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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宗智：
曾任西南政法大学校长，1954年生于成都，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研究所所长。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特邀专家咨询员。
主要著作：
龙宗智教授自称是一位“跳跃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人物”。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法学论文及研究文章200余篇，著作（含合著）十余部，提出并论证了刑事诉讼的“两重结构”理论和“相对合理主义”。
龙宗智教授有几次华丽却又不被很多人理解的转身：为了读书，已经是一名军官的他选择了大学；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已经是大校军衔的他宁愿放弃在军队里的优厚条件，转业到地方做一名学者；为了潜心做学问，在校长位置上干得有声有色的他不顾西政许多老师和学生的挽留，坚决不再留任……与龙宗智打过交道的人都说龙教授是个理性的人，对他而言，他只喜欢思考与研究，并不在意头上的光环和优厚的待遇。
“我们作为“文革”后的一代多少还带有一些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学法律可以把我们对于国家政治这种大问题的关心和对法律这种职业化的要求紧密联系起来。”
记者（以下简称记）：龙老师您好，恢复高考前，您在部队里已经是一名军官了，为什么还会想起读大学，并选择法律专业？
龙宗智（以下简称龙）：就我们当时这一批人来说，选择读大学还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我们对于大学里自由的生活、活跃的思想还是带有一些憧憬的。毕竟自己比较喜欢思考问题，在军队时间久了，有机会总还是愿意去学校里读读书。
为什么会选择法学？在当时，“文革”的影响依然存在，社会对于政法工作还心有余悸，但一位中学的老师提醒过我，法律还算是文科里面的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学科，不像其他有些社会科学那样给人万金油的感觉。现在想想当时也算是歪打正着，再加上学法的人可以把对国家政治命运的关注和对研习法律技术层面的关注结合起来，法律的意义也越发凸显出来。
记：现在法学界都清楚您所在的西政1978级是神话般的一个年级，您周围的同学也是人才辈出，您能不能回忆起当时的一些场景？
龙：西政的1978级，确实不是单一的某一年级，它是因“文革”中断十余年后人才的一个集合，现在学术界很活跃的一些学者，如贺卫方、梁治平等，在当时还都是小字辈的学生。就课程设置而言，那时也没有法理学，就是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还有人会提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我们当时的一批同学中，虽然仍有人有“文革”时留下的“左”的思想痕迹，但多数人已经打破了思想桎梏，获得了一种较为理性的思维方式。当时很多同学思维的活跃性，已经远远超过老师了，而且求知欲特别强，很关注社会问题。
记：您读博期间写的毕业论文获得了国家级优秀博士论文的荣誉，这可能不仅是您的荣誉，也是西政这个学校的荣誉。您是怎样完成一篇优秀博士论文的？
龙：在读书的期间肯定要注重于学术，工作当然也需要做好，但我觉得好不容易有几年能全身心地投入看书，就要抓紧时间多抽出一些空闲来投入到学习之中。我当时虽然也兼着职务，但读书上还是下了工夫，这还是主要取决于自己。
记：我们也注意到，您有些文章，尤其是一些随笔涉猎比较广泛，对法文化也有相当的关注。
龙：我主张法学研究有较宽的视野，尤其是研究程序法与司法制度的学者，如果视野狭窄，虽然对某些技术问题仍能做出知识贡献，但总的看深度有限。
记：您的经历不同于很多人，作为军队中的法律实务者，您有很强的学术思维。对于这一点，您是怎么看的？
