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融以及他所在的那个“人物集群”是三十多年“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不可割裂的有机部分
　　
　　有过一次大轰大嗡的“沉沦”,在淡出公众视野数年之后,在差不多快被所有人淡忘之际,于无声处又突来一次更加大轰大嗡的“复出”——在当代中国的商界人士中,有如此富于戏剧性的人生的,除了仰融,大概只有史玉柱了,所以《经济观察报》以它那惯有的华丽文风将此二人相提并论:“在仰融身上,附着了太多时代色彩。仰融的人生是大人生,有仰融这样的人物集群参与构筑的时代是大时代。马胜利,牟其中,史玉柱,赵新先……以他们为典型个体,呈现的是一种因时代大开大阖而簇集疯长又异化消亡的宏观生态。”
　　不过细究起来,这段话不无笼统含糊之处。其实除了在那一点“戏剧性”上彼此相似外,史玉柱和仰融的人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两个人也分属于两种大殊其趣的“人物集群”。史玉柱的崛起、沉沦和复出基本上是市场现象,而仰融的崛起、沉沦,按《经济观察报》的用语,却发端于“体制嬗变的接缝中”,而目前的这一次“拟复出”,依然具有在“体制嬗变的接缝中”寻找着力点的浓烈气味。
　　市场经济从未内生于中国历史,所以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史玉柱在市场中的沉浮能够提供商学院的案例,却贡献不了多少历史学的研究价值。仰融不同。仰融及其所在的那个“人物集群”是三十多年“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不可割裂的有机部分,再往上溯,仰融们还可以在自1840年以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找到如胡雪岩那样的神交者——这样的“大人生”岂是史玉柱以及张朝阳、马云之辈所具有的?这样的“大人生”只属于仰融们。
　　迄今为止,人们尚不能确定代表未来的将是史玉柱们还是仰融们,但可以确定的是,承载历史、真正有资格代表这个“大时代”的,只是后者。
　　仰融才是当今这个时代的活标本。
　　
　　成败所赖
　　
　　在讲述仰融的故事的所有文本中,几乎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了一个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2001、2002年的媒体报道浪潮中提到“萧何”时,表面上都指的是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在华晨汽车赴纽约成功上市过程中充当了关键环节、又在后来的产权争斗中给仰融以致命打击的那家神秘机构,而实际上大家心照不宣的“萧何”,自然是这家基金会背后的国有部门,或者干脆说政府。
　　归功于冯仑先生的有效推广,现在人们习惯于称之为“政商关系”。
　　仰融曾有的煊赫荣耀绝大部分系于华晨。无论他如何强调自己在“华晨汽车”(CBA)1992年纽约上市成功中的作用,他都无法否认大股东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的“国有”身份在此过程中的不可或缺。曾经是华晨汽车的发起人、董事兼常务副总裁,同时也是促成华晨上市成功的操盘手之一的美籍华人汪康懋,在2007年出来“为仰融说话”时透露了如下一段情节:“一开始的时候,仰融曾经打算过要以个人的名义注册上市,但投资银行建议我们还是以国有身份在美国露面,因为当时西方只知道中国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不相信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有这么多钱,可以置这么大的产业,如果这样注册,肯定会引来非常繁琐的调查。”于是,这才有了后来的国有大股东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
　　在当年围绕“华晨迷宫”的众多报道中,“国资局”致基金会的那封语焉不详、来路神秘的函件(在后来的产权争斗中被政府方面引以证明华晨汽车股权的“国有”性质),肯定也是华晨汽车上市链条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这不是要再现当年的争论,硬要分辨出华晨汽车上市成功到底是“操盘手”仰融的功劳大还是“红帽子”基金会的作用大,而是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华晨汽车纽约上市这件事上,政府方面固然要倚重仰融及其团队,“因人成事”,但仰融又何尝不是在主动地依附政府,“因事成人”?除了1992年华晨汽车纽约上市,仰融自陈对其人生非常关键的另两件事,1995年接管“金杯客车”管理权、1999年收购申华实业,哪一件是可以不仰赖深厚“政商关系”就能办成的?
