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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从小米加步枪到现代化装备，从徒步行军迈向信息化作战，经过80年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演变成威武文明科技之师，军服发展则是我军不断成长壮大历程中的一个个印记。从红军利用战场缴获的两台缝纫机在旧庙建立起自己的第一个被装厂到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军服逐步由杂乱到统一、由简易到正规、由单一到系列。在建军80周年之际，全军官兵将换装07式新军服，再壮国威、军威。本刊为此特别推出《征衣战服80载》专题，从一个侧面追溯我军红色的历史，以飨读者。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军服发展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受客观条件限制，在整个战争年代我军主要是粗布军装和“小米加步枪”，军服式样单调、品种单一，基本上只能维持最低的功能需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一提起红军，大家自然会想起那灰色的军装和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那是红军的象征，它伴随着红军胜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实那时红军并没有那么整齐的服装，就像一位老红军所言，“哪有那么好啊。我们穿的衣服有从战场上缴获来的，有老百姓送的，还有自己用草木灰或树叶浸染缝制而成的，有哈穿啥，五花八门”。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起义部队穿着国民革命军的服装，军服颜色为青灰色，衣料以棉布为主，上衣为中山装，官兵均戴大檐帽，军官穿长筒靴，士兵打绑腿，穿草鞋或布鞋。为和旧军队区别开来，起义部队人员每人系一根红领巾。
红军创建时期，根据地地域狭小，条件异常艰苦。当时的服装主要靠自制及从敌人缴获而解决，没有统一样式。直到各苏区红军组织生产了军服，式样才大体上逐渐趋向一致。
当时对红军服装样式、颜色、用料等没有明确的统一规定，各地红军被服厂也因条件限制，生产的军服式样也不一致。红军穿的服装多是中式便衣裤，上衣不另接袖，有两大两小无袋盖的口袋，也有的是对襟两个或3个口袋。5个扣子，用布结或用布包铜钱、麻团做扣子。裤子是没有插手口袋的直筒长裤。红四方面军曾穿短裤打绑腿。有的穿着列宁式和中山式服装。帽子的式样也不尽相同，有的戴八角帽，有的是六角帽，还有的戴学生帽，但都缀红五角星。衣领佩红领章，这是当时从衣服上识别红军的唯一标识。军服用布，主要用窄幅粗布、细棉布，颜色有灰色、青色和蓝色。当时的服装厂条件艰苦，做衣服的土白布是用灰靛染色，有时连灰靛都没有，只好用茶籽壳(稻草灰)等土办法来着色，缝衣线也是工人自制的萱麻线。
1929年3月，红四军攻下了闽西重镇长汀城。没收了十余家反动豪绅的财产，向资本千元以上的商人筹借军饷，共筹得5万余元。红四军前委考虑到自创建以来，军装各式各样，急需更换，于是决定利用这些军饷和长汀良好的缝纫、印染条件，赶制4 000套军装。军服款式仿照苏联红军的军装(中山装式，下有两个口袋)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在军衣的领子上缝有两块红布领章，八角帽前缝五角星。由于当时适逢列宁逝世5周年，为缅怀列宁的丰功伟绩，决定将4 00(3套灰色军衣的红领章上都缀上黑边，表示纪念。这是红军史上唯一的缀有黑边的军装。
不久，中央苏区各部队纷纷效法红四军，穿上了这种式样的军装。以后，各根据地红军的服装逐渐统一。但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布料、颜色还不尽相同。红军服装的颜色多为灰色，但也有不同的颜色，如红二军团的红七师为灰色军服，红八师为青色军服。红九师为蓝色军服。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2日又依照战斗序列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938年初，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集中到皖南与皖东，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后，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标志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