龙：当时我常向《人民检察》投稿，算是这个刊物的重要作者，还得了好几个年度文章和征文一等奖，后来也参加高检的修法研究及一些学术性的活动。因此，在专业研究方面，没有局限于军队的环境。我常常想的是军队中相对比较简单和模式化的精神环境，对我是不太适合的，我需要寻找一个更适合的精神空间，所以后来就离开了。
“在中国的大学体制下，要想当一名好的校长，是不可能有大学普京式的人物的……如果说我为西政还做了一点事情的话，就是试图去营造一种学术氛围，政法大学不是干训学校，我们需要提倡一种理性主义的精神，一种可以自由讨论的精神。”
记：看您的简历，您在军队还是很受重视的，您也可以到地方部门，去当一个官，选择到学校做老师可能会有点牺牲吧？
龙：我当时下地方，是复员为民下去的。我从士兵一步步上去，既有学历又有基层经验，当时是受重视有发展前景的干部。我打复原报告，一些领导感到很吃惊。当时确实也有多个选择，也犹豫过，但选择以后就没有什么后悔，也觉得挺合适。中国虽然是官本位，但适合自己的也许才是最好的。而且，不当官也有了许多轻松。前段时间看南方人物周刊的一个访谈，被访人说，他感到幸运的是，从事的专业、所受的教育以及个人的爱好三者结合了起来，所以感到生活和工作都有意义，感到快乐。我很有同感。
记：您来到西政的时候，至少西政已经不是当年您读书时的那个西政了，当时西政的地位已经有所滑坡，您在上任的时候有什么想法？
龙：当时（2002年）西南政法大学需要一名校长，我是经举荐、被考察后去了那里。其实，重庆教委和组织部门对我不太熟悉，可能是西政老师和干部的意见起了重要作用。不过，当时我还有些犹豫，犹豫的原因就是我内心并不是很喜欢做行政工作。但最后还是觉得自己可以有所突破，毕竟一个人不能总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办事，还是要为社会做一些事情。
我担任校长可能与一般校长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毕竟我不是做教育管理工作的，也不是从西政行政工作的基层走出来的，我属于一个“空降”的校长。而且不像由北京派到地方上的一些“空降”官员，我没有中央机关的背景。我对西政的很多内部事务还不熟悉。当时对西政如何开展工作，心中还没有底，也不会有谋略于胸的感觉，更不可能有什么“三把火”，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记：那后来您是怎样开展工作的呢？
龙：一般性的工作，只要有行政经历大体上都能应付过去。经过一些时日，工作熟悉一些，干起来也就更顺了。我虽然长期在实践部门工作，但个人秉性还是一个学者。学者当官，有长处也有弱点。我认为自己的长处，一是头脑比较清楚，处理问题大致不错；二是出于公心，在位不谋个人好处；三是人际关系注意协调，这样可以“借力”，有利于工作。但是学者也有弱点，就是有时不太会“来事”。比如，地方的院校，需要和地方搞好关系，我们不是不懂，就是不太愿意多下工夫，不愿过于勉强自己。
记：关于您主政西政的这段时间，外界对于您的关注也颇多，其中就有一种您本人不太认同的说法——西政普京，您为什么会对这个说法不认同？
龙：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大学的性质，大学不是行政机关，简单的命令在许多情况下是不行的；二是因为中国大学的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书记、校长都在一线，都要管理，很难有非常清晰的职责边界，可以说是一种“双校长制”，如果校长像普京般强势，那么难免与书记闹矛盾；三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我说过，我的秉性是学者，比较理性，因此也不会过于强势。应当说，这种说法主要反映了同学们对西政振兴的愿望，可能也反映了对我的某种好感。政法大学的学生思想特别活跃，当时西政的网上论坛，学生们对学校的意见很多，骂人的不少，不过对我都还是比较支持，说好话的多，批评的很少。可能有一个原因，我经常参加学术讲座并作评论，有时说话直抒胸臆，西政的讲座评论又是批评为主，使他们这些“小愤青”感到这个校长有点“老愤青”的味道，所以多少有点认同感。
记：很多媒体在评价您主政西政这几年时，往往会说到这几年是西政发展过程中学术开放、思想活跃的几年，您当时采取了哪些措施去营造这种氛围？
