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2年 / 地点：上海
　　解说：新法币、旧法币，压得上海百姓着实喘不过气；流通辅币—铜元也被日本人搜刮殆尽，以获取战略物资；无奈之下诞生的代价券，又扰乱了金融秩序。在“钱”方面，上海真是乱套了。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攻占租界，上海全部沦陷。下面是1942年上海百姓生活中几件遗物，从中可以窥视当年上海百姓生活中的一鳞半爪。
　　日本全面接管上海后，上海物价飞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42年一份统计资料表明，1942年8月，上海食品价格为1936年的25.6倍，房屋价格为1936年的16.4倍，服装价格为1936年的17.5倍，其他物品价格为1936年的22倍多。飞涨的物价令老百姓人心惶惶。为了使手中有限的钞票保值，人们往往购买金银首饰随身携带。
　　裘天宝银楼是上海一家老牌银楼，建立于清道光年间，信誉卓著，深得上海百姓信赖。1942年上海银楼生意不错。加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为了获取物资，将大量黄金运到上海委托三菱、三井、正金三家银行及日福洋行抛售，并在日军指挥下，在上海设立了几家黄金黑市，使得上海银楼业货源不断。
　　一份“民国三十一年六月七日上海裘天宝礼记发单”上面的信息非常丰富，但有几个信息值得注意。发单最上面为印花税票，税票上书“中华民国印花税票上海特区”字样，表明这时的上海是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的汪精卫国民政府所辖特区。裘天宝银楼必须在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法令管辖下营运。
　　发单中央特意注明：新法币三千五百六十五元。新法币为汪伪政府所设立的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货币。1935年国民政府币值改革后发行的货币被称为旧法币。为了表示与迁移到重庆的蒋介石政府管理的旧法币相区别，并建立自己政权的经济基础，汪伪政府一再要求上海等沦陷区必须使用1941年成立的中央储备洋行发行的“新法币”。银楼所需要的金银货源由中央储备银行供应。作为上海著名的商号，裘天宝银楼如果不使用“新法币”这个被汪伪政府视为政权符号的货币，那么汪伪政府随时可能让它关闭。
　　发单下方有上海银楼业同业公会两枚章，一枚为红色字，内容为：“旧金换货每两贴耗国币二十元”，另一枚为蓝色字体，内书“三十一年四月一日起旧金换货每两贴耗国币四十元”。发单为同业公会新规定后两个月开出，执行新的贴耗规定，决定增加以旧换新的贴耗费用是上海银楼业同业公会。1938年日本政府为控制上海银楼，要求上海所有的银楼必须加入银楼业同业公会。这份发单说明1942年4月起，伪政权对银楼业的控制和盘剥加大，而银楼又将其受到的经济压力转嫁到顾客头上。
　　另一份藏品是商业联谊会发行的“邑庙市场代价券”。该券一面为红色，上书“邑庙市场代价券”，中间圆圈内为上海城隍庙图案，圆圈左右分别为繁体字书写的“一元”，圆圈下为“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印行”。代价券的另一面为蓝绿色，上书“邑庙市场”的英文，下面依次为“商业联谊会发行”、“代价券”，积满5张兑换旧法币5元。
　　抗战时期生活在上海的老百姓对代价券并不陌生。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为了补充战略物资，日本人盯上了国民政府尚在上海经济生活中流通的辅币——铜板。他们利用日本在沪银行和工商企业，把市场上流通的铜板大量收集进来，以获取战略物资：铜，以支持侵略战争。于是，上海市场上流通的辅币——铜币日渐匮乏，给居民生活带来很大不便。
　　有的商家便开始动脑子，以代价券或代价币来代替铜元。开始时，代价券的制作比较简单、粗糙，后来代价币逐渐为市民所接受。大小饭店、南货行、舞厅、商店等纷纷印制自己的“代价券”，颜色和质地也越来越考究。代价券的流通虽然给居民带来便利，但扰乱了重庆国民政府对上海金融市场的管理。
　　商业联谊会发行“邑庙市场代价券”下面有一行小字“积满五张兑换旧法币五元”，这说明1942年上海已经有部分商家迫于汪伪政权及日本统治者的淫威，准备通过“代价券”兑换蒋介石政权发行的“旧法币”，以响应汪伪政府的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