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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后，中国思想领域的交锋逐步从意识形态领域转变为思想交锋利益化的凸显。改
革开放前长期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争锋使政治分层的社会特点和惯性长期存在，因而1978年
真理标准大讨论和1989年至1992年姓资姓社的争论是以意识形态作为矛盾的焦点出现的。随着
中国社会由政治分层进入到经济分层，利益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瓶颈和主题，解放思想由单纯
的认识论领域进入到思想问题利益化阶段。邓小平“不争论”方法论妥善处理了改革实践的推进和
思想解放的矛盾和统一的关系，中国改革的主要路径仍然需要遵循“不争论”思想。
[关键词]解放思想；意识形态；利益矛盾
[中图分类号] 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470(2010)03－0039－04
1978年启动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始终伴随
着理论的创新和思想解放，认识领域中的思想解放
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与改革实践的推进结合得如此
紧密，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是不多见的，也是中国
现代化建设中凸显中国特色的内容。从1978年中
国改革开放以思想交锋作为重新启动现代化的前
提条件，思想交锋始终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
程。30年来中国思想交锋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思想交锋的内容和路径
都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科学判断中国思想交锋的
特点和历史方位的变迁，对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具
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政治分层的社会特点与中国改
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交锋的必然性
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始终是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主题下进行，这个主题是沿着两条不可分
割的内涵展开的，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另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道路和理论是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统一体，作
为一种实践模式，它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发展道路；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要创建一系列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虽然具有内在
的逻辑统一关系，在两者并不是平行关系，无论是
从哲学方法论上看，还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过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无疑起着决定
性作用，“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
的和基本的观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邓小平在
1992年透彻阐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改革开
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突破传统苏联模
式基础上创立的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必然要求
突破僵化本本主义的理论框架，开创新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因此，思想交锋一直成为中国改革
开放中突破旧的思想观念、推进改革深人发展的孵
化器。每次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突破传统社会主
义模式束缚的行动，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思想交
锋，这些思想交锋是全方位的，既包括高层意识形
态的交锋，也包括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交锋，还包
括普通社会心理和习俗的冲突，其中。意识形态的
交锋是整个社会思想观念交锋的核心，最引人瞩目
的就是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和1989－
1992年姓资姓社的争论。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1989－1992年
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都是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进
行的思想大交锋。其中，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是在哲学层面进行的，而姓资姓社的争论是以经济
体制层面为主要内容展开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
决的是中国是否进行改革开放的问题?核心问题是
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和传统的社会主义模
式的关系；1992年姓资姓社的争论是解决中国改
革开放方向的问题，核心问题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理论和实践关系从来就不是单向度的“决定与
反作用”的模式，而是复杂的多向度的矛盾统一体。
从197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先后进行了两次意
识形态的交锋，这与中国社会的特点分不开。一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以阶级
斗争和意识形态教育为主要内容，导致中国民众的
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和惯性。
二是改革带来的社会心理的矛盾和思想的多
元化，意识形态交锋成为现实生活矛盾的独特表现
形式。
三是意识形态在整个文化中转变的滞后性。在
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行为文化是最早发生变化的，其
次是改革开放使中国民众的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
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意识形态的变革却明显滞
后。
除此之外，意识形态交锋的显著特征不仅为中
国共产党所有，也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普遍存在的一
种现象。国际上的部分学者根据政党对待意识形态
的态度和差别提出“意识形态型政党”和“实用型政
党”的划分。中国共产党是意识形态取向的政党，马
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党内指导思想中占有主导
地位。“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体
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
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
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始终是中共解放思想面临的
长期主题。
二、经济分层社会特点与中国思
想解放背后利益化矛盾的凸显
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改革
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和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提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不仅使中国的经济运行体制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导致出现了经济成份和经
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
