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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根筋”的无奈，到熟练掌握采访技巧；
从在外围打探消息，到身临非典隔离病房；
从一线记者，到社会新闻部主任。
北京日报记者李学梅用十几年的采访经验，
用工作起来“又狠又快”的热情，带领着她的团队——由10多个年轻记者组成的“北京日报社会新闻部”，
在科教、政法、民生、城市应急管理等几十条战线上拼采访、抢新闻，开设了众多精彩专栏，撰写了大量生动感人的报道。这支以年轻记者组成的团队，也成为了报社一支活力四射的队伍。
初出茅庐默默积累成长
大学毕业后，李学梅来到《北京日报》工作，她的任务是采访教科系统的新闻。“教科口的新闻不乏去采访研究火箭发射的高科技人才，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去采访一位研究大熊猫繁殖的专家。”
上世纪90年代熊猫“盼盼”非常出名。熊猫“盼盼”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曾飞越太平洋远赴美国，让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激动了好一阵。1990年北京亚运会把熊猫作为吉祥物，手持金牌奔跑，憨态可掬的“盼盼”伴随着北京亚运会的成功，加深了人们记忆中存留。如今40岁左右的人，很多人还能记起熊猫“盼盼”那可亲可爱的样子。
“领导也觉得这是个能出彩的题材，还建议我用第一人称去写。”图书馆查到的资料有限，李学梅便准备在采访时多下功夫。李学梅本想通过专家工作中的故事来丰富人物的形象，给读者呈现出一位可亲可敬的专家，“我问他工作中有没有好玩的故事？” 然而，现实在这里开了一个小玩笑，没有按照李学梅设计的情节展开。“没什么特别的，天天都这样。”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不是我们想要的。很多采访者听到这样的回答，第一个反应就是强烈的挫折感。李学梅想到了会有挫折，只是没有想到会来得这样快、这样直接。她认为已经事先做足了功课，于是把准备好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拿了出来。当然，这里不能排除专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态度所表现出来的惜字如金，接连不断抛向专家的话题，用李学梅的话说，“才能换回几个字，要么就只回答‘是’或者‘不是’。”李学梅彻底悲催了，如果那时有这种说法的话。悲催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信念，李学梅不甘心，之后又“一根筋”地去采访了一次，情况还是不好。好在是领导好，不再坚持第一人称写法，接受了用第三人称完成的稿件。此事过去了若干时间后，李学梅说：“专家在业务上非常出色，大熊猫生双胎对于专家是常识，但是我也没养过大熊猫啊，没有针对性地问了半天，只问到一些专业术语。后来面对“治学严谨、惜字如金”的采访对象，我尽可能提前多地掌握信息，从采访对象熟悉的东西入手。如果不行就不强求，采访他周边的同事和家人也可以丰满人物。”
还有一次，被采访者口音非常重。对方一开口，李学梅就像在听外语：“怕完不成任务，几乎每句话我都要求对方再说一遍，结果他越着急口音越重，我越着急越听不懂。最后连写在纸上的办法都用了，两分钟能完成的采访用了半个小时。”“慢慢采访的人多了，再听到外地口音我可以先聊聊他的家乡。”
2001年春节，李学梅跟报社的一位老师到积水潭医院采访自焚的烧伤病人。跟主治大夫细细问过烧伤程度、救治过程、用药、未来康复等情况后，李学梅便准备走了。那位老师说：“你怎么能不去看看病人就结束采访呢？”带着她去了病床前。李学梅瞬间呆住了，这一幕远远超越医生的专业介绍所带给她的感受：花季少女浑身插满了管子，脸上的皮全掀着，露着大块大块鲜红的肉，嘴里含混地喊着疼。大夫正在用钉书钉把翻起的皮肤努力地钉在少女的脸上。李学梅吓得掉头就跑，跌撞中还踢翻了病房里的痰盂。这次采访让李学梅知道：“只要有可能，一定要见到新闻当事人，现场给记者的冲击力远远要比转述要强烈得多。”有了更为充沛的感情和鲜明的立场，写出的报道才会更加立体。
