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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间，偶得《民国教授往事》一书，甚为欣喜。反复阅读多篇，感慨不已。其中，对我触动最深的一点是：在那个风雨如晦、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竟然走出了诸如辜鸿铭、章太炎、梁启超、吴宓、陈寅恪、王国维、朱自清那样的个性鲜明、学贯中西的大师。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大师们做教师竟然做得那样精彩，那样有滋有味。他们的教学故事今天读起来仍让人倍感亲切，使人受益匪浅。如今，大师们早已驾鹤西去，但他们的教育思想和人格魅力却可以穿越时空，在今天仍然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请先看看辜鸿铭的教学故事。民国初期，辜氏不仅在国人心目中大名鼎鼎，在西方更是负有盛名，而且一度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据说，当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他的一位老朋友约翰斯特意叮嘱他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汪修荣《民国教授往事》第3页，摘自芥川龙之介《辜鸿铭先生》）可见，辜氏的名声之盛！辜鸿铭于1915年4月被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任主讲英国文学学科的教授。辜氏上课风格幽默风趣。“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汪修荣《民国教授往事》第13页，摘自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应当承认，辜氏这样的教学语言对于融洽师生关系，渲染课堂气氛和启迪学生的智慧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辜氏之所以能说出这样的话，一方面，是缘于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有强大的教学自信心；另一方面，缘于他对学问的热爱、对学生的热爱、对教学的热爱。可纵观我们今天的一些教师，我们不得不感到惭愧：一些教师知识面极其薄弱，又不爱读书，就靠着那一点点仅有的“知识本钱”在那死缠烂打，“磨出”一点点自私又可怜的教学成绩——分数，然后还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另外，课堂上，我们有些教师语言冷漠、乏味，缺乏情感和智慧，让学生倍感无聊和烦闷。我们缺少必要而充分的知识、缺少对学问的热情和对学生的爱心，也没有足够的教育智慧。这样做教师，师生双方都缺少足够的幸福感。教学就会变成一种双重的折磨，教学效果当然不尽如人意了！当然，我并非鼓吹每位教师都要像辜氏一样博学，只是希望我们一定要有做学问的热情、要有做教师的爱心和自信，这样才有做教师的“精气神”，这样才会在教学中游刃有余，成为一名睿智而又幸福的教师！
被誉为“教授之教授”的陈寅恪出生在官宦之家，其父为晚清诗歌大家。他自幼受父亲的熏陶感染，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后出国学习深造，在日本、德国、美国、瑞士、法国等国家中的顶尖大学留学数十年，其学问之精深在当时可谓是无人可望其项背。回国后，他在梁启超的推荐下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著名导师。他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四人一起被称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由于他名气很大，他授课时听讲的不仅有慕名而来的学生，还有许多著名的教授，他因此也被誉为“教授之教授”了。
“陈师讲学，注重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进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罗香林在《回忆陈寅恪师》如是说。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追忆：“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汪修荣《民国教授往事》第133页）
可见，注重对学生的启发、注重学生的研究意识的培养、引导学生有新的发现，淡化应试式的考试，这就是陈寅恪先生的教学理念。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可算作较新颖科学的理念。而且在教学中，他那尊重客观事实，严谨的治学风格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对学生来说，更是值得学习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可联系我们教师的现状真是让人忧虑：教学中过分看重分数，轻自主、合作、探究能力的培养；重知识的识记和积累，轻学法指导和人文关怀；重“接受式学习”，轻“发现式学习”；重学习结果，轻学习过程中的思考和探索等落后的做法依然盛行。教学的考试化、功利化倾向相当严重。固然，我们必须面对考试，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学生具有一定的考试能力，否则家长和社会不答应。可问题是：难道教育教学的目的就是仅仅让学生学会考试吗？即便如此，一味地抓应试，学生的考试能力就能提高很快吗？