改换军服后，八路军、新四军都佩戴“青天白日”帽徽，当时在部队中引起很大震动。许多干部、战士思想上想不通，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很大。在建国后出版的许多将帅回忆录中，都提到了那次“换帽子”，足见此事对红军将士的影响之大。
八路军和新四军都佩戴白底蓝字长方形臂章，八路军的有“八路”、“十八集团军”、“18GA”几种，新四军则为“新四军”或“N4A”。军服主要品种有军帽、军衣、军裤、军大衣、标志符号等。军帽分单帽和棉帽。常见的单帽为直筒式帽墙，平面圆帽顶，带弧形帽檐和帽围。帽围两端靠两粒小钮扣结合在一起，冬季可以放下，起到护脖、护耳的作用。军上衣为立翻领、对襟单排五粒扣、四个明贴袋，分夏服和冬服。不分大小号码，长度一律"--~SE"。军裤，干部为西式裤，士兵为改良中式裤。军大衣为翻领、双排扣、两个暗袋(军官大衣有袋盖，士兵大衣无袋盖)、后开衩。军服颜色，八路军多为土黄色，新四军多为灰色。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曾给八路军、新四军发放过一些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包括国民革命军的制式服装。1939-1940年，国民党政府减少了供应，只发棉衣和缝补服装的布料。八路军、新四军的被装除国民党政府供给部分外，主要由各部队自行筹措解决。八路军、新四军的被服生产采取工厂、群众、部队“三结合”的办法。抗战时期，各军区都建有被服厂、纺织厂、鞋厂等，承担被服装具生产任务。但工厂生产有限，满足不了部队的需求，因此必须依靠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全军指战员广泛开展纺织、缝纫等活动，也是被服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此外，八路军、新四军的一部分被装利用战场缴获，取之于敌，补充自己。如一一五师平型关大捷，缴获了日军大批被装，仅军用大衣就足够全师每人一件。
1940年后，国民党顽固派连续掀起三次反共高潮。1940年11月国民党政府不但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被装供应，而且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造成棉花、布匹来源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战士们自己纺线、织布、染布、做军鞋。
八路军军服的样式是大体固定的，但用料和颜色的区别比较大。抗日战争时期，环境十分艰苦，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就地取材制作军装，而每个根据地所接触到的布料和染色剂都有区别。八路军总部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军服为灰色；陕甘宁边区部队分灰、蓝两种；晋察冀军区部队为土黄色；山东军区夏服为草绿色，冬服为土黄色；等等。用料以粗布(土布)为主，也有部分细布(洋布)。
由于根据地经济落后，加上敌人破坏和自然灾害等因素，抗战八年中八路军、新四军被装标准是低水平的，一般每人每年发单衣2套，棉衣1套，鞋若干双，每年换发部分大衣、棉被等。即便是这样低的标准，也不是都能保证，有时各部队不得不 延长服装使用期。如一二九师1943年规定：“凡去年冬新领的棉衣、皮衣，无论如何破烂必须照前此规定，用裤面缝补，再穿一年。不得有任何借口……”
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结束后，八路军、新四军仍沿用原来的番号。在1945～1948年的这段时期，我军的服装样式与抗日战争时期相同，即中山装式，上衣为4个兜，干部为西式裤，战士为中式裤(以后也改为西式裤)。从1946年起不再佩戴“八路军”、“新四军”臂章，多在小的标识上做些改动。有不少资料上说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军就摘掉了国民党军帽徽。但实际上除新四军一些部队外，许多部队一直佩戴到解放战争中期，从很多照片上都能看到。各部队摘掉国民党军帽徽的时间也不一致，大约到1947年底，解放军军帽上基本见不到国民党军帽徽了。
当时各解放区由于受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虽然军服基本样式大致相同，但在服装用布、颜色、尺寸和工艺技术要求等方面差别较大。如服装材料大部分地区规定用粗布(土布)，但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华中军区，夏服用灰细布(洋布)；晋察冀军区连以下干部和战士服装用粗布，营以上干部用细布。在尺寸方面。普遍都比较长，尤其是棉上衣更突出，仍然保留了抗日战争时期“二尺五”的老样子。在军服颜色上，大部分地区都规定用土黄色或草绿色，但园染料不能保证，有时也有草灰色、青灰色。如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夏服为草黄色，冬服为灰色。
