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岩气中国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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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理论价值50万亿元的非常规天然气宝库,正在中国渐渐开启。
   2012年5月底,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张大伟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尽管接下来的事情更加繁琐,但页岩气探矿权投标意向调查终于结束,这让期待已久的中国第二轮页岩气探矿权招标得以展开。
   张大伟告诉《财经》记者,页岩气探矿权的第二轮招标即将举行,招标区块将增至20个左右,约有17家企业参与。投标门槛是:企业注册资金不少于3亿元、账面资金不少于10亿元,有石油天然气或气体矿产勘查资质、或已与具有勘查资质的企事业单位建立合作关系。
   “我们一切准备完毕,市场是完全开放的,只要符合要求,谁都可以来。” 张大伟说。
   2011年6月27日,国土资源部以六个页岩气区块为标的,发起了中国首轮油气探矿权招标。仅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延长石油、中联煤层气公司、河南煤层气公司受邀投标,六家全是国企,最终中石化和河南煤层气公司中标。
   所谓页岩气,是指从页岩层中开采出来的天然气,分布在盆地内厚度较大的页岩烃源岩地层中。与常规天然气有所不同,页岩气开采寿命和生产周期均较长,一旦成功开采,页岩气井多能长期稳定产气。
   从2010年开始,页岩气成为中国能源行业最受关注的词汇。此前十年,页岩气革命性地改变了美国能源行业,让美国一跃而成世界头号天然气生产国。这一奇迹,让世界头号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的中国心向往之。
   “过去100年世界油气工业最伟大的事件,莫过于21世纪头十年发生在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陈卫东在当年5月的一篇专栏中写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版页岩气革命”的讨论迅速升温,今年初春,预热达到高潮。2012年3月1日,国土资源部宣布,中国页岩气可采资源量达25.1万亿立方米,超过头号页岩气生产国美国(24.4万亿立方米),按目前国内每立方米天然气价格2元左右测算,中国页岩气的可采量价值超过50万亿元。
   “理论上,它能满足中国未来两个世纪的天然气需求。” 荷兰皇家壳牌集团项目与技术部总裁毕迈新(Matthias Bichsel)对《财经》记者说。
   2011年,中国天然气产量为1011.15亿立方米。
  在北京西南几千公里外的四川盆地,壳牌集团在与中石油合作的金秋区块已打了10口井,项目进展非常迅速。这是中国页岩气生产的首个共享合同,该合同在今年3月20日正式签署。
   2011年11月,壳牌和中石油设立建井合资企业,今年4月公司正式投入运营。“我们正处于激动人心的时刻,一切都发展得非常之快,我每三个月到四个月就来中国一次,每次都觉得变化显著。”毕迈新说。
   2012年4月24日,壳牌集团项目与技术业务在中国正式启动,以加强壳牌在中国区的技术服务和研发能力。由此,壳牌全球气化业务部、壳牌全球非常规气与煤层气中心搬到北京,这也是除美国休斯敦之外,壳牌在全球的第二个以非常规天然气为主的全球技术与研发中心。壳牌将有200多名专家在北京工作,并将在休斯敦和北京之间分享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领导这些新机构的是一个常驻中国的高级管理团队。”壳牌集团气化业务副总裁及壳牌项目与技术业务中国区首席代表米歇尔·马克(Michiel A.Mak)说。
   但是,坏消息也不时传来。埃克森美孚此前披露,其在波兰的两口页岩气井未产出足够的气,他们在匈牙利的项目甚至完全失败。2011年,壳牌在瑞典也遭遇的类似失败。法国和保加利亚为避免居民迁移和水资源污染,已禁止使用开采页岩气必需的水力压裂技术,这实际上是向页岩气开采亮了红牌。
  美国《外交政策》特约编辑史蒂夫·列文(Steve LeVine)在“欧洲页岩气期望的破灭”一文中写道:有关欧洲开采页岩气不顺的消息源源传来,使美国能源信息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 EIA)也把本国可开采页岩气量的评估减少了40%。围绕页岩气出现的非理性喜悦该降温了。
