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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哈德﹒施林克于二战结束五十年后出版的小说《朗读者》一经出版便成为了风靡全球的畅销作品。作者将战后德国人的心理状态通过文学的戏剧冲突的方式表达了出来，本篇论文将通过对小说进行文本分析，系统总结战后五十年中德国社会中不同人群对于二战的态度，并分析不同态度的产生原因。这不仅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德国民众，对于我们理性的认识战争也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二战;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村庄，城市，建筑物，文化遗址和运输系统遭到了实质性破坏。但是最糟糕的是，一个精神崩溃的世界被抛在了后面。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850万德国人加入了德国国民社会主义工党，大约有1500万德国人参加了纳粹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道德完全被抛弃了，这尤其体现再来犹太人种族灭绝政策。为此纳粹建立了大规模杀伤性劳动和集中营。例如，建于1940年的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在这个营地中，约有110万人被杀，德国由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转变为德国人作为法官和刽子手的国度。战争结束后，德国人开始思考并承认战争中的一些罪行。从反思战争角度来说，伯恩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是一部重要的著作。本文将用文本分析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研究德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
1.小说作者和小说主人公的相似性
虚构人物米夏的生平和伯恩哈德·施林克的生平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 伯恩哈德·施林克生于1944年，米夏生于1943年。 这意味着他们因年龄相同而经历了相同的事情。 他们属于战争末期出生的一代，几乎没有经历过战争。伯恩哈德·施林克和小说主人公米夏都学习法律。战后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审判纳粹。这一问题是法律学习者无法回避的。如小说中所述，米夏在研讨会上讨论了禁止追溯处罚的规定。米夏的父亲是大学讲师，伯恩哈德·施林克的父亲是完全一样的。 这种相似之处使这两个人对战争有着相同的思想和态度。 换句话说，伯恩哈德·施林克创造了这样一个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2.小说角色分析
2.1汉娜·施米茨
汉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随着时间而改变。
1939年战争前，汉娜是一名西门子工人。 她工作非常努力，几年后她有机会作为国家的雇员工作。 从1944年春天直到1944冬天，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以及克拉科夫附近的一个小集中营中工作。战争结束时，她去了卡塞尔，在电车上当监票员。在法庭上法官问汉娜她是否为自愿加入，汉娜做出来肯定回答。
因此可以看出汉娜对于加入纳粹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负罪感。她把为纳粹工作视为一个十分普通的工作，和在一般工作别无二致，甚至是一种对自己优秀工作的认可。这个例子再次证明，汉娜以及其他的集中营看管员把这份时时要杀人的工作看的十分普通，她们只是在完成任务而已。对于法官对她的提问，她显得很无助甚至有点无辜。在战争的大背景下，这些看管员似乎根本没有对于生命以及基本的伦理道德的尊重。当有一天关押妇女儿童的教堂失火时，包括汉娜在内的看管员没有人为那些无辜的被看押者打开门，汉娜的理由是，如果打开门，肯定会十分混乱的陷入失控中。对于这些看管员来说，看管犹太人的任务比拯救生命更加重要。
不是每一份任务都可以被视为一份工作，显然汉娜并没有考虑过这一点。这种无知和汉娜是文盲不无关系。汉娜是文盲这一点，在书中有很多伏笔。在与米夏认识之后，她多次提出让米夏为他读书，并夸赞米夏声音好听，因此她比起自己读书更愿意听米夏朗读，借此掩盖自己不识字的事实。在春季假期期间汉娜和米夏去自行车郊游，一天早上米夏留了便条去买早餐，汉娜十分生气的对米夏说自己并没有看到便条并打了米夏。
“我没有看到便条. （…） 我很想相信你， 但是我没有看到便条。”
所有这些表明汉娜无法阅读。直到她可以阅读，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内疚。汉娜在监狱里学习识字读书。 米夏在汉娜死后，在监狱中不仅找到了录音带，而且还找到关于集中营的囚犯和看守的书籍和报道。她学会了用录音带读这些书。
“施密茨女士学会阅读后，她立即开始阅读有关集中营的信息。”
