有人在反复训练以把百米跑成绩提高0.01秒，甚至还有人在花前柳下谈恋爱、在饭馆里嘻嘻哈哈喝酒。环境保护、动物救助、失学儿童资助，这些活动，我自己东一点儿西一点儿参与过，可我大半时候在写论文、带孩子，时不时到饭馆里跟朋友喝酒。
问题还是摆在那儿：音乐厅里的听众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我在饭馆喝酒的时候，可曾想到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我写论文的时候可曾考虑过，世上有比写论文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是偶然在此的生物
一起聊天的朋友中，有一位本来不知道黑熊胆汁的营生。有一天她去会两个朋友，他们正要到一个黑熊养殖场去，试图说服老板不要再做活体抽取熊胆汁的营生。她跟着去了，第一次看到黑熊的悲惨境遇。黑熊各个可怜无助，有些在插入导管的操作过程中伤口感染，痛苦异常，有些奄奄一息。这位朋友初次见到这个场面，深受震动。她从前从来没有想过黑熊，可从那天开始，她投入了救助黑熊的活动。
把这位朋友牵入动物保护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而不是对世上林林总总事业的全盘衡量比较。回顾我们行来之路，哪件事情没有几分偶然？你大学进了化学专业，因为你中学第一次知识竞赛化学卷拿了满分;她后来研究宋词，因为教语文的中学老师长得又帅又特别喜欢讲李清照。我们是些偶然在此的生物，作为偶然在此的生物爱上这个，做起了那个。
百八十年来，“选择”一直是个时髦的词儿。当然，选择差不多总是双向的，即使在我的选择中，也有我的不选择。救助黑熊是我自己的选择，没谁强迫我去，然而，我为什么不选择救助艾滋病人？当然不是因为艾滋病人不如黑熊重要。我们并非既站在事外又站在自己之外，一方面计算自己的种种条件，一方面计算候选之事的种种利弊，然后作出理性的决定。我也许可以这样刻画我买股票时的情形，这样刻画我在婚姻介绍所挑肥拣瘦的情形，但有血有肉的生活不是这样。
我们可以把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到对面，然后按重要性加以排列。在这个表格里，救助艾滋病人也许比救助濒危动物要紧，救助濒危动物比在饭馆喝酒要紧。我们该请哪位理论家来做这个“价值排序”游戏呢？好，擘画天下的理论家为我们排出了次序。我们该按照这个次序先做最重要的事情，做好之后再做次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先来救助艾滋病人，然后再考虑黑熊？大家都来解决无房户问题，等天下寒士都有了地方住，再来建歌剧院？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按照一套固定的价值排序来生活，人人都争做影子次序里最重要的事情，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就无人去救助黑熊，那会是一个多么让人丧气的社会？！
只可感召无可谴责
保护黑熊要紧还是救助失学儿童要紧？保障房要紧还是歌剧院要紧？这些问题当然会成为问题。它们总是在特定环境下成为问题。因此，答案不会注定是：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先不管黑熊，在尚有无房户之前就不建歌剧院。反正不要以为，不建剧院，天下寒士就会有房安居。
那么，只有对我重要的才重要？这里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吗？不，正相反，只对我重要的事儿一点儿也不重要;救助黑熊当然不是对我重要，是对黑熊重要，救助失学儿童不是对我重要，是对失学儿童重要。我只是说，无论它多重要，都要跟我相关，不仅要跟我的能力相关——而且要我有那种缘分去跟它相关。道不远人。
我们经常感慨别人做的事情更有意义，但多半，出于种种因缘，我没打算也不可能因为你做的事情更有意义就放下自己做的事情参与到你的事业中去。
画家并不每次站到画布前都自问：我做的事情有多重要，倒可以说，他总在考虑怎么把画画好。我们的一切品质、一切愿望都在从事情本身中获得意义。当然，在特定的情况下，他可能停下来问自己：我真该一直做这个吗？我不该离开画室去做个流浪歌手吗？与命运为伴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主动改变习惯，改换追求，不可以离婚或剃度出家。然而，这一点应该是很明显的吧——这时，你不是站在各种选择外面计算利弊，绘画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家庭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在你自身中选择，不，选择这个词太轻了——你要从你自身挣脱。你与自己的生命对质。实际上，一辈子嘻嘻哈哈喝酒，一辈子研究《红楼梦》而从来不质问自己的人，从来不与自己的生命对质的人，你去质问他又有多大意义？即使你在做通常认为有益的事情，例如救助黑熊，你就不曾自问过：这里有没有中产阶级的矫情？但在这里，也只有自己能够质问自己。
