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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月14日，有“中国摄影教父”之称的阮义忠携太太做客上海季风书园，讲述为何而写作。台下座无虚席，来迟的人们只能站着听。年逾六十的阮义忠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娓娓道来，时不时引发一阵爆笑。他是当今最活跃的摄影艺术家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办《摄影家》杂志，撰写《当代摄影大师》及《当代摄影新锐》等书，在摄影界反响热烈；而《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和《四季》五部摄影集则让阮义忠享誉世界。
今年，他出版了第一本随笔集，告诉人们，无论是摄影还是文字，真正的“见”来自生活本身。
怨恨土地
“小时候我读书是为了离开土地，”阮义忠非常坦白，“结果因为读了很多好书而发生了改变。”
1950年出生于台湾宜兰县头城镇的木匠人家，阮义忠的童年除了上学，就是在家里的一亩菜园里劳动。“我们家的七兄弟姐妹，每个人都吃足了劳动的苦头，从小就是农夫。我厌恶这个身份，努力地想洗去这个父母加在我身上的可耻印记！”
他曾把自己埋在地瓜叶中，怨怒自己“不幸”的身世，还曾抡起锄头砍打菜园里的树木，诅咒那片贫瘠的土地—土地给他的，只是一股怨恨的情绪，沉重的包袱。为了拥有个人享受的时间，他选择逃课，结果因旷课太多勒令退学。
在外地谋职的一个叔叔把他带到别的乡镇重新就学，阮义忠开始每天早出晚归，乘火车上学。在这所偏僻的新学校里，没有人知道这唯一的外地学生是个小农夫。“为了把自己装成出身很体面的家庭，谈吐也自然要比当地孩子有‘深度’才行。在这种伪装的努力下，我必须随时去看一点书，才好有材料对同学们高谈阔论。”
歪打正着，阮义忠在初中的时候便养成了看课外书的习惯和兴趣，阅读的内容从文艺女作家的作品到世界名著再到哲学书籍。19岁高中毕业后，他进入部队服役三年，在军中开始写诗及小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存在主义刚刚被引进台湾，当时阮义忠将西方现代主义理解成对传统的最大反叛。“西方存在主义的小说却让我觉得，哎呀，这样的也可以写成小说！不管现实的情况，只写内心的感受，把周遭的事物巨细无靡地写出来，诶，竟然也成为了最前卫的小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只能让他臣服，但存在主义的作品却让他想小试牛刀。
“发表了三篇小说之后，第四篇我自己都念不下去！”他笑着说，“所以我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他还保存着那时写的十首诗和四篇小说的底稿，想着哪天处理掉算了，决不能被大家看到。
阮义忠称其为一场噩梦—拒绝土地，拒绝现实生活。“是摄影使我苏醒的，是相机观景窗看出去的那群人与那片土地，让我发掘到自己成长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让我把童稚时代的怨恨化为挚爱。”
挚爱摄影
退伍后，阮义忠进入《汉声》（Echo）杂志，开始拍照。
“照相机开始令我质问自己—到底，你要拍什么？拍眼前景物的哪个部分？在一群人当中，要把焦点凝聚在哪张脸孔？”他明白，这些质问的关键终究只有一个—你看到的东西对你有什么意义？
在拿相机的最初，阮义忠曾背着相机“乱晃”过很长一段时间。并非因为他对取景框内的东西无动于衷，而是他不得不直视曾被自己怨恨的生活。在此之前，他所有的文学与美术创作都未曾从生活中取材。
