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著名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的小说《地下铁道》讲述了19世纪中期美国黑奴少女科拉一路北上惊心动魄的逃亡故事。本文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解读小说《地下铁道》中女主人公科拉的文化身份建构问题，探讨后殖民女性在遇到文化危机时是如何一步步摆脱困境，最后成功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的。

关键词：《地下铁道》;后殖民女性主义;身份建构;黑人女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07-0021-03
　　0引言[1]
　　《地下铁道》是美国著名作家科尔森·海特黑德的第六部小说，曾荣获2016年国家图书奖和2017年普利策奖。作品讲述了16岁黑人少女科拉和黑人男孩西泽一起从佐治亚种植园一路北逃，最终在瓦伦丁农场成功实现自我文化身份重建的过程。本文基于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作品中女主人公的身份建构问题，探讨后殖民女性科拉在19世纪美国社会遇到种族压迫、阶级压迫、宗教压迫等一系列危机时是如何一步步摆脱困境，最后成功构建文化身份的。小说揭示了黑人想要平等的权利与地位，必须靠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团结，黑人种族才有可能真正崛起。
　　1研究现状
　　《地下铁道》的中文版于2017年由康慨翻译。根据知网、万方、读秀三个网上学术搜索引擎所提供的数据，截至2020年12月底，与后殖民女性主义相关的论文数量达2347篇。在输入“海特黑德《地下铁道》”的关键词后，仅有45篇相关文章。最后，将“后殖民女性主义”与“《地下铁道》”作为关键词输入，没有搜索到相关的论文。将关键词改为“后殖民主义《地下铁道》”后，得到与之相关的1篇论文。
　　根据ISI Web of Science平台的检索结果，仅有1篇关于对《地下铁道》后种族话语与种族生物政治的论文。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对科尔森·海特黑德及其作品《地下铁道》基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研究几乎没有。本文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出发，解读主人公科拉的身份建构问题，应该是研究这部作品的一个新思路。
　　2后殖民女性主义
　　后殖民女性主义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和黑人右翼运动，促进了后殖民女性的觉醒。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研究始于黑人女性主义运动，黑人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得到了其他少数民族妇女的支持，促进了妇女积极参与民族文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后殖民女性主义迅速发展^[1]。
　　后殖民女性主义将性别研究与种族研究相结合，旨在批判白人中心主义和种族歧视，争取第三世界女性的利益和话语权。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女性所遭受的各种形式的压迫。首先，后殖民女性主义反对性别压迫，这是后殖民女性必须面对的最大障碍。第二，后殖民女性主义抵制帝国女性主义。西方女性虽然受到男性的歧视，但她们大多通过不断的抗争最终维护自己的权益。女性主义只是保护白人妇女的权益，却忽视了第三世界妇女的权益。因此，后殖民女性的第二个障碍是以白人女性为中心的女性主义。第三，后殖民女性面临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女性不仅受到男性的压迫，而且在经济、政治、心理等方面也受到白人的压迫^[1]。
　　综上所述，后殖民时代的女性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来抵制多重压迫，既不能从性别的角度反抗男性，也不能推翻一个中心主义来建立另一个中心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始终把反对性别和种族压迫作为中心任务，不仅是为了少数民族的利益，也是为了实现不同民族之间真正的平等和团结。
　　3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地下铁道》女主人公的文化身份建构
　　在《地下铁道》中，科拉的文化身份危机来源于受到的性别压迫、种族压迫、宗教压迫等，她的文化身份随着地点的变化而改变。科拉在逃亡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压迫和歧视，但也不断经历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文化身份的进一步建构，最后在瓦伦丁农场完成了文化身份的建构。下面将从压迫引发的文化身份危机、寻求新的文化身份和寻求文化身份的结果等三个方面分析科拉文化身份建构的历程。