龙：我也是一名学者，我从来没有把西政校长这个位子当成一个官来做，没有刻意地去采取措施，我只是想把大学营造成一个大学应有的样子，当然，作为行政工作者，该做的事情要做，该处分学生的时候也要进行处分。但就学术和思想而言，我比较认同作为大学所应有的精神，大学也应当有属于自己的氛围。作为校长，我也没有刻意地营造这种氛围和精神，我最后一次对研究生的讲话，提到了大学的精神，大学需要有一个学术自由的精神。我在西政当校长这几年，如果说为西政还做了一点事情的话，就是试图去营造一种学术氛围，使这个学校像个大学。
西政是一所以法学为主的院校，不可避免有专业的局限，我当时希望西政的讲座要尽可能地把视野放宽，吸引全国不同领域的专家来这里做讲座。西政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学术的争鸣和讨论非常热烈。每次专家讲座的时候，参与的其他教师评议只能批评不能表扬，要有思想碰撞的火花，要有学术的张力。我们这批西政学者的共同努力，应当说对学术精神的培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我几十年来一直在做行政实务，但我的兴趣并不在这方面。作为一名学者，必须要有思想的火花，但有了思想，还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坐到冷板凳上进行系统整理。到了我这个年龄，很想再继续做些自己的研究。”
记：2006年，当您结束了一届任期之后，是什么原因没有继续留任，而是回到了川大？
龙：当初我在就任西政校长时，就只打算干一届。时间到了，我就提出辞职。我的这个举动，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也知道，继续在西政担任大学校长当然是个不错的工作，但我并不喜欢做太多的行政事务。我这样做不是第一次，当初就是从大校军官复原为民，然后去当一名普通教授。这次也差不多，不过，这次是事先就考虑好了的。
记：您走的时候，西政的师生有什么看法，是不是如很多网上的评论一样，他们对您都很留恋？
龙：确实有相当一部分老师和学生不希望我走，书记和学校其他领导应当说也不希望我走，因此我辞去校长职务后，根据学校决定还担任了两年校学位委员会主席、学术委员会主任和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主任，直到把人事关系办到川大后一段时间。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是觉得人各有志，不必勉强。我几十年来一直在做行政实务，但我的兴趣并不在这方面。作为一名学者要有思想，但有了思想，还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坐到冷板凳上进行系统整理。到了我这个年龄，很想再继续做些自己的研究，而行政事务会大量地占用我做研究的时间，所以我还是选择离开了。还有一个原因，我不愿长久从事一件我认为由于受条件所限不太可能有很大进展的事。此外，还有一个个人的原因，家在成都，落叶归根。当初我去西政当校长也是和川大有约定的，“下课”后回川大。我在川大也一直兼职做博导，因此，可以说不是从西政调到了川大，而是从西政回到了川大。不过我也曾不只一次说过，对于西政，我干一段就“下课”，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也常有愧疚感。
记：您回到川大以后，川大给您的职位是985工程的首席科学家，这个职位听起来很有意思，在川大这样一个综合性的985大学中，安排一个社会科学和法学的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您对这个职位怎么看？
龙：985工程主要是理工科的事，文科教授也套用这个说法。这个位置对我来说并不具备太多的实际意义，我比较习惯于自己的研究，我不太愿意拉一个摊子，搞一帮子人来，又免不了行政化，免不了各种填表和麻烦事。因此，对于我们这样的教授，什么位置、平台，其实都没有多大的意义。
记：您卸下西政校长的重担，回到川大担任教授后，工作是不是轻松了很多，您近期有什么打算？
龙：现在我的事情也不少，但比较自由。我的研究在司法制度、证据制度及刑诉法三个方向。这些年研究刑事证据制度有一些心得，出了一本《证据法的理念、制度与方法》，也有其他一些成果，仍在研究其他相关方面的一些问题。
记：回顾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过程，您认为自己主要的学术心得与贡献是什么?