阮义忠把自己摄影的开始理解为自己的虚弱和没信心，只敢把相机去对准那些完全不会排斥他的人。“但我终究走对了第一步，在人性最真诚、最善良的一年中求得了庇佑。”他才发现，这些人认命地在土地上生活，从土地学到一切知识。这些人，这些土地，透过他的相机温暖了他。“有些冰封的东西开始在我心中融解，我渐渐不再觉得自己的成长过程是可耻的经验。”
阮义忠重又回到土地，重新敬畏、感激土地。但是，他也遭遇过拍不到任何照片的创作低潮。
1981年，阮义忠由杂志社的摄影编辑转型电视制作。那时他没有任何做电视的经验，拉了几位在另外一家电视公司的朋友一起做。“可是好朋友不能共事，原来的优点都变成缺点。”他笑着说并非劝各位不要与好朋友共事。“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大家都年轻气盛，不愿意让步，产生了裂痕，最后闹翻了。”剪接的不愿意剪接，写脚本的不愿意写脚本，配音的也不愿意配音。“可是呢，我这个人很硬哦，不愿意的话那就我来！”除了扛摄像机以外，他一个人身兼数职，完成了全部的导演、编辑、剪接、配乐和写脚本工作。
从事电视的那段时间，是阮义忠收入最好的阶段，相机越换越好，暗房越来越大。但是“成功”却给他带来一个巨大的陷阱：有两年时间，根本没心情拍照。“很难形容那阵子的心情，只觉得虚弱、焦虑、无奈……每当看到被贮藏在除湿箱里的相机、走入有自动灯光控制的暗房，心头就一阵绞痛。”
拍照于他而言是募集经验的过程，被面前突然出现的人事物感动，按下快门，完成创作。“我觉得我捕捉到了就是一种回报，有很充实的感觉。我们本来是陌生人，但在按快门的那一刻，我们的生命结合到一块了。”摄影不仅是他的工作和兴趣，更是一种生活。“每天走在路上，周遭的人事物对我来说都是活生生的一出戏，只要定神就能欣赏得很愉快，记录得很兴奋。”
但这种丰盛的感受在做电视时却体会不到。当他看到一件事情发生时，想到的是这会成为电视的哪个部分，时长几分钟。做电视让他变得很有目的性、很功利性。
心里空虚的时候，他用做电视赚来的钱一箱一箱地买黑胶唱片和摄影大师作品集。谁知，又为后来的自己埋下了惊喜的伏笔。
看见生活
阮义忠写道：“当极度苦闷的时候，我经常反刍着以前的摄影经验聊以自慰。”
他发现了台湾基隆市和平岛附近的八尺门，就像找到了救星—从取景框里看到的东西是温暖的。在这里，他寻回了自己与摄影、与对象之间的亲密关系，更明白一个道理：“无论环境有多困苦，会击垮我们的不是外力，而是自己。”
那段时间所听的音乐、所看的摄影作品也滋养了阮义忠的心灵。为了读懂世界摄影大师的生平和理念，他不得不请太太袁瑶瑶为自己做翻译。睡觉之前太太帮他读一段，他就用录音机录下来，再重新整理。“就在我要进行整理的时候，想到，与其这样抄下来，不如消化之后，再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写成简介，让更多人分享。”《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就的。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两本书竟然成为他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我原来对文学的兴趣、对摄影的理解加上磨练出来的一股文气写成的，现在看起来依旧很佩服，好像不是我写的，而是另外一个人写的。那是身心灵完全的拥抱，才会写出这样的文章。”
1992年，阮义忠创办了中英文对照的《摄影家》杂志，依旧是太太袁瑶瑶帮忙翻译。阮义忠夫妇由此周游列国邀稿采访，摄影让他们的生活充实而丰盈，也让他们开阔心胸和眼界，交到了更多朋友。
这些人生经验，都被他写进了新書《想见 看见 听见》之中。这么多年写写停停，他乐呵呵地发现自己不仅是个拍照的，也不只是写摄影理论，好像还是个散文家。“写文章像是怀孕，需要时间锻炼，文章才有气。”如今看来，那些文章给他过去拍的照片留下了最准确的资料。三十年的人生观，沉浮变幻，回头再看写过的文章和拍过的照片，体会更多。
