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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病患有每个病患的具体情况,该不该使用抗生素、合理用量是多少,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现在卫生部门设定一个使用率60%的大目标,算是對抗生素使用实行“宏观调控”。
抗生素滥用的问题长期存在,有关部门以前不正视,甚至不承认。现在承认抗生素滥用,并着手治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这种意义上说,对抗生素使用进行“宏观调控”,有其合理性,好处最终肯定会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但“宏观调控”远远不够,因为卫生部门理应保障每一个个体的合法权利。
但必须承认,卫生部门逐个维护病患的权利尚不具可操作性,目前只能通过制度建设,从“战略”层面着手。医生滥用抗生素,固然有“方法简单、效果明显”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这是医界公认的。要从根本上解决抗生素滥用的问题,必须改革“以药养医”的体制。“以药养医”的体制一变,医生自然就没有必要开“大处方”、滥用抗生素了。
现在“以药养医”的体制照旧,却想通过“史上最严”的行政措施,从而把抗生素使用率降下来,这就有点勉为其难。体制照旧,医生滥用抗生素的动力还在那里,虽然卫生部门不让用,但医生和医院自有办法对付。
现在问题突出,卫生部门突击一下,是可以理解的。“宏观调控”,比不调控要强。但“以药养医”不仅带来抗生素滥用,而且带来“过度医疗”、医学职业伦理沦丧等一系列问题。祛除“以药养医”的积弊,对医生滥用抗生素釜底抽薪,然后卫生部的专项治理才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抗生素滥用的问题长期存在,有关部门以前不正视,甚至不承认。现在承认抗生素滥用,并着手治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这种意义上说,对抗生素使用进行“宏观调控”,有其合理性,好处最终肯定会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但“宏观调控”远远不够,因为卫生部门理应保障每一个个体的合法权利。
但必须承认,卫生部门逐个维护病患的权利尚不具可操作性,目前只能通过制度建设,从“战略”层面着手。医生滥用抗生素,固然有“方法简单、效果明显”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这是医界公认的。要从根本上解决抗生素滥用的问题,必须改革“以药养医”的体制。“以药养医”的体制一变,医生自然就没有必要开“大处方”、滥用抗生素了。
现在“以药养医”的体制照旧,却想通过“史上最严”的行政措施,从而把抗生素使用率降下来,这就有点勉为其难。体制照旧,医生滥用抗生素的动力还在那里,虽然卫生部门不让用,但医生和医院自有办法对付。
现在问题突出,卫生部门突击一下,是可以理解的。“宏观调控”,比不调控要强。但“以药养医”不仅带来抗生素滥用,而且带来“过度医疗”、医学职业伦理沦丧等一系列问题。祛除“以药养医”的积弊,对医生滥用抗生素釜底抽薪,然后卫生部的专项治理才可收事半功倍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