  “在最新一轮中美战略对话上,我特地向美国能源特使问了这个问题,但他也说不清楚美国为什么把自己的页岩气可采资源量调低了40%。”张大伟对《财经》记者说,“但中国的可采资源量数据是扎实的,是经过近几年调查得出的,不会随便调整。今年3月1日发布的可采资源量数据,明年3月1日我们(国土资源部)还会更新,但不会有像美国这么大的调整。”
   在中国,政府对产业的推动往往意味着“大干快上”。因此,一些持审慎态度的专家学者和行业人士也开始从环保、技术、资源量、管理体制、市场机制等各方面给页岩气这块烧红的烙铁浇冷水。“北美的页岩气革命真那么容易复制吗?其副作用真的可以忽略吗?”他们问道。
  
  谁是头号资源国
  虽然早在1821年美国纽约州就有人尝试在页岩层中开采天然气,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得克萨斯人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 才使得页岩气开采具有商业价值,此后,美国迎来了页岩气大开发时代。
   页岩气是非常规油气资源(占油气资源总量的80%)中的代表性品种,这种非常规天然气与传统天然气一样清洁,并被地质专家证明在北美地区广泛分布,因此它最初向人们展现的是一幅诱人前景。
   在利润驱动之下,米切尔的钻探公司首先为页岩气开发带来了技术上的突破。他们勘探了位于达拉斯和沃斯堡地下2100米的巴涅特(Barnett)页岩气藏,并完善了上世纪40年代发明的水力压裂技术。其具体做法,是用巨大的压力将大量压裂液注入地下,在页岩上压裂出狭窄的裂缝,压裂液中混合的沙子将裂缝撑开,天然气就可以从裂缝中冒出来。
   页岩气带来的滚滚财富,使米切尔的同行逐渐多了起来,美国有6000个至8000个中小石油公司分布到了页岩气开发的钻井、压裂、泥浆以及设备制造等各个环节,这种分工和竞争刺激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并使实力更强的大公司进入了这一领域。
   2002年,戴文(Devon)能源公司以35亿美元收购了米切尔的公司,并将自己拥有的水平钻井技术和米切尔的水力压裂技术结合起来,从而定型了页岩气开采的技术路线。水平钻井技术是先进行垂直钻探,然后偏转钻头,进行横向钻探,从而使页岩层暴露出更大的表面积。
   2009年,美国依靠页岩气开发取代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天然气生产国。这一惊人事实促使大洋彼岸的中国下决心开采自己的页岩气。2011年6月,首轮油气探矿权公开招标。2012年4月,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提出“十二五”期间设立四川长宁-威远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
   2012年3月1日,国土资源部发布《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及有利区优选成果》,中国页岩气可采资源潜力为25.1万亿立方米,超过美国的24.4万亿立方米。
   美国人的预测更为乐观。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2011年4月发表的《世界页岩气资源:美国之外14个地区的初步评价》,全球技术上可采的页岩气资源为185万亿立方米,中国拥有35万亿立方米,占全球总量的19%,美国占13%,欧洲占10%。
   这是不是过于乐观了?一些持审慎态度的专家提出质疑,长期研究中国非常规油气资源的专家查全衡就是其中之一。
   查全衡认为,中国的资源量数据仅建立在60多口资源评价井的基础上,可信度与美国建立在几万口井基础上的数据相差甚远。根据他的预测,中国页岩气技术可采资源量在4万亿至12万亿立方米之间,期望值为10万亿立方米。
   张大伟也承认中国打井太少:“美国去年一年就打了1万多口井,中国连续几年才打了60多口。”但他认为这不影响资源量预测的准确度,因为中国对页岩气资源量的评价方法不仅靠页岩气井,而且靠60年积累下的其他相关地质资料。
   即使只有10万亿立方米,也非常可观。要知道,中国天然气年产量直到2011年才刚过1000亿立方米。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页岩气开采出来。
   美国的技术演进是由成百上千个米切尔和戴文公司在商业实践中完成的。本世纪初,页岩气开发的三大核心技术——水平井的钻井完井、水力压裂、含气量测试——发展成熟。