我们做一件事情，尤其是从事某项有益的事业，难免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我认识不少投身或参与各种公益事业和正义事业的朋友，他们用各种方式号召、感召人们参与他们的事业，但他们并不质问谁谴责谁。为了感召更多的人参与扶贫事业，他们提供关于贫困人口各种情况的惊人数据，拍摄贫困地区悲惨图景的照片，宣传扶贫人士的无私努力，讲述贫富巨大差距的危害，但不谴责。
我们谴责为富不仁，谴责眼见幼童落水不施援手，但我们不谴责没有积极投入扶贫活动或救助艾滋病人的人。幼童在你身边落水，那不是发生在你身外的一件事，那是你不能不全身心感到的事情，那是你铁定的“缘分”。我们并非遇事才作选择，我们的基本“选择”，是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价值的理由》 作者：陈嘉映）
我做的事情重要吗？
一次，我跟几个救助黑熊的朋友聊天。他们说起常听到的质疑：你们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去救助黑熊？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人更重要还是熊更重要？听到这样的质问，朋友们有点儿困惑——是啊，为什么？难道儿童失学不比黑熊受苦更要紧吗？救助黑熊是不是有点儿中产阶级的矫情？事实上，我不止一次听人这样评论动物保护人士、四合院保护人士。
我不是特别肯定，救助失学儿童一定比救助黑熊重要，但我这种看法说来话长，放过不表。就算救助失学儿童更重要，似乎还有些事情比儿童失学更更重要。孟加拉的孩子饿得奄奄一息，索马里的孩子在軍阀混战中死于流弹，孟加拉和索马里太远，我们也许爱莫能助，但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伸以援手——艾滋病村里的孩子不仅失学，还面临生命危险。流浪汉无家可归缺衣少食，被拐卖的孩子沿街乞讨还受到虐待。如果可以问救助黑熊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能不能问救助失学儿童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艾滋病患者呢？
当然，如果连救助失学儿童的人士都该受质问，天下人谁还不该受质问？索马里的孩子在受难，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有人却还在书房里写研究《红楼梦》的论文，有人在反复训练以把百米跑成绩提高0.01秒，甚至还有人在花前柳下谈恋爱、在饭馆里嘻嘻哈哈喝酒。环境保护、动物救助、失学儿童资助，这些活动，我自己东一点儿西一点儿参与过，可我大半时候在写论文、带孩子，时不时到饭馆里跟朋友喝酒。
问题还是摆在那儿：音乐厅里的听众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我在饭馆喝酒的时候，可曾想到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我写论文的时候可曾考虑过，世上有比写论文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是偶然在此的生物
一起聊天的朋友中，有一位本来不知道黑熊胆汁的营生。有一天她去会两个朋友，他们正要到一个黑熊养殖场去，试图说服老板不要再做活体抽取熊胆汁的营生。她跟着去了，第一次看到黑熊的悲惨境遇。黑熊各个可怜无助，有些在插入导管的操作过程中伤口感染，痛苦异常，有些奄奄一息。这位朋友初次见到这个场面，深受震动。她从前从来没有想过黑熊，可从那天开始，她投入了救助黑熊的活动。
把这位朋友牵入动物保护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而不是对世上林林总总事业的全盘衡量比较。回顾我们行来之路，哪件事情没有几分偶然？你大学进了化学专业，因为你中学第一次知识竞赛化学卷拿了满分;她后来研究宋词，因为教语文的中学老师长得又帅又特别喜欢讲李清照。我们是些偶然在此的生物，作为偶然在此的生物爱上这个，做起了那个。
