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奉军同吴佩孚、孙传芳部队比较，吴佩孚军队战斗力最强劲，奉军其次，孙传芳部最差。装备上以奉军最精良，吴部与孙部差不多。
　　在第二次北伐中，农民协会对北伐军帮助很大，农民群众为我们担任侦察、向导、运输、通讯等工作。也有过几次，有人拒绝同北伐军合作，河南的红枪会对我们不友好。可是，加入农民协会的红枪会群众向我们提供援助，这必须归功于我们的政工人员。我军每占领一地，有时在占领前，共产党就派人去整顿红枪会。那些未经整顿的红枪会，对我们有所阻挠。有时骚扰我们的后方，掠夺我们的武器。他们装备很差。总之，红枪会的成员，协助我军的多于妨碍我军的。
　　台湾的历史学家蒋永敬在《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一书中提及，在河南曾发生过农民与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党部之间的纷争。我记忆中无此印象，但是这类争斗是可能发生的。
　　人们常常抨击湖南农运无法无天，但由于当时我对共产党印象甚佳，所以我对此类报告一概不予理会。当时我认为工运与农运都是新生事物，对在运动发展的痛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过激的行为，我们应该持宽容态度。此外，我对农民协会有极好的印象，因为他们帮助北伐军。
　　5月中，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联同第二十军杨森部、第十五军刘佐龙部从背后袭取武汉，武汉政府依靠叶挺部将十四师等逐出武昌。夏斗寅部驻扎在宜昌，叶挺对夏斗寅部与杨森部采取行动是正确的。
　　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哗变。当时我在河南作战，对此事未太留意。许克祥是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下属。我认为，湖南农民协会虽然犯了左倾幼稚罪，许克祥的滥捕滥杀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倘若我处于他的位子，不会像他那么大动干戈。我不相信有关共产党阴谋的报告，故仍然信任共产党员，同他们合作。
　　1927年6月7日，我和一些参谋与一个骑兵连离开开封去郑州。一到就看到张学良致国民革命军的函件，他希望我们不要毁坏郑州附近跨越黄河的铁路大桥。这座桥正由一位比利时籍工程师管理。从军事的观点，张学良应该炸毁这座桥以阻止我军追击撤退的奉军，但是，他顾及整个国家利益。他信中还说，希望把他留下的大量麦子分给贫民。我感到此人头脑清醒，置国家利益于他个人利益之上。奉军的军纪不坏，张学良是足智多谋的。他原先以为河南守得住，所以构建了防御工事，临颍尤其坚固。尽管外传他是“太子爷”，他还是能干的将才。
　　几天后，我在郑州会议上遇见冯玉祥。他对我说：“你真了不起！你们南方人两条腿比我的马队跑得还快！”他不知道，我的部队是日夜兼程，一刻不停赶到开封的；他想不到我们跑得这么快。我们向开封急行军的速度确实引起了北方官兵的钦敬。
　　冯玉祥对武汉政府的态度给我的印象是：他是左倾亲共的，他不和我们站在一起，但也没有同我们断绝关系，似乎在骑墙观望。
　　在郑州会议上，我们决定把唐生智和我的部队撤回武汉，把河南的军政管辖权移交给冯玉祥。这是汪精卫提议的。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回师武汉的理由，原来计划在郑州与冯玉祥部会师后，稍事休息，然后进军北京。
　　我们决定回师武汉，是因为湖南农民协会的不正当举动。汪精卫报告说，农民协会发动骚乱，走向极端，导致后方不稳。他是郑州会议上最活跃者，唐生智也讲了许多，他也报告了农民协会制造的动乱。我们同意，鉴于前述暴行，我们不能再继续从事第二次北伐了。有关前述暴行问题，要留待我们回到武汉再议。郑州会议并没有提议军事长官解除各支部队中共产党员的武装。
　　郑州会议收到朱培德发来的电报，说蒋先生准备夺占江西，但我们回师的主要原因，乃是湖南农民协会的暴行。
　　摘自《张发奎口述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