纯粹考试技巧的训练就能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吗？答案是否定的！还是周国平先生说得好：“智育重要的不是知识的灌输和传授，而在于激发学生对知识的好奇心和理性思考精神。”的确，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和探究意识的培养，注重对学生学法和思维过程的指导，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而教師就应当在教学中率先垂范：教师首先要具有探究意识、研究能力和科学的思维方法。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这样的学生不仅会考试，更会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总而言之，只有智慧的教师才能教出智慧的学生。陈寅恪先生的教学理念、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值得推崇！
最后，再说一下朱自清先生，这位以散文大家也曾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教授。他在写作方面一丝不苟，在文学尤其是散文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教学方面也沿袭了写作方面的严谨精神。七七事变后又在西南联大主讲文学批评。当时条件异常艰苦，但他一丝不苟的精神依然在教学中得以体现。据冯锤芸回忆：“佩弦先生常住单身教师宿舍，朱师母和孩子们远在成都。他多年来吃发了霉的陈仓谷米，胃病常犯，病了也得不到调养……抗战期间，条件很差。佩弦先生的课，需要引用的资料很多，这些全都由他自己写在黑板上。两堂课里，黑板总是擦了又擦，弄得他两手白粉，甚至累得两颊泛红。不论板书、讲课，从来是有板有眼，一丝不苟……他上课时，有时一开始忽然冒出一句：‘上次我讲的三点，还漏了一点，现在补上，第四点……’从这里可以想见佩弦先生每讲完一堂课，并未放松思考。他那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感染着班上的同学。”（汪修荣《民国教授往事》第217页）
这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教学如此认真负责的朱自清先生的故事。看到这，我不禁想到：现在的教师条件多好，物质生活有保障，不用再为吃穿住行发愁；现代化设备的教室和多媒体课件让课堂声光色电俱全。可是，朱自清先生的那种敬业精神似乎在一些教师身上体现得不明显。笔者了解到，一些教师上课前直接上网下载课件或教案甚至都不加改动就使用；出试卷时也是直接下载即可——真是沾尽了“现代化”的光。可是，他们的理念“现代化了”吗？他们的职业精神“现代化”了吗？教师的惰性行为的确在愈演愈烈，甚至成为了一些教师的“职业潜规则”和学校的潜在的“惰性文化”。试问，这样的教师怎样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能不误人子弟就谢天谢地了！面对朱自清先生，我们这些教师又有何感想呢？
举了三位民国教授的例子，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教育理念、教育精神和人格魅力，难道不值得我们现代教师学习吗？
（作者单位：江苏徐州市铜山区何桥中心中学）
请先看看辜鸿铭的教学故事。民国初期，辜氏不仅在国人心目中大名鼎鼎，在西方更是负有盛名，而且一度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据说，当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他的一位老朋友约翰斯特意叮嘱他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汪修荣《民国教授往事》第3页，摘自芥川龙之介《辜鸿铭先生》）可见，辜氏的名声之盛！辜鸿铭于1915年4月被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任主讲英国文学学科的教授。辜氏上课风格幽默风趣。“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汪修荣《民国教授往事》第13页，摘自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应当承认，辜氏这样的教学语言对于融洽师生关系，渲染课堂气氛和启迪学生的智慧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辜氏之所以能说出这样的话，一方面，是缘于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有强大的教学自信心；另一方面，缘于他对学问的热爱、对学生的热爱、对教学的热爱。可纵观我们今天的一些教师，我们不得不感到惭愧：一些教师知识面极其薄弱，又不爱读书，就靠着那一点点仅有的“知识本钱”在那死缠烂打，“磨出”一点点自私又可怜的教学成绩——分数，然后还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另外，课堂上，我们有些教师语言冷漠、乏味，缺乏情感和智慧，让学生倍感无聊和烦闷。我们缺少必要而充分的知识、缺少对学问的热情和对学生的爱心，也没有足够的教育智慧。这样做教师，师生双方都缺少足够的幸福感。教学就会变成一种双重的折磨，教学效果当然不尽如人意了！当然，我并非鼓吹每位教师都要像辜氏一样博学，只是希望我们一定要有做学问的热情、要有做教师的爱心和自信，这样才有做教师的“精气神”，这样才会在教学中游刃有余，成为一名睿智而又幸福的教师！
