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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司法审判中，“法网柔情”现象日渐突出。出现了一种对腐败官员和职务犯罪行为滥用缓刑的不正常现象和趋势。这一现象应该引起国家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和社会的警醒和高度重视。
法院缓、免接二连三
据《检察日报》报道，近年来，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越来越高，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66.4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至2005年的82.83％。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2003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33519名职务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缓刑，职务犯罪案件的年均缓刑率为51.5％，明显高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19.74％的年均缓刑率。另据《人民检察》杂志一篇文章的调查统计，山东省某市辖区检察院自2000年到2005年上半年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被法院作有罪判决的被告人共143人，而其中适用缓刑的有79人，免予刑事处罚的有23人，两者相加共计102人，占有罪判决人数的71%。上述数据清楚地表明，至少有超过一半的贪官免除了牢狱之苦。如此高比率的适用缓刑、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样的情形并非个别区域，已成为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贪污受贿犯罪，一般以5000元为立案起刑标准，5000元以下只有“情节较重的”才作处理；5000元至5万元的，一般判一年至七年有期徒刑；5万元以上的，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0万元以上的，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而实际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有人为已查处的腐败案件总结了“六多”：撤案的多，不按犯罪论处的多，取保候审的多，作党纪政纪处分又调动一下继续当官的多，判缓刑的多，保外就医的多。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查处的各类腐败分子，真正判了实体刑的不足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以上的腐败分子都保住了工作，保住了饭碗。
今年1月24日，新华社披露了已被判决并在监狱服刑的沈阳“10·18”大案中的两名重犯——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贾永祥和副院长梁福全在监所内的“幸福生活”。当年刚被判刑尚被羁押在看守所时其高消费令人咋舌：两人与前来会见的亲友大吃大喝了15天，日均消费千余元，看守所的餐厅几乎成了梁福全和贾永祥亲友给他们二人压惊的自家饭店、食堂。有“腐败战友之谊”的两人，不仅享受着“单独关押”的待遇，而且行动自由，电话想打就打，亲朋好友想啥时来看就啥时来看，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餐厅没有的就打电话让外面的商贩送。香烟、打火机、剃须刀等不准进入监室的物品一应俱全，贾永祥还能在监室中收集女人画片，欣赏裸体美女。
这样的情形在贪官中并非独例。巨贪李真身在囹圄，他以前的“左右”逢年过节就来拜望这位“老首长”，好烟好酒奉送，同时向他请教“执政”经验。更甚者，有的贪官还在监所攻读MBA，配备教授级院长亲自一对一上课。
这篇报道见诸报端，无不引起舆论哗然。然而现在因为有了《检察日报》这个最新报道，这些人的“幸福生活”又黯然失色了。无论他们怎样“作威作福”，但毕竟还在铁窗之内，而目前竟有那么多的贪官，居然有罪不入监，或缓或免，其生活又比贾永祥和梁福全们“幸福”多了。
“巨贪”鲜见“死刑”！
近年来，“巨贪”、“第一贪”成为媒体注解贪官的常用词。2000年，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受贿500多万元而被判死刑。此后，这个标准越来越宽松，腐败“业绩”屡屡刷新，最终大部分被判处无期或死缓。
2004年3月17日，原安徽省淮北矿业集团林业处原处长尹西才，因贪污人民币570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127万元以及财产来历不明人民币1901万元、美元66万元，被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尹西才贪污数额、查明家庭财产，均创下安徽省腐败案件个人涉案金额纪录，有“安徽第一贪”之称。
2005年12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韩桂芝死刑、缓期2年执行。经法院审理查明，韩桂芝受贿总计702万人民币，称其“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