“若是‘想’、‘看’、‘听’而没有‘见’，就等于生命不曾与外在有过接触。”阮义忠认为“见”不只是视觉，而是一种触感，是具体的、会反弹、有温度、有形状、有量体、几乎等于烙印的存在。“真正的‘见’来自生活本身，而不是阅读他人经验。我的文章若是有一点点特别，大概就是因为文字与生活共频率。”
今年，他出版了第一本随笔集，告诉人们，无论是摄影还是文字，真正的“见”来自生活本身。
怨恨土地
“小时候我读书是为了离开土地，”阮义忠非常坦白，“结果因为读了很多好书而发生了改变。”
1950年出生于台湾宜兰县头城镇的木匠人家，阮义忠的童年除了上学，就是在家里的一亩菜园里劳动。“我们家的七兄弟姐妹，每个人都吃足了劳动的苦头，从小就是农夫。我厌恶这个身份，努力地想洗去这个父母加在我身上的可耻印记！”
他曾把自己埋在地瓜叶中，怨怒自己“不幸”的身世，还曾抡起锄头砍打菜园里的树木，诅咒那片贫瘠的土地—土地给他的，只是一股怨恨的情绪，沉重的包袱。为了拥有个人享受的时间，他选择逃课，结果因旷课太多勒令退学。
在外地谋职的一个叔叔把他带到别的乡镇重新就学，阮义忠开始每天早出晚归，乘火车上学。在这所偏僻的新学校里，没有人知道这唯一的外地学生是个小农夫。“为了把自己装成出身很体面的家庭，谈吐也自然要比当地孩子有‘深度’才行。在这种伪装的努力下，我必须随时去看一点书，才好有材料对同学们高谈阔论。”
歪打正着，阮义忠在初中的时候便养成了看课外书的习惯和兴趣，阅读的内容从文艺女作家的作品到世界名著再到哲学书籍。19岁高中毕业后，他进入部队服役三年，在军中开始写诗及小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存在主义刚刚被引进台湾，当时阮义忠将西方现代主义理解成对传统的最大反叛。“西方存在主义的小说却让我觉得，哎呀，这样的也可以写成小说！不管现实的情况，只写内心的感受，把周遭的事物巨细无靡地写出来，诶，竟然也成为了最前卫的小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只能让他臣服，但存在主义的作品却让他想小试牛刀。
“发表了三篇小说之后，第四篇我自己都念不下去！”他笑着说，“所以我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他还保存着那时写的十首诗和四篇小说的底稿，想着哪天处理掉算了，决不能被大家看到。
阮义忠称其为一场噩梦—拒绝土地，拒绝现实生活。“是摄影使我苏醒的，是相机观景窗看出去的那群人与那片土地，让我发掘到自己成长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让我把童稚时代的怨恨化为挚爱。”
挚爱摄影
退伍后，阮义忠进入《汉声》（Echo）杂志，开始拍照。
“照相机开始令我质问自己—到底，你要拍什么？拍眼前景物的哪个部分？在一群人当中，要把焦点凝聚在哪张脸孔？”他明白，这些质问的关键终究只有一个—你看到的东西对你有什么意义？
在拿相机的最初，阮义忠曾背着相机“乱晃”过很长一段时间。并非因为他对取景框内的东西无动于衷，而是他不得不直视曾被自己怨恨的生活。在此之前，他所有的文学与美术创作都未曾从生活中取材。
阮义忠把自己摄影的开始理解为自己的虚弱和没信心，只敢把相机去对准那些完全不会排斥他的人。“但我终究走对了第一步，在人性最真诚、最善良的一年中求得了庇佑。”他才发现，这些人认命地在土地上生活，从土地学到一切知识。这些人，这些土地，透过他的相机温暖了他。“有些冰封的东西开始在我心中融解，我渐渐不再觉得自己的成长过程是可耻的经验。”
阮义忠重又回到土地，重新敬畏、感激土地。但是，他也遭遇过拍不到任何照片的创作低潮。
