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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4年的秋天考入省委党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省委党校有别于普通大学，是以党支部为建制的。我是在64级“培1支”。
1965年秋，我们支部的学员，每两个人领了一套从部队退下来的棉军装，这是省委给到高寒地区搞“四清”的同志们专门调拨的。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在那里摆着，因此，不管是拿上衣还是拿裤子，每一件旧军装要付两块钱。
我们坐火车来到雁门关外的大同市，负责大同县周士庄公社的“四清”工作。周士庄是京包铁路上大同县境内的一个大村，是人民公社所在地。
我们这支队伍，最大的领导是两个十级干部，一个是山西省分管文教的副省长王中青，一个是山西省委党校的常务副校长赵培心。和我们同在一个工作团的有省晋剧院的演员冀萍、王爱爱、田桂兰等名人，还有省卫生系统的干部、朔县的农村干部、大同工校的师生。
经过卧虎湾二十一军营房一个月的集训之后，我跟着工作队队长刘觉生老师，以队部资料员的身份，开进了王千户庄。同在一个工作队的有省委党校学员、大同柴油机厂的石英怀同志，他任工作队指导员；省委党校自然辩证法班的王玉龙；大同工校的两个女生李改凤和薛改琴，还有朔县借调来的两名农村干部，朔县农机局干部胡昌，二十一军的谢九柱指导员和闻喜籍的支成森排长。
王千户庄，名不副实，只不过300多口人，耕地都挂在一面坡上，多数土地与农民是“一年两见面”。春天种上是“一见面”，秋天收割是“一见面”，打多打少听天由命。农民只要有高粱黏糕吃就满足了。花钱靠的是种黄花菜（即金针）或养殖。
要在这样的村子里揭露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很费劲的。一阵扎根串连之后，我们工作队不仅没有弄住“麻袋”（指粮食），而且也没有清出“票票”，急得刘队长坐卧不安。我们参加公社“三干会”的队员们通宵达旦地给“四不清”干部加压，会开了一天一夜，还是不见多少成果。几个在村里留守的队员，围住一个姓杨的上门女婿。杨氏开始还能沉住气，可是队员们一再加压，杨氏经不起“人歇马不歇”的连续作战，防线被突破了。起初说他偷粮食是用口袋扛，后来又改成平车拉，最后干脆交代是赶着牲口皮车运。工作队员以为打了一个大胜仗，核算了一下，足足够个“万字号”了，喜形于色地到“三干会”上汇报。队长一听，说：“坏了，赶快回去，此人要出事了。”年轻人们回去一问，昨天晚上杨氏交代完问题就根本没有回家，一口气跑到京包铁路线上，冲着飞驰的4次国际列车血洒钢轨了。
我在王千户庄工作队当了一段资料员，刘队长见我工作细致，让我也带了一班人查冯吉老会计的账。岂知，想从结结巴巴的冯会计那儿打开缺口谈何容易？一个一年纯收入不足两万元的小山庄能有多少油水供干部捞呢？我们几个查账的，只是从账物核对中找到了两副皮车轮带的问题，不足700块钱，还是三个人分赃的。
在王千户庄搞“四清”，生活十分艰苦，农村寒苦人家出身的我，也实在忍受不了。这里的红黏糕是带皮的，人们把高粱连皮在碾子上碾成面，不去皮，用水拌起，蒸出来，揉成面团，就点菜或在酱油里泡一泡便下肚。外地人吃了这种糕，大便不下来，动不动就便血，人半月二十天就变样了。我当时每月领着国家的36元工资，除了往家里捎十几元，吃派饭贴了伙食，仍然有些剩余，当时我没有别的花销，于是就买饼干吃。实际上，饼干并不便宜，王千户庄供销点的农商们眼巴巴地瞅着我们的这几个钱，一角钱卖给七块饼干。我们开完会，饿了，互相照应一声吃“掐疙瘩”去，彼此心领神会，直奔供销点，一角钱的饼干，走不下供销社的台阶就吃光了。
我在王千户庄搞专案，做过一件很不应该做的事，那就是给张保国复议阶级成分。张保国家土改时，定的成分是上中农，工作队为了政治成果，听从了一些人的反映，想把他家的成分划上去，按富农定。调查、取证结束之后，由我们三个人与张保国老汉接触，让他签字同意。我接到任务后，很是为难。是工作队别的同志给我出了个“好”主意。他吩咐：“你和他谈话，不可能一谈就成，起码得一个黑夜。要熬他，你们可以轮流休息，他不能。谈到成分，要出价高一些，想划他富农，就说要划成地主，最后是让他从地主、富农两个里边选一个，他选得再低，咱们也都够本了。”