1947年冬，刘邓大军曾全军自己动手缝制棉衣，解决了十万大军的过冬御寒问题。至今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个玻璃展柜里，陈列着一件手工制作、面料呈浅灰色、里层为本色的粗布棉衣。这就是当年十万大军缝制的千万件棉衣中的一件。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这件棉衣虽已发黄褪色，但它见证了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辉历史。
军装对军人来说不仅是一身衣服，更是一种精神力量。据说，蒋介石的悍将、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曾对蒋介石说：“我找到了国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原来我们屡战屡败，就是一个细节出了问题：军服。国军战士内穿毛衣、外套大衣，带着棉被，所以行军速度快，还必须要有运输车跟随，行动迟缓、容易受攻击，且难以走山路、小路、近道。共军的服装是长大衣，比我们的大衣还温暖，晚上还可以当被子。一件衣服，省去大衣棉被等装备，还省了运输工具。所以他们可以翻山越岭，到处野营，神出鬼没。”
当然，我军军服颜色和制作中存在的这些不统一，在全军统一编组野战兵团并进行以运动战为主的大兵团作战时，影响了部队整齐划一，也不便于识别。
在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军需工厂已初具规模，并接管了一批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工厂，扩大了军服生产能力，为全军统一服装样式、统一生产、统一供应提供了物质条件。
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发出通令，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全军野战部队按新的编制统一排序。12月军委后勤部召开全军后勤会议，对全军的军服样式、颜色、尺寸作了统一规定。1949年我军服装颜色确定为草绿色，材料为棉平布，帽子改为圆形短檐帽，这种帽子后来被称为“解放帽”，佩戴“八一”红五星金属帽徽。军衣分为干部、士兵、步兵和骑兵，士兵军上衣肩部加增强补片，炮兵和骑兵的军裤为马裤式，裆部、膝部加增强补片，标志符号由臂章改为胸前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个黑字白底红边的布胸章。这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服装样式和颜色。
编辑／王瑾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军服发展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受客观条件限制，在整个战争年代我军主要是粗布军装和“小米加步枪”，军服式样单调、品种单一，基本上只能维持最低的功能需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一提起红军，大家自然会想起那灰色的军装和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那是红军的象征，它伴随着红军胜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实那时红军并没有那么整齐的服装，就像一位老红军所言，“哪有那么好啊。我们穿的衣服有从战场上缴获来的，有老百姓送的，还有自己用草木灰或树叶浸染缝制而成的，有哈穿啥，五花八门”。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起义部队穿着国民革命军的服装，军服颜色为青灰色，衣料以棉布为主，上衣为中山装，官兵均戴大檐帽，军官穿长筒靴，士兵打绑腿，穿草鞋或布鞋。为和旧军队区别开来，起义部队人员每人系一根红领巾。
红军创建时期，根据地地域狭小，条件异常艰苦。当时的服装主要靠自制及从敌人缴获而解决，没有统一样式。直到各苏区红军组织生产了军服，式样才大体上逐渐趋向一致。
当时对红军服装样式、颜色、用料等没有明确的统一规定，各地红军被服厂也因条件限制，生产的军服式样也不一致。红军穿的服装多是中式便衣裤，上衣不另接袖，有两大两小无袋盖的口袋，也有的是对襟两个或3个口袋。5个扣子，用布结或用布包铜钱、麻团做扣子。裤子是没有插手口袋的直筒长裤。红四方面军曾穿短裤打绑腿。有的穿着列宁式和中山式服装。帽子的式样也不尽相同，有的戴八角帽，有的是六角帽，还有的戴学生帽，但都缀红五角星。衣领佩红领章，这是当时从衣服上识别红军的唯一标识。军服用布，主要用窄幅粗布、细棉布，颜色有灰色、青色和蓝色。当时的服装厂条件艰苦，做衣服的土白布是用灰靛染色，有时连灰靛都没有，只好用茶籽壳(稻草灰)等土办法来着色，缝衣线也是工人自制的萱麻线。