龙：借用邓正来先生的一个表述方式，在专业研究领域，我的探索主要围绕一个主题，即“中国刑事司法的形构及其正当性”。由于中国司法构造与法治推进过程的独特性，以西方既有的理论范式来分析也许难得其解，由此，我提出了两个所谓的理论：一是在1990年代初，提出了中国刑事司法的“两重结构”理论，这个理论在后来做了一定的修正与发展。二是在1990年代末，提出司法改革与司法操作中的“相对合理主义”。然而，更多的，应当说是更有意义的研究，是针对中国司法制度与操作中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所做的分析。如在《法学研究》发表的关于中国诉讼实务中证明方式的文章——“印证与自由心证”。这篇文章提出的中国刑事诉讼中的“印证证明模式”，应当说已经被实务界普遍接受，因为已有不少文章认可并运用这一证据分析方式。这是我的实务心得以及多年思考和比较研究的一个结果。我不敢保证自己的观点都正确，但是一般能够做到见解新鲜并切中现实，较容易得到理论和实务界两方面的认可。
记：龙老师，您算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法学学者了，经过30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法学和您上课时期的法学已经截然不同了，学术界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作为曾经的大学校长，您如何评价这些问题？
龙：在我看来，学术界的人主要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做学问，另一类是吃学问，做学问的人不管条件有多艰难，也会继续努力；吃学问的人只是把学问当成了谋生的一种工具。同时，现有的社会评价机制又督促着很多学者不得不多发论文，中国当前学术界的大环境使得一些老师在评价机制面前压力特别大。我们现在的各个部门法年会或是其他重要会议，动辄几百人，但所提交的论文，多数没有什么价值。不过，对于青年学者，写出有分量的文章通常需要一个过程，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问题是会逐渐改善的，我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
记：龙老师，在中国的法学家中，您的视野是很开阔的，作为一名“跳跃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学者，您认为中国法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龙：我是从刑诉法领域出来的，我感到现在这个部门法领域的主要学者都在关注司法实际。我因出身和经历，历来关注实践，而其他一些长期在学校从事研究的学者近年的实证研究也做得很有成就。因此，一味批评法学界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我认为过于随意。
法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还是社会留给法学领域的研究空间不够，中国的法治有着这样或是那样的束缚。同时，中国法学界还有一批学者忽略了他们应有的责任，缺乏直面现实，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这方面或许应当有所改善。
编辑：董晓菊 [email protected]
曾任西南政法大学校长，1954年生于成都，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研究所所长。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特邀专家咨询员。
主要著作：
龙宗智教授自称是一位“跳跃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人物”。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法学论文及研究文章200余篇，著作（含合著）十余部，提出并论证了刑事诉讼的“两重结构”理论和“相对合理主义”。
龙宗智教授有几次华丽却又不被很多人理解的转身：为了读书，已经是一名军官的他选择了大学；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已经是大校军衔的他宁愿放弃在军队里的优厚条件，转业到地方做一名学者；为了潜心做学问，在校长位置上干得有声有色的他不顾西政许多老师和学生的挽留，坚决不再留任……与龙宗智打过交道的人都说龙教授是个理性的人，对他而言，他只喜欢思考与研究，并不在意头上的光环和优厚的待遇。
“我们作为“文革”后的一代多少还带有一些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学法律可以把我们对于国家政治这种大问题的关心和对法律这种职业化的要求紧密联系起来。”