式多样化，这些新情况带来了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
的新变化的社会特点。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变化导致
中国民众社会心理、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多元
化，对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产生了
重要影响。
一是从市场经济确立之后，以单纯意识形态为
主要内容的思想交锋逐步消退。中国的思想解放再
没有出现过像1978年和1992年大规模的意识形
态化的思想交锋。此后，虽然学术界也认为1992年
之后也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思想交锋，学者们对
1992年之后中国是否出现过第三次思想交锋或者
第三次思想交锋的内容有着不同的看法。
二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之后的思
想交锋被局限在学术圈等领域，没有对整个社会造
成震动和影响。1997年提出的公有制企业改革的
姓共姓私之争，2004年以“郎顾之争”引起的关于
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2007年提
出的改革反思和民主社会主义之争都在社会上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均被局限在学术圈等有
限的范围内，几次争论的学术性和理论性增强，意
识形态的特点明显减弱。
三是出现了思想交锋的利益化和碎片化。所谓
思想交锋的利益化是指在思想交锋过程中，思想交
锋的焦点和内容转向利益分配问题：思想交锋碎片
化是指思想交锋呈现出局部的、小范围的争论。
2004年的“郎顾之争”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国有企业
改革中利益分配失衡的问题；同样。2007年提出的
反思改革就是面对改革出现的利益格局严重失衡
和不公的问题。人们关注的焦点和内容逐步指向改
革中的具体问题。无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年
度经济社会发展形式与分析报告，还是每年“两会”
发表的网络民意分析，当代中国公民最为关注的问
题主要集中在干部腐败、收入差距和不公，社会就
业等现实问题上，展示出人们对现实利益问题的关
注。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经过两次主要的思想交锋和思想解放，中
国民众的思想已经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属于意识形
态范围的思想斗争已经基本解决。1978年“真理标
准大讨论”和1992年姓资姓社之争解决中国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最核心的两个思想问题，一个
是要不要改革开放，另一个是如何是想改革开放。
前者主要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传统社
会主义模式的关系；后者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中如
何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制”关系。两次思
想交锋和两个主要问题的解决，从思维模式到具体
问题，几乎完成了中国当代核心意识形态的转型问
题。
二是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逐步由政治
分层进入到经济分层，中国社会逐步进入到利益格
局重建的时代。“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
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经济收入成为决
定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中的声望和政治地位的要素，
因此，人们关注的焦点和努力的方向集中在物质利
益的收入和分配上，过去关注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
的思维模式逐步退出，意识形态的斗争逐步遭到冷
漠。中国社会逐步分化为强势利益群体和弱势利益
群体，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正在成
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中国已经进入不同群体利
益博弈的时代。以取得物质利益为主要内容的利益
博弈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个体或群体从事社会活动
的内在动因。
三、邓小平的“不争论”思想与开
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作用
在当代中国，改革就是要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
模式，这必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
国传统社会主义思维理论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如
何化解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是关系中国现代化
建设的全局问题。
“不争论”思想是邓小平处理理论与实践相互
关系的哲学思维方式。在理论与实践两者的相互关
系中，究竟是理论的解放程度处于主导地位，还是
实践对理论解放程度起着决定作用，邓小平“不争
论”的思想科学地回答这一问题。所以，他一改文革
时期用争论来解决思想问题的传统做法，改为用实
践来回答理论问题。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中，每一次改革步伐的推进，都会引起思想领域的
争锋，他不是通过大辩论或者大讨论的形式来解决
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而是大胆地在实践中先做
起来，让实践为理论来作注解。
跨过30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处
的历史方位，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与改革开放之初
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我
们逐步由过去的“摸着石头过河”形成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成，
不仅为继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强
有力的指导思想，同时也为解放思想提供了强大的
理论武器，这和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局
面相比有了根本的改观。
其次，经过改革开放30年，经过多次的思想解
放运动，当今我国面临的思想解放的主题和内容已
经和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大的不同。改革开放初期的
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主要解决长期束缚人们的传统
社会模式和僵化本本主义思维。经过两次思想解放
运动和现代化实践道路的开辟，中国解放思想中的
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已经基本结束。即使出现一些
认识上的分歧，也只是新旧思想的矛盾，不能简单
上升到意识形态的斗争，当今中国思想解放的主要
内容已经逐步变为利益问题之争。随着中国改革逐
步走向体制攻坚改革，利益的分配问题日益突出，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判断我国现阶段主要特征
时，提出了“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
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
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既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深深影响着改革的进一步推
进。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调查问卷显示，
近74％的专家学者认为，制约我国改革攻坚的主要
因素是利益集团的掣肘和缺乏改革协调机制。今天
思想解放主要还是为了解决改革阻力和瓶颈的问
题，但是改革的阻力和瓶颈不再是超越利益之上的
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围绕着利益化的思想之争。从
表面看，思想解放似乎是单纯的思想领域问题，但
是在思想领域问题背后问题利益化的情况下，仅仅
通过思想领域已经难以达到前两次思想解放的效
果。
中国改革的实践演进路径仍然需要按照邓小
平提出的著名“不争论”思想，思想解放运动不宜搞
得过于频繁。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
的阶段性特征——利益特征更为明显的情况下，仍
需要在改革的措施和步伐上推进实践的进程，特别
是在破除利益集团化和利益部门化方面迈出实质
性的步伐，遵循邓小平的“不争论”思想，尊重实践