十七年厚积薄发担当起大事件
2003年春天，非典突袭北京。接触非典感染者，轻者意味着要被隔离数月重者甚至丢掉性命，李学梅还是坚持要进重症病房看看病人和医生，为了采访报道真实可信。此时的她，不再是那个见着烧伤病人扭脸就跑的记者了。
李学梅很清楚“里面非常危险，全是气管切开的病人”，之前，护士长再三告诫以期阻止其进入重症监护室。按照要求，李学梅戴上两个20层厚的纱布口罩，穿上连体防护服，再戴上橡胶手套，除此之外还要戴上两层罩得住耳朵的帽子，最后又套上三层鞋套，眼镜外还扣了个宽大的护目镜。全副武装后的李学梅被包得像个粽子，只能张着嘴大口呼吸，护目镜很快就变得雾气笼罩。她站在距离危重病人只有不到一米地地方，看护士们细心地为病人拍背、翻身、刮胡子、剪指甲、清洗口腔……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汗水慢慢打湿了李学梅临时用来记录的病历本，上面的字迹不知何时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李雪梅说：“当我回到报社，将采访到的故事写成文章时，我几乎没有用到那个‘采访本’——因为，一切都是那样鲜活，就在我的脑海中。”在通讯《零距离感受非常战士》中，她写道：“这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护理，对于全副武装的SARS病区的护士来说，却要付出几倍的努力；而对于处在孤独和恐惧中的SARS病人来说，却从中收获着几倍的希望。”这种希望也通过文字，传递给了城市中那些焦虑恐慌的人们。
时常有人说，女记者对新闻是敏感而细腻的。这句话究竟有多高的正确率，还真不好说，不过用在李学梅身上，你大可划上一个对勾。采访时，她偶然听护士说起感染科主任吴昊：“已经一个多月没回家了，孩子马上要考大学，挺不容易的。”她找到了吴昊的女儿，得知孩子给爸爸写过一封信，于是一鼓作气，连夜写了那篇后来感动了无数读者，也激励了无数白衣天使的报道《爸爸，我等您回来兑现承诺》。
一个插曲是非典期间，为了保障采访，报社特地给她包租了一辆带着顶灯的夏利出租车！有次采访李学梅眼看着要到目的地了，一位交警伸手拦下让她靠边停车：“你是干嘛的？”李学梅赶紧解释：“《北京日报》记者，采访非典的。”交警疑惑地看了看她，又看了看车，把驾照和记者证都看过后脸色才缓和不少，摆了摆手，算是放行了。但他随后说了一句让李学梅能记住一辈子的话：“知道吗，你可没资格开出租车。要搁平时，我见你一回罚你一回。” 八年来升职后为年轻人搭建成长平台
2007年开始，业绩突出的李学梅通过竞聘，成为了北京日报科教部主任、社会新闻部主任。升职后的李学梅知道，自己跑得再快，也只是一个优秀记者；让年轻记者跟上自己的速度，才是一名好“队长”。
2011年9月，同仁医院一名医生被患者砍伤，事件持续发酵。针对这个事件，北京日报的选择是不能失声。留给年轻记者方芳的时间很短，压力之下，李学梅选择和她共同承担。采访前，两人一起讨论至深夜。采访中，李学梅不再是主任，而是一名老记者。第二天5点多，李学梅就在过街天桥上暗访倒号的黄牛了。她与方芳分工合作，挂号处、门诊、病房、急诊、保卫处、手术室，一分钟工作人员要处理多少单据、一顿饭食堂要消耗多少斤粮食……一个又一个细节，被记录在采访本上。成稿后近4000字的《同仁一日》，十余个小时的时间跨度，数十位人物，这样饱和式的采访让方芳觉得又累又兴奋，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能力的提高。
方芳的努力和进步让李学梅觉得应该给年轻记者更大的平台。 2013年，《方芳看急诊》出现在北京日报一版，为期3个月的挂职蹲点让方芳“找回了入职时的激情和记者的本色”。成功的经验是可以复制的，随后，“刘冕跑地铁”“东亮盯治污”“小童走社区”……年轻记者在北京日报上开出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专栏。