记者（以下简称记）：龙老师您好，恢复高考前，您在部队里已经是一名军官了，为什么还会想起读大学，并选择法律专业？
龙宗智（以下简称龙）：就我们当时这一批人来说，选择读大学还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我们对于大学里自由的生活、活跃的思想还是带有一些憧憬的。毕竟自己比较喜欢思考问题，在军队时间久了，有机会总还是愿意去学校里读读书。
为什么会选择法学？在当时，“文革”的影响依然存在，社会对于政法工作还心有余悸，但一位中学的老师提醒过我，法律还算是文科里面的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学科，不像其他有些社会科学那样给人万金油的感觉。现在想想当时也算是歪打正着，再加上学法的人可以把对国家政治命运的关注和对研习法律技术层面的关注结合起来，法律的意义也越发凸显出来。
记：现在法学界都清楚您所在的西政1978级是神话般的一个年级，您周围的同学也是人才辈出，您能不能回忆起当时的一些场景？
龙：西政的1978级，确实不是单一的某一年级，它是因“文革”中断十余年后人才的一个集合，现在学术界很活跃的一些学者，如贺卫方、梁治平等，在当时还都是小字辈的学生。就课程设置而言，那时也没有法理学，就是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还有人会提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我们当时的一批同学中，虽然仍有人有“文革”时留下的“左”的思想痕迹，但多数人已经打破了思想桎梏，获得了一种较为理性的思维方式。当时很多同学思维的活跃性，已经远远超过老师了，而且求知欲特别强，很关注社会问题。
记：您读博期间写的毕业论文获得了国家级优秀博士论文的荣誉，这可能不仅是您的荣誉，也是西政这个学校的荣誉。您是怎样完成一篇优秀博士论文的？
龙：在读书的期间肯定要注重于学术，工作当然也需要做好，但我觉得好不容易有几年能全身心地投入看书，就要抓紧时间多抽出一些空闲来投入到学习之中。我当时虽然也兼着职务，但读书上还是下了工夫，这还是主要取决于自己。
记：我们也注意到，您有些文章，尤其是一些随笔涉猎比较广泛，对法文化也有相当的关注。
龙：我主张法学研究有较宽的视野，尤其是研究程序法与司法制度的学者，如果视野狭窄，虽然对某些技术问题仍能做出知识贡献，但总的看深度有限。
记：您的经历不同于很多人，作为军队中的法律实务者，您有很强的学术思维。对于这一点，您是怎么看的？
龙：当时我常向《人民检察》投稿，算是这个刊物的重要作者，还得了好几个年度文章和征文一等奖，后来也参加高检的修法研究及一些学术性的活动。因此，在专业研究方面，没有局限于军队的环境。我常常想的是军队中相对比较简单和模式化的精神环境，对我是不太适合的，我需要寻找一个更适合的精神空间，所以后来就离开了。
“在中国的大学体制下，要想当一名好的校长，是不可能有大学普京式的人物的……如果说我为西政还做了一点事情的话，就是试图去营造一种学术氛围，政法大学不是干训学校，我们需要提倡一种理性主义的精神，一种可以自由讨论的精神。”
记：看您的简历，您在军队还是很受重视的，您也可以到地方部门，去当一个官，选择到学校做老师可能会有点牺牲吧？
龙：我当时下地方，是复员为民下去的。我从士兵一步步上去，既有学历又有基层经验，当时是受重视有发展前景的干部。我打复原报告，一些领导感到很吃惊。当时确实也有多个选择，也犹豫过，但选择以后就没有什么后悔，也觉得挺合适。中国虽然是官本位，但适合自己的也许才是最好的。而且，不当官也有了许多轻松。前段时间看南方人物周刊的一个访谈，被访人说，他感到幸运的是，从事的专业、所受的教育以及个人的爱好三者结合了起来，所以感到生活和工作都有意义，感到快乐。我很有同感。
记：您来到西政的时候，至少西政已经不是当年您读书时的那个西政了，当时西政的地位已经有所滑坡，您在上任的时候有什么想法？
龙：当时（2002年）西南政法大学需要一名校长，我是经举荐、被考察后去了那里。其实，重庆教委和组织部门对我不太熟悉，可能是西政老师和干部的意见起了重要作用。不过，当时我还有些犹豫，犹豫的原因就是我内心并不是很喜欢做行政工作。但最后还是觉得自己可以有所突破，毕竟一个人不能总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办事，还是要为社会做一些事情。
我担任校长可能与一般校长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毕竟我不是做教育管理工作的，也不是从西政行政工作的基层走出来的，我属于一个“空降”的校长。而且不像由北京派到地方上的一些“空降”官员，我没有中央机关的背景。我对西政的很多内部事务还不熟悉。当时对西政如何开展工作，心中还没有底，也不会有谋略于胸的感觉，更不可能有什么“三把火”，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记：那后来您是怎样开展工作的呢？