米夏已经看到书架上有Primo Levi，Elle Wiesel，Tadeusz Borowski，Jean Amery的文献以及受害人的文獻，还有Rudolf H?ss的自传记录，Hannah Arendt关于耶路撒冷艾希曼的报告以及集中营的科学文献。 这是汉娜在监狱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娜曾经在这里进行一次静坐罢工，直到纠正了取消图书馆经费的问题。”狱警也同意：“她认真地订购了这些书籍。几年前，我不得不给她提供一个一般的集中营书目，然后一两年前，她让我给她写有关集中营中的妇女，囚犯和警卫的书籍的名字”。因此，可以说汉娜对她的过去和罪行不再无动于衷，因为她每天都在思考这些事情。从“她在这儿住了很多年宛如在修道院一般”可以看出这一点。
汉娜终于了解到了她的内疚。在与米夏的最后一次会面之后，汉娜自杀了。这似乎也让汉娜松了一口气。
当然，汉娜不是德国人中的唯一。她只是一个无意间但实际上帮助了纳粹的团体的代表。与汉娜一起工作的其他看管当然也属于其中。但不幸的是，他们逃避了被捕，也许这样的人直到死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罪。
2.2 米夏·贝克
米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在本书中最为复杂，他的态度随着时间而变化。
在上法学院之前，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任何具体立场。 但是战争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巨大的影响来自家庭。米夏与父亲的关系是非常不好的，但这不是米夏的错。 父亲对待米夏就像对待他下属学生一样，如果米夏想见父亲，他自己的儿子必须与他约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出生一代的一员，米夏自然知道德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到处都是废墟，被毁的建筑物和没有人的工厂。对于战争米夏当然有很多疑问，但是他根本无法从父亲那里得到任何答案。他的父亲从未与米夏交谈过并对此做出解释。 本应从父母那里得到关于正义的认知判断，米夏从未获得。因此，米夏总是在青年时期处于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的状态。 相较于与父亲的关系，米夏与母亲的关系亲密的多。显然米夏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足够的爱，他与母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米夏的这种俄狄浦斯情结导致了与汉娜的不道德关系。因此，看似偶然间产生的与汉娜的关系实则是不可避免的事件。 汉娜（Hanna）具有应该从父亲处接受的力量以及应该处接受的温柔。 米夏和汉娜在一起时很满足与当时的处境。 但是，当这种支持和保护消失了时，米夏便摆脱了不确定性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一面。 这意味着米夏变得自大。在此期间，米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尚不明确且被压抑。他对世界还没有自己的见解，但与此同时，他对一切都没有信心。
米夏态度的变化源自关于对纳粹宣判的研讨会。
在参加审判之前，所有学生都被确定必须对所有纳粹分子判刑。一个非常明确的论点是，当时没有被告有权谋杀任何人。 因此，所有学生的想法都是相同的。他们赞成彻底谴责。参加研讨会的学生充满热情，他们将竭尽所能谴责这种人。年轻的法律系学生认为，审判这些有罪之人是他们的责任。终于他们有了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的方法，这些不满情绪在他们心中已深藏多年了。
但是对于其他没有参加研讨会的学生来说，判断有罪的人仍然是他们不想讨论的问题。
但是当米夏注意到在法庭上被审判的人是汉娜时，他不再那么坚定和热情。因为这是米夏第一次与纳粹建立如此密切的关系。在那一刻，米夏被吓住了，或者被抑制了。那一刻，他没有能力思考。 他从没想过他的生活中有纳粹分子。 这种抑制在审判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糟。麻木的是避免和忍受残酷现实的好方法。不仅仅是米夏，而且所有其他参加判决的人都采用了这种方法，法官甚至表现得更加明显。但是学生却大不相同， 他们总是被新事实震惊，总是感到恐惧。 他们每周只参加一次审判，而每次审判都让他们感觉是对日常生活的可怕侵犯。
随着时间的流逝，米夏成为了一名观察员。他把自己置于法庭之外，开始思考如何应对战争及其后续问题。最终米夏形成了自己正确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永远不应表现为观察者，人们必须做点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他向汉娜寄送磁带。 但是他不能完全原谅汉娜。 汉娜死后，他只去过汉娜的坟墓一次。
最终米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明确了：人们必须接受事实，问题甚至参与战争的人民，并继续生活， 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原谅战争和有罪的人。
2.3 米夏的父亲