对于新入职的记者，李学梅更是手把手地教，带着记者通读文件、拆分材料、反复讨论，晚上再带着一起上夜班盯版……李学梅说年轻人遇到的困惑和困难她当年都遇到过，也因此特别能理解：“刚工作时，北京日报200个人做4个版面，稿子不能上是非常正常的。再比如采访对象拒绝采访、本来想发独家新闻却被别的记者抢了先。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记者常常会感觉家庭和事业难以两全。”李学梅会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一一传授。
除此之外，李学梅还试着发现每一名同事的特长：“部门有个记者一让他采写突发新闻就一脸得不高兴，仔细观察后发现他不是不热爱新闻，而是对人物写作特别感兴趣，不管多小的稿子他都认真修改甚至重写。于是我就重点培养他写人物。他自己也非常努力，现在已经是团队中人物写作的翘楚，工作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李雪梅说：“有的记者不擅长在生活中抓新闻，但跑口很有一套，我就把最难跑的口给她，结果真的很快就能和被采访部门打成一片。”
做记者常遇到突发事件，有时夜里就要赶赴新闻现场。为此李学梅创新出好多工作方法，比如建立“值周小组”：根据特长、家庭住址等情况把团队分成四个小组，每组保证至少一辆车，一个男生。“大家自己推选组长，按月轮流值班，组长带着组员也因此得到了锻炼。” 李学梅说：“原来报纸讲究记者的个人能力，现在更看重团队的合作，而且对记者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在纸媒业态发生急剧变革的今天，年轻记者们用起新媒体来得心应手，李学梅也时常跟他们探讨未来的发展：“如今报纸不再求快，而要在报道的深度上做突破。各个新闻媒体在同题比拼，但不管渠道将来发生什么变化，核心还是做好内容。”
责任编辑：陈思
从在外围打探消息，到身临非典隔离病房；
从一线记者，到社会新闻部主任。
北京日报记者李学梅用十几年的采访经验，
用工作起来“又狠又快”的热情，带领着她的团队——由10多个年轻记者组成的“北京日报社会新闻部”，
在科教、政法、民生、城市应急管理等几十条战线上拼采访、抢新闻，开设了众多精彩专栏，撰写了大量生动感人的报道。这支以年轻记者组成的团队，也成为了报社一支活力四射的队伍。
初出茅庐默默积累成长
大学毕业后，李学梅来到《北京日报》工作，她的任务是采访教科系统的新闻。“教科口的新闻不乏去采访研究火箭发射的高科技人才，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去采访一位研究大熊猫繁殖的专家。”
上世纪90年代熊猫“盼盼”非常出名。熊猫“盼盼”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曾飞越太平洋远赴美国，让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激动了好一阵。1990年北京亚运会把熊猫作为吉祥物，手持金牌奔跑，憨态可掬的“盼盼”伴随着北京亚运会的成功，加深了人们记忆中存留。如今40岁左右的人，很多人还能记起熊猫“盼盼”那可亲可爱的样子。
“领导也觉得这是个能出彩的题材，还建议我用第一人称去写。”图书馆查到的资料有限，李学梅便准备在采访时多下功夫。李学梅本想通过专家工作中的故事来丰富人物的形象，给读者呈现出一位可亲可敬的专家，“我问他工作中有没有好玩的故事？” 然而，现实在这里开了一个小玩笑，没有按照李学梅设计的情节展开。“没什么特别的，天天都这样。”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不是我们想要的。很多采访者听到这样的回答，第一个反应就是强烈的挫折感。李学梅想到了会有挫折，只是没有想到会来得这样快、这样直接。