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词大会》的火爆，在中小学生中引发了背诵诗词的热情。尽管多数人给予正面评价，但也有人认为诗词大会的背诵竞技形式，倡导的是死记硬背，本质上是记忆力的大比拼，是高考模式的可悲延伸，是对青少年的误导。
　　青少年读书学习，要不要死记硬背，历来有不同观点。以前的私塾是推崇“死记硬背”的，现代兴办新学后，则强调在背诵方法上要先理解，后记忆，认为“死记硬背”是让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强调读书要重理解，要从“机械记忆”上升到“意义记忆”是对的；然而，是否就该把“死记硬背”一棍子打死呢？教育实践表明也不可。读书，固然理解了才能更好地记忆，但记忆也能帮助更好地理解，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宋代大教育家朱熹倡导“熟读精思”，就提倡先记忆再理解。他在《读书之要》中说：“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
　　“大抵观书，先须熟读”，对少年儿童来说，更是不二法则。因为五六岁到十二三岁，是人一生中记忆力最好的阶段，充分利用这个“最佳期”，让孩子“死记硬背”一些经典的语言文学精品，尽管一时不甚了了，但这样的囫囵吞枣在将来会化为养料。明末清初的教育家陆世仪曾说：“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十五以后，知识即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故凡有所当读之书，皆当自十五以前使之读熟。”这是因为人在“多记性，少悟性”的少儿时期，充分发挥“多记性”之长，“死记硬背”一些经典作品，是有助于日后的“悟性”增长的。
　　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回忆塾师只让学生背书而少作讲解，书屋中的读书声“真是人声鼎沸”。可见书不仅要用眼看，还是要动嘴“读”的。尽管鲁迅对塾师的教法并不以为然，但当年的“死记硬背”，却正是造就鲁迅这样的国学大师的重要一环。
　　我幼时读过两次私塾。第一次只有四五岁，老師就要我们背诵《百家姓》《千字文》，一间小小的课堂，整天书声琅琅；第二次读的是《论语》《孟子》，塾师也没怎么讲解，只是每天早上用红笔在书上圈一个段落，对一些生僻字讲两句，要我们下午放学前背熟——如果背得不对，有错漏，还会挨戒尺。尽管这样的背书，当时理解不深，但它还是化作一种养料，对我的成长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我没在大学读过文学，却走上文学写作与文学编辑的道路，不能不说与儿时背诵的经典有关。
　　自然，读书不能止于“死记硬背”，要在记忆中加强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更要注意发展想象力和创造力。但这一切并非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层层推进的。“死记硬背”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记忆形式，婴幼儿依此学会母语，发蒙入学后阅读书籍也不宜将其抛弃。
　　中国诗词大会倡导诵读经典诗词，倡导人们多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虽给人留下“提倡死记硬背”的印象，但也没什么不好。而且，在当前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下，倡导青少年静心诵读优秀诗词，对其人格的塑造也大有裨益。
　　刘振荐自《今晚报》2017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