龙：一般性的工作，只要有行政经历大体上都能应付过去。经过一些时日，工作熟悉一些，干起来也就更顺了。我虽然长期在实践部门工作，但个人秉性还是一个学者。学者当官，有长处也有弱点。我认为自己的长处，一是头脑比较清楚，处理问题大致不错；二是出于公心，在位不谋个人好处；三是人际关系注意协调，这样可以“借力”，有利于工作。但是学者也有弱点，就是有时不太会“来事”。比如，地方的院校，需要和地方搞好关系，我们不是不懂，就是不太愿意多下工夫，不愿过于勉强自己。
记：关于您主政西政的这段时间，外界对于您的关注也颇多，其中就有一种您本人不太认同的说法——西政普京，您为什么会对这个说法不认同？
龙：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大学的性质，大学不是行政机关，简单的命令在许多情况下是不行的；二是因为中国大学的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书记、校长都在一线，都要管理，很难有非常清晰的职责边界，可以说是一种“双校长制”，如果校长像普京般强势，那么难免与书记闹矛盾；三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我说过，我的秉性是学者，比较理性，因此也不会过于强势。应当说，这种说法主要反映了同学们对西政振兴的愿望，可能也反映了对我的某种好感。政法大学的学生思想特别活跃，当时西政的网上论坛，学生们对学校的意见很多，骂人的不少，不过对我都还是比较支持，说好话的多，批评的很少。可能有一个原因，我经常参加学术讲座并作评论，有时说话直抒胸臆，西政的讲座评论又是批评为主，使他们这些“小愤青”感到这个校长有点“老愤青”的味道，所以多少有点认同感。
记：很多媒体在评价您主政西政这几年时，往往会说到这几年是西政发展过程中学术开放、思想活跃的几年，您当时采取了哪些措施去营造这种氛围？
龙：我也是一名学者，我从来没有把西政校长这个位子当成一个官来做，没有刻意地去采取措施，我只是想把大学营造成一个大学应有的样子，当然，作为行政工作者，该做的事情要做，该处分学生的时候也要进行处分。但就学术和思想而言，我比较认同作为大学所应有的精神，大学也应当有属于自己的氛围。作为校长，我也没有刻意地营造这种氛围和精神，我最后一次对研究生的讲话，提到了大学的精神，大学需要有一个学术自由的精神。我在西政当校长这几年，如果说为西政还做了一点事情的话，就是试图去营造一种学术氛围，使这个学校像个大学。
西政是一所以法学为主的院校，不可避免有专业的局限，我当时希望西政的讲座要尽可能地把视野放宽，吸引全国不同领域的专家来这里做讲座。西政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学术的争鸣和讨论非常热烈。每次专家讲座的时候，参与的其他教师评议只能批评不能表扬，要有思想碰撞的火花，要有学术的张力。我们这批西政学者的共同努力，应当说对学术精神的培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我几十年来一直在做行政实务，但我的兴趣并不在这方面。作为一名学者，必须要有思想的火花，但有了思想，还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坐到冷板凳上进行系统整理。到了我这个年龄，很想再继续做些自己的研究。”
记：2006年，当您结束了一届任期之后，是什么原因没有继续留任，而是回到了川大？
龙：当初我在就任西政校长时，就只打算干一届。时间到了，我就提出辞职。我的这个举动，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也知道，继续在西政担任大学校长当然是个不错的工作，但我并不喜欢做太多的行政事务。我这样做不是第一次，当初就是从大校军官复原为民，然后去当一名普通教授。这次也差不多，不过，这次是事先就考虑好了的。
记：您走的时候，西政的师生有什么看法，是不是如很多网上的评论一样，他们对您都很留恋？
龙：确实有相当一部分老师和学生不希望我走，书记和学校其他领导应当说也不希望我走，因此我辞去校长职务后，根据学校决定还担任了两年校学位委员会主席、学术委员会主任和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主任，直到把人事关系办到川大后一段时间。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是觉得人各有志，不必勉强。我几十年来一直在做行政实务，但我的兴趣并不在这方面。作为一名学者要有思想，但有了思想，还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坐到冷板凳上进行系统整理。到了我这个年龄，很想再继续做些自己的研究，而行政事务会大量地占用我做研究的时间，所以我还是选择离开了。还有一个原因，我不愿长久从事一件我认为由于受条件所限不太可能有很大进展的事。此外，还有一个个人的原因，家在成都，落叶归根。当初我去西政当校长也是和川大有约定的，“下课”后回川大。我在川大也一直兼职做博导，因此，可以说不是从西政调到了川大，而是从西政回到了川大。不过我也曾不只一次说过，对于西政，我干一段就“下课”，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也常有愧疚感。