　　3.1多重压迫引發的文化身份危机
　　首先，科拉作为一个生活在19世纪美国的黑人，毫无疑问遭到了来自美国白人殖民者的压迫。小说开篇的前两章格外写实，海特黑德利用历史文献和口述史资料，用短短80页的篇幅，描绘了内战前南方种植园日常生活的群像，揭露出奴隶制残酷的本质。科拉的外婆阿贾里由奴隶贩子从非洲掳掠而来，锁在运奴船上。经过多次转卖，阿贾里最终落脚于佐治亚的种植园。为了生存，她不得不适应残酷的“丛林法则”。否则，残暴的白人种植园主随时可能把他们活活打死。她做了一辈子苦工，最后死在棉花堆里。对她来说“逃离种植园的地界，就是逃离基本的生存原则：毫无可能。”^[2]
　　这一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科拉，所以当西泽第一次问她要不要一起逃走时，她不假思索地拒绝了。
　　其次，除了受到白人男性的压迫，科拉还遭到黑人男性对她身体和精神的欺凌。阿贾里给科拉的母亲梅布尔留了一块不到三码见方的田地，科拉10岁时，梅布尔消失了。从此之后科拉被驱逐到流浪汉住的伶仃屋。布莱克来是种植园主买来的黑奴之一，他摘下科拉的卷心菜，把他的狗拴在科拉的地上。科拉害怕布莱克，但她仍然拿起斧头，把狗窝砸碎。从此，科拉被贴上“疯女人”的标签。布莱克和他的同伴更加变本加厉，不断造谣说科拉冲他撩裙子，做出淫荡的暗示。14岁时，几个黑人男工便强奸了科拉。即便是有谁看见或听见，他们也没干涉。在奴隶主的高压政策下，黑奴很难形成自己的人格和道德观念。奴隶主迫害黑人的生存空间，结果种植园里的黑奴不仅缺乏种族团结意识，而且还遵守“丛林法则”，强者欺负弱者十分普遍。 　　科拉似乎赢得了这场战斗，但实际上科拉遭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一个渴望家庭的弃儿和一个思维正常的“疯女人”，她无疑处于压迫关系的最底层：科拉不能正常参加黑人团体的活动，她在种植园被孤立和边缘化。面对这样的身份危机，当西泽第二次求科拉跟他一起北逃时，她坚决答应了。
　　另外，在奴隶制时代，科拉所在的黑人种族被物化成智力低下、有严重暴力倾向的“他者”。黑人奴隶被剥夺了人权，被当作商品对待。黑人作为奴隶从非洲被贩卖到美国，在这个过程中，无数黑人家庭破裂。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没有了家庭和爱，被剥夺了成为人的权利。“黑人的存在包括白人的存在，所谓黑人只是根据白人的各种背景建构起来的一种文化身份。同样，白人之所以成为白人，也是以黑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白人自然也包含了黑人的因素，这就是殖民关系的本质”。小说中，白人殖民者把黑人描绘成天生的傻瓜。即使是鸟也能记住诗，但黑人却记不住，所以黑人的智力不如鸟。在南卡罗来纳州，白人伯特勒姆大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让黑人病人参与梅毒等一系列研究项目，表面上给予他们血液病治疗，实际上开出的药剂跟糖水无异。还有史蒂文斯大夫对科拉提出进行绝育手术的提议，宣称这是一项大规模的公共卫生项目，本质上也是殖民者打算通过绝育来控制黑人的数量。殖民者不仅摧毁了黑人的现在，而且摧毁了他们的未来，粉碎了他们对后代能过上更好生活的希望。
　　受到多重压迫的科拉逐渐落入文化身份危机。幸运的是，科拉勇于反抗的精神，帮助她在北逃的曲折中一步步摆脱危机。
　　3.2寻求新的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具有流动性，它由多种因素构成。种族、环境、语言、人际关系、自我意识等，都是构成文化身份的重要因素。为了在社会环境复杂的美国生存，建构自己新的文化身份，科拉主要做出了三方面的努力：重建自我意识;从经济和精神方面摆脱依赖;重建自己的理想家园^[1]。
　　科拉重建自我意识的过程，从她的母亲梅布尔出走就开始了。虽然直到她逃到南卡罗来纳州，她才意识到那时自己对母亲的出逃感受到的不是悲伤，而是愤怒。“她恨她。尝到了自由的丰盛。”科拉无法理解母亲把她丢在人间地狱的举动。“她在凄凉的阁楼上熬过了数不清的夜晚，辗转反侧，跟身边那个女人死磕，暗中策划着一个又一个逃离种植园的办法。多少个无眠的夜晚。”这一段描写，真实地表现了科拉不同于其他受压迫者的反抗心理。但是同时让她耿耿于怀的是，母亲丢下她独自奔向自由的自私。在那个时候，科拉“逃出去”的种子已经在内心扎根，这是她寻求文化身份的第一步。
　　科拉不断从经济和精神方面摆脱依赖。她学习白人的语言，因为她觉得他们的表情优雅。在南卡罗来纳州，科拉过上了与种植园截然不同的生活。她在博物馆工作，第一次体会到有经济来源的喜悦。历史博物馆本应展示历史的真相，但科拉发现真相被歪曲了：黑奴们在织布，非洲人正在奴隶船上认真学习手艺，虐待和压迫不复存在。虽然科拉不知道奴隶船上的实际情况，但她知道种植园。科拉向馆长提出了自己的质疑，馆长以预算不足等理由回应她。在玻璃窗外，参加展览的白人带着不屑的微笑看着里面的黑人。科拉不再质问馆长，而是秘密地开始“反击”。一天一个白人女子毫无理由恶狠狠地盯着科拉，“女人把她惹毛了，她死盯着她的眼睛，坚定而凶狠，直到她败下阵去。”此后每隔一个小时，她就挑选了一些参加展览的白人，用恶毒的眼神盯着他们。白人带着高度的优越感参观历史博物馆，认为白人是黑人的救世主。然而，科拉追求的是在新环境中的身份回归和认同，她更加勇敢直接地面对这些无形的压迫，不断追求和白人的平等地位，重获属于黑人、黑人女性的权利，重建自己的理想家园。