被誉为“教授之教授”的陈寅恪出生在官宦之家，其父为晚清诗歌大家。他自幼受父亲的熏陶感染，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后出国学习深造，在日本、德国、美国、瑞士、法国等国家中的顶尖大学留学数十年，其学问之精深在当时可谓是无人可望其项背。回国后，他在梁启超的推荐下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著名导师。他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四人一起被称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由于他名气很大，他授课时听讲的不仅有慕名而来的学生，还有许多著名的教授，他因此也被誉为“教授之教授”了。
“陈师讲学，注重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进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罗香林在《回忆陈寅恪师》如是说。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追忆：“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汪修荣《民国教授往事》第133页）
可见，注重对学生的启发、注重学生的研究意识的培养、引导学生有新的发现，淡化应试式的考试，这就是陈寅恪先生的教学理念。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可算作较新颖科学的理念。而且在教学中，他那尊重客观事实，严谨的治学风格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对学生来说，更是值得学习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可联系我们教师的现状真是让人忧虑：教学中过分看重分数，轻自主、合作、探究能力的培养；重知识的识记和积累，轻学法指导和人文关怀；重“接受式学习”，轻“发现式学习”；重学习结果，轻学习过程中的思考和探索等落后的做法依然盛行。教学的考试化、功利化倾向相当严重。固然，我们必须面对考试，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学生具有一定的考试能力，否则家长和社会不答应。可问题是：难道教育教学的目的就是仅仅让学生学会考试吗？即便如此，一味地抓应试，学生的考试能力就能提高很快吗？纯粹考试技巧的训练就能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吗？答案是否定的！还是周国平先生说得好：“智育重要的不是知识的灌输和传授，而在于激发学生对知识的好奇心和理性思考精神。”的确，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和探究意识的培养，注重对学生学法和思维过程的指导，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而教師就应当在教学中率先垂范：教师首先要具有探究意识、研究能力和科学的思维方法。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这样的学生不仅会考试，更会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总而言之，只有智慧的教师才能教出智慧的学生。陈寅恪先生的教学理念、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值得推崇！
最后，再说一下朱自清先生，这位以散文大家也曾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教授。他在写作方面一丝不苟，在文学尤其是散文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教学方面也沿袭了写作方面的严谨精神。七七事变后又在西南联大主讲文学批评。当时条件异常艰苦，但他一丝不苟的精神依然在教学中得以体现。据冯锤芸回忆：“佩弦先生常住单身教师宿舍，朱师母和孩子们远在成都。他多年来吃发了霉的陈仓谷米，胃病常犯，病了也得不到调养……抗战期间，条件很差。佩弦先生的课，需要引用的资料很多，这些全都由他自己写在黑板上。两堂课里，黑板总是擦了又擦，弄得他两手白粉，甚至累得两颊泛红。不论板书、讲课，从来是有板有眼，一丝不苟……他上课时，有时一开始忽然冒出一句：‘上次我讲的三点，还漏了一点，现在补上，第四点……’从这里可以想见佩弦先生每讲完一堂课，并未放松思考。他那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感染着班上的同学。”（汪修荣《民国教授往事》第217页）
这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教学如此认真负责的朱自清先生的故事。看到这，我不禁想到：现在的教师条件多好，物质生活有保障，不用再为吃穿住行发愁；现代化设备的教室和多媒体课件让课堂声光色电俱全。可是，朱自清先生的那种敬业精神似乎在一些教师身上体现得不明显。笔者了解到，一些教师上课前直接上网下载课件或教案甚至都不加改动就使用；出试卷时也是直接下载即可——真是沾尽了“现代化”的光。可是，他们的理念“现代化了”吗？他们的职业精神“现代化”了吗？教师的惰性行为的确在愈演愈烈，甚至成为了一些教师的“职业潜规则”和学校的潜在的“惰性文化”。试问，这样的教师怎样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能不误人子弟就谢天谢地了！面对朱自清先生，我们这些教师又有何感想呢？
举了三位民国教授的例子，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教育理念、教育精神和人格魅力，难道不值得我们现代教师学习吗？
（作者单位：江苏徐州市铜山区何桥中心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