米夏与父亲的关系很不好。战后父亲与子女之间的这种关系非常普遍。这与父亲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父辈的冷漠和麻木是战争发生的助推器。米夏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战后他是极度内疚的，他一生中不想再提及这一耻辱。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战后自我封闭，甚至他的家人也不能进入。
米夏曾经问过父亲，是否应该为了帮助别人而告诉其他人事实真相。他的父亲回答说：“如果情况确如你所描述的那样，那么你当然必须采取行动。如果你知道什么对其他人有好处，但是他闭眼不看，那么你必须尝试让他睁开眼睛。”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米夏的父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学到了教训。他对自己的麻木和疏忽感到内疚。
2.4 68年代的人
米夏属于后来被称为68的一代。这个名字来自一个学生运动。这一运动的主题是对过去纳粹主义的审视。
年轻一代对他们的父母感到失望，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解决他们理应解决的第三帝国的问题。即使在第三帝国沦陷后，父母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在战争中犯下或目睹了纳粹罪行，甚至在战后容忍接受了罪犯。
学生将自己与父母隔离开来，从而使他们与整个犯罪者，目睹和忽视罪行者，宽容者和接受者区分开来，以此克服遭受耻辱的痛苦，即使不是他们的耻辱。
3. 德国人对二战态度总结
3.1 无情与冷漠
一次，西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在教育中谈到了无情和冷漠的成因。 他说，这些是人们天性的一部分，人们不关心别人的事情，只要它不影响自己的家人或朋友。
[…]我们需要谈一谈无情。 如果它不是人类学的基本特征，不是人类在我们社会中的真实本性，如果不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其他所有人、所发生的事情都无动于衷，除了少数与他们有密切联系并可能有切实利益联系的人，那么奥斯威辛集中营将不可能出现，人们也不会接受。[...]
这两个因素是导致集中营战争和悲剧的原因之一。 这两个因素不仅影响汉娜，而且经历战争的整个一代人都受到影响。
3.2麻木与逃离
长期以来，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创伤的社会心理后果的公开讨论一直被视为禁忌。 似乎很多人都不想与战争有任何关系。 人们只是想避免话题，而不是面对问题并从中学习。
在判刑之前和期间，几乎所有人的行为都是这样，甚至法律系学生也是被迫讨论这个问题。3.3 68运动
多年来，在认识到大屠杀的严重后果之后，似乎终于有可能处理战争创伤对德国人造成的后果。像所有其他运动一样，该运动也非常激进。与有罪的父母的争论特别激烈。
學生们将自己与父母分开，从而与整个犯罪者，目睹和无视罪行者，宽容者和接受者区分开来，即使不能克服耻辱，他们也克服了遭受耻辱的苦难。
这一运动是人类的进步。但是，与有罪的人简单割裂开来并不是解决历史问题的合理途径。3.4 理智面对
由于许多原因，例如米夏学习法律并且与汉娜有关系，所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恶感米夏的态度更加理性和成熟。 在这方面，米夏的思想明显高于他的同龄人。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米夏无法原谅汉娜，但他不会简单地将汉娜与他分开。他让汉娜意识到到她的内疚感，然后尝试来弥补汉娜的内疚感。这才应该是人类对历史问题应该的正确的态度。
4. 结语
正如法国哲学家保罗·里科（Paul Ricoeur）所说，生活是一个故事，只是人们不知道讲故事的人是谁。《朗读者》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它代表了明智的历史反思和来自生活的普遍人类情感。书中不同角色的态度是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缩影和总结。 随着时间的流逝，德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历史的反思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参加战争或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已经老了甚至死了，尽管他们仍然承担着罪恶的道德负担，但年轻一代未参加战争。 在新的背景下，将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教导年轻一代，使他们直接面对历史并加以思考。 《朗读者》这本书很有帮助，通过阅读和分析角色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读者将获得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解决历史问题。
参考文献：
[1]Bernhard Schlink. 《朗读者》. （钱定平译） [M]. 8/2012.
[2]Freimüller， Tobias： Gesellschaftsdiagnosen und Psychoanalyse nach Hitler lieferbar[M].G?ttingen，2007.