1981年，阮义忠由杂志社的摄影编辑转型电视制作。那时他没有任何做电视的经验，拉了几位在另外一家电视公司的朋友一起做。“可是好朋友不能共事，原来的优点都变成缺点。”他笑着说并非劝各位不要与好朋友共事。“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大家都年轻气盛，不愿意让步，产生了裂痕，最后闹翻了。”剪接的不愿意剪接，写脚本的不愿意写脚本，配音的也不愿意配音。“可是呢，我这个人很硬哦，不愿意的话那就我来！”除了扛摄像机以外，他一个人身兼数职，完成了全部的导演、编辑、剪接、配乐和写脚本工作。
从事电视的那段时间，是阮义忠收入最好的阶段，相机越换越好，暗房越来越大。但是“成功”却给他带来一个巨大的陷阱：有两年时间，根本没心情拍照。“很难形容那阵子的心情，只觉得虚弱、焦虑、无奈……每当看到被贮藏在除湿箱里的相机、走入有自动灯光控制的暗房，心头就一阵绞痛。”
拍照于他而言是募集经验的过程，被面前突然出现的人事物感动，按下快门，完成创作。“我觉得我捕捉到了就是一种回报，有很充实的感觉。我们本来是陌生人，但在按快门的那一刻，我们的生命结合到一块了。”摄影不仅是他的工作和兴趣，更是一种生活。“每天走在路上，周遭的人事物对我来说都是活生生的一出戏，只要定神就能欣赏得很愉快，记录得很兴奋。”
但这种丰盛的感受在做电视时却体会不到。当他看到一件事情发生时，想到的是这会成为电视的哪个部分，时长几分钟。做电视让他变得很有目的性、很功利性。
心里空虚的时候，他用做电视赚来的钱一箱一箱地买黑胶唱片和摄影大师作品集。谁知，又为后来的自己埋下了惊喜的伏笔。
看见生活
阮义忠写道：“当极度苦闷的时候，我经常反刍着以前的摄影经验聊以自慰。”
他发现了台湾基隆市和平岛附近的八尺门，就像找到了救星—从取景框里看到的东西是温暖的。在这里，他寻回了自己与摄影、与对象之间的亲密关系，更明白一个道理：“无论环境有多困苦，会击垮我们的不是外力，而是自己。”
那段时间所听的音乐、所看的摄影作品也滋养了阮义忠的心灵。为了读懂世界摄影大师的生平和理念，他不得不请太太袁瑶瑶为自己做翻译。睡觉之前太太帮他读一段，他就用录音机录下来，再重新整理。“就在我要进行整理的时候，想到，与其这样抄下来，不如消化之后，再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写成简介，让更多人分享。”《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就的。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两本书竟然成为他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我原来对文学的兴趣、对摄影的理解加上磨练出来的一股文气写成的，现在看起来依旧很佩服，好像不是我写的，而是另外一个人写的。那是身心灵完全的拥抱，才会写出这样的文章。”
1992年，阮义忠创办了中英文对照的《摄影家》杂志，依旧是太太袁瑶瑶帮忙翻译。阮义忠夫妇由此周游列国邀稿采访，摄影让他们的生活充实而丰盈，也让他们开阔心胸和眼界，交到了更多朋友。
这些人生经验，都被他写进了新書《想见 看见 听见》之中。这么多年写写停停，他乐呵呵地发现自己不仅是个拍照的，也不只是写摄影理论，好像还是个散文家。“写文章像是怀孕，需要时间锻炼，文章才有气。”如今看来，那些文章给他过去拍的照片留下了最准确的资料。三十年的人生观，沉浮变幻，回头再看写过的文章和拍过的照片，体会更多。
“若是‘想’、‘看’、‘听’而没有‘见’，就等于生命不曾与外在有过接触。”阮义忠认为“见”不只是视觉，而是一种触感，是具体的、会反弹、有温度、有形状、有量体、几乎等于烙印的存在。“真正的‘见’来自生活本身，而不是阅读他人经验。我的文章若是有一点点特别，大概就是因为文字与生活共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