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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家阎晶明曾在一次由海南省作协、文艺报社和海南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新世纪长篇小说研讨会上指出：“长篇小说在当前中国文学的各个门类中是最为繁盛的，可能没有任何一种文学体裁像长篇小说一样在今天受到这么多的關注。即便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长篇小说在出版机会、传播途径、改编机会等方面都依然占有很大优势。”[1]新世纪以来，各路名家纷纷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向这个时代来呈现个人创作的某种姿态或创作动能，尤以成名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代表作家更为活跃，诸如韩少功《日夜书》、余华《第七天》、残雪《新世纪爱情故事》、马原《纠缠》、阎连科《炸裂志》、苏童《黄雀记》、林白《北去来辞》、格非“江南三部曲”、梁晓声《人世间》、李洱《应物兄》等等，举不胜举;更有贾平凹平均以两年一部的创作速度，连续推出了《古炉》《带灯》《老生》《极花》《山本》等多部长篇小说，其旺盛的创作力让人惊叹！
这种现象表明，没有经验上的丰富积累和创作上的长期历练是很难有长篇小说的丰收硕果的。但经验的日趋丰富，并不必然意味着或带来长篇小说结构上的完备，长篇小说相对阔大的篇幅和容量要求作家对其结构的设计和安排有更高的要求。这对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自然，其中很多作家也都有自己独特的体会、思考和创获;在这方面，曾以“寻根”而著称新时期文学的韩少功和以先锋英姿傲然文坛的苏童，别具代表性，他们呈现给读者的《日夜书》和《黄雀记》就是很好的例子。两部作品，自发表或出版以来备受瞩目，无论从思想的深度、内容的厚度，还是结构的创新上来看，都可圈可点，值得体味，堪称典范和楷模。
一、以历史的眼光介入社会生活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人是一种社会的或政治的动物，所有的人类活动都依赖于人们共同生活的事实或空间;也就是说，“积极生活，就它是人积极投身于做事情的生活而言，总是扎根在一个人和人造物的世界当中，决不能离开或超越它”[2]。正是凭借对“香椿树街”的熟稔与深刻认知，苏童才得以将生活其间的各色人与事、人与物娓娓道来，并牵出那些隐匿于字里行间、可能撩拨世人神经的一根根弦音;基于此，苏童的文学世界再次以一副有别于前的面孔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一部新作的问世，透过个中别开生面的文本叙事，人们可能知道、感受，并体悟出作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所可能经历的一种难以言说的心路历程，以及与以往作品之间或趋同或标新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可能发生着“有意义”的关联。起于“小拉时代”并以描写转型时期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为主的长篇小说《黄雀记》的出版，令万千读者眼前一亮，其特有的历史感和时代感让人震撼。从结构上看，以《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连缀成篇的“三部曲”式小说结构，既有深感意外之“外形”，也有合乎情理之“内在”，三个部分既可独立成篇，又可连成一体—虽然每部分文本叙事被置于的时空有别，但一以贯之的却是男女主人公保润、柳生和仙女以及属于他们的不同的生命时期，同时内置于不同部分的核心事件继而有了清晰的“前因后果”之叙事逻辑。不论《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还是《白小姐的夏天》，可谓处处闪现着深陷命运泥潭、无力自拔的焦灼的灵魂—对生命中无法把握的诸多不确定把保润、柳生与仙女这三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一生“纠缠”在一起，悲喜交加，冷艳无比。无论如何挣扎，他们都逃脱不了宿命对自己无情的捉弄，犹如身在牢笼里的困兽一般，无望无生却又不得不奋力挣脱。作为这部长篇小说的题眼—“黄雀”这一生命意象—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惊悚与恐怖之感，大千世界里的芸芸众生，彼此之间发生着或多或少或密或疏的关系紧张得令人窒息。那隐藏于“黄雀”背后的未知世界，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可敬而可畏的，而这也让小说的结尾充满更多的不确定性及想象的空间。