　　尽管人们对仰融入主华晨系之前的履历不很清楚,但从某些迹象推测,他的“第一桶金”也很可能来源于这种“政商关系”。这倒未必意味着“腐败”,也完全有可能是在1990年前后的“体制嬗变的接缝中”捕捉到了某些商业机会。这是那个年代“下海经商”大潮中的高概率事件。
　　只是,这样的履历很可能养成了仰融的某种思维定式和行为模式:他更善于从政府体制而非市场中发现机会。当前引起舆论轰动和质疑的“831111”计划那庞大的资金来源,就有赖于一个以利用和“改造”美国政府的投资移民政策为前提的“融资方式”。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出,他在美国也很驾轻就熟地从事着“政商关系”的营造,当然用的是美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制度所许可的方式,如聘请专业人士对美国的立法部门展开“游说”。
　　在中国人看来,这多少有点不可思议,甚至觉得有点滑稽,但很可能在仰融看来,这非常自然,顺理成章,因为对“政商关系”的重视在他已几乎成了一种本能,一种下意识。当对媒体谈到和中国政府部门曾经的纠纷时,他说的是:“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父母打了孩子,无论对错,也不该拗着要求大人给孩子道歉。”“父母”和“孩子”的比喻初听令人吃惊,再一想,从他嘴里说出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价值所在
　　
　　仰融自始至终是一个争讼纷聚的人物。当他要“回来”的消息见诸媒体后,网上有不少人骂他是“骗子”、“投机商”,或要求“追讨”被他侵吞的国有资产。这当然是不明内情者的泛道德化情绪反应。事实上,即便是当初因为产权纷争而和仰融尖锐对立的辽宁省官员也公开承认“十分欣赏仰融的经营才能”,并称曾与仰融谈判,包括同意给予他部分股权,以反映其贡献,只是仰“胃口太大”又“太急”,才导致双方矛盾不可调和。
　　冯仑在一篇谈“政商关系”的文章中写道:“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市场秩序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建立起来,法制不健全,企业和政府行为都不规范,政府管理部门的专业化能力相对低下,这时动力、信息、资源和人才优势统统在民营经济、特别是那些极富雄心的创业领袖一边。”现在看来,这段话简直就是专为仰融而写的。
　　尽管在纽约上市的“华晨汽车”的大部分股权被认定为“国有”,但有关其上市过程的描述一直没有出现过什么争议。据汪康懋介绍,“当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国内还没有完善的法律,会计制度也不健全,会计和法律制度与国际不接轨,导致西方对中国的企业一直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中国企业能拿出良好的账目供人查阅。”
　　而准备装进“华晨汽车”的资产“金杯汽车”,情况也非常糟糕,“当时我们考察金杯汽车后发现,这是一个非常老旧的厂,根本拿不出手……直到上市,净资产也只有1亿人民币”,而且“现金流出现很大的危机”,所以无论是沈阳金杯的负责人,还是辽宁省政府的官员,大家“都把希望都寄托在了仰融身上,希望他能帮他们到海外上市。”
　　换句话说,后来的那家“国有控股海外上市企业”,在操作上市时,不仅“国有”部门无能提供最起码的金融技术和人才支持,而且“国有”资产的质量也十分糟糕。
　　而最后,在仰融及其团队的运作下,华晨上市真的就成功了,融资8000万美元,是中国内地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仰融一直被视为“资本运作高手”,但实际上他在产业方面也做得相当出色。在2002年他出走美国前夕,华晨因拥有金杯客车、金杯通用、中兴皮卡、三江雷诺、中华轿车等8条生产线,被称为国内仅次于三大汽车集团(一汽、二汽、上汽)的“第四汽”。那时,中华轿车在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中是惟一一个没有世界知识产权纷争的产品,而且设计生产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动机。而在他离开以后的7年里,“国有企业”华晨先后换了四任老总,连续陷入亏损,在国内汽车厂商中的地位急剧下滑,这也已经是业内人所共睹的事实了。
　　在国有企业,尤其是在那种创业型国有企业里,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得不到承认,这不仅是企业家的悲哀,也必然意味着企业的悲剧,这是中国近20年来一再得到的教训,仰融只是其中比较独特的一例而已。
　　
　　未来所系
　　
　　6月29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首家披露仰融要投资400亿到450亿元人民币回国造车的计划后,国内的反应也蔚为奇观:报道刊出后的几天之内,这家报社就“收到数十个国内地方政府希望联系仰融招商引资的邮件”。
　　没有一个人问到这个问题:辽宁省检察院于2008年10月18日以涉嫌经济犯罪为名对仰融发出的批准逮捕令和通缉令是否已经撤销?如果没有撤销,那就意味着仰融一旦回国,任何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都有权将其抓获归案,移交给辽宁省人民检察院。
　　实际上逮捕令和通缉令都未撤销。
　　但没有人以此为意。辽宁省某市已经非常庄重地制作了邀请函——“谨代表市政府敬邀仰融先生和企业团队近期来我市考察,并与市长面谈”。另外一个城市则更为迫切。一位市长助理希望带话给仰融:“市长已经交代了,如果可能,他将亲自接待仰融团队。或者仰融不方便回国,我们市长也可以直接到美国去见仰先生。”
　　一位地方招商局局长在被媒体问到仰融的司法问题时说,“至于官司问题我们觉得不要紧,只要这个项目不违反中国的法律,就没问题。”
　　仰融自己对刑案在身似乎也不在意。他的团队正与国内至少5家地方政府就项目引入、选址等问题进行洽谈。据悉,已有两个地方政府的副市长、招商局长赴美国与其深度接触。辽宁也是选择之一。
　　仰融以其在中国当前这个“大时代”里的“大人生”,应该对国内的“软法制”环境有足够准确的拿捏——法律条文俱在,至于如何执行,则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此种拿捏,2002年他在上海瑞金医院的病房里最终作出了逃离中国的决定;同样因为此种拿捏,2009年他通过媒体向国内进行了“我要回来”的喊话;也是因为此种拿捏,他一定对他在中国造汽车的税收、土地等成本得出了相当满意的估算结果。
　　仰融知道,只要他真能从美国筹到那么多钱,那么他的种种宏大计划——包括安全回国,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