她认为已经事先做足了功课，于是把准备好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拿了出来。当然，这里不能排除专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态度所表现出来的惜字如金，接连不断抛向专家的话题，用李学梅的话说，“才能换回几个字，要么就只回答‘是’或者‘不是’。”李学梅彻底悲催了，如果那时有这种说法的话。悲催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信念，李学梅不甘心，之后又“一根筋”地去采访了一次，情况还是不好。好在是领导好，不再坚持第一人称写法，接受了用第三人称完成的稿件。此事过去了若干时间后，李学梅说：“专家在业务上非常出色，大熊猫生双胎对于专家是常识，但是我也没养过大熊猫啊，没有针对性地问了半天，只问到一些专业术语。后来面对“治学严谨、惜字如金”的采访对象，我尽可能提前多地掌握信息，从采访对象熟悉的东西入手。如果不行就不强求，采访他周边的同事和家人也可以丰满人物。”
还有一次，被采访者口音非常重。对方一开口，李学梅就像在听外语：“怕完不成任务，几乎每句话我都要求对方再说一遍，结果他越着急口音越重，我越着急越听不懂。最后连写在纸上的办法都用了，两分钟能完成的采访用了半个小时。”“慢慢采访的人多了，再听到外地口音我可以先聊聊他的家乡。”
2001年春节，李学梅跟报社的一位老师到积水潭医院采访自焚的烧伤病人。跟主治大夫细细问过烧伤程度、救治过程、用药、未来康复等情况后，李学梅便准备走了。那位老师说：“你怎么能不去看看病人就结束采访呢？”带着她去了病床前。李学梅瞬间呆住了，这一幕远远超越医生的专业介绍所带给她的感受：花季少女浑身插满了管子，脸上的皮全掀着，露着大块大块鲜红的肉，嘴里含混地喊着疼。大夫正在用钉书钉把翻起的皮肤努力地钉在少女的脸上。李学梅吓得掉头就跑，跌撞中还踢翻了病房里的痰盂。这次采访让李学梅知道：“只要有可能，一定要见到新闻当事人，现场给记者的冲击力远远要比转述要强烈得多。”有了更为充沛的感情和鲜明的立场，写出的报道才会更加立体。
十七年厚积薄发担当起大事件
2003年春天，非典突袭北京。接触非典感染者，轻者意味着要被隔离数月重者甚至丢掉性命，李学梅还是坚持要进重症病房看看病人和医生，为了采访报道真实可信。此时的她，不再是那个见着烧伤病人扭脸就跑的记者了。
李学梅很清楚“里面非常危险，全是气管切开的病人”，之前，护士长再三告诫以期阻止其进入重症监护室。按照要求，李学梅戴上两个20层厚的纱布口罩，穿上连体防护服，再戴上橡胶手套，除此之外还要戴上两层罩得住耳朵的帽子，最后又套上三层鞋套，眼镜外还扣了个宽大的护目镜。全副武装后的李学梅被包得像个粽子，只能张着嘴大口呼吸，护目镜很快就变得雾气笼罩。她站在距离危重病人只有不到一米地地方，看护士们细心地为病人拍背、翻身、刮胡子、剪指甲、清洗口腔……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汗水慢慢打湿了李学梅临时用来记录的病历本，上面的字迹不知何时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李雪梅说：“当我回到报社，将采访到的故事写成文章时，我几乎没有用到那个‘采访本’——因为，一切都是那样鲜活，就在我的脑海中。”在通讯《零距离感受非常战士》中，她写道：“这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护理，对于全副武装的SARS病区的护士来说，却要付出几倍的努力；而对于处在孤独和恐惧中的SARS病人来说，却从中收获着几倍的希望。”这种希望也通过文字，传递给了城市中那些焦虑恐慌的人们。
时常有人说，女记者对新闻是敏感而细腻的。这句话究竟有多高的正确率，还真不好说，不过用在李学梅身上，你大可划上一个对勾。采访时，她偶然听护士说起感染科主任吴昊：“已经一个多月没回家了，孩子马上要考大学，挺不容易的。”她找到了吴昊的女儿，得知孩子给爸爸写过一封信，于是一鼓作气，连夜写了那篇后来感动了无数读者，也激励了无数白衣天使的报道《爸爸，我等您回来兑现承诺》。