学者陈晓明曾认为：“文学作品当然首先是书写个人的生活史，给出个人的存在状况。而欲望，特别是内心隐秘的欲望则是个人的绝对的生活，个人绝对拥有的自我的生活。因而，从本质上来说，不书写人的内心欲望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想象的。至少是极其不全面，当然也不可能深入揭示人性。”[3]就《黄雀记》的叙事层面来说，贯穿整个文本的一条叙事主线就是发生在保润、柳生与仙女之间或隐或现的情感纠葛。他们仨身上那股源于青春期原始的欲望—时刻充斥着荷尔蒙的气味—对异性（尤其是女性）的一种基于人的本能的渴望或欲求，一直伴随他们从少年到成年，或明或暗，或隐或现，不可名状。长篇小说《黄雀记》中对人的基本情感的叙述与呈现，作家苏童沿用的是传统小说叙事中“二男一女”式“三角恋”铺开的。貌似传统、老套的情感路数，却饱含着丰富的意义与韵味，其间隐现出“苏童式”的情感叙事风格，“历史之久、之旧，现实之短、之新，都由一种属于苏童的叙述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4]。长篇《黄雀记》中叙述情感的起点，源于青春期少男少女对于性的懵懂认知、对性的对象的激情幻想。这些犹如一根根绳索把三个彼此独立的灵魂捆绑在一起，不论“文明结”“民主结”，还是“莲花结”“安定结”，归结到文本中都是关于情感这一叙事关键点似有似无的呈现。《黄雀记》中的男女主人公对冥冥之中看似清晰却也凌乱的情感的盲目期待，以及过程的不确定性，使情感这条主线从小说之初便充满着想象的空间与弹性，从而导致多种可能或局面的发生。而这些可能让小说的叙事张力呈现越来越饱满—在仙女与保润、仙女与柳生以及保润与柳生之间充斥着迷乱的阴郁和致幻的气息。发生在他们仨身上的关于青年人的情感叙写，始终弥漫着一种惴惴不安的迷离与悖论。不论保润对仙女不触及性的精神之恋，还是柳生对仙女起于性的世俗之欲。不难发现，作家试图通过他们仨青春期关于情感的不同想象与期待，把对于性这一隐匿在情感叙事背后的神秘性图解到平常人迷乱琐碎、苦不堪言的生活当中。或许可在表达方式上呈现多种多样，但情感表达终究有其限度或界域，既有始于青春懵懂、纯真无邪的上限，也有终于混乱不堪、浑浊污垢的下限。不论谁去触碰这种情感，都不可能干净利落地全身而退，特别对身处界域内的保润、柳生与仙女来说，体味到更多的是因此带来的“痛不欲生”！ 二、“后知青时代”的生命与人生日常
在学者杨庆祥看来，“长篇历史叙事承担了复杂的政治社会学的功能。它不仅仅是要还原历史的现场和细节（如果有所谓的现场和细节），更需要从当下生活中的情势出发，去重构历史各种细部的关系，将历史理解为一种结构而不是一种过去的事实，发现其内部逻辑与当下现实之间的隐秘关联”[5]。换言之，基于一种个人经验的历史判断在创作中需要斟酌和深层观照。一部沉甸甸且极富内蕴的长篇小说《日夜书》的问世，让人们再一次领略到当年这位掀起文学寻根潮流之文学家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从翻开小说的第一页起，便知韩少功从文的一生，放不下的人与事那么多，文本的字里行间隐约可见一群“返城后”知青的蹉跎人生和生活日常：琐碎、无序、庞杂、凌乱，早已不见当年知青时代那份不可多得的悲壮与豪情。表面上看，作家似乎以回忆的笔调，来观照一群知青的“知青时代”的难忘时刻，而事实上作家强调的是这群知青“返城后”的琐碎人生，而这恰是“后知青时代”的一种抒写方式、一种表达语境。这其中，彰显出作家回望历史、对待人生的一种姿态、一种立场。在小说结构上，作家以比较的视野，来再现《日夜书》中这群知青身处“下乡中”和“返城后”两种不同时空、不同语境下的不同的生命境遇，及迥然有别的人之心境。比较之下，作家在叙事过程中着重呈现的是这群知青“返城后”的现实人生及生存境况，还试图追问—早已没了激情、仅有琐碎日常—他们的人生该是何种模样？又该以何种心态来直面现实？韩少功在《日夜书》中所着重的不是叙写知青生活的过往与点滴，而是他们“返城后”所延续的第二人生，其中包括与社会外界的互动、下一辈关系的建立以及重整个人的知青经历。
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全国性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最初的激情满怀到历时十年后的悄然息鼓，留给当代国人太多思考的空间与反思的可能。其间出现的一系列事关那个当下知识青年的生产生活、劳动生计等现实问题，经历运动前后的他们在心态上的反反复复，形成社会上的某种共鸣。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可以说改写了一代年轻人的个人命运与他们的未来。而事实上，这场运动给一个时代的国人带来了阵痛，尤其在那個时下的青年人心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时代印记和精神烙印。这场运动的前前后后，直接影响着这一代人的思想、精神、行为乃至由此而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韩少功在《日夜书》中，以白马湖茶场知青生活为叙事背景，着力塑造了姚大甲、小安子、马涛、马楠等一群经由知青时代到“后知青时代”的知青群像。