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基于此，各地区、各部门都将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尤其将贫困地区人口的民生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在民生优先的大势下，如何将切实的保障惠及人民，如何提升投入产出比，都是必须认真学习的功课。
　　我国西部地区持续数十年的扶贫政策，花费甚巨却未收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多数改善措施都以外部给予为主线，是“输血”型的策略。后来，有些地方政府尝试“造血”扶贫，以教育、培训、组织和信息支持等方式，促进百姓就业和民间生产，反而收获“以民生活化经济，以经济促进民生”的效果。近年来，一些高福利的欧洲国家也意识到，“从摇篮到坟墓”的优厚福利，使部分民众过上“不干活也好活”、“少干活活更好”的日子，事实证明一味给予反倒释放出人性之恶。
　　实际上，经济与民生互为动因。民生不仅是消费能力，还应视其为创造的力量。江苏省昆山市实践了“笑脸比GDP更重要”的理念，通过在社区营造幸福一家人的氛围，在企业推行幸福就是生产力的概念，大大提高了民众爱社区、爱公司和爱城市的热情，化民众的幸福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因此，政府的民生策略除了有给予的内容，更要有激发的功能，激发民众的贡献热情和区域经济的活力。
　　其次，改善民生，并非仰仗巨量财政。有一种误解，认为提升民生必须依靠强大的财政，财政收入过低势必压缩政府的作为空间，难以取得较好的民生业绩。
　　欧美一些城市在解决流浪者的生活来源和人格体面的问题上，几乎不耗费财政的做法值得借鉴。先由一家慈善机构按常规编辑一份杂志，亮点在于销售环节。销售人员必须是流浪者，发行方先举办岗前培训，确保他们革除邋遢、酗酒等不良习惯，了解杂志销售规范，并保证在指定地点和时间叫卖指定数量（10-30份）的杂志。售价的30%是采编印刷成本，70%是销售人员的收入。由于不少读者会超出售价付费，如果每天工作3-5小时，一位销售员日均可收入40欧元。持续了20年的成功案例包括英国的《大特辑》（The Big Issue）和纽约的《街头新闻》（Street News）。如今，该方法已普及到欧洲和北美的广大地区，帮助许多底层民众摆脱困境，走上工作岗位。
　　台北夜市也值得探究一二。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台湾加工业的崛起，一些小食摊出现在工业区附近，既满足了夜班工人的餐饮需要，也能贴补摊主家用，夜市初见雏形。而后，政府介入规划、启动宣传、提供服务，并催生出士林、西门町等20座大中型夜市，其中容纳了上万户商家，提供了10万个就业岗位。品种丰富、物美价廉的夜市成为台北最重要的景点之一，大大地推动了台北的观光业，也成就了一座城市的金字招牌，不仅提供了就业机会，还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反观国内多数城市视夜市为卫生秩序死角，管理时松时紧，市场时放时禁，于旅游观光、草根生计、民生建设都是弊大于利。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在《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中表示，不赞同把创新的责任推给科学家或大公司。在任何创新型的社会中，创新能力的提升都是基于草根、大众的，是自下而上的进程，活化草根经济是激发创新力和提升民生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