1929年3月，红四军攻下了闽西重镇长汀城。没收了十余家反动豪绅的财产，向资本千元以上的商人筹借军饷，共筹得5万余元。红四军前委考虑到自创建以来，军装各式各样，急需更换，于是决定利用这些军饷和长汀良好的缝纫、印染条件，赶制4 000套军装。军服款式仿照苏联红军的军装(中山装式，下有两个口袋)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在军衣的领子上缝有两块红布领章，八角帽前缝五角星。由于当时适逢列宁逝世5周年，为缅怀列宁的丰功伟绩，决定将4 00(3套灰色军衣的红领章上都缀上黑边，表示纪念。这是红军史上唯一的缀有黑边的军装。
不久，中央苏区各部队纷纷效法红四军，穿上了这种式样的军装。以后，各根据地红军的服装逐渐统一。但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布料、颜色还不尽相同。红军服装的颜色多为灰色，但也有不同的颜色，如红二军团的红七师为灰色军服，红八师为青色军服。红九师为蓝色军服。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2日又依照战斗序列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938年初，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集中到皖南与皖东，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后，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标志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
改换军服后，八路军、新四军都佩戴“青天白日”帽徽，当时在部队中引起很大震动。许多干部、战士思想上想不通，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很大。在建国后出版的许多将帅回忆录中，都提到了那次“换帽子”，足见此事对红军将士的影响之大。
八路军和新四军都佩戴白底蓝字长方形臂章，八路军的有“八路”、“十八集团军”、“18GA”几种，新四军则为“新四军”或“N4A”。军服主要品种有军帽、军衣、军裤、军大衣、标志符号等。军帽分单帽和棉帽。常见的单帽为直筒式帽墙，平面圆帽顶，带弧形帽檐和帽围。帽围两端靠两粒小钮扣结合在一起，冬季可以放下，起到护脖、护耳的作用。军上衣为立翻领、对襟单排五粒扣、四个明贴袋，分夏服和冬服。不分大小号码，长度一律"--~SE"。军裤，干部为西式裤，士兵为改良中式裤。军大衣为翻领、双排扣、两个暗袋(军官大衣有袋盖，士兵大衣无袋盖)、后开衩。军服颜色，八路军多为土黄色，新四军多为灰色。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曾给八路军、新四军发放过一些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包括国民革命军的制式服装。1939-1940年，国民党政府减少了供应，只发棉衣和缝补服装的布料。八路军、新四军的被装除国民党政府供给部分外，主要由各部队自行筹措解决。八路军、新四军的被服生产采取工厂、群众、部队“三结合”的办法。抗战时期，各军区都建有被服厂、纺织厂、鞋厂等，承担被服装具生产任务。但工厂生产有限，满足不了部队的需求，因此必须依靠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全军指战员广泛开展纺织、缝纫等活动，也是被服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此外，八路军、新四军的一部分被装利用战场缴获，取之于敌，补充自己。如一一五师平型关大捷，缴获了日军大批被装，仅军用大衣就足够全师每人一件。
1940年后，国民党顽固派连续掀起三次反共高潮。1940年11月国民党政府不但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被装供应，而且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造成棉花、布匹来源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战士们自己纺线、织布、染布、做军鞋。
八路军军服的样式是大体固定的，但用料和颜色的区别比较大。抗日战争时期，环境十分艰苦，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就地取材制作军装，而每个根据地所接触到的布料和染色剂都有区别。八路军总部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军服为灰色；陕甘宁边区部队分灰、蓝两种；晋察冀军区部队为土黄色；山东军区夏服为草绿色，冬服为土黄色；等等。用料以粗布(土布)为主，也有部分细布(洋布)。