小说中的“我”是与这个群体发生关系的所在，更是贯穿小说始终的线索所在;在某种意义上，是“我”聆听并见证了这一群知青下乡时代的生活以及返城之后的不同生活状态。曾几何时，这群年轻的知青们迎着那个时代的号角，用脚步把白马湖茶场的角角落落走了个遍;而后来这个年轻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返城”了，又分散在城市里的角角落落;如今已过中年的他们又各自经历着生活日常的酸甜苦辣，有着不同的人生归宿或生命状态。可以说，他们的存在印证了一个时代的激情与落寞，他们伴着时代而生，又被时代而裹挟，最终不得不落入了琐屑日常的俗套。比较而言，小说《日夜书》的文本叙事被作家韩少功灌输了一套消解主流政治话语的尝试与探索。这种“试水”往往带有一种先验性，把原本十分严肃的革命叙述去革命化了。作家利用反讽的智慧把“一本正经”给消解了，使之失去原有的政治象征意义，而深处其间的人与事也就平常了。
结 语
不得不说，长篇小说作为一种创作体裁，因其篇幅的特点及表达优势，其能够承担更多的体系性的体验和涉及社会、历史及人生之整体性思考。不论韩少功的《日夜书》还是苏童的《黄雀记》，历史与时代的印记不仅跃然纸上，在每部作品男女主人公的灵魂上，这种印迹已然成为他们各自人生的某种基调或生命底色。韩少功力图再现的是一群被时代抛入庸俗日常的普通人。他通过《日夜书》所着力塑造的知青群体，他们的前半段生活与后半生实则没有太大区别。他们内心深处依然相信着他们原本相信的，只是时代改变了，社会现实变迁了，他们的人生处境却依然凄惶。苏童在《黄雀记》中关注的是市民阶层里小人物，尤其从“小拉时代”走来、又深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普通年轻人，关注他们杂乱的生存环境、无序的生活节奏以及无以为系的情感节奏，以保润、柳生和仙女各自成长的家庭，在经历世间里种种磨难与变故后，他们自己与家人渐渐失去了对日常生活的信心、对未来的希望。总之，不论是苏童《黄雀记》还是韩少功《日夜书》，其主要表达的是在历史与时代面前，任何人的个人行为都似乎显得既无力也无助，尤其那些深处社会日常的凡夫俗子，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从这个层面来考量，这两部长篇小说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参考文献：
[1]李墨波、李晓晨：《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现状与问题》，《文艺报》2012年12月26日。
[2]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3] 陈晓明：《论〈罂粟之家〉—苏童创作中的历史感与美学意味》，《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4] 张学昕：《变动时代的精神逼仄》，《文艺报》2013年7月10日。
[5] 李墨波、李晓晨：《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现状与问题》，《文艺报》2012年12月26日。
（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
这种现象表明，没有经验上的丰富积累和创作上的长期历练是很难有长篇小说的丰收硕果的。但经验的日趋丰富，并不必然意味着或带来长篇小说结构上的完备，长篇小说相对阔大的篇幅和容量要求作家对其结构的设计和安排有更高的要求。这对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自然，其中很多作家也都有自己独特的体会、思考和创获;在这方面，曾以“寻根”而著称新时期文学的韩少功和以先锋英姿傲然文坛的苏童，别具代表性，他们呈现给读者的《日夜书》和《黄雀记》就是很好的例子。两部作品，自发表或出版以来备受瞩目，无论从思想的深度、内容的厚度，还是结构的创新上来看，都可圈可点，值得体味，堪称典范和楷模。
一、以历史的眼光介入社会生活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人是一种社会的或政治的动物，所有的人类活动都依赖于人们共同生活的事实或空间;也就是说，“积极生活，就它是人积极投身于做事情的生活而言，总是扎根在一个人和人造物的世界当中，决不能离开或超越它”[2]。正是凭借对“香椿树街”的熟稔与深刻认知，苏童才得以将生活其间的各色人与事、人与物娓娓道来，并牵出那些隐匿于字里行间、可能撩拨世人神经的一根根弦音;基于此，苏童的文学世界再次以一副有别于前的面孔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一部新作的问世，透过个中别开生面的文本叙事，人们可能知道、感受，并体悟出作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所可能经历的一种难以言说的心路历程，以及与以往作品之间或趋同或标新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可能发生着“有意义”的关联。