百八十年来，“选择”一直是个时髦的词儿。当然，选择差不多总是双向的，即使在我的选择中，也有我的不选择。救助黑熊是我自己的选择，没谁强迫我去，然而，我为什么不选择救助艾滋病人？当然不是因为艾滋病人不如黑熊重要。我们并非既站在事外又站在自己之外，一方面计算自己的种种条件，一方面计算候选之事的种种利弊，然后作出理性的决定。我也许可以这样刻画我买股票时的情形，这样刻画我在婚姻介绍所挑肥拣瘦的情形，但有血有肉的生活不是这样。
我们可以把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到对面，然后按重要性加以排列。在这个表格里，救助艾滋病人也许比救助濒危动物要紧，救助濒危动物比在饭馆喝酒要紧。我们该请哪位理论家来做这个“价值排序”游戏呢？好，擘画天下的理论家为我们排出了次序。我们该按照这个次序先做最重要的事情，做好之后再做次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先来救助艾滋病人，然后再考虑黑熊？大家都来解决无房户问题，等天下寒士都有了地方住，再来建歌剧院？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按照一套固定的价值排序来生活，人人都争做影子次序里最重要的事情，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就无人去救助黑熊，那会是一个多么让人丧气的社会？！
只可感召无可谴责
保护黑熊要紧还是救助失学儿童要紧？保障房要紧还是歌剧院要紧？这些问题当然会成为问题。它们总是在特定环境下成为问题。因此，答案不会注定是：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先不管黑熊，在尚有无房户之前就不建歌剧院。反正不要以为，不建剧院，天下寒士就会有房安居。
那么，只有对我重要的才重要？这里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吗？不，正相反，只对我重要的事儿一点儿也不重要;救助黑熊当然不是对我重要，是对黑熊重要，救助失学儿童不是对我重要，是对失学儿童重要。我只是说，无论它多重要，都要跟我相关，不仅要跟我的能力相关——而且要我有那种缘分去跟它相关。道不远人。
我们经常感慨别人做的事情更有意义，但多半，出于种种因缘，我没打算也不可能因为你做的事情更有意义就放下自己做的事情参与到你的事业中去。
画家并不每次站到画布前都自问：我做的事情有多重要，倒可以说，他总在考虑怎么把画画好。我们的一切品质、一切愿望都在从事情本身中获得意义。当然，在特定的情况下，他可能停下来问自己：我真该一直做这个吗？我不该离开画室去做个流浪歌手吗？与命运为伴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主动改变习惯，改换追求，不可以离婚或剃度出家。然而，这一点应该是很明显的吧——这时，你不是站在各种选择外面计算利弊，绘画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家庭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在你自身中选择，不，选择这个词太轻了——你要从你自身挣脱。你与自己的生命对质。实际上，一辈子嘻嘻哈哈喝酒，一辈子研究《红楼梦》而从来不质问自己的人，从来不与自己的生命对质的人，你去质问他又有多大意义？即使你在做通常认为有益的事情，例如救助黑熊，你就不曾自问过：这里有没有中产阶级的矫情？但在这里，也只有自己能够质问自己。
我们做一件事情，尤其是从事某项有益的事业，难免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我认识不少投身或参与各种公益事业和正义事业的朋友，他们用各种方式号召、感召人们参与他们的事业，但他们并不质问谁谴责谁。为了感召更多的人参与扶贫事业，他们提供关于贫困人口各种情况的惊人数据，拍摄贫困地区悲惨图景的照片，宣传扶贫人士的无私努力，讲述贫富巨大差距的危害，但不谴责。
我们谴责为富不仁，谴责眼见幼童落水不施援手，但我们不谴责没有积极投入扶贫活动或救助艾滋病人的人。幼童在你身边落水，那不是发生在你身外的一件事，那是你不能不全身心感到的事情，那是你铁定的“缘分”。我们并非遇事才作选择，我们的基本“选择”，是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价值的理由》 作者：陈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