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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到了有“世界十大怀古圣地”之誉的斯里兰卡旅行观光。
斯里兰卡，旧称锡兰，是北半球印度洋上的一个热带岛国。公元前5世纪僧伽罗人从印度迁移到斯里兰卡；公元前247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派其子登岛传播佛教。公元410年我国东晋时期，法显和尚从印度取经由海路东归，曾在此地停留寻求佛经，他称之为“师（狮）子国”。始建于1877年首都科伦坡的国家博物馆，陈列有一块1911年发现的石碑，用汉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镌刻着我国郑和船队于明朝永乐七年（1409年）造访此地的历史。
此行给我印象最深的生活感受有两点。一是不论旅馆、餐馆的卫生间，还是公园或大街上的公共厕所，马桶边都配有“水枪”，斯里兰卡的人均收入不到我国一半，当然是发展中国家，能这样讲究公共卫生颇不容易。
二是火车车厢不关门。从外省回到科伦坡，我们住在海边的旅馆里，推窗一看，楼下是跑汽车的“马路”，紧挨着的是铁轨，再挨着的就是窄窄的海滩。海浪一波一波地从一望无涯的印度洋涌来——马路与铁路之间，铁路与大海之间，没有墙或栅栏，也没有铁丝网；一列火车开过来，路边电线杆上的“神鸟”乌鸦若无其事。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平静，眼前的平和景象，令我想起陶渊明的田园诗句“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回忆起老家耕牛行走的田埂和宽阔的湖面。
让我有点紧张的是：驶近的火车车门口站着一些乘客，车门敞开，只是没有像电视新聞里那样夸张地“挂”在车厢边或坐在车顶——他们不怕摔下去吗？
于是，我们一行人商议去坐一次火车。导游把我们拉到距旅馆二三十公里处的一个火车站，来这里坐火车的中国游客还不少，列车时刻与票价表是用英文与中文双语标示的。
我们买的是二等车厢的票。还没有到发车时间，人不算多。过一会儿，来了另一班车停在几股铁道中间。这趟车上的人，除了我们都下车去改乘那趟车。显然，人们赶时间，并不在乎有没有座位。从这班车到那班车，要跳下站台，走到中间的轨道上去，这样从轨道上横穿，不会被突如其来的火车撞上吗？
我注意到，无论是静止的班车还是行进中的列车，在斯里兰卡，就没有“关门”一说。我想，这或许是因为没有人从车门口摔下死伤过。要知道，斯里兰卡政府不仅长期以来实行大米补贴、全民免费医疗，而且自1945年起就实行幼儿园到大学的免费教育，2013年居民识字率就达到92.2%。其实，恋生畏死是人的本能，与受教育程度没有关系，只是与自我保护意识的强弱与文明化程度有关，比如乘客坐飞机、坐汽车是否自觉系安全带。
无论如何，行进中的列车有门不关，我在感情和理智上都不大能接受，至少不肯给予赞扬。不管是乘客还是承运方，也太过于“自信”了，这是心存侥幸，还是对己、对人不负责任？而对车站以外的地方，比如铁道两边，不建围墙、不立栅栏，我却觉得很正常。偌大的岛国要采取怎样的物理措施，才能阻止想投海的人；至于到铁轨上散步、坐卧，从而引发事故的，理应承担个体责任——谁让他违规违法呢。
我问导游：“为什么这里的公共管理这么轻松，投入这么少？”他这样解释道：“首先，你必须珍惜自己的生命！”虽然我不是佛教信徒，对此观念我却表示认同，“因果报应”的“因”是自己种下的，自我修行很重要。
由此，我想到国内的一些情况，公用设施对意外事故的防范越来越严。这大体是好事，但在某些方面似乎过头了，劳民伤财，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且举最近的两个例子。一是宁波雅戈尔动物园老虎咬人事件。园方设有两道高墙，偏偏有人为逃票硬闯进去，可见，预范措施即便做到位了，也难保万无一失。
另一个例子，是有网友写道，北京的著名景点龙潭湖公园，前段时间建了一道高高的铁丝网，把湖面围了起来。为何要花大价钱做这般大煞风景、败人游兴的工程？园方说，这是为办庙会而建的，还没来得及拆除。办庙会时人多拥挤，怕出意外，所以一定要阻隔，但换个角度想一下，为什么不能拉几根绳子，或钉一圈木桩、竹桩，或放一圈可反复使用的塑料桩呢？因为，万一出了事故，园方要承担责任。所以，宁肯多花纳税人的钱，也要买管理者的“平安”。
再比如，一些城市的地铁站台边都建有（或补建）屏蔽门，但我见过的欧洲几个发达国家的地铁站，都没有这笔防护的投入。马路上出现了凹坑或丢了井盖，应当赶紧围起来；旅游景区的山路和桥索要有安全防护，对乱钻山林或到未开发的地区探险的，出了事应当付搜救费用……过犹不及，中小学校老师对在校学生的监护责任也不是无限大的，绝不能谨慎到不敢让学生上体育课玩单双杠，不敢带学生郊游，甚至怕学生下课嬉闹出事而把他们圈在教室里。
成语“画地为牢”，本义说的是上古之人性格淳朴，讲规则、守信义，犯了过错，画个圈子当牢狱，他就老老实实待在里面接受处罚。这自然是“崇古派”的理想化。但讲规则，重社会契约，权利与责任都有明确边界，则是理所当然的。