2006年1月25日，原中共鸡西市市委书记丁乃今，被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持有枪支罪，数罪并罚，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法院审理查明，丁乃今接受贿赂款合计人民币620余万元。在侦查机关依法扣押的财产中，除非法所得及合法收入外，丁乃今对人民币195万元、美元84万元、港币8140元、欧元11300元，以及一些法国法郎、德国马克、芬兰马克、比利时法郎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称其“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
2006年2月10日，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副行长于大路，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该案涉案总额达到1200余万元。
2006年3月31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贪污、挪用公款案，进行了一审宣判。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被告人余振东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100万元。 余振东贪污、挪用公款的数额是多少呢？4.82亿美元！有细心人将其换算成人民币，是40多亿元！
2006年4月30日，铁路巨贪,武汉铁路分局原副局长刘志祥被宜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刘志祥曾先后任汉口火车站站长、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今年3月16日，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贪污罪等罪，刘在宜昌市中院接受了审理。法院审理后，判决刘志祥犯贪污罪，判处死缓，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万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0万元。同时判决对被告人刘志祥4000余万元的非法所得予以追缴。刘志祥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2006年7月6日，四川省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受贿1859万元和不明来源的1330万元共计涉案金额达3189万元，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2006年8月3日，被称为“湘西第一贪”的湖南省吉首市国土局原党组书记、副局长杨祥云，被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认定贪污巨款为1495万余元，一审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是自湘西自治州成立50年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职务犯罪案件。
2006年8月9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建国以来我省贪污之最”的原甘肃省电力公司(简称电力公司)原财务处处长、副总会计师顾慧娟进行了一审宣判。被告人顾慧娟因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法庭查明，顾慧娟利用其在国有公司主管财务工作的便利，受贿四笔共计38.6万余元；挪用公款三起共计1087万多元；贪污两起共计1250万元。法庭认为“情节特别严重”。2005年1月10日，甘肃省高级法院对贪污565万元、受贿120万元的“甘肃第一贪”——兰州连城铝厂连海综合开发公司原经理徐光明作出终审判决，以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判处其死刑。没想到，这个腐败“记录”仅保持了1年多便被刷新。
……
省部级以上干部中，除了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三个“倒霉蛋”“不慎”玩丢了脑袋外，无论是腐败数额比他们仨多的还是少的，都保住脑袋。倘若他们地下有知，肯定是要“喊冤”的，如果放到现在，岂不是也能保住了性命？可话又说回来，谁叫你们不幸在哪个时候案发了呢？只能怪自己“死”不逢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文盛堂在研究了中国近年来的反腐败案件后还发现：案发越晚、隐蔽期越长，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就越小。近两年来对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贪官都不判处死刑的实际做法就“默认”了这一点。
从法理上讲，死缓也是死刑的一种，但在执行方式上有所区别。从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的死缓犯在两年后都被减为无期徒刑，或者15年以上2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死缓犯因故意犯罪被执行死刑的情形十分罕见。因此，“死缓”与死刑比起来，可谓一生一死，天壤之别。
