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极主观的价值判断词汇。如果一定要比大小，只能回到效用角度。效用是序数概念而非基数概念，即只能排列顺序而不能进行加总比较。一个人选择了A而放弃了B，表明A对他的效用更大，但只是对自己而言。
　　
　　秦时，为避战乱，有人率妻子邑人归隐桃源，繁衍生息，不知今世何世——这是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故事。而21世纪的今天，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有着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和桃源人“鸡犬相闻，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的生活几无二致。数百年来，这些人过着不变的农耕生活，生活简朴，拒绝现代化的电话、电脑、电视等科技产品，家里甚至连一条电线也没有。他们穿统一的黑色粗布衣服、赶着马车出门，叮当的马铃声在公路上和大大小小的汽车混成一道奇特的景观。
　　他们是阿米绪人，散居在农耕区平原上，人数多达二三十万。有人不禁感叹道：他们虽然生活简朴，却比我们更加幸福。这种带着《读者》风格的感慨口吻很是熟悉，意思不外是说现代人过于沉溺于物质生活，忽视了精神层面的追求，因此难以寻觅往日心灵的自由和放松。
　　比如，电视的出现，使得人们整天坐在一个怪盒子之前，缺乏阅读，缺少对话和交流。人们发明了手机，虽然沟通便利，但却反而制约了自己，随时都处于紧张的状态中，不能真正放松。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总而结之，是他们认为选择了物质而放弃了精神上追求的人们，还不如阿米绪人来得幸福。
　　阿米绪人比我们更加幸福么?
　　幸福是极为主观的价值判断词汇，如果一定要进行大小比较，我们只能回到经济学的效用角度。要注意的是，效用是序数概念而非基数概念。也就是说，只能排列顺序而不能进行加总比较。而顺序是通过选择来表现的。一个人选择了A而放弃了B，表明A对他的效用更大。但如果是两个人的不同选择，其效用我们是不能进行比较的。
　　“阿米绪人活得比现代人更为幸福”的说法，至少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阿米绪人是幸福的”这是对一群人而非一个人的判断，是大有问题的。对于单独的某个阿米绪人来说，他是因为居住在乡间，生活简朴，劈柴喂马，关心粮食和蔬菜，而在城市里头要用现代化电器，要开耗用汽油的车子，因此他在乡下更快乐吗?这种对比的问题，是没有考虑阿米绪人的退出成本，这是重要的约束条件。我们无从得知，阿米绪人是否厌恶现代文明而觉得乡村生活更加幸福，还是因为其他因素制约，退出成本增加。
　　第二个错误，是不同主体间的效用是不能进行比较的。你吃汉堡包，我吃叉烧包，你的效用不能和我的比较。某个阿米绪人，他开马车，点蜡烛，居住在环境清新的平原，另一个上班一族，朝九晚五，居住在熙攘拥挤的市区。哪一个更加幸福，是不能进行比较的。
　　有人偶尔郊游或者远足到乡间，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甚至能“感觉到花蕾在春风里慢慢开放时那种美妙的生命力”，闻到“秋风中常常都带着种从远山上传过来的木叶清香”(古龙语)，这种感觉让他精神一振，几天之后便打道回府，大隐于市，向城里人推销“阿米绪人比我们快乐多了”的幸福观。这是怎样的一种矛盾啊!
　　我想起了庄子和惠子那个著名的辩论。鱼是否快乐，你可以说它是快乐，我可以说它不快乐，看和什么比较。如果一个大池塘，鱼多游于水草之间，那么，我们不妨认为，在水草中嘻游他们会更快乐。如果鱼可以跃上岸边，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在水里比在岸上更加快乐。
　　但如果没有了选择，就无从比较快乐。庄子说鱼儿多么快乐啊，只是一句文艺抒情而已，他并没有说鱼儿比我们快乐多了这样的话，因此当惠子无理取闹质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时，与其用“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样更为无赖的句子来反驳，庄子还不如白眼一翻，答以套逻辑的一句：“它们没跳到地上，说明在水里他们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