   众多接受采访的专家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此三项技术中国公司都已掌握,但成熟度和适用度还远为不足。例如,旋转地质导向钻井技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发,可以将水平井钻井时间减少50%,但主要掌握在斯伦贝谢(Schlumberger)等四大油服公司手中。再如分段压裂技术,北美单井水平段分段压裂一般可达30段-40段,最多可到60段,而中国一般只在8段-10段。
   截至今年4月底,中国一共打了63口页岩气和页岩油井,其中页岩气58口井,水平井仅15口。在这63口井中,经过压裂,30口井获得了页岩气,其中仅有4口是水平井。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金川从10多年前就开始跟踪研究各国页岩气开发,他认为,从地质学上讲,北美页岩气富集地区是一个半环形富集区,其地质的稳定性非常强。中国的页岩气富集区主要由塔里木板块、扬子板块、华东板块组成,每个板块不但小,而且活动性很强,因此中国页岩气的分布和类型非常复杂,勘探开发难度也很大。
   这意味着,在中国开发页岩气需要更好的技术。但壳牌集团的毕迈新认为技术不足为虑,因为技术问题是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的,“我们把美国和加拿大的技术应用到了金秋和抚顺两个气田,同时把中国的经验技术带到全球。”
  
  中国的监管空白
   在诸多有关页岩气开发的争议当中,环保无疑是最具“杀伤力”的一个。而环保人士最关注的则是著名的水力压裂技术。这项技术需要用高压将数百万加仑的、添加了化学溶剂的压裂液打入几千米的地层深处,在页岩层上打出裂缝,从而释放出其中的天然气。
   由于页岩气大都蕴藏在1000米至10000米深的地下,钻探必须经过地下蓄水层,既然所有石油公司都承认打入地下的压裂液中含有化学溶剂,如何证明它不会污染地表水和地下蓄水层?另外,单就耗水量而言,这项技术似乎也足以令缺水地区的人们恐慌。
   2007年,北美的环保主义者就开始质疑水力压裂技术。乔西·福克斯(Josh Fox)导演的《天然气之地》(Gas Land)曾获201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这部影片最震撼的场景,是位于纽约州的气井附近的人们可以点燃家中的自来水。不过,据《彭博商业周刊》报道,影片公映后,纽约州环境官员表示,该地区的井水中一直含有甲烷,开采页岩气之前就有。
   “公众对页岩气的恐惧心理是制约这个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美国地下水保护委员会(GWPC)执行总监Mike Paque对《财经》记者说,“我们需要教育大众,让他们知道如何对自家水井进行理性的检测,而不是像《天然气之地》那样煽动盲目恐惧。”
   在中国,随着页岩气开发的展开,不断有环保人士提出异议,甚至油气专家们的意见也不一致。
   作为第一个在中国进行页岩气开发的西方石油公司,壳牌集团项目与技术部钻井业务执行副总裁彼得·夏普(Peter J.Sharpe)想通过介绍具体作业方式来消除人们的疑虑。
   彼得·夏普告诉《财经》记者,根据行业惯例,压裂液中通常包括99%左右的水和沙,其余1%左右是化学溶剂。作业公司在钻井过程中会通过下套管的方式防止压裂液外泄——穿过蓄水层的钢管之外会再套一副钢管,两副钢管间用混凝土隔离。这就是说,当压裂液通过蓄水层时,会有两层钢制外壳以及两层混凝土加以防护(见附图)。
   根据壳牌提供的数据,套管本身厚度为12毫米左右,两层套管间的水泥厚度约为60毫米。当然,如果钢壳或水泥外壳有瑕疵,问题难免发生。但是规范操作可将这种可能性降到极低。
   “钻井和水力压裂会污染水源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至今都没有扎实的科学证据来证明这些担心。”彼得·夏普说。
  “我们有能力证明所使用的化学品是安全的。”壳牌公司的毕迈新补充道。他称,在过去的60年,美国已经进行了超过110万次的水力压裂,而造成淡水污染记录的案例极为罕见。即便如此,奥巴马总统仍呼吁立法强制披露压裂液中的化学品成分,而壳牌支持奥巴马的主张。壳牌已经在供应商合约允许的范围内,在网站(www.fracfocus.org)上公开公司所用的化学品。该网站由美国天然气行业资助,是石油公司自愿披露页岩气井所用化学添加剂的平台。
  哈里伯顿(Halliburton)公司是壳牌压裂液化学溶剂的最大供货商之一。在2011年8月美国科罗拉多州石油天然气协会的一次午餐演讲中,该公司CEO戴夫·莱萨(Dave Lesar)强调,哈里伯顿拥有滤除化学品中毒素的技术。这位CEO为证明化学溶剂的安全无害,要求其下属当众喝下了含有化学品的压裂液。
  这种场面也曾在中国上演——壳牌公司在四川长宁项目中一位工程师也曾品尝过压裂液的味道,他的评价是:喝上去有点像肥皂水。