古贤说：“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政府作为公共物品、公共秩序和包括安全在内的福利供给者，理应对公民承担合理的责任，但这个责任不是无限大的，提供服务是有成本的。不管不顾与不计成本，两个极端都不可取。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斯里兰卡，旧称锡兰，是北半球印度洋上的一个热带岛国。公元前5世纪僧伽罗人从印度迁移到斯里兰卡；公元前247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派其子登岛传播佛教。公元410年我国东晋时期，法显和尚从印度取经由海路东归，曾在此地停留寻求佛经，他称之为“师（狮）子国”。始建于1877年首都科伦坡的国家博物馆，陈列有一块1911年发现的石碑，用汉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镌刻着我国郑和船队于明朝永乐七年（1409年）造访此地的历史。
此行给我印象最深的生活感受有两点。一是不论旅馆、餐馆的卫生间，还是公园或大街上的公共厕所，马桶边都配有“水枪”，斯里兰卡的人均收入不到我国一半，当然是发展中国家，能这样讲究公共卫生颇不容易。
二是火车车厢不关门。从外省回到科伦坡，我们住在海边的旅馆里，推窗一看，楼下是跑汽车的“马路”，紧挨着的是铁轨，再挨着的就是窄窄的海滩。海浪一波一波地从一望无涯的印度洋涌来——马路与铁路之间，铁路与大海之间，没有墙或栅栏，也没有铁丝网；一列火车开过来，路边电线杆上的“神鸟”乌鸦若无其事。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平静，眼前的平和景象，令我想起陶渊明的田园诗句“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回忆起老家耕牛行走的田埂和宽阔的湖面。
让我有点紧张的是：驶近的火车车门口站着一些乘客，车门敞开，只是没有像电视新聞里那样夸张地“挂”在车厢边或坐在车顶——他们不怕摔下去吗？
于是，我们一行人商议去坐一次火车。导游把我们拉到距旅馆二三十公里处的一个火车站，来这里坐火车的中国游客还不少，列车时刻与票价表是用英文与中文双语标示的。
我们买的是二等车厢的票。还没有到发车时间，人不算多。过一会儿，来了另一班车停在几股铁道中间。这趟车上的人，除了我们都下车去改乘那趟车。显然，人们赶时间，并不在乎有没有座位。从这班车到那班车，要跳下站台，走到中间的轨道上去，这样从轨道上横穿，不会被突如其来的火车撞上吗？
我注意到，无论是静止的班车还是行进中的列车，在斯里兰卡，就没有“关门”一说。我想，这或许是因为没有人从车门口摔下死伤过。要知道，斯里兰卡政府不仅长期以来实行大米补贴、全民免费医疗，而且自1945年起就实行幼儿园到大学的免费教育，2013年居民识字率就达到92.2%。其实，恋生畏死是人的本能，与受教育程度没有关系，只是与自我保护意识的强弱与文明化程度有关，比如乘客坐飞机、坐汽车是否自觉系安全带。
无论如何，行进中的列车有门不关，我在感情和理智上都不大能接受，至少不肯给予赞扬。不管是乘客还是承运方，也太过于“自信”了，这是心存侥幸，还是对己、对人不负责任？而对车站以外的地方，比如铁道两边，不建围墙、不立栅栏，我却觉得很正常。偌大的岛国要采取怎样的物理措施，才能阻止想投海的人；至于到铁轨上散步、坐卧，从而引发事故的，理应承担个体责任——谁让他违规违法呢。
我问导游：“为什么这里的公共管理这么轻松，投入这么少？”他这样解释道：“首先，你必须珍惜自己的生命！”虽然我不是佛教信徒，对此观念我却表示认同，“因果报应”的“因”是自己种下的，自我修行很重要。
由此，我想到国内的一些情况，公用设施对意外事故的防范越来越严。这大体是好事，但在某些方面似乎过头了，劳民伤财，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且举最近的两个例子。一是宁波雅戈尔动物园老虎咬人事件。园方设有两道高墙，偏偏有人为逃票硬闯进去，可见，预范措施即便做到位了，也难保万无一失。
另一个例子，是有网友写道，北京的著名景点龙潭湖公园，前段时间建了一道高高的铁丝网，把湖面围了起来。为何要花大价钱做这般大煞风景、败人游兴的工程？园方说，这是为办庙会而建的，还没来得及拆除。办庙会时人多拥挤，怕出意外，所以一定要阻隔，但换个角度想一下，为什么不能拉几根绳子，或钉一圈木桩、竹桩，或放一圈可反复使用的塑料桩呢？因为，万一出了事故，园方要承担责任。所以，宁肯多花纳税人的钱，也要买管理者的“平安”。
再比如，一些城市的地铁站台边都建有（或补建）屏蔽门，但我见过的欧洲几个发达国家的地铁站，都没有这笔防护的投入。马路上出现了凹坑或丢了井盖，应当赶紧围起来；旅游景区的山路和桥索要有安全防护，对乱钻山林或到未开发的地区探险的，出了事应当付搜救费用……过犹不及，中小学校老师对在校学生的监护责任也不是无限大的，绝不能谨慎到不敢让学生上体育课玩单双杠，不敢带学生郊游，甚至怕学生下课嬉闹出事而把他们圈在教室里。
成语“画地为牢”，本义说的是上古之人性格淳朴，讲规则、守信义，犯了过错，画个圈子当牢狱，他就老老实实待在里面接受处罚。这自然是“崇古派”的理想化。但讲规则，重社会契约，权利与责任都有明确边界，则是理所当然的。
古贤说：“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政府作为公共物品、公共秩序和包括安全在内的福利供给者，理应对公民承担合理的责任，但这个责任不是无限大的，提供服务是有成本的。不管不顾与不计成本，两个极端都不可取。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