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可谓典型的“中国校车年”，这一年，诸多校车事件刺痛公众的眼睛：12月12日，江苏徐州市丰县首羡镇张后屯村发生一起校车侧翻事故，造成15人死亡；11月26日上午，辽宁省凤城市宝山镇一辆校车，因道路湿滑发生侧翻，造成35名孩子受伤；11月16日，甘肃正宁县幼儿园校车事故已致20死44伤……这一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强调校车享有优先通行权，明确校车的责任主体由县级以上的地方政府承担——此次立法速度罕见。
　　有人说，郭美美让中国慈善事业进步了至少五年；那么，“正宁校车惨剧”也以血的教训令我国校车问题提速进入公共议程。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袁桂林表示，据不完全统计，最近一年来，校车伤亡事故总量超过黑煤窑矿工的死亡数量。
　　校车出事了，板子当然要打在肇事司机、校方、教育及交通主管部门的身上。但问题是，我们似乎很少反思：为什么近年的校车安全事故呈现出多发态势？为什么这些悲剧基本发生在相对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为什么事件总是和“严重超载”撇不清关系？市场经济下，人员迁徙频繁，但横亘在户籍上的教育权却滞后几十年，孩子只有在老家接受教育——问题是，现在机动车越来越多、幼儿园等却越来越少，能挤黑三轮就算不错了。
　　美式校车人人爱，但不是人人受用得起。校车问题的背后，起码有两个“真问题”无可规避：一是有钱的地方政府“偏心”得厉害，在校车问题上也分出三六九等，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推卸责任，将政府兜底的问题推向市场这个“江湖”；二是缺钱的地方政府“有心无力”，教育安全投入近乎为“零”，校舍都岌岌可危，还哪里有钱去买校车？对他们来说，管理或者责任都不是问题，缺钱才是最大的问题。配置校车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但若是地方没钱配校车，又该是谁的责任呢？在校车问题上，掏钱的权责不能厘清，管理云云无异于痴人说梦。
　　早在2010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曾提交一份《关于实施全国校车安全工程的议案》，但教育部在随后长达4000余字的回函中表示，在全国范围内的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购买校车，政府需投入3000亿的预算，且一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为1500亿，“4500亿的政府埋单费用太大”。有意思的是，数字显示，仅国资委一家，2010年度预算决算情况就“结余超28亿元”；而2011年，财政部门不得不在最后两个月中确定超过3.5万亿财政资金的去向。算个简单的账：以政府埋单4500亿元校车投入做参照系，3.5万亿则意味着一次性解决3000亿的买车投入，并同时包办20年的校车维护费用。“很缺钱”与“不差钱”，有时就是这么地辩证而生。
　　在基本校车数量难以保障的语境下，校车安全无疑是个奢侈的话题。对孩子们来说，安全可能意味着辍学、而上学又随时可能因黑车而把命搭上，这是多么悲怆的选择题。我们的孩子会不会以为天下美好的校车，不是行驶在别人的路上，就是开在童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