的主导地位，把实践的主导地位和解放思想的效能
地位结合起来，突破困扰中国改革的瓶颈问题。
革开放前长期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争锋使政治分层的社会特点和惯性长期存在，因而1978年
真理标准大讨论和1989年至1992年姓资姓社的争论是以意识形态作为矛盾的焦点出现的。随着
中国社会由政治分层进入到经济分层，利益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瓶颈和主题，解放思想由单纯
的认识论领域进入到思想问题利益化阶段。邓小平“不争论”方法论妥善处理了改革实践的推进和
思想解放的矛盾和统一的关系，中国改革的主要路径仍然需要遵循“不争论”思想。
[关键词]解放思想；意识形态；利益矛盾
[中图分类号] 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470(2010)03－0039－04
1978年启动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始终伴随
着理论的创新和思想解放，认识领域中的思想解放
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与改革实践的推进结合得如此
紧密，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是不多见的，也是中国
现代化建设中凸显中国特色的内容。从1978年中
国改革开放以思想交锋作为重新启动现代化的前
提条件，思想交锋始终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
程。30年来中国思想交锋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思想交锋的内容和路径
都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科学判断中国思想交锋的
特点和历史方位的变迁，对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具
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政治分层的社会特点与中国改
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交锋的必然性
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始终是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主题下进行，这个主题是沿着两条不可分
割的内涵展开的，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另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道路和理论是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统一体，作
为一种实践模式，它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发展道路；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要创建一系列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虽然具有内在
的逻辑统一关系，在两者并不是平行关系，无论是
从哲学方法论上看，还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过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无疑起着决定
性作用，“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
的和基本的观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邓小平在
1992年透彻阐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改革开
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突破传统苏联模
式基础上创立的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必然要求
突破僵化本本主义的理论框架，开创新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因此，思想交锋一直成为中国改革
开放中突破旧的思想观念、推进改革深人发展的孵
化器。每次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突破传统社会主
义模式束缚的行动，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思想交
锋，这些思想交锋是全方位的，既包括高层意识形
态的交锋，也包括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交锋，还包
括普通社会心理和习俗的冲突，其中。意识形态的
交锋是整个社会思想观念交锋的核心，最引人瞩目
的就是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和1989－
1992年姓资姓社的争论。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1989－1992年
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都是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进
行的思想大交锋。其中，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是在哲学层面进行的，而姓资姓社的争论是以经济
体制层面为主要内容展开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
决的是中国是否进行改革开放的问题?核心问题是
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和传统的社会主义模
式的关系；1992年姓资姓社的争论是解决中国改
革开放方向的问题，核心问题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理论和实践关系从来就不是单向度的“决定与
反作用”的模式，而是复杂的多向度的矛盾统一体。
从197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先后进行了两次意
识形态的交锋，这与中国社会的特点分不开。一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以阶级
斗争和意识形态教育为主要内容，导致中国民众的
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和惯性。
二是改革带来的社会心理的矛盾和思想的多
元化，意识形态交锋成为现实生活矛盾的独特表现
形式。
三是意识形态在整个文化中转变的滞后性。在
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行为文化是最早发生变化的，其
次是改革开放使中国民众的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
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意识形态的变革却明显滞
后。
除此之外，意识形态交锋的显著特征不仅为中
国共产党所有，也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普遍存在的一
种现象。国际上的部分学者根据政党对待意识形态
的态度和差别提出“意识形态型政党”和“实用型政
党”的划分。中国共产党是意识形态取向的政党，马
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党内指导思想中占有主导
地位。“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体
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
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
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始终是中共解放思想面临的
长期主题。
二、经济分层社会特点与中国思
想解放背后利益化矛盾的凸显
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改革
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和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提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不仅使中国的经济运行体制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导致出现了经济成份和经
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
式多样化，这些新情况带来了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
的新变化的社会特点。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变化导致