有专家总结，“巨贪”免死，客观上造成了当前中国处理经济犯罪问题上的刑罚尴尬：它一方面表现在规定可判死刑的数额线较低而实际判处线很高；另一方面表现在经济发达地区贪官比不发达地区贪官风险更小。即同一国度内的不同法律标准：同一犯罪事实下东轻西重，南轻北重。
“缓刑”应当“缓行”！
河北省郭光允举报省委书记程维高，被判劳改两年、开除党籍，如今还在治伤治病；吕净一检举市政法委书记，结果自己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刑满释放后在家被刺八刀，其妻当场死亡。四川省武胜县的龚远明，因举报腐败行为，今年4月被人收买的暴徒用钢管猛击，以致右脑血肿、脑腔存有积血；左耳被砍断、左脚脚筋被割断；送到医院，做过三次开颅手术，一度生命垂危。武汉普通市民汪汉林偶然得知了原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汉口火车站站长刘志祥内外勾结倒票的秘密，血气方刚的他开始了与邪恶势力长达5年的“肉搏”。为此，他两次赴京，5次搬家，负债数万，妻子也与他离了婚……
对职务犯罪滥用缓刑或者重罪轻罚，既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不符合当前反腐败斗争的政策导向，势必严重挫伤人民群众及检察机关干警与腐败作斗争的积极性，影响打击腐败的声威和力度。广大人民群众和检察干警为反腐肃贪，冒风险、顶压力，有时甚至豁出身家性命才揪住了贪官，贪官却照样法外获恩，逍遥监外，谁还积极检举、查处腐败？哀莫大于心死，一旦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失去了信心，对法律失去了信心，危及的将是江山社稷。
如果对该判刑的没有判刑、该收监的不收监、该重判的不重判，与其说是打击腐败，倒不如说是在纵容腐败。这些年，贪官之所以像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前一茬贪官的现身说法在给后一茬贪官壮胆。没有达到惩治和教育的刑事判决，不仅使法律丧失权威性和震慑力，达不到惩前毖后的预期效果。例如有一名官员因犯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据目击者称，出狱当晚，此人在家放鞭炮辦酒席大肆庆祝。这说明了什么呢？
对腐败分子的心慈手软，就是对腐败的纵容，就是对民心的打击。我们不排除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或特定案件中有限地运用“缓、免”政策的必要性，但是，“缓、免”的战术一旦变成了战略，无异于放纵腐败、姑息养奸。该如何整治目前愈发蔓延的“法网柔情”态势，我想，一方面，要加强对司法审批工作的规范，严格把握缓刑、免刑的适用条件，慎用缓刑、免刑。另一方面，要对法官实行严格的错案、枉法裁决追究制度，对于屡屡出现适用法律错误、适用缓刑明显不当或者量刑畸轻的法官，要剥夺其法官资格，终生不能从事审判工作。再一方面，加强对司法审判的监督。要广泛推行判后释疑制度，凡拟适用缓行的案件，要向社会公示，要提交各级人大常委会审查，接受人民群众和监督机构的质疑，防止滥用缓刑。检察机关也要加强诉讼监督，该抗诉的要坚决抗诉，否则，也应视同渎职行为。
为了挽救更多的人，“缓刑”应当“缓行”，“法网柔情”应当休矣！
法院缓、免接二连三
据《检察日报》报道，近年来，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越来越高，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66.4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至2005年的82.83％。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2003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33519名职务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缓刑，职务犯罪案件的年均缓刑率为51.5％，明显高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19.74％的年均缓刑率。另据《人民检察》杂志一篇文章的调查统计，山东省某市辖区检察院自2000年到2005年上半年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被法院作有罪判决的被告人共143人，而其中适用缓刑的有79人，免予刑事处罚的有23人，两者相加共计102人，占有罪判决人数的71%。上述数据清楚地表明，至少有超过一半的贪官免除了牢狱之苦。如此高比率的适用缓刑、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样的情形并非个别区域，已成为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贪污受贿犯罪，一般以5000元为立案起刑标准，5000元以下只有“情节较重的”才作处理；5000元至5万元的，一般判一年至七年有期徒刑；5万元以上的，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0万元以上的，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而实际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有人为已查处的腐败案件总结了“六多”：撤案的多，不按犯罪论处的多，取保候审的多，作党纪政纪处分又调动一下继续当官的多，判缓刑的多，保外就医的多。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查处的各类腐败分子，真正判了实体刑的不足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以上的腐败分子都保住了工作，保住了饭碗。
