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的诗歌语言凝练、意境深幽、情感炽热，他以其特有的表达方式为我们带来诗歌的纯净，在世界文坛独树一帜。他至今只写过两百余首诗歌，却让人无法忽略——他就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2011年10月6日诺贝尔文学奖揭晓，80岁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折桂。诺贝尔委员会的颁奖词是：“通过凝练、透彻的意象，他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对于诗人来说，这份荣誉肯定来得太迟，但似乎也可以不来，因为，他只为诗歌而歌，从不迎合读者，更不会迎合任何奖项。他只是一位纯粹的诗人。
(编者)
不停地涌来。通话期间，能听见另一个电话在试图拼命挤入。手机浑身发烫，像发着烧。我给特朗斯特罗姆打了几次长途，但每次都只有嘟嘟嘟的忙音。2011年10月6日之前，任何时候打电话，电话的另一头一定都会传来我熟悉的、亲切的莫妮卡的声音。但眼下……特朗斯特罗姆才是真正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自言自语，看见他正坐在钢琴前，弹他喜欢的李斯特。
夜已深。我躺在沙发上，听海顿的交响乐。听着，想起了特朗斯特罗姆《活泼的快板》的几句诗：“音乐是山坡上的一栋玻璃房／山坡上石头在飞，在滚／石头横穿过房屋／但每块玻璃都安然无恙。”这是诗人对音乐的信仰，也是他对诗歌和诗歌价值的信仰。随着平缓优雅的旋律，我和特朗斯特罗姆四分之一世纪交往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出来——
欢迎到清净的小世界来
1987年10月的一天。我坐火车从斯德哥尔摩到他居住的人口不到十万的小城韦斯特罗斯拜访他。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
火车一小时后到了。我下车。还有三五个人也下了车。车站空空荡荡。车站尽头，离我200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穿米色风衣风度翩翩的瘦长男人。那人就是特朗斯特罗姆。我兴奋地朝他的方向走去，就像一条雾中船朝灯塔驶去。
他疾步迎上来，和我握手，说：“欢迎到清净的小世界来!”我喜欢这句话，它让我放松。我随即坐上他开的一辆陈旧的灰色沃尔沃小车，直奔他家。
我们穿过市中心的一个广场，那里，几块石板而今刻着他的一些俳句，其中的一首，2009年我参加特朗斯特罗姆专场朗诵会时，在夕阳中默默读了三遍：
看，我坐成了／一只被拖上岸的小船／我自得其乐
特朗斯特罗姆的妻子莫妮卡已准备好了午餐：一盘烤三文鱼，一盘煮土豆，一盘蔬菜沙拉。这是瑞典人招待客人的传统菜。我们三人坐在阳台上，边吃边聊。我们谈到翻译(我当时译了特朗斯特罗姆十几首诗，打算再译一些，出个选集)。我问《风暴》一诗里的花楸树的果子(瑞典秋天，街上到处可以看到心脏大小的殷红果子)，能否把它译成“橘子”，“因为中国读者恐怕绝大多数都不知那是什么植物”。托马斯听了说：“可以。翻译是再创造!译者应该享受他的自由。”随后他说他的朋友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把他“田野上的犁是一只坠地的鸟”翻成了“田野上的犁是一只起飞的鸟”。说完，他大笑起来，脸上洋溢着诡异。我赶紧问：“《半完成的天空》里说：每个人都是一扇半开着的门／通往一间共有的房屋，你这句诗是否受到汉字我们的‘们’启发，即‘人+门’?”托马斯沉吟片刻：“这种神秘的经验，西方的基督教里也有。”话题转到一个我翻译过的诗人、小说家，我问：“他的诗你觉得怎样?”托马斯用禅师回答弟子的方式说：“他去中国三个礼拜，回来写了部长篇，如果我在中国三年，我会写一首诗!”