　　科拉还努力重建自己的理想家园。知道南卡罗来纳州政府的活体实验阴谋后，她的首先想到的是告诉其他黑人事情的真相。她没有因为自己在种植园被黑奴侵犯而对同族人排斥。她不断调整自己，超越了对黑人种族的自我仇恨。奴隶主拒绝让奴隶接受教育，想要通过奴隶的无知和恐惧长久压迫他们。但科拉明白，只有接受教育、自立更自强，才是帮助自己打破精神枷锁的最佳途径。慢慢地，她重建起自己的理想家园。
　　3.3寻求文化身份的结果
　　“杂合性”是后殖民主义文学的特征。在《文化的位置》一书中，霍米·巴巴将“杂合性”定义为“殖民表征的问题”，它“逆转了殖民主义者否认差异的影响，使其他被否认的知识进入主导话语，疏远了其权威的基础”^[3]。霍米·巴巴认为，通过将杂交的概念引入文化研究领域，被殖民者可以成功地在宗主国和被殖民者之间创造“第三空间”^[3]。
　　混合文化认同是指被殖民者不仅部分地保留了原有的文化认同，而且逐渐接受宗主国的新文化。因此，殖民者实现了原始文化与异质文化的杂交。科拉从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到逐渐融入新文化，不断重建自我意识，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在瓦伦丁农场，她实现了从他者到自我、从沉默孤立到融入集体的转变，她通过文化混合成功地创造了第三空间，构建了混合文化身份。
　　首先，科拉实现了从“他者”向自我的转变。后殖民理论认为，女性处于双重他者的地位，不仅在父权制中是他者，在西方社会中也是他者。在这种混合空间中，她不仅选择性地保留了自己的黑人文化，而且接受了美国白人文化，逐渐由他者向自我转化。面对强壮的黑人布莱克，16岁的科拉拿起斧头奋起反抗;面对种植园主无尽的压迫，她和西泽勇敢出逃。这或许不是一件大事，但对于一个在蓄奴州的女性来说却是一个壮举，这表明她有了女性自我意识，开始突破性别压迫和种族压迫的束缚。通过地下铁道，科拉秘密地从乔治亚州逃往印第安纳州，一路上有白人废奴主义者冒险来帮助她。这些白人的帮助，让科拉明白了仍然有积极的废奴主義者用实际行动反抗的奴隶制，关切着这片土地上黑人的生命和权利。由于这些人的加入，她明白了自己的反抗更加有意义。
　　其次，科拉实现了从沉默孤立到融入集体的转变。科拉一路逃离到印第安纳州的瓦伦丁农场，一个黑人村庄。约翰·瓦伦丁在建农场，他是一个肤色浅的黑人。这个理想的空间对她有着最重要的影响。在这里，科拉感受到了家庭的爱，虽然最终没有找到母亲，但西比尔和莫莉让她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他们住在一所房子里，西比尔比科拉大12岁，在某种程度上，她扮演着科拉母亲的角色。她邀请科拉和莫莉一起消遣，并教科拉做针线活。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家庭，科拉失去母亲的痛苦也得到了解脱。 　　在瓦伦丁农场，科拉回到了黑人社区，得到了黑人同胞的认可，这使她摆脱了同胞们在兰德尔种植园建立的“疯女人”的刻板印象^[4]。不像同胞间弱肉强食的种植园，这里所有有色人种团结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科拉重建对人们的信任，尤其是对异性的信任。她找不到母亲，找不到原来的家庭，但是罗亚尔把科拉从田纳西州的猎奴者里奇韦的魔爪下救了出来，并把她带到了瓦伦丁农场。他们感情基础慢慢地建立起来，因为信任，使科拉获得了爱的能力和勇气，与罗亚尔组建了新的家庭，家庭和爱逐渐治愈了科拉过去的痛苦。
　　因此，科拉正是在瓦伦丁农场这样的自由空间、人与人之间治愈的空间、黑人成为自己命运的管理者的空间中，完成了精神的转变和自我认同的身份建构。
　　4结语
　　作为美国著名黑人作家海特黑德第一部直接描写种族和奴隶制的作品，小说《地下铁道》以真实生动的笔触再现了奴隶制下美国黑人所受到的压迫，尤其是黑人女性遭受的多重压迫。然而在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下，女主人公科拉奋力反抗和不断寻求文化身份构建，最终过上了自由幸福的生活。我们需要反思的是，那时仍然有千千万万的黑奴生活在南方的蓄奴州，一些黑人或许永远没有抵抗的勇气。所以，只有所有黑人团结起来，依靠自己的努力追求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只有重新书写黑人历史，黑人女性自我意识得到觉醒，自我得以回歸，自我文化身份得以重构，才能真正摆脱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双重压迫。
　　参考文献

[1]张琴.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解读《砖巷》女主人公的文化身份建构[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9.

[2]海特黑德·科尔森.《地下铁道》[M].康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3]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London： Routledge，2004.

[4]王璐.霍米·巴巴后殖民主义视角下《地下铁道》的身份问题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20.
　　（责编：王锦）
　　作者简介：付宇宁，女，山西吕梁人，本科，研究方向：文学。
　　指导老师：王立欣（1971—），女，河北承德人，博士研究生，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