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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与责任和保护无关，而变成了一件追逐财富和名利的游戏。他们把不可衡量的“世遗价值”变现成为了可以衡量的“旅游经济”、“政府GDP”，他们眼中的财富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和黄橙橙的金子，而不是什么狗屁人类遗产和虚无缥缈的不可估量的价值。
世界遗产本意味着荣誉与责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定义中，世界遗产被看作是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这个财富指代是哲学意义上无可替代，不可再生，因其稀缺而产生的不可衡量的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评选世遗项目的初衷就在于保护这些承载了人类历史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是，世遗项目的评选带来的后果远远超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的想象。尤其在中国，世遗的评选已经变成了上至官方，下至民间一场新的运动。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与责任和保护无关，而变成了一件追逐财富和名利的游戏。他们把不可衡量的“世遗价值”变现成为了可以衡量的“旅游经济”、“政府GDP”，他们眼中的财富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和黄橙橙的金子，而不是什么狗屁人类遗产和虚无缥缈的不可估量的价值。相对于世遗的初衷，一场场关于世遗造富的神话在中国蔓延开来，就像投入湖中小石子引起的波纹扩散一样，世遗造富的水纹最终把整个中国纳入其中，“申遗疯”吹遍大江南北。
神话的产生
申遗神话的产生有它的必然性，他其实跟跟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相切合。与其说是世遗造就神话，不如说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财富观念的变化，造就了申遗神话的产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定启动世界产项目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期。改革开放初期，受限于户籍制度、票证制度的严格性，旅游经济的概念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与其相应的财富观念在那时更是淡薄。要让人均工资只有百十来块钱的中国人拿出工资消费在旅游上，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1987年，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项目通过审核时，在中国并没有引发太大的轰动。长城、故宫、周口店、兵马俑这些对于中外游客早就耳熟能详的旅游景点并没有因为成为世遗项目而在客流量上产生明显的变化。这些景点的保护和开发依然按照中国传统的思路进行着，政府官员按部就班进行着日常工作，游客们除了公务的旅游团和国外的散客之外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人流。
然而，1997年的一批世遗项目改变了这种状况。1997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潮期，邓小平南巡讲话让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让中国的户籍制度和票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松动。96年前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软着陆让中国人的腰包在一瞬间鼓了起来。香港的回归让国人的自信也空前膨胀。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的财富观念因此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享受生活慢慢成为人们可以接受的观念。
这一时期，中国改革放20年的积累和发展也进入了初步的产业转型期。旅游经济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1997年的世遗项目平遥古城、丽江，武陵源等搭上了这一波的财富——旅游经济直通车，改革开放20年积累的财富在旅游这个点上集中引爆，神话产生了。
平遥古城1997年申遗成功，旅游门票收入从1997年的125万元开始以几何级的方式增长，到2008年已经达到750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更是从1250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6.7亿元。丽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997年申遗成功，三年后旅游综合收入就达到13.44亿元，世遗创造的财富神话一夜之间让所有人开窍!世遗就是聚宝盆。
进入20世纪的中国财富的积累和财富观念的变化更是直接体现在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上。假日经济的顺水推舟更是强化了拥有了财富的中国人享受生活的观念。只要有旅游资源的地方都看到了这其中蕴含的财富，于是把神话变为现实就成为了所有狂热追逐GDP的地方政府首要的任务。
神话的扭曲
因此，在大部分中国人以及政客看来，现在的申遗其实就意味着财富、金钱与政绩。“文化遗产”在他们眼中一定要变现为“文化资产”才具有现实意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Georg Simmel说，金钱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语法形式。在这样的语法形式下，中国社会出现的一幕幕关于申遗的怪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有报道称，公开数据显示，河南登封的“天地之中”，政府9年花费了8亿，安阳殷墟申遗投入2.3亿元，开平碉楼花了1.36亿元，五台山光景区整治搬迁等费用就花了8亿元。到了2010年，“中国丹霞”申遗价码一路升高，共花了十几个亿。其中，率先提出全国丹霞地貌联合申遗的牵头者，也是捆绑“中国丹霞”申遗成功的六大景区之一的“湖南崀山”所在地新宁县承担了4.5亿元人民币的申遗费用——对于年财政收入在2008年才刚刚突破2亿元的小县城而言，这样的投入绝对称得上是大手笔。这就意味着，这座小小的县城即使是不吃不喝也要两年半才能还清因为申遗留下的债务。这无疑是一场豪赌。“中国丹霞”也被网友们授予“史上最牛申遗”的名号。