一首用三年时间写的诗，一定比一部用三个星期写的长篇小说要好。这也是特朗斯特罗姆的写作信条：写得少，但写得好，让每首诗都通过词语的炼金术成为一流产品。也正是由于这一信条，五十年他才写了二百来首诗，并最终让诺贝尔给他戴上“通过凝练透彻的意象，他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的桂
我们保持着联系。1988年，我到瑞典留学。第二年我出版了一本用瑞典语写的诗集《水中的目光》，引起瑞典诗界的关注。当时我认识了托马斯的大女儿，她比我小一岁，从事声乐工作。她建议我下一次出诗集，一定让他爸爸先过目一下。1999年10月，我的第二本诗集《时间的重量》即将出版。出版前的一个月，我给托马斯打了个电话。第二天，他开车专程从韦斯特罗斯到我斯德哥尔摩的学生宿舍，来看我诗集的第一稿清样。他帮我修改，更换词语，为了节奏，把单数改成复数，把不定冠词改成定冠词等等。
整整一下午，我俩坐在12平方米的简陋的小屋里：当沟通遇到障碍时(当时我的口语还不允许探讨问题)，托马斯就用笔在纸上涂画起来：“这句‘我路过一棵倒下的树’，你用的是／fallet，／fallet是自己倒下的意思，你的诗中树好像是在砍伐后倒下的，这时，就应该用fallet(被砍倒)。”他说着，寥寥数笔便在纸上勾出一棵树，一把卡在树躯中央的锯子。显然，我的瑞典文受着汉语思维模式的影响。汉语里，“倒下”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就像“鸟”可以代表一只鸟，也可以代表一群鸟。我脸刷地一下红了，想到刚才还在为自己争辩。天很快黑了下来。我留他吃饭，但他说他必须赶回韦斯特罗斯，一个美国诗人要拜访他。他拿起那件米色风衣。走出了让我显得有点低矮的学生宿舍门。
删掉“一只发光的瓷器”
二十年一晃过去。2007年5月，我把我写母亲的第六本瑞典文《源》给他看，他注意力留在那首《无名》上，他让我念：
我登上去纽约的飞机／你躺在医院的床上，不动／空间在苍蝇的嗡嗡声里抽缩／我坐轮船去克雷特岛／你坐在窗口，望着风中的柳树／汹涌的波涛推着你向
前／我在卢浮宫迷路／你含笑着走来／一
只发光的瓷器
托马斯听了后，用左手指着稿子的最后一句，摇头说了一声“不”。我带着二十年前学生宿舍里的困惑看着他。坐在一旁的莫妮卡说：“托马斯的意思是把最后一句删掉。”
我没删。我认为少了“一只发光的瓷器”，就少了母亲这个象征含义：文化、母语等等。但今天，2011年，我会接受大师的意见一一拿掉那一句，整首诗才会变得更空灵，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余地。
2008年，市图书馆为我安排了一场朗诵。我到时，发现托马斯和莫妮卡坐在第一排的观众位里。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我并没有通知他们我有朗诵。
四分之一世纪的交往，让我几乎变成了托马斯家里的一个成员。
2001年，儿子西蒙一岁，在教堂举行洗礼。托马斯也来了。他抱着西蒙坐在轮椅上，像抱着朗诵会后别人给的花束。他抱了足有十分钟!我因忙于照顾一百多位客人，没顾得上拍照。这一情景，我觉得，比抱着基督的圣母玛利亚美多了。它出人意料，就像托马斯的诗歌中的意象和比喻。大师脸上洋溢着慈爱的微笑，就像《冰雪消融》那首诗的意境。
每次中国诗人来瑞典，我都把他们介绍给托马斯。而大师也总是每次都热情地接待他们，请他们吃饭。“我们带什么礼物?”他们问。“给老头带一瓶上好的威士忌就行!”我说。2008年严力和麦城去了。2009年8月王家新、蓝蓝、沈奇、赵野去了。2009年10月潘维和陈东东去了。潘维给托马斯念了自己的一首诗，托马斯点头称好。2011年李占刚、黄礼孩、莱耳、桥、张凌凌、王伟红。最后四个是女人，她们吃完莫妮卡做的丰盛的午餐，便楼着老头拍照。托马斯笑得像一个吃生日蛋糕的男孩，“托马斯很少这样开心!”莫妮卡说。