我们做了充分准备后，传唤张保国到场。老汉虽是庄稼人，但很有头脑。我把工作队的意见，照前面吩咐的如此这般地说了出来，他始终不吭气，只是用那大烟锅，一袋一袋地抽。已经到了次日凌晨一时许，我又追问：“张保国，你看怎么办吧？”他似乎专看工作队的态度和耐力，祈求到：“现在的成分不行吗？”几个工作队员见他说话了，又是一轮苦口婆心地开导，他却重操旧业，把已经堆起来的烟蛋蛋垒得更大更高。
还是事先的预见起了作用，工作队“对敌斗争”的成熟又一次在我们和张保国的较量中得到了验证。黎明时，张保国主动表白：“我现在的成分不行，但我不当地主，我当富农吧。”我们再三叮嘱他真是想通了时，便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句话“同意把我家的成分划为富农”，让老汉笨拙的手一笔一划临摹，写到了一页生死攸关的卷宗纸上，并盖上了指印。
那一年，“四清”结束，我们回到太原不久，大同县派人到省委党校调查张保国的成分复议改划的情况，领导让我答复。我痛痛快快地给来人写下这样的几句话：王千户庄张保国的成分由上中农改划富农，完全是“左”倾思想的产物，所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很是卑劣，伤害了人，应该道歉，纠正过来刻不容缓。
1966年的春节，我在王千户庄留守，搞了不少调查，调查报告写得非常精细。不知是谁推荐，我于1966年春节之后就被调到大同县“四清”专案组，在怀仁县刑警队长郭河大哥手下搞保卫工作。由于调动便恋恋不舍地将调查报告交给了工作队，至今心里直后悔，如果那些材料在，肯定有许多令今天看来值得珍惜的资料呢！
“四清”保卫组人少事多，属专案组领导，专案组成员是几个高智商的人，有太原重机学院的一位同志，有广灵县的检察长，有灵丘县的副检察长。保卫组组长郭河和我住一个家，经常指导我们几个人掌握做好保卫工作的要领。 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大同县这一带有许多逃亡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们刚解放时就到了内蒙古，成为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赤贫，入了党，当了干部。“四清”清理出来后，大同县的基层去抓，保卫组的人便带上枪支、手铐跟着一起去了。有一次，我们三人就从内蒙古带回六个逃亡的“地、富”，把他们铐在火车的座位上。我们心里都很发怵，生怕他们逃跑或伤人，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况且胆子又小。一次，一个罪大恶极、有命案的在押犯要求上厕所，我们跟上他，他进了厕所，我们就站在车厢的厕所门口。他进去后反锁上门，把窗户上的钢筋棍弄掉，把玻璃打碎，从窗户上跳了下去。我从另一个窗口看到他，心里害怕极了，赶快报告车警，车警拉警报，火车停了下来，车警下去才把摔在路边的在押犯逮了回来。
保卫组的工作，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时就更忙了。“造反”造出来的东西，谁也不敢存放，都往保卫组送。送过来的有金银元宝，有各种各样的衣服，有带着珍稀图案的摆设，有打卦、算命的神龛，也有成套的古籍。
我不喜欢穿戴，家里从小就没有条件培养我讲究衣着。长大了以后，我总认为人有没有本事不在外表。我也不喜欢金钱，尽管当时已经是当上父亲，负担家口的人。在王千户庄工作队时，吃块饼干还没钱，工校学生、榆次籍的李改凤经常买来点心，让我和刘老师吃。当时，我也不抽烟。在保卫组收到的“造反”物件中，郭河大哥让我拿点玩具——非常高级的麻将牌，我摇头。让我心里痒痒的是那一套一套的古装书。但我一看到这些书，就迅速地把头扭过去，咬着牙关把书装进麻袋里搬入仓库，一本都没有拿。郭河大哥给我留了一套《红楼梦》，我也坚持不要。那时候，如果拿上几本书，即使是拿上几个元宝，也不会有人追究。因为运动初期，谁还敢承认家里藏着这些“封、资、修”的玩意儿呢？而每当有机会占点便宜时，父亲的话就响在耳边：“人家的东西，咱千万不要拿，因小失大的事做不得！”
结束大同“四清”返校回太原的时候，我把铺盖和衣服摆在床子上，一件一件让组里的领导和同志们看过，这才捆绑起来，走到汽车站，乘上那开往大同火车站的公交车。