中国民众社会心理、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多元
化，对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产生了
重要影响。
一是从市场经济确立之后，以单纯意识形态为
主要内容的思想交锋逐步消退。中国的思想解放再
没有出现过像1978年和1992年大规模的意识形
态化的思想交锋。此后，虽然学术界也认为1992年
之后也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思想交锋，学者们对
1992年之后中国是否出现过第三次思想交锋或者
第三次思想交锋的内容有着不同的看法。
二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之后的思
想交锋被局限在学术圈等领域，没有对整个社会造
成震动和影响。1997年提出的公有制企业改革的
姓共姓私之争，2004年以“郎顾之争”引起的关于
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2007年提
出的改革反思和民主社会主义之争都在社会上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均被局限在学术圈等有
限的范围内，几次争论的学术性和理论性增强，意
识形态的特点明显减弱。
三是出现了思想交锋的利益化和碎片化。所谓
思想交锋的利益化是指在思想交锋过程中，思想交
锋的焦点和内容转向利益分配问题：思想交锋碎片
化是指思想交锋呈现出局部的、小范围的争论。
2004年的“郎顾之争”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国有企业
改革中利益分配失衡的问题；同样。2007年提出的
反思改革就是面对改革出现的利益格局严重失衡
和不公的问题。人们关注的焦点和内容逐步指向改
革中的具体问题。无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年
度经济社会发展形式与分析报告，还是每年“两会”
发表的网络民意分析，当代中国公民最为关注的问
题主要集中在干部腐败、收入差距和不公，社会就
业等现实问题上，展示出人们对现实利益问题的关
注。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经过两次主要的思想交锋和思想解放，中
国民众的思想已经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属于意识形
态范围的思想斗争已经基本解决。1978年“真理标
准大讨论”和1992年姓资姓社之争解决中国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最核心的两个思想问题，一个
是要不要改革开放，另一个是如何是想改革开放。
前者主要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传统社
会主义模式的关系；后者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中如
何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制”关系。两次思
想交锋和两个主要问题的解决，从思维模式到具体
问题，几乎完成了中国当代核心意识形态的转型问
题。
二是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逐步由政治
分层进入到经济分层，中国社会逐步进入到利益格
局重建的时代。“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
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经济收入成为决
定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中的声望和政治地位的要素，
因此，人们关注的焦点和努力的方向集中在物质利
益的收入和分配上，过去关注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
的思维模式逐步退出，意识形态的斗争逐步遭到冷
漠。中国社会逐步分化为强势利益群体和弱势利益
群体，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正在成
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中国已经进入不同群体利
益博弈的时代。以取得物质利益为主要内容的利益
博弈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个体或群体从事社会活动
的内在动因。
三、邓小平的“不争论”思想与开
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作用
在当代中国，改革就是要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
模式，这必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
国传统社会主义思维理论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如
何化解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是关系中国现代化
建设的全局问题。
“不争论”思想是邓小平处理理论与实践相互
关系的哲学思维方式。在理论与实践两者的相互关
系中，究竟是理论的解放程度处于主导地位，还是
实践对理论解放程度起着决定作用，邓小平“不争
论”的思想科学地回答这一问题。所以，他一改文革
时期用争论来解决思想问题的传统做法，改为用实
践来回答理论问题。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中，每一次改革步伐的推进，都会引起思想领域的
争锋，他不是通过大辩论或者大讨论的形式来解决
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而是大胆地在实践中先做
起来，让实践为理论来作注解。
跨过30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处
的历史方位，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与改革开放之初
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我
们逐步由过去的“摸着石头过河”形成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成，
不仅为继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强
有力的指导思想，同时也为解放思想提供了强大的
理论武器，这和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局
面相比有了根本的改观。
其次，经过改革开放30年，经过多次的思想解
放运动，当今我国面临的思想解放的主题和内容已
经和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大的不同。改革开放初期的
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主要解决长期束缚人们的传统
社会模式和僵化本本主义思维。经过两次思想解放
运动和现代化实践道路的开辟，中国解放思想中的
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已经基本结束。即使出现一些
认识上的分歧，也只是新旧思想的矛盾，不能简单
上升到意识形态的斗争，当今中国思想解放的主要
内容已经逐步变为利益问题之争。随着中国改革逐
步走向体制攻坚改革，利益的分配问题日益突出，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判断我国现阶段主要特征
时，提出了“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
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
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既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深深影响着改革的进一步推
进。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调查问卷显示，
近74％的专家学者认为，制约我国改革攻坚的主要
因素是利益集团的掣肘和缺乏改革协调机制。今天
思想解放主要还是为了解决改革阻力和瓶颈的问
题，但是改革的阻力和瓶颈不再是超越利益之上的
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围绕着利益化的思想之争。从
表面看，思想解放似乎是单纯的思想领域问题，但
是在思想领域问题背后问题利益化的情况下，仅仅
通过思想领域已经难以达到前两次思想解放的效
果。
中国改革的实践演进路径仍然需要按照邓小
平提出的著名“不争论”思想，思想解放运动不宜搞
得过于频繁。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
的阶段性特征——利益特征更为明显的情况下，仍
需要在改革的措施和步伐上推进实践的进程，特别
是在破除利益集团化和利益部门化方面迈出实质
性的步伐，遵循邓小平的“不争论”思想，尊重实践
的主导地位，把实践的主导地位和解放思想的效能
地位结合起来，突破困扰中国改革的瓶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