   哈里伯顿官方网站上可以找到每口井所使用的压裂液成分,它们主要包括:有机和无机酸、无机盐、麦芽糊精、有机酯、部分氢化植物油、高分子多糖体和磺化酒精等。哈里伯顿说,这些化学品在标准严格的食品行业中也被广泛应用。
   但哈里伯顿披露的并非全部信息,其官网声明,由于竞争的需要,部分化学成分的使用比例无法披露。
   很多承包商和哈里伯顿一样,坚持在商业竞争环境下对知识产权保密的必要性。而即使在监管严格的美国,也并无强制披露压裂液中化学品全部信息的联邦立法。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金川向《财经》记者提供的一份成分表显示,压裂液中的化学品主要包括:抗菌剂、防腐剂、减阻剂、凝胶剂、支撑剂以及表面活性剂等。
   关于这些化学品的成分,美国独立石油协会(IPAA)在其官方网站上提供的资料更为详细:压裂液中有99%-99.5%的成分是水和沙,而在剩下约0.5%的化学添加剂中,大约含有0.123%的酸、0.001%的戊二醛、0.01%氯化钠、0.002%的二甲基甲酰胺、0.007%的硼酸盐、0.088%的石油馏分、0.056%的瓜尔豆胶、0.004%的柠檬酸、0.06%的氯化钾、0.011%的碳酸钾或碳酸钠、0.043%的乙二醇以及0.085%的异丙醇。
   美国三名民主党议员2010年4月在一份报告中说,美国14家油气公司在过去五年的页岩开采中使用了约295万立方米的压裂添加剂,其中包括750种化学产品及有毒物质苯和铅等。
   因此,美国的阿肯色、得克萨斯等出产天然气的州已经陆续通过要求全面披露化学溶剂成分的立法,以此作为继续开展水力压裂作业的条件。部分油气公司也自愿在fracfocus网站披露化学品信息。
   相形之下,中国在这方面的监管基本是空白。
   民营企业宏华集团的高级石油地质工程师、身处四川泸州钻探一线的梁仲才告诉《财经》记者,美国人在钻探时所使用的金属隔绝外壳,目前在中国尚未采用。他说:“在中国的页岩气开发中,环保监管这一词汇还远未进入企业的字典。或者说,他们要到3年-5年后才能翻到这一页。只有在环保问题出现后,政府和企业才会想办法治理。”
   张大伟对此也不否认:“中国的页岩气开发还在起步阶段,有些事情还没跟上。”但他同时强调,中国目前至少可用《环境保护法》作为规范页岩气开发的依据。
  
  能否“有序”多元化
  2012年5月,在中国页岩气探矿权投标意向调查正式结束后,由开发模式所导致的棘手问题也随之产生。
  中国的页岩气开发走的是一条与北美完全不同的道路。与政府推动的其他产业一样,页岩气开发也采取了一种“中央集权”模式——国土资源部将页岩气列为与常规油气平起平坐的“特定矿种”,同样采取中央“一级管理”。
   《矿产资源法》中的相关规定是:“特定矿种的矿产勘查登记工作可以由国务院授权有关主管部门负责”,“特定矿种采矿许可证,可以由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颁发”。《油气登记办法》第五条也规定“登记工作实行一级管理”。这反映了国家对特定矿种加强控制的意愿。
   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永伟曾向《财经》记者透露,不少地方政府认为在页岩气开发的初期,由地方拥有一部分资源调配权更能激发自下而上的积极性。
   事实上,中国国土资源部也承认,北美由无数乔治·米切尔式的小公司打头阵的发展模式充满活力。因此,才有了截止到5月25日的探矿权投标意向调查。
   整个5月下旬,张大伟的办公室都处于被挤爆的状态。对页岩气招标感兴趣的企业如过江之鲫,纷纷抢在截止日期之前来申报。每个申报企业只需填写一份意向表,然后附上一份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即可。“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摸底,看看如果我们放开中国页岩气的市场,会有多少符合条件的企业有意向参与开发。”张大伟说。
   仅仅一个中午,张大伟的办公桌上堆积的申报表厚度已经超过了一本《辞海》。直到记者离开之前,一家西方石油公司的人还坚持要和他“再谈谈”。
   不过,张大伟仍然对《财经》记者说:“必须坚持‘一级管理’,国家统一组织,涉及到地方的,地方可以参与。”
   部分地方政府对页岩气的“一级管理”一直不满,一些地市级的官员私下认为,目前计划成立的页岩气国家级示范区并不是发展页岩气的理想模式,如果能由中央和地方划分审批权并分享相关税费,将是一个更有活力的模式。
  中海油首席研究员陈卫东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他主张成立“页岩气开发特区”。