如今，距离大同县搞“四清”已有快半个世纪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早已成为历史，但历史是很能教育人的。我们这一代步入古稀之年的参与者，当年，学习、领会了许多；今天，也回顾、总结了许多。
1965年秋，我们支部的学员，每两个人领了一套从部队退下来的棉军装，这是省委给到高寒地区搞“四清”的同志们专门调拨的。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在那里摆着，因此，不管是拿上衣还是拿裤子，每一件旧军装要付两块钱。
我们坐火车来到雁门关外的大同市，负责大同县周士庄公社的“四清”工作。周士庄是京包铁路上大同县境内的一个大村，是人民公社所在地。
我们这支队伍，最大的领导是两个十级干部，一个是山西省分管文教的副省长王中青，一个是山西省委党校的常务副校长赵培心。和我们同在一个工作团的有省晋剧院的演员冀萍、王爱爱、田桂兰等名人，还有省卫生系统的干部、朔县的农村干部、大同工校的师生。
经过卧虎湾二十一军营房一个月的集训之后，我跟着工作队队长刘觉生老师，以队部资料员的身份，开进了王千户庄。同在一个工作队的有省委党校学员、大同柴油机厂的石英怀同志，他任工作队指导员；省委党校自然辩证法班的王玉龙；大同工校的两个女生李改凤和薛改琴，还有朔县借调来的两名农村干部，朔县农机局干部胡昌，二十一军的谢九柱指导员和闻喜籍的支成森排长。
王千户庄，名不副实，只不过300多口人，耕地都挂在一面坡上，多数土地与农民是“一年两见面”。春天种上是“一见面”，秋天收割是“一见面”，打多打少听天由命。农民只要有高粱黏糕吃就满足了。花钱靠的是种黄花菜（即金针）或养殖。
要在这样的村子里揭露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很费劲的。一阵扎根串连之后，我们工作队不仅没有弄住“麻袋”（指粮食），而且也没有清出“票票”，急得刘队长坐卧不安。我们参加公社“三干会”的队员们通宵达旦地给“四不清”干部加压，会开了一天一夜，还是不见多少成果。几个在村里留守的队员，围住一个姓杨的上门女婿。杨氏开始还能沉住气，可是队员们一再加压，杨氏经不起“人歇马不歇”的连续作战，防线被突破了。起初说他偷粮食是用口袋扛，后来又改成平车拉，最后干脆交代是赶着牲口皮车运。工作队员以为打了一个大胜仗，核算了一下，足足够个“万字号”了，喜形于色地到“三干会”上汇报。队长一听，说：“坏了，赶快回去，此人要出事了。”年轻人们回去一问，昨天晚上杨氏交代完问题就根本没有回家，一口气跑到京包铁路线上，冲着飞驰的4次国际列车血洒钢轨了。
我在王千户庄工作队当了一段资料员，刘队长见我工作细致，让我也带了一班人查冯吉老会计的账。岂知，想从结结巴巴的冯会计那儿打开缺口谈何容易？一个一年纯收入不足两万元的小山庄能有多少油水供干部捞呢？我们几个查账的，只是从账物核对中找到了两副皮车轮带的问题，不足700块钱，还是三个人分赃的。
在王千户庄搞“四清”，生活十分艰苦，农村寒苦人家出身的我，也实在忍受不了。这里的红黏糕是带皮的，人们把高粱连皮在碾子上碾成面，不去皮，用水拌起，蒸出来，揉成面团，就点菜或在酱油里泡一泡便下肚。外地人吃了这种糕，大便不下来，动不动就便血，人半月二十天就变样了。我当时每月领着国家的36元工资，除了往家里捎十几元，吃派饭贴了伙食，仍然有些剩余，当时我没有别的花销，于是就买饼干吃。实际上，饼干并不便宜，王千户庄供销点的农商们眼巴巴地瞅着我们的这几个钱，一角钱卖给七块饼干。我们开完会，饿了，互相照应一声吃“掐疙瘩”去，彼此心领神会，直奔供销点，一角钱的饼干，走不下供销社的台阶就吃光了。
我在王千户庄搞专案，做过一件很不应该做的事，那就是给张保国复议阶级成分。张保国家土改时，定的成分是上中农，工作队为了政治成果，听从了一些人的反映，想把他家的成分划上去，按富农定。调查、取证结束之后，由我们三个人与张保国老汉接触，让他签字同意。我接到任务后，很是为难。是工作队别的同志给我出了个“好”主意。他吩咐：“你和他谈话，不可能一谈就成，起码得一个黑夜。要熬他，你们可以轮流休息，他不能。谈到成分，要出价高一些，想划他富农，就说要划成地主，最后是让他从地主、富农两个里边选一个，他选得再低，咱们也都够本了。”
我们做了充分准备后，传唤张保国到场。老汉虽是庄稼人，但很有头脑。我把工作队的意见，照前面吩咐的如此这般地说了出来，他始终不吭气，只是用那大烟锅，一袋一袋地抽。已经到了次日凌晨一时许，我又追问：“张保国，你看怎么办吧？”他似乎专看工作队的态度和耐力，祈求到：“现在的成分不行吗？”几个工作队员见他说话了，又是一轮苦口婆心地开导，他却重操旧业，把已经堆起来的烟蛋蛋垒得更大更高。