(选摘自《南方周末》第1 443期)
2011年10月6日诺贝尔文学奖揭晓，80岁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折桂。诺贝尔委员会的颁奖词是：“通过凝练、透彻的意象，他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对于诗人来说，这份荣誉肯定来得太迟，但似乎也可以不来，因为，他只为诗歌而歌，从不迎合读者，更不会迎合任何奖项。他只是一位纯粹的诗人。
(编者)
不停地涌来。通话期间，能听见另一个电话在试图拼命挤入。手机浑身发烫，像发着烧。我给特朗斯特罗姆打了几次长途，但每次都只有嘟嘟嘟的忙音。2011年10月6日之前，任何时候打电话，电话的另一头一定都会传来我熟悉的、亲切的莫妮卡的声音。但眼下……特朗斯特罗姆才是真正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自言自语，看见他正坐在钢琴前，弹他喜欢的李斯特。
夜已深。我躺在沙发上，听海顿的交响乐。听着，想起了特朗斯特罗姆《活泼的快板》的几句诗：“音乐是山坡上的一栋玻璃房／山坡上石头在飞，在滚／石头横穿过房屋／但每块玻璃都安然无恙。”这是诗人对音乐的信仰，也是他对诗歌和诗歌价值的信仰。随着平缓优雅的旋律，我和特朗斯特罗姆四分之一世纪交往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出来——
欢迎到清净的小世界来
1987年10月的一天。我坐火车从斯德哥尔摩到他居住的人口不到十万的小城韦斯特罗斯拜访他。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
火车一小时后到了。我下车。还有三五个人也下了车。车站空空荡荡。车站尽头，离我200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穿米色风衣风度翩翩的瘦长男人。那人就是特朗斯特罗姆。我兴奋地朝他的方向走去，就像一条雾中船朝灯塔驶去。
他疾步迎上来，和我握手，说：“欢迎到清净的小世界来!”我喜欢这句话，它让我放松。我随即坐上他开的一辆陈旧的灰色沃尔沃小车，直奔他家。
我们穿过市中心的一个广场，那里，几块石板而今刻着他的一些俳句，其中的一首，2009年我参加特朗斯特罗姆专场朗诵会时，在夕阳中默默读了三遍：
看，我坐成了／一只被拖上岸的小船／我自得其乐
特朗斯特罗姆的妻子莫妮卡已准备好了午餐：一盘烤三文鱼，一盘煮土豆，一盘蔬菜沙拉。这是瑞典人招待客人的传统菜。我们三人坐在阳台上，边吃边聊。我们谈到翻译(我当时译了特朗斯特罗姆十几首诗，打算再译一些，出个选集)。我问《风暴》一诗里的花楸树的果子(瑞典秋天，街上到处可以看到心脏大小的殷红果子)，能否把它译成“橘子”，“因为中国读者恐怕绝大多数都不知那是什么植物”。托马斯听了说：“可以。翻译是再创造!译者应该享受他的自由。”随后他说他的朋友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把他“田野上的犁是一只坠地的鸟”翻成了“田野上的犁是一只起飞的鸟”。说完，他大笑起来，脸上洋溢着诡异。我赶紧问：“《半完成的天空》里说：每个人都是一扇半开着的门／通往一间共有的房屋，你这句诗是否受到汉字我们的‘们’启发，即‘人+门’?”托马斯沉吟片刻：“这种神秘的经验，西方的基督教里也有。”话题转到一个我翻译过的诗人、小说家，我问：“他的诗你觉得怎样?”托马斯用禅师回答弟子的方式说：“他去中国三个礼拜，回来写了部长篇，如果我在中国三年，我会写一首诗!”