  在他的构想中,页岩气开发应摒弃传统的“举国体制”,借鉴当年设立经济特区的方法,在有潜力的地区划出开发特区,这些特区将把权力和收益更多交给地方政府和投资者。“如果没有中央与地方适当的分权、分利,页岩气的发展就难被看好。”陈卫东说。
   但是,在中国油气发展的历史上,矿权问题曾出现过巨大的管理混乱,起因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
   1993年下半年起,陕西省内外近200个单位蜂拥而至陕北,与当地人合伙占地打井采油,掀起了一股“石油潮”。这一抢油运动干扰了中央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仅当时的长庆石油勘探局当年就有116口油井和2300万吨的储量被地方单位抢占。
   更大的损失是原定的勘探开发部署无法按期实施,陕北油区的总体开发步伐被推迟。导致这一混乱的主因就是地方政府侵权、越权发放探矿权许可证。
  时任中石油资源管理局长的查全衡是协调处理这一混乱局面的负责人,这一经历让他相信:“如果不能建立起完善的页岩气开采框架和有力的监管机制,页岩气的大规模开采很可能就是一场灾难。”
   因此,他坚持认为建立页岩气开发特区意义不大,必须保证中央对探矿权的一级管理。在这一前提下,可以统一考虑中央和地方利益,按比例落实税费,实现开发主体“有序的”多元化。他将这种开发模式称为“众人拾柴火焰高”。
   查全衡说,国有石油巨头应当重视中小民营企业在早期分担风险的作用,与中小企业形成互补关系,主要通过并购和合作开发的方式来进入页岩气开发。“如果全靠国有公司自己来做,往往会形成拥有资源而实现不了进度的局面。”
   煤层气开发的虎头蛇尾就是最近的例子。中国煤层气资源量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成立了排他性质的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希望复制中海油独家对外合作勘探开发海洋石油的模式。但直到2010年,中国的煤层气产量也还不到20亿立方米,几可忽略。
   因此,包括张大伟在内的专家们都建议政府要对页岩气开发做“顶层设计”。他们还担心,如果没有一个系统性的规划,风卷残云般的页岩气开发将会造成满目疮痍,犹如山西部分地区的煤炭开采。
  
  开发动力何来
  随着中国页岩气准入门槛的降低,更多企业可以投身页岩气开发。但官方和媒体绘制的诱人市场前景需要下游应用模式的创新,这可能是中国页岩气产业最棘手的问题。
   美国智库、莱斯大学詹姆斯·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James A. Baker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at Rice University)的一份研究报告写道:“除了技术创新外,独特的市场结构也是北美页岩气生产大放异彩的关键因素。例如,运输权和管道设备所有权如果不是互相独立的,北美页岩气的开发甚至都不可能发生。”
   报告认为,将运输权同设备所有权相剥离,有助于天然气厂商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得管道使用权。因为在全球其他市场,大型垄断性油气公司控制了绝大部分运输基础设施。
  在中国,就国有石油巨头掌控管网的现实而言,在页岩气下游实现管网的公平开放和新管网的投资准入是一个方向。但即使准入上能够突破,令人咋舌的投资成本也非普通民企所能承担。据宏华集团的梁仲才估算,一般而言,修建3公里-5公里的管网需要上千万元的资金,管线长达十几公里的话,需要上亿元资金。
   但页岩气完全可以就近使用,例如用于分布式发电或者进行压缩、液化后外销。张永伟表示:“这可能是页岩气实现市场化的最好突破口,因为应用的市场化必然带来随行就市、市场交易形成价格的机制,从而跨越现行的政府定价模式。”
   崛起于新疆的广汇集团是获邀进入第二轮招标的民营石油企业,其子公司广汇石油的总经理魏鸿对页岩气开发的看法很明确:没有产业模式的创新,页岩气开发走不快。这家迅速壮大的企业拥有上游油气勘探开发的技术和队伍,并已在哈萨克斯坦成功开发了气田。同时,广汇所倡导的小型化LNG与天然气下游综合利用,也进一步巩固了它的优势。
  魏鸿说,广汇的特长在于开发下游的高端市场。因为能对页岩气采用压缩和液化的方式加工,广汇得以摆脱对管网的依附,这将开发出一个高端消费市场,例如车用、工业用等价格承受力高的市场。否则,按现有的天然气定价模式,无法支撑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的发展。
  2011年12月26日,国家发改委在广东和广西开展了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试点,使两地天然气门站销售价格分别提高到2.74元/立方米与2.57元/立方米。但两广之外,天然气价格仅在1.8元/立方米-2.3元/立方米,比俄罗斯卖给欧盟的天然气价格低0.6元/立方米以上。俄罗斯天然气的定价有50%-70%与国际原油价格挂钩,而中国气价目前的挂钩程度仅有30%。