“幸亏申遗威功，不然欠下的债恐怕这辈子都还不完”，这是当地官员颇为复杂的一句感慨。在他们看来，这场豪赌似乎值得，似乎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就是下一个丽江、平遥，财富正在向他们招手。而力主“申遗”的地方官员们也毫不隐讳“申遗”的动机，在新宁崀山“申遗”成功后的省市县三级表彰会上，相关领导都明确提到要“发挥崀山带动效应，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政客们只看到了政绩的光彩，显然他们对这光彩背后应当承担的责任并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致富的是利益链条的上端。而为这条利益链条买单的最终却是当地的老百姓。动辄数亿元的申遗费用和后期相关的维护成本最终会嫁到当地的百姓身上。这样的事例和教训在历史上不没有发生过。贵州省荔波县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但该县因申遗而欠下2亿多元的债务，未来10年还须投入巨资用于遗产地保护。
且不论未来是否能够真的投入相应的财力物力对景区进行保护，中国目前的世遗项目申请通过之后，第一件事情想的就已经不是保护，而是开发。申遗巨大的成本投入要以最快的速度回笼是大多申请下来世遗项目地方政府的共识。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之下，商业手段在世遗项目的运用就逐渐背离了世遗的初衷。
在武当山古建筑群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观——复真观里，竟然出现了一个由古建筑改建而成的三星级宾馆——“太子养生堂”。这个宾馆对于原本要保护的古建筑群来说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太子养生堂”的位置正是当年复真观中的客堂及北道房，也就是道人起居生活的地方，是联合国进行世界文化遗产考察时明确记录在案的古建筑，宾馆在装修改造过程中，全面改动了古建筑的内部结构，使文物遭到不可恢复的破坏。一家名为曲阜孔子旅游公司的企业接管三孔景区后，为了使整个景区看起来更为光鲜，竟然做出了水洗该景区的荒唐举动，使文物遭到严重破坏。承包乐山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的一家公司则出了个奇招，将在阿富汗被炸毁的巴米扬大佛在乐山大佛的边上予以复制，欲建造所谓的“东方佛都”。而世界遗产的一部分——麻浩崖墓则惨遭蹂躏。武陵源更是在获得世遗称号后，疯狂的在景区内开发各种旅游项目，致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其亮出了黄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可能不会想到，正是他们要保护世界遗产的举措成为了破坏这些世界遗产的导火索。正是他们让那些原本静静呆在那里的不可估量价值的人类遗产变成了可资炒作的财富聚宝盆。如果能提前想到这些，不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还会不会选择中国的项目进入世遗名录。
世界遗产本意味着荣誉与责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定义中，世界遗产被看作是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这个财富指代是哲学意义上无可替代，不可再生，因其稀缺而产生的不可衡量的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评选世遗项目的初衷就在于保护这些承载了人类历史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是，世遗项目的评选带来的后果远远超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的想象。尤其在中国，世遗的评选已经变成了上至官方，下至民间一场新的运动。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与责任和保护无关，而变成了一件追逐财富和名利的游戏。他们把不可衡量的“世遗价值”变现成为了可以衡量的“旅游经济”、“政府GDP”，他们眼中的财富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和黄橙橙的金子，而不是什么狗屁人类遗产和虚无缥缈的不可估量的价值。相对于世遗的初衷，一场场关于世遗造富的神话在中国蔓延开来，就像投入湖中小石子引起的波纹扩散一样，世遗造富的水纹最终把整个中国纳入其中，“申遗疯”吹遍大江南北。
神话的产生
申遗神话的产生有它的必然性，他其实跟跟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相切合。与其说是世遗造就神话，不如说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财富观念的变化，造就了申遗神话的产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定启动世界产项目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期。改革开放初期，受限于户籍制度、票证制度的严格性，旅游经济的概念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与其相应的财富观念在那时更是淡薄。要让人均工资只有百十来块钱的中国人拿出工资消费在旅游上，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1987年，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项目通过审核时，在中国并没有引发太大的轰动。长城、故宫、周口店、兵马俑这些对于中外游客早就耳熟能详的旅游景点并没有因为成为世遗项目而在客流量上产生明显的变化。这些景点的保护和开发依然按照中国传统的思路进行着，政府官员按部就班进行着日常工作，游客们除了公务的旅游团和国外的散客之外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人流。