今年1月24日，新华社披露了已被判决并在监狱服刑的沈阳“10·18”大案中的两名重犯——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贾永祥和副院长梁福全在监所内的“幸福生活”。当年刚被判刑尚被羁押在看守所时其高消费令人咋舌：两人与前来会见的亲友大吃大喝了15天，日均消费千余元，看守所的餐厅几乎成了梁福全和贾永祥亲友给他们二人压惊的自家饭店、食堂。有“腐败战友之谊”的两人，不仅享受着“单独关押”的待遇，而且行动自由，电话想打就打，亲朋好友想啥时来看就啥时来看，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餐厅没有的就打电话让外面的商贩送。香烟、打火机、剃须刀等不准进入监室的物品一应俱全，贾永祥还能在监室中收集女人画片，欣赏裸体美女。
这样的情形在贪官中并非独例。巨贪李真身在囹圄，他以前的“左右”逢年过节就来拜望这位“老首长”，好烟好酒奉送，同时向他请教“执政”经验。更甚者，有的贪官还在监所攻读MBA，配备教授级院长亲自一对一上课。
这篇报道见诸报端，无不引起舆论哗然。然而现在因为有了《检察日报》这个最新报道，这些人的“幸福生活”又黯然失色了。无论他们怎样“作威作福”，但毕竟还在铁窗之内，而目前竟有那么多的贪官，居然有罪不入监，或缓或免，其生活又比贾永祥和梁福全们“幸福”多了。
“巨贪”鲜见“死刑”！
近年来，“巨贪”、“第一贪”成为媒体注解贪官的常用词。2000年，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受贿500多万元而被判死刑。此后，这个标准越来越宽松，腐败“业绩”屡屡刷新，最终大部分被判处无期或死缓。
2004年3月17日，原安徽省淮北矿业集团林业处原处长尹西才，因贪污人民币570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127万元以及财产来历不明人民币1901万元、美元66万元，被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尹西才贪污数额、查明家庭财产，均创下安徽省腐败案件个人涉案金额纪录，有“安徽第一贪”之称。
2005年12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韩桂芝死刑、缓期2年执行。经法院审理查明，韩桂芝受贿总计702万人民币，称其“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
2006年1月25日，原中共鸡西市市委书记丁乃今，被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持有枪支罪，数罪并罚，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法院审理查明，丁乃今接受贿赂款合计人民币620余万元。在侦查机关依法扣押的财产中，除非法所得及合法收入外，丁乃今对人民币195万元、美元84万元、港币8140元、欧元11300元，以及一些法国法郎、德国马克、芬兰马克、比利时法郎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称其“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
2006年2月10日，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副行长于大路，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该案涉案总额达到1200余万元。
2006年3月31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贪污、挪用公款案，进行了一审宣判。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被告人余振东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100万元。 余振东贪污、挪用公款的数额是多少呢？4.82亿美元！有细心人将其换算成人民币，是40多亿元！
2006年4月30日，铁路巨贪,武汉铁路分局原副局长刘志祥被宜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刘志祥曾先后任汉口火车站站长、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今年3月16日，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贪污罪等罪，刘在宜昌市中院接受了审理。法院审理后，判决刘志祥犯贪污罪，判处死缓，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万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0万元。同时判决对被告人刘志祥4000余万元的非法所得予以追缴。刘志祥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2006年7月6日，四川省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受贿1859万元和不明来源的1330万元共计涉案金额达3189万元，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2006年8月3日，被称为“湘西第一贪”的湖南省吉首市国土局原党组书记、副局长杨祥云，被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认定贪污巨款为1495万余元，一审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是自湘西自治州成立50年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职务犯罪案件。
