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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时，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连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都没能选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被孙中山指定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一年多后还任了国民党中重要部门的主管——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为何能成为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他又是如何做部长的呢？
毛泽东上升的起点
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三大，通过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决定，即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由于毛泽东在湖南地区工作极为出色，陈独秀对这位早在北京就有所交往的青年相当欣赏。在三大报告中，陈独秀特别表扬了湖南：“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因此，三大之后，毛泽东不仅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了中央局秘书，意味着毛泽东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更让毛泽东收获巨大的是人脉的拓展。在担任陈独秀的秘书之后，他需要陪伴陈独秀参与国共合作的具体操作，因此接触到不少国民党上层人物，除了著名的左派廖仲恺之外，他还接触到了元老级人物谭延闿。
国民党一大召开时，毛泽东不仅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还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只是，此时的毛泽东还算不上什么重要人物。在会上除了一些常规性发言外，他基本都是给队友做助攻：方瑞麟提出要在章程中列入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实质反对国共合作，此提案遭到了汪精卫、胡汉民、李大钊、廖仲恺等驳斥，毛泽东看气氛合适，趁机发言要求立即表决，最终否决了这一提案。
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的活跃表现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起草了一个名单，指定他为候补委员。
出任代理宣传部长
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被派到了上海的国民党执行部工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和叶楚伧负责，由于与叶楚伧有矛盾，所以毛泽东不久干脆请假回长沙了。
毛泽东的恩师、湖南一师校长易培基是汪精卫的挚友，早就向汪精卫引荐过毛泽东