然而，1997年的一批世遗项目改变了这种状况。1997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潮期，邓小平南巡讲话让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让中国的户籍制度和票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松动。96年前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软着陆让中国人的腰包在一瞬间鼓了起来。香港的回归让国人的自信也空前膨胀。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的财富观念因此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享受生活慢慢成为人们可以接受的观念。
这一时期，中国改革放20年的积累和发展也进入了初步的产业转型期。旅游经济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1997年的世遗项目平遥古城、丽江，武陵源等搭上了这一波的财富——旅游经济直通车，改革开放20年积累的财富在旅游这个点上集中引爆，神话产生了。
平遥古城1997年申遗成功，旅游门票收入从1997年的125万元开始以几何级的方式增长，到2008年已经达到750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更是从1250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6.7亿元。丽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997年申遗成功，三年后旅游综合收入就达到13.44亿元，世遗创造的财富神话一夜之间让所有人开窍!世遗就是聚宝盆。
进入20世纪的中国财富的积累和财富观念的变化更是直接体现在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上。假日经济的顺水推舟更是强化了拥有了财富的中国人享受生活的观念。只要有旅游资源的地方都看到了这其中蕴含的财富，于是把神话变为现实就成为了所有狂热追逐GDP的地方政府首要的任务。
神话的扭曲
因此，在大部分中国人以及政客看来，现在的申遗其实就意味着财富、金钱与政绩。“文化遗产”在他们眼中一定要变现为“文化资产”才具有现实意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Georg Simmel说，金钱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语法形式。在这样的语法形式下，中国社会出现的一幕幕关于申遗的怪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有报道称，公开数据显示，河南登封的“天地之中”，政府9年花费了8亿，安阳殷墟申遗投入2.3亿元，开平碉楼花了1.36亿元，五台山光景区整治搬迁等费用就花了8亿元。到了2010年，“中国丹霞”申遗价码一路升高，共花了十几个亿。其中，率先提出全国丹霞地貌联合申遗的牵头者，也是捆绑“中国丹霞”申遗成功的六大景区之一的“湖南崀山”所在地新宁县承担了4.5亿元人民币的申遗费用——对于年财政收入在2008年才刚刚突破2亿元的小县城而言，这样的投入绝对称得上是大手笔。这就意味着，这座小小的县城即使是不吃不喝也要两年半才能还清因为申遗留下的债务。这无疑是一场豪赌。“中国丹霞”也被网友们授予“史上最牛申遗”的名号。
“幸亏申遗威功，不然欠下的债恐怕这辈子都还不完”，这是当地官员颇为复杂的一句感慨。在他们看来，这场豪赌似乎值得，似乎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就是下一个丽江、平遥，财富正在向他们招手。而力主“申遗”的地方官员们也毫不隐讳“申遗”的动机，在新宁崀山“申遗”成功后的省市县三级表彰会上，相关领导都明确提到要“发挥崀山带动效应，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政客们只看到了政绩的光彩，显然他们对这光彩背后应当承担的责任并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致富的是利益链条的上端。而为这条利益链条买单的最终却是当地的老百姓。动辄数亿元的申遗费用和后期相关的维护成本最终会嫁到当地的百姓身上。这样的事例和教训在历史上不没有发生过。贵州省荔波县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但该县因申遗而欠下2亿多元的债务，未来10年还须投入巨资用于遗产地保护。
且不论未来是否能够真的投入相应的财力物力对景区进行保护，中国目前的世遗项目申请通过之后，第一件事情想的就已经不是保护，而是开发。申遗巨大的成本投入要以最快的速度回笼是大多申请下来世遗项目地方政府的共识。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之下，商业手段在世遗项目的运用就逐渐背离了世遗的初衷。
在武当山古建筑群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观——复真观里，竟然出现了一个由古建筑改建而成的三星级宾馆——“太子养生堂”。这个宾馆对于原本要保护的古建筑群来说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太子养生堂”的位置正是当年复真观中的客堂及北道房，也就是道人起居生活的地方，是联合国进行世界文化遗产考察时明确记录在案的古建筑，宾馆在装修改造过程中，全面改动了古建筑的内部结构，使文物遭到不可恢复的破坏。一家名为曲阜孔子旅游公司的企业接管三孔景区后，为了使整个景区看起来更为光鲜，竟然做出了水洗该景区的荒唐举动，使文物遭到严重破坏。承包乐山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的一家公司则出了个奇招，将在阿富汗被炸毁的巴米扬大佛在乐山大佛的边上予以复制，欲建造所谓的“东方佛都”。而世界遗产的一部分——麻浩崖墓则惨遭蹂躏。武陵源更是在获得世遗称号后，疯狂的在景区内开发各种旅游项目，致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其亮出了黄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可能不会想到，正是他们要保护世界遗产的举措成为了破坏这些世界遗产的导火索。正是他们让那些原本静静呆在那里的不可估量价值的人类遗产变成了可资炒作的财富聚宝盆。如果能提前想到这些，不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还会不会选择中国的项目进入世遗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