一首用三年时间写的诗，一定比一部用三个星期写的长篇小说要好。这也是特朗斯特罗姆的写作信条：写得少，但写得好，让每首诗都通过词语的炼金术成为一流产品。也正是由于这一信条，五十年他才写了二百来首诗，并最终让诺贝尔给他戴上“通过凝练透彻的意象，他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的桂
我们保持着联系。1988年，我到瑞典留学。第二年我出版了一本用瑞典语写的诗集《水中的目光》，引起瑞典诗界的关注。当时我认识了托马斯的大女儿，她比我小一岁，从事声乐工作。她建议我下一次出诗集，一定让他爸爸先过目一下。1999年10月，我的第二本诗集《时间的重量》即将出版。出版前的一个月，我给托马斯打了个电话。第二天，他开车专程从韦斯特罗斯到我斯德哥尔摩的学生宿舍，来看我诗集的第一稿清样。他帮我修改，更换词语，为了节奏，把单数改成复数，把不定冠词改成定冠词等等。
整整一下午，我俩坐在12平方米的简陋的小屋里：当沟通遇到障碍时(当时我的口语还不允许探讨问题)，托马斯就用笔在纸上涂画起来：“这句‘我路过一棵倒下的树’，你用的是／fallet，／fallet是自己倒下的意思，你的诗中树好像是在砍伐后倒下的，这时，就应该用fallet(被砍倒)。”他说着，寥寥数笔便在纸上勾出一棵树，一把卡在树躯中央的锯子。显然，我的瑞典文受着汉语思维模式的影响。汉语里，“倒下”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就像“鸟”可以代表一只鸟，也可以代表一群鸟。我脸刷地一下红了，想到刚才还在为自己争辩。天很快黑了下来。我留他吃饭，但他说他必须赶回韦斯特罗斯，一个美国诗人要拜访他。他拿起那件米色风衣。走出了让我显得有点低矮的学生宿舍门。
删掉“一只发光的瓷器”
二十年一晃过去。2007年5月，我把我写母亲的第六本瑞典文《源》给他看，他注意力留在那首《无名》上，他让我念：
我登上去纽约的飞机／你躺在医院的床上，不动／空间在苍蝇的嗡嗡声里抽缩／我坐轮船去克雷特岛／你坐在窗口，望着风中的柳树／汹涌的波涛推着你向
前／我在卢浮宫迷路／你含笑着走来／一
只发光的瓷器
托马斯听了后，用左手指着稿子的最后一句，摇头说了一声“不”。我带着二十年前学生宿舍里的困惑看着他。坐在一旁的莫妮卡说：“托马斯的意思是把最后一句删掉。”
我没删。我认为少了“一只发光的瓷器”，就少了母亲这个象征含义：文化、母语等等。但今天，2011年，我会接受大师的意见一一拿掉那一句，整首诗才会变得更空灵，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余地。
2008年，市图书馆为我安排了一场朗诵。我到时，发现托马斯和莫妮卡坐在第一排的观众位里。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我并没有通知他们我有朗诵。
四分之一世纪的交往，让我几乎变成了托马斯家里的一个成员。
2001年，儿子西蒙一岁，在教堂举行洗礼。托马斯也来了。他抱着西蒙坐在轮椅上，像抱着朗诵会后别人给的花束。他抱了足有十分钟!我因忙于照顾一百多位客人，没顾得上拍照。这一情景，我觉得，比抱着基督的圣母玛利亚美多了。它出人意料，就像托马斯的诗歌中的意象和比喻。大师脸上洋溢着慈爱的微笑，就像《冰雪消融》那首诗的意境。
每次中国诗人来瑞典，我都把他们介绍给托马斯。而大师也总是每次都热情地接待他们，请他们吃饭。“我们带什么礼物?”他们问。“给老头带一瓶上好的威士忌就行!”我说。2008年严力和麦城去了。2009年8月王家新、蓝蓝、沈奇、赵野去了。2009年10月潘维和陈东东去了。潘维给托马斯念了自己的一首诗，托马斯点头称好。2011年李占刚、黄礼孩、莱耳、桥、张凌凌、王伟红。最后四个是女人，她们吃完莫妮卡做的丰盛的午餐，便楼着老头拍照。托马斯笑得像一个吃生日蛋糕的男孩，“托马斯很少这样开心!”莫妮卡说。
(选摘自《南方周末》第1 4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