[3]金华，《朗读者的启蒙之思》[J].作家与作品评说，2012.
[4]冯然，试析施林克小说《朗读者》中“罪责”的呈现[J]，华西语文学刊.2011.
关键词：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二战;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村庄，城市，建筑物，文化遗址和运输系统遭到了实质性破坏。但是最糟糕的是，一个精神崩溃的世界被抛在了后面。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850万德国人加入了德国国民社会主义工党，大约有1500万德国人参加了纳粹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道德完全被抛弃了，这尤其体现再来犹太人种族灭绝政策。为此纳粹建立了大规模杀伤性劳动和集中营。例如，建于1940年的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在这个营地中，约有110万人被杀，德国由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转变为德国人作为法官和刽子手的国度。战争结束后，德国人开始思考并承认战争中的一些罪行。从反思战争角度来说，伯恩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是一部重要的著作。本文将用文本分析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研究德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
1.小说作者和小说主人公的相似性
虚构人物米夏的生平和伯恩哈德·施林克的生平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 伯恩哈德·施林克生于1944年，米夏生于1943年。 这意味着他们因年龄相同而经历了相同的事情。 他们属于战争末期出生的一代，几乎没有经历过战争。伯恩哈德·施林克和小说主人公米夏都学习法律。战后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审判纳粹。这一问题是法律学习者无法回避的。如小说中所述，米夏在研讨会上讨论了禁止追溯处罚的规定。米夏的父亲是大学讲师，伯恩哈德·施林克的父亲是完全一样的。 这种相似之处使这两个人对战争有着相同的思想和态度。 换句话说，伯恩哈德·施林克创造了这样一个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2.小说角色分析
2.1汉娜·施米茨
汉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随着时间而改变。
1939年战争前，汉娜是一名西门子工人。 她工作非常努力，几年后她有机会作为国家的雇员工作。 从1944年春天直到1944冬天，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以及克拉科夫附近的一个小集中营中工作。战争结束时，她去了卡塞尔，在电车上当监票员。在法庭上法官问汉娜她是否为自愿加入，汉娜做出来肯定回答。
因此可以看出汉娜对于加入纳粹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负罪感。她把为纳粹工作视为一个十分普通的工作，和在一般工作别无二致，甚至是一种对自己优秀工作的认可。这个例子再次证明，汉娜以及其他的集中营看管员把这份时时要杀人的工作看的十分普通，她们只是在完成任务而已。对于法官对她的提问，她显得很无助甚至有点无辜。在战争的大背景下，这些看管员似乎根本没有对于生命以及基本的伦理道德的尊重。当有一天关押妇女儿童的教堂失火时，包括汉娜在内的看管员没有人为那些无辜的被看押者打开门，汉娜的理由是，如果打开门，肯定会十分混乱的陷入失控中。对于这些看管员来说，看管犹太人的任务比拯救生命更加重要。
不是每一份任务都可以被视为一份工作，显然汉娜并没有考虑过这一点。这种无知和汉娜是文盲不无关系。汉娜是文盲这一点，在书中有很多伏笔。在与米夏认识之后，她多次提出让米夏为他读书，并夸赞米夏声音好听，因此她比起自己读书更愿意听米夏朗读，借此掩盖自己不识字的事实。在春季假期期间汉娜和米夏去自行车郊游，一天早上米夏留了便条去买早餐，汉娜十分生气的对米夏说自己并没有看到便条并打了米夏。
“我没有看到便条. （…） 我很想相信你， 但是我没有看到便条。”
所有这些表明汉娜无法阅读。直到她可以阅读，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内疚。汉娜在监狱里学习识字读书。 米夏在汉娜死后，在监狱中不仅找到了录音带，而且还找到关于集中营的囚犯和看守的书籍和报道。她学会了用录音带读这些书。
“施密茨女士学会阅读后，她立即开始阅读有关集中营的信息。”
米夏已经看到书架上有Primo Levi，Elle Wiesel，Tadeusz Borowski，Jean Amery的文献以及受害人的文獻，还有Rudolf H?ss的自传记录，Hannah Arendt关于耶路撒冷艾希曼的报告以及集中营的科学文献。 这是汉娜在监狱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娜曾经在这里进行一次静坐罢工，直到纠正了取消图书馆经费的问题。”狱警也同意：“她认真地订购了这些书籍。几年前，我不得不给她提供一个一般的集中营书目，然后一两年前，她让我给她写有关集中营中的妇女，囚犯和警卫的书籍的名字”。因此，可以说汉娜对她的过去和罪行不再无动于衷，因为她每天都在思考这些事情。从“她在这儿住了很多年宛如在修道院一般”可以看出这一点。