一个插曲是非典期间，为了保障采访，报社特地给她包租了一辆带着顶灯的夏利出租车！有次采访李学梅眼看着要到目的地了，一位交警伸手拦下让她靠边停车：“你是干嘛的？”李学梅赶紧解释：“《北京日报》记者，采访非典的。”交警疑惑地看了看她，又看了看车，把驾照和记者证都看过后脸色才缓和不少，摆了摆手，算是放行了。但他随后说了一句让李学梅能记住一辈子的话：“知道吗，你可没资格开出租车。要搁平时，我见你一回罚你一回。” 八年来升职后为年轻人搭建成长平台
2007年开始，业绩突出的李学梅通过竞聘，成为了北京日报科教部主任、社会新闻部主任。升职后的李学梅知道，自己跑得再快，也只是一个优秀记者；让年轻记者跟上自己的速度，才是一名好“队长”。
2011年9月，同仁医院一名医生被患者砍伤，事件持续发酵。针对这个事件，北京日报的选择是不能失声。留给年轻记者方芳的时间很短，压力之下，李学梅选择和她共同承担。采访前，两人一起讨论至深夜。采访中，李学梅不再是主任，而是一名老记者。第二天5点多，李学梅就在过街天桥上暗访倒号的黄牛了。她与方芳分工合作，挂号处、门诊、病房、急诊、保卫处、手术室，一分钟工作人员要处理多少单据、一顿饭食堂要消耗多少斤粮食……一个又一个细节，被记录在采访本上。成稿后近4000字的《同仁一日》，十余个小时的时间跨度，数十位人物，这样饱和式的采访让方芳觉得又累又兴奋，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能力的提高。
方芳的努力和进步让李学梅觉得应该给年轻记者更大的平台。 2013年，《方芳看急诊》出现在北京日报一版，为期3个月的挂职蹲点让方芳“找回了入职时的激情和记者的本色”。成功的经验是可以复制的，随后，“刘冕跑地铁”“东亮盯治污”“小童走社区”……年轻记者在北京日报上开出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专栏。
对于新入职的记者，李学梅更是手把手地教，带着记者通读文件、拆分材料、反复讨论，晚上再带着一起上夜班盯版……李学梅说年轻人遇到的困惑和困难她当年都遇到过，也因此特别能理解：“刚工作时，北京日报200个人做4个版面，稿子不能上是非常正常的。再比如采访对象拒绝采访、本来想发独家新闻却被别的记者抢了先。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记者常常会感觉家庭和事业难以两全。”李学梅会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一一传授。
除此之外，李学梅还试着发现每一名同事的特长：“部门有个记者一让他采写突发新闻就一脸得不高兴，仔细观察后发现他不是不热爱新闻，而是对人物写作特别感兴趣，不管多小的稿子他都认真修改甚至重写。于是我就重点培养他写人物。他自己也非常努力，现在已经是团队中人物写作的翘楚，工作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李雪梅说：“有的记者不擅长在生活中抓新闻，但跑口很有一套，我就把最难跑的口给她，结果真的很快就能和被采访部门打成一片。”
做记者常遇到突发事件，有时夜里就要赶赴新闻现场。为此李学梅创新出好多工作方法，比如建立“值周小组”：根据特长、家庭住址等情况把团队分成四个小组，每组保证至少一辆车，一个男生。“大家自己推选组长，按月轮流值班，组长带着组员也因此得到了锻炼。” 李学梅说：“原来报纸讲究记者的个人能力，现在更看重团队的合作，而且对记者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在纸媒业态发生急剧变革的今天，年轻记者们用起新媒体来得心应手，李学梅也时常跟他们探讨未来的发展：“如今报纸不再求快，而要在报道的深度上做突破。各个新闻媒体在同题比拼，但不管渠道将来发生什么变化，核心还是做好内容。”
责任编辑：陈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