起于“小拉时代”并以描写转型时期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为主的长篇小说《黄雀记》的出版，令万千读者眼前一亮，其特有的历史感和时代感让人震撼。从结构上看，以《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连缀成篇的“三部曲”式小说结构，既有深感意外之“外形”，也有合乎情理之“内在”，三个部分既可独立成篇，又可连成一体—虽然每部分文本叙事被置于的时空有别，但一以贯之的却是男女主人公保润、柳生和仙女以及属于他们的不同的生命时期，同时内置于不同部分的核心事件继而有了清晰的“前因后果”之叙事逻辑。不论《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还是《白小姐的夏天》，可谓处处闪现着深陷命运泥潭、无力自拔的焦灼的灵魂—对生命中无法把握的诸多不确定把保润、柳生与仙女这三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一生“纠缠”在一起，悲喜交加，冷艳无比。无论如何挣扎，他们都逃脱不了宿命对自己无情的捉弄，犹如身在牢笼里的困兽一般，无望无生却又不得不奋力挣脱。作为这部长篇小说的题眼—“黄雀”这一生命意象—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惊悚与恐怖之感，大千世界里的芸芸众生，彼此之间发生着或多或少或密或疏的关系紧张得令人窒息。那隐藏于“黄雀”背后的未知世界，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可敬而可畏的，而这也让小说的结尾充满更多的不确定性及想象的空间。
学者陈晓明曾认为：“文学作品当然首先是书写个人的生活史，给出个人的存在状况。而欲望，特别是内心隐秘的欲望则是个人的绝对的生活，个人绝对拥有的自我的生活。因而，从本质上来说，不书写人的内心欲望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想象的。至少是极其不全面，当然也不可能深入揭示人性。”[3]就《黄雀记》的叙事层面来说，贯穿整个文本的一条叙事主线就是发生在保润、柳生与仙女之间或隐或现的情感纠葛。他们仨身上那股源于青春期原始的欲望—时刻充斥着荷尔蒙的气味—对异性（尤其是女性）的一种基于人的本能的渴望或欲求，一直伴随他们从少年到成年，或明或暗，或隐或现，不可名状。长篇小说《黄雀记》中对人的基本情感的叙述与呈现，作家苏童沿用的是传统小说叙事中“二男一女”式“三角恋”铺开的。貌似传统、老套的情感路数，却饱含着丰富的意义与韵味，其间隐现出“苏童式”的情感叙事风格，“历史之久、之旧，现实之短、之新，都由一种属于苏童的叙述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4]。长篇《黄雀记》中叙述情感的起点，源于青春期少男少女对于性的懵懂认知、对性的对象的激情幻想。这些犹如一根根绳索把三个彼此独立的灵魂捆绑在一起，不论“文明结”“民主结”，还是“莲花结”“安定结”，归结到文本中都是关于情感这一叙事关键点似有似无的呈现。《黄雀记》中的男女主人公对冥冥之中看似清晰却也凌乱的情感的盲目期待，以及过程的不确定性，使情感这条主线从小说之初便充满着想象的空间与弹性，从而导致多种可能或局面的发生。而这些可能让小说的叙事张力呈现越来越饱满—在仙女与保润、仙女与柳生以及保润与柳生之间充斥着迷乱的阴郁和致幻的气息。发生在他们仨身上的关于青年人的情感叙写，始终弥漫着一种惴惴不安的迷离与悖论。不论保润对仙女不触及性的精神之恋，还是柳生对仙女起于性的世俗之欲。不难发现，作家试图通过他们仨青春期关于情感的不同想象与期待，把对于性这一隐匿在情感叙事背后的神秘性图解到平常人迷乱琐碎、苦不堪言的生活当中。或许可在表达方式上呈现多种多样，但情感表达终究有其限度或界域，既有始于青春懵懂、纯真无邪的上限，也有终于混乱不堪、浑浊污垢的下限。不论谁去触碰这种情感，都不可能干净利落地全身而退，特别对身处界域内的保润、柳生与仙女来说，体味到更多的是因此带来的“痛不欲生”！ 二、“后知青时代”的生命与人生日常
在学者杨庆祥看来，“长篇历史叙事承担了复杂的政治社会学的功能。它不仅仅是要还原历史的现场和细节（如果有所谓的现场和细节），更需要从当下生活中的情势出发，去重构历史各种细部的关系，将历史理解为一种结构而不是一种过去的事实，发现其内部逻辑与当下现实之间的隐秘关联”[5]。换言之，基于一种个人经验的历史判断在创作中需要斟酌和深层观照。一部沉甸甸且极富内蕴的长篇小说《日夜书》的问世，让人们再一次领略到当年这位掀起文学寻根潮流之文学家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从翻开小说的第一页起，便知韩少功从文的一生，放不下的人与事那么多，文本的字里行间隐约可见一群“返城后”知青的蹉跎人生和生活日常：琐碎、无序、庞杂、凌乱，早已不见当年知青时代那份不可多得的悲壮与豪情。表面上看，作家似乎以回忆的笔调，来观照一群知青的“知青时代”的难忘时刻，而事实上作家强调的是这群知青“返城后”的琐碎人生，而这恰是“后知青时代”的一种抒写方式、一种表达语境。这其中，彰显出作家回望历史、对待人生的一种姿态、一种立场。在小说结构上，作家以比较的视野，来再现《日夜书》中这群知青身处“下乡中”和“返城后”两种不同时空、不同语境下的不同的生命境遇，及迥然有别的人之心境。比较之下，作家在叙事过程中着重呈现的是这群知青“返城后”的现实人生及生存境况，还试图追问—早已没了激情、仅有琐碎日常—他们的人生该是何种模样？又该以何种心态来直面现实？韩少功在《日夜书》中所着重的不是叙写知青生活的过往与点滴，而是他们“返城后”所延续的第二人生，其中包括与社会外界的互动、下一辈关系的建立以及重整个人的知青经历。