记：您回到川大以后，川大给您的职位是985工程的首席科学家，这个职位听起来很有意思，在川大这样一个综合性的985大学中，安排一个社会科学和法学的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您对这个职位怎么看？
龙：985工程主要是理工科的事，文科教授也套用这个说法。这个位置对我来说并不具备太多的实际意义，我比较习惯于自己的研究，我不太愿意拉一个摊子，搞一帮子人来，又免不了行政化，免不了各种填表和麻烦事。因此，对于我们这样的教授，什么位置、平台，其实都没有多大的意义。
记：您卸下西政校长的重担，回到川大担任教授后，工作是不是轻松了很多，您近期有什么打算？
龙：现在我的事情也不少，但比较自由。我的研究在司法制度、证据制度及刑诉法三个方向。这些年研究刑事证据制度有一些心得，出了一本《证据法的理念、制度与方法》，也有其他一些成果，仍在研究其他相关方面的一些问题。
记：回顾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过程，您认为自己主要的学术心得与贡献是什么?
龙：借用邓正来先生的一个表述方式，在专业研究领域，我的探索主要围绕一个主题，即“中国刑事司法的形构及其正当性”。由于中国司法构造与法治推进过程的独特性，以西方既有的理论范式来分析也许难得其解，由此，我提出了两个所谓的理论：一是在1990年代初，提出了中国刑事司法的“两重结构”理论，这个理论在后来做了一定的修正与发展。二是在1990年代末，提出司法改革与司法操作中的“相对合理主义”。然而，更多的，应当说是更有意义的研究，是针对中国司法制度与操作中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所做的分析。如在《法学研究》发表的关于中国诉讼实务中证明方式的文章——“印证与自由心证”。这篇文章提出的中国刑事诉讼中的“印证证明模式”，应当说已经被实务界普遍接受，因为已有不少文章认可并运用这一证据分析方式。这是我的实务心得以及多年思考和比较研究的一个结果。我不敢保证自己的观点都正确，但是一般能够做到见解新鲜并切中现实，较容易得到理论和实务界两方面的认可。
记：龙老师，您算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法学学者了，经过30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法学和您上课时期的法学已经截然不同了，学术界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作为曾经的大学校长，您如何评价这些问题？
龙：在我看来，学术界的人主要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做学问，另一类是吃学问，做学问的人不管条件有多艰难，也会继续努力；吃学问的人只是把学问当成了谋生的一种工具。同时，现有的社会评价机制又督促着很多学者不得不多发论文，中国当前学术界的大环境使得一些老师在评价机制面前压力特别大。我们现在的各个部门法年会或是其他重要会议，动辄几百人，但所提交的论文，多数没有什么价值。不过，对于青年学者，写出有分量的文章通常需要一个过程，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问题是会逐渐改善的，我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
记：龙老师，在中国的法学家中，您的视野是很开阔的，作为一名“跳跃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学者，您认为中国法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龙：我是从刑诉法领域出来的，我感到现在这个部门法领域的主要学者都在关注司法实际。我因出身和经历，历来关注实践，而其他一些长期在学校从事研究的学者近年的实证研究也做得很有成就。因此，一味批评法学界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我认为过于随意。
法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还是社会留给法学领域的研究空间不够，中国的法治有着这样或是那样的束缚。同时，中国法学界还有一批学者忽略了他们应有的责任，缺乏直面现实，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这方面或许应当有所改善。
编辑：董晓菊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