汉娜终于了解到了她的内疚。在与米夏的最后一次会面之后，汉娜自杀了。这似乎也让汉娜松了一口气。
当然，汉娜不是德国人中的唯一。她只是一个无意间但实际上帮助了纳粹的团体的代表。与汉娜一起工作的其他看管当然也属于其中。但不幸的是，他们逃避了被捕，也许这样的人直到死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罪。
2.2 米夏·贝克
米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在本书中最为复杂，他的态度随着时间而变化。
在上法学院之前，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任何具体立场。 但是战争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巨大的影响来自家庭。米夏与父亲的关系是非常不好的，但这不是米夏的错。 父亲对待米夏就像对待他下属学生一样，如果米夏想见父亲，他自己的儿子必须与他约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出生一代的一员，米夏自然知道德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到处都是废墟，被毁的建筑物和没有人的工厂。对于战争米夏当然有很多疑问，但是他根本无法从父亲那里得到任何答案。他的父亲从未与米夏交谈过并对此做出解释。 本应从父母那里得到关于正义的认知判断，米夏从未获得。因此，米夏总是在青年时期处于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的状态。 相较于与父亲的关系，米夏与母亲的关系亲密的多。显然米夏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足够的爱，他与母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米夏的这种俄狄浦斯情结导致了与汉娜的不道德关系。因此，看似偶然间产生的与汉娜的关系实则是不可避免的事件。 汉娜（Hanna）具有应该从父亲处接受的力量以及应该处接受的温柔。 米夏和汉娜在一起时很满足与当时的处境。 但是，当这种支持和保护消失了时，米夏便摆脱了不确定性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一面。 这意味着米夏变得自大。在此期间，米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尚不明确且被压抑。他对世界还没有自己的见解，但与此同时，他对一切都没有信心。
米夏态度的变化源自关于对纳粹宣判的研讨会。
在参加审判之前，所有学生都被确定必须对所有纳粹分子判刑。一个非常明确的论点是，当时没有被告有权谋杀任何人。 因此，所有学生的想法都是相同的。他们赞成彻底谴责。参加研讨会的学生充满热情，他们将竭尽所能谴责这种人。年轻的法律系学生认为，审判这些有罪之人是他们的责任。终于他们有了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的方法，这些不满情绪在他们心中已深藏多年了。
但是对于其他没有参加研讨会的学生来说，判断有罪的人仍然是他们不想讨论的问题。
但是当米夏注意到在法庭上被审判的人是汉娜时，他不再那么坚定和热情。因为这是米夏第一次与纳粹建立如此密切的关系。在那一刻，米夏被吓住了，或者被抑制了。那一刻，他没有能力思考。 他从没想过他的生活中有纳粹分子。 这种抑制在审判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糟。麻木的是避免和忍受残酷现实的好方法。不仅仅是米夏，而且所有其他参加判决的人都采用了这种方法，法官甚至表现得更加明显。但是学生却大不相同， 他们总是被新事实震惊，总是感到恐惧。 他们每周只参加一次审判，而每次审判都让他们感觉是对日常生活的可怕侵犯。
随着时间的流逝，米夏成为了一名观察员。他把自己置于法庭之外，开始思考如何应对战争及其后续问题。最终米夏形成了自己正确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永远不应表现为观察者，人们必须做点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他向汉娜寄送磁带。 但是他不能完全原谅汉娜。 汉娜死后，他只去过汉娜的坟墓一次。
最终米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明确了：人们必须接受事实，问题甚至参与战争的人民，并继续生活， 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原谅战争和有罪的人。
2.3 米夏的父亲
米夏与父亲的关系很不好。战后父亲与子女之间的这种关系非常普遍。这与父亲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父辈的冷漠和麻木是战争发生的助推器。米夏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战后他是极度内疚的，他一生中不想再提及这一耻辱。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战后自我封闭，甚至他的家人也不能进入。