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全国性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最初的激情满怀到历时十年后的悄然息鼓，留给当代国人太多思考的空间与反思的可能。其间出现的一系列事关那个当下知识青年的生产生活、劳动生计等现实问题，经历运动前后的他们在心态上的反反复复，形成社会上的某种共鸣。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可以说改写了一代年轻人的个人命运与他们的未来。而事实上，这场运动给一个时代的国人带来了阵痛，尤其在那個时下的青年人心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时代印记和精神烙印。这场运动的前前后后，直接影响着这一代人的思想、精神、行为乃至由此而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韩少功在《日夜书》中，以白马湖茶场知青生活为叙事背景，着力塑造了姚大甲、小安子、马涛、马楠等一群经由知青时代到“后知青时代”的知青群像。小说中的“我”是与这个群体发生关系的所在，更是贯穿小说始终的线索所在;在某种意义上，是“我”聆听并见证了这一群知青下乡时代的生活以及返城之后的不同生活状态。曾几何时，这群年轻的知青们迎着那个时代的号角，用脚步把白马湖茶场的角角落落走了个遍;而后来这个年轻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返城”了，又分散在城市里的角角落落;如今已过中年的他们又各自经历着生活日常的酸甜苦辣，有着不同的人生归宿或生命状态。可以说，他们的存在印证了一个时代的激情与落寞，他们伴着时代而生，又被时代而裹挟，最终不得不落入了琐屑日常的俗套。比较而言，小说《日夜书》的文本叙事被作家韩少功灌输了一套消解主流政治话语的尝试与探索。这种“试水”往往带有一种先验性，把原本十分严肃的革命叙述去革命化了。作家利用反讽的智慧把“一本正经”给消解了，使之失去原有的政治象征意义，而深处其间的人与事也就平常了。
结 语
不得不说，长篇小说作为一种创作体裁，因其篇幅的特点及表达优势，其能够承担更多的体系性的体验和涉及社会、历史及人生之整体性思考。不论韩少功的《日夜书》还是苏童的《黄雀记》，历史与时代的印记不仅跃然纸上，在每部作品男女主人公的灵魂上，这种印迹已然成为他们各自人生的某种基调或生命底色。韩少功力图再现的是一群被时代抛入庸俗日常的普通人。他通过《日夜书》所着力塑造的知青群体，他们的前半段生活与后半生实则没有太大区别。他们内心深处依然相信着他们原本相信的，只是时代改变了，社会现实变迁了，他们的人生处境却依然凄惶。苏童在《黄雀记》中关注的是市民阶层里小人物，尤其从“小拉时代”走来、又深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普通年轻人，关注他们杂乱的生存环境、无序的生活节奏以及无以为系的情感节奏，以保润、柳生和仙女各自成长的家庭，在经历世间里种种磨难与变故后，他们自己与家人渐渐失去了对日常生活的信心、对未来的希望。总之，不论是苏童《黄雀记》还是韩少功《日夜书》，其主要表达的是在历史与时代面前，任何人的个人行为都似乎显得既无力也无助，尤其那些深处社会日常的凡夫俗子，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从这个层面来考量，这两部长篇小说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参考文献：
[1]李墨波、李晓晨：《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现状与问题》，《文艺报》2012年12月26日。
[2]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3] 陈晓明：《论〈罂粟之家〉—苏童创作中的历史感与美学意味》，《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4] 张学昕：《变动时代的精神逼仄》，《文艺报》2013年7月10日。
[5] 李墨波、李晓晨：《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现状与问题》，《文艺报》2012年12月26日。
（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