2006年8月9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建国以来我省贪污之最”的原甘肃省电力公司(简称电力公司)原财务处处长、副总会计师顾慧娟进行了一审宣判。被告人顾慧娟因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法庭查明，顾慧娟利用其在国有公司主管财务工作的便利，受贿四笔共计38.6万余元；挪用公款三起共计1087万多元；贪污两起共计1250万元。法庭认为“情节特别严重”。2005年1月10日，甘肃省高级法院对贪污565万元、受贿120万元的“甘肃第一贪”——兰州连城铝厂连海综合开发公司原经理徐光明作出终审判决，以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判处其死刑。没想到，这个腐败“记录”仅保持了1年多便被刷新。
……
省部级以上干部中，除了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三个“倒霉蛋”“不慎”玩丢了脑袋外，无论是腐败数额比他们仨多的还是少的，都保住脑袋。倘若他们地下有知，肯定是要“喊冤”的，如果放到现在，岂不是也能保住了性命？可话又说回来，谁叫你们不幸在哪个时候案发了呢？只能怪自己“死”不逢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文盛堂在研究了中国近年来的反腐败案件后还发现：案发越晚、隐蔽期越长，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就越小。近两年来对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贪官都不判处死刑的实际做法就“默认”了这一点。
从法理上讲，死缓也是死刑的一种，但在执行方式上有所区别。从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的死缓犯在两年后都被减为无期徒刑，或者15年以上2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死缓犯因故意犯罪被执行死刑的情形十分罕见。因此，“死缓”与死刑比起来，可谓一生一死，天壤之别。
有专家总结，“巨贪”免死，客观上造成了当前中国处理经济犯罪问题上的刑罚尴尬：它一方面表现在规定可判死刑的数额线较低而实际判处线很高；另一方面表现在经济发达地区贪官比不发达地区贪官风险更小。即同一国度内的不同法律标准：同一犯罪事实下东轻西重，南轻北重。
“缓刑”应当“缓行”！
河北省郭光允举报省委书记程维高，被判劳改两年、开除党籍，如今还在治伤治病；吕净一检举市政法委书记，结果自己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刑满释放后在家被刺八刀，其妻当场死亡。四川省武胜县的龚远明，因举报腐败行为，今年4月被人收买的暴徒用钢管猛击，以致右脑血肿、脑腔存有积血；左耳被砍断、左脚脚筋被割断；送到医院，做过三次开颅手术，一度生命垂危。武汉普通市民汪汉林偶然得知了原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汉口火车站站长刘志祥内外勾结倒票的秘密，血气方刚的他开始了与邪恶势力长达5年的“肉搏”。为此，他两次赴京，5次搬家，负债数万，妻子也与他离了婚……
对职务犯罪滥用缓刑或者重罪轻罚，既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不符合当前反腐败斗争的政策导向，势必严重挫伤人民群众及检察机关干警与腐败作斗争的积极性，影响打击腐败的声威和力度。广大人民群众和检察干警为反腐肃贪，冒风险、顶压力，有时甚至豁出身家性命才揪住了贪官，贪官却照样法外获恩，逍遥监外，谁还积极检举、查处腐败？哀莫大于心死，一旦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失去了信心，对法律失去了信心，危及的将是江山社稷。
如果对该判刑的没有判刑、该收监的不收监、该重判的不重判，与其说是打击腐败，倒不如说是在纵容腐败。这些年，贪官之所以像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前一茬贪官的现身说法在给后一茬贪官壮胆。没有达到惩治和教育的刑事判决，不仅使法律丧失权威性和震慑力，达不到惩前毖后的预期效果。例如有一名官员因犯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据目击者称，出狱当晚，此人在家放鞭炮辦酒席大肆庆祝。这说明了什么呢？
对腐败分子的心慈手软，就是对腐败的纵容，就是对民心的打击。我们不排除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或特定案件中有限地运用“缓、免”政策的必要性，但是，“缓、免”的战术一旦变成了战略，无异于放纵腐败、姑息养奸。该如何整治目前愈发蔓延的“法网柔情”态势，我想，一方面，要加强对司法审批工作的规范，严格把握缓刑、免刑的适用条件，慎用缓刑、免刑。另一方面，要对法官实行严格的错案、枉法裁决追究制度，对于屡屡出现适用法律错误、适用缓刑明显不当或者量刑畸轻的法官，要剥夺其法官资格，终生不能从事审判工作。再一方面，加强对司法审判的监督。要广泛推行判后释疑制度，凡拟适用缓行的案件，要向社会公示，要提交各级人大常委会审查，接受人民群众和监督机构的质疑，防止滥用缓刑。检察机关也要加强诉讼监督，该抗诉的要坚决抗诉，否则，也应视同渎职行为。
为了挽救更多的人，“缓刑”应当“缓行”，“法网柔情”应当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