   然而,并不是所有进入页岩气的民企都如此重视商业模式。梁仲才认为,民企要想在页岩气产业中赚到钱,除了搞到一个好区块外,最重要的是有充足的资金,而不是开发模式。“打一口页岩气井起码需要1000万-2000万元,如果打上几口,烧掉两三个亿还没法形成产能的话,一般的民企就撑不住了。下游也一样,目前没有哪个民企有能力形成上下游的产业链。”据他介绍,钻探占了整个开发费用的三分之一,水力压裂占了另外三分之一。
   北美的经验告诉我们,让市场规律起作用,是页岩气产业成功的关键。
   乔治·米切尔的公司1982年在得克萨斯起步,十几年后才大获成功。期间固然有政府支持与税收激励,但核心的驱动力还是来自价格。
   壳牌集团的毕迈新曾经研究过米切尔成功开采页岩气之后30年的天然气价格变动,当年的天然气价格是2美元一个热值单位,现在是10美元左右,中间有过更高的价格。高价格意味着高利润,高利润刺激了高投资。
   毕迈新说:“政府补贴和税收激励都是好事情,但补贴取消后企业会感到压力,只有市场价格的刺激才是最终动力,比如美国每千立方英尺页岩气的价格已从2008年中的14美元跌到了2012年4月的4美元,很多公司的钻井速度和钻井率都随之下降,投资也跟着减少了,这就是经济规律。”
   但就眼前来说,中国企业更关心的是获得一张招标入场券。其余的事情,只能以后再说了。
  本刊记者王宇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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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似乎为了彰显自己对公司的信心,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NYSE:EDU,下称新东方)掌门人俞敏洪如约踏上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访英之旅。此前一周多,他的公司遭遇了一场惊涛骇浪。  北京时间7月17日晚间,新东方于美国时间周二盘前发布2012年度四季度财报,在财报中称公司于7月13日收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下称SEC)关于其可变利益实体(下称VIE)股权变更的调查函。新东方股价随之应声而落。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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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速仅7.6%,虽然基本上在大多数机构预期范围之内,且略高于全年政府确定的调控目标。但如果我们连续观察过去十个季度,GDP增速已从12.1%逐渐滑落了4.5个百分点,与2008年四季度持平,过去十年间仅高于2009年一季度的6.6%,经济形势之严峻可见一斑。  二季度经济难言见底  比GDP增速更难看的是,稍早几天公布的6月份PMI、CPI、PPI、工业增加值、国企利润及进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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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星期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营业税转增值税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和厦门、深圳十个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明年继续扩大试点地区,并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试点,同时讨论通过了《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  在7月9日和11日分别与经济学界、企业界代表座谈经济形势之后,面对通缩困局(详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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