由于根据地经济落后，加上敌人破坏和自然灾害等因素，抗战八年中八路军、新四军被装标准是低水平的，一般每人每年发单衣2套，棉衣1套，鞋若干双，每年换发部分大衣、棉被等。即便是这样低的标准，也不是都能保证，有时各部队不得不 延长服装使用期。如一二九师1943年规定：“凡去年冬新领的棉衣、皮衣，无论如何破烂必须照前此规定，用裤面缝补，再穿一年。不得有任何借口……”
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结束后，八路军、新四军仍沿用原来的番号。在1945～1948年的这段时期，我军的服装样式与抗日战争时期相同，即中山装式，上衣为4个兜，干部为西式裤，战士为中式裤(以后也改为西式裤)。从1946年起不再佩戴“八路军”、“新四军”臂章，多在小的标识上做些改动。有不少资料上说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军就摘掉了国民党军帽徽。但实际上除新四军一些部队外，许多部队一直佩戴到解放战争中期，从很多照片上都能看到。各部队摘掉国民党军帽徽的时间也不一致，大约到1947年底，解放军军帽上基本见不到国民党军帽徽了。
当时各解放区由于受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虽然军服基本样式大致相同，但在服装用布、颜色、尺寸和工艺技术要求等方面差别较大。如服装材料大部分地区规定用粗布(土布)，但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华中军区，夏服用灰细布(洋布)；晋察冀军区连以下干部和战士服装用粗布，营以上干部用细布。在尺寸方面。普遍都比较长，尤其是棉上衣更突出，仍然保留了抗日战争时期“二尺五”的老样子。在军服颜色上，大部分地区都规定用土黄色或草绿色，但园染料不能保证，有时也有草灰色、青灰色。如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夏服为草黄色，冬服为灰色。
1947年冬，刘邓大军曾全军自己动手缝制棉衣，解决了十万大军的过冬御寒问题。至今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个玻璃展柜里，陈列着一件手工制作、面料呈浅灰色、里层为本色的粗布棉衣。这就是当年十万大军缝制的千万件棉衣中的一件。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这件棉衣虽已发黄褪色，但它见证了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辉历史。
军装对军人来说不仅是一身衣服，更是一种精神力量。据说，蒋介石的悍将、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曾对蒋介石说：“我找到了国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原来我们屡战屡败，就是一个细节出了问题：军服。国军战士内穿毛衣、外套大衣，带着棉被，所以行军速度快，还必须要有运输车跟随，行动迟缓、容易受攻击，且难以走山路、小路、近道。共军的服装是长大衣，比我们的大衣还温暖，晚上还可以当被子。一件衣服，省去大衣棉被等装备，还省了运输工具。所以他们可以翻山越岭，到处野营，神出鬼没。”
当然，我军军服颜色和制作中存在的这些不统一，在全军统一编组野战兵团并进行以运动战为主的大兵团作战时，影响了部队整齐划一，也不便于识别。
在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军需工厂已初具规模，并接管了一批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工厂，扩大了军服生产能力，为全军统一服装样式、统一生产、统一供应提供了物质条件。
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发出通令，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全军野战部队按新的编制统一排序。12月军委后勤部召开全军后勤会议，对全军的军服样式、颜色、尺寸作了统一规定。1949年我军服装颜色确定为草绿色，材料为棉平布，帽子改为圆形短檐帽，这种帽子后来被称为“解放帽”，佩戴“八一”红五星金属帽徽。军衣分为干部、士兵、步兵和骑兵，士兵军上衣肩部加增强补片，炮兵和骑兵的军裤为马裤式，裆部、膝部加增强补片，标志符号由臂章改为胸前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个黑字白底红边的布胸章。这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服装样式和颜色。
编辑／王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