米夏曾经问过父亲，是否应该为了帮助别人而告诉其他人事实真相。他的父亲回答说：“如果情况确如你所描述的那样，那么你当然必须采取行动。如果你知道什么对其他人有好处，但是他闭眼不看，那么你必须尝试让他睁开眼睛。”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米夏的父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学到了教训。他对自己的麻木和疏忽感到内疚。
2.4 68年代的人
米夏属于后来被称为68的一代。这个名字来自一个学生运动。这一运动的主题是对过去纳粹主义的审视。
年轻一代对他们的父母感到失望，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解决他们理应解决的第三帝国的问题。即使在第三帝国沦陷后，父母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在战争中犯下或目睹了纳粹罪行，甚至在战后容忍接受了罪犯。
学生将自己与父母隔离开来，从而使他们与整个犯罪者，目睹和忽视罪行者，宽容者和接受者区分开来，以此克服遭受耻辱的痛苦，即使不是他们的耻辱。
3. 德国人对二战态度总结
3.1 无情与冷漠
一次，西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在教育中谈到了无情和冷漠的成因。 他说，这些是人们天性的一部分，人们不关心别人的事情，只要它不影响自己的家人或朋友。
[…]我们需要谈一谈无情。 如果它不是人类学的基本特征，不是人类在我们社会中的真实本性，如果不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其他所有人、所发生的事情都无动于衷，除了少数与他们有密切联系并可能有切实利益联系的人，那么奥斯威辛集中营将不可能出现，人们也不会接受。[...]
这两个因素是导致集中营战争和悲剧的原因之一。 这两个因素不仅影响汉娜，而且经历战争的整个一代人都受到影响。
3.2麻木与逃离
长期以来，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创伤的社会心理后果的公开讨论一直被视为禁忌。 似乎很多人都不想与战争有任何关系。 人们只是想避免话题，而不是面对问题并从中学习。
在判刑之前和期间，几乎所有人的行为都是这样，甚至法律系学生也是被迫讨论这个问题。3.3 68运动
多年来，在认识到大屠杀的严重后果之后，似乎终于有可能处理战争创伤对德国人造成的后果。像所有其他运动一样，该运动也非常激进。与有罪的父母的争论特别激烈。
學生们将自己与父母分开，从而与整个犯罪者，目睹和无视罪行者，宽容者和接受者区分开来，即使不能克服耻辱，他们也克服了遭受耻辱的苦难。
这一运动是人类的进步。但是，与有罪的人简单割裂开来并不是解决历史问题的合理途径。3.4 理智面对
由于许多原因，例如米夏学习法律并且与汉娜有关系，所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恶感米夏的态度更加理性和成熟。 在这方面，米夏的思想明显高于他的同龄人。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米夏无法原谅汉娜，但他不会简单地将汉娜与他分开。他让汉娜意识到到她的内疚感，然后尝试来弥补汉娜的内疚感。这才应该是人类对历史问题应该的正确的态度。
4. 结语
正如法国哲学家保罗·里科（Paul Ricoeur）所说，生活是一个故事，只是人们不知道讲故事的人是谁。《朗读者》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它代表了明智的历史反思和来自生活的普遍人类情感。书中不同角色的态度是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缩影和总结。 随着时间的流逝，德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历史的反思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参加战争或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已经老了甚至死了，尽管他们仍然承担着罪恶的道德负担，但年轻一代未参加战争。 在新的背景下，将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教导年轻一代，使他们直接面对历史并加以思考。 《朗读者》这本书很有帮助，通过阅读和分析角色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读者将获得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解决历史问题。
参考文献：
[1]Bernhard Schlink. 《朗读者》. （钱定平译） [M]. 8/2012.
[2]Freimüller， Tobias： Gesellschaftsdiagnosen und Psychoanalyse nach Hitler lieferbar[M].G?ttingen，2007.
[3]金华，《朗读者的启蒙之思》[J].作家与作品评说，2012.
[4]冯然，试析施林克小说《朗读者》中“罪责”的呈现[J]，华西语文学刊.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