还是事先的预见起了作用，工作队“对敌斗争”的成熟又一次在我们和张保国的较量中得到了验证。黎明时，张保国主动表白：“我现在的成分不行，但我不当地主，我当富农吧。”我们再三叮嘱他真是想通了时，便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句话“同意把我家的成分划为富农”，让老汉笨拙的手一笔一划临摹，写到了一页生死攸关的卷宗纸上，并盖上了指印。
那一年，“四清”结束，我们回到太原不久，大同县派人到省委党校调查张保国的成分复议改划的情况，领导让我答复。我痛痛快快地给来人写下这样的几句话：王千户庄张保国的成分由上中农改划富农，完全是“左”倾思想的产物，所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很是卑劣，伤害了人，应该道歉，纠正过来刻不容缓。
1966年的春节，我在王千户庄留守，搞了不少调查，调查报告写得非常精细。不知是谁推荐，我于1966年春节之后就被调到大同县“四清”专案组，在怀仁县刑警队长郭河大哥手下搞保卫工作。由于调动便恋恋不舍地将调查报告交给了工作队，至今心里直后悔，如果那些材料在，肯定有许多令今天看来值得珍惜的资料呢！
“四清”保卫组人少事多，属专案组领导，专案组成员是几个高智商的人，有太原重机学院的一位同志，有广灵县的检察长，有灵丘县的副检察长。保卫组组长郭河和我住一个家，经常指导我们几个人掌握做好保卫工作的要领。 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大同县这一带有许多逃亡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们刚解放时就到了内蒙古，成为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赤贫，入了党，当了干部。“四清”清理出来后，大同县的基层去抓，保卫组的人便带上枪支、手铐跟着一起去了。有一次，我们三人就从内蒙古带回六个逃亡的“地、富”，把他们铐在火车的座位上。我们心里都很发怵，生怕他们逃跑或伤人，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况且胆子又小。一次，一个罪大恶极、有命案的在押犯要求上厕所，我们跟上他，他进了厕所，我们就站在车厢的厕所门口。他进去后反锁上门，把窗户上的钢筋棍弄掉，把玻璃打碎，从窗户上跳了下去。我从另一个窗口看到他，心里害怕极了，赶快报告车警，车警拉警报，火车停了下来，车警下去才把摔在路边的在押犯逮了回来。
保卫组的工作，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时就更忙了。“造反”造出来的东西，谁也不敢存放，都往保卫组送。送过来的有金银元宝，有各种各样的衣服，有带着珍稀图案的摆设，有打卦、算命的神龛，也有成套的古籍。
我不喜欢穿戴，家里从小就没有条件培养我讲究衣着。长大了以后，我总认为人有没有本事不在外表。我也不喜欢金钱，尽管当时已经是当上父亲，负担家口的人。在王千户庄工作队时，吃块饼干还没钱，工校学生、榆次籍的李改凤经常买来点心，让我和刘老师吃。当时，我也不抽烟。在保卫组收到的“造反”物件中，郭河大哥让我拿点玩具——非常高级的麻将牌，我摇头。让我心里痒痒的是那一套一套的古装书。但我一看到这些书，就迅速地把头扭过去，咬着牙关把书装进麻袋里搬入仓库，一本都没有拿。郭河大哥给我留了一套《红楼梦》，我也坚持不要。那时候，如果拿上几本书，即使是拿上几个元宝，也不会有人追究。因为运动初期，谁还敢承认家里藏着这些“封、资、修”的玩意儿呢？而每当有机会占点便宜时，父亲的话就响在耳边：“人家的东西，咱千万不要拿，因小失大的事做不得！”
结束大同“四清”返校回太原的时候，我把铺盖和衣服摆在床子上，一件一件让组里的领导和同志们看过，这才捆绑起来，走到汽车站，乘上那开往大同火车站的公交车。
如今，距离大同县搞“四清”已有快半个世纪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早已成为历史，但历史是很能教育人的。我们这一代步入古稀之年的参与者，当年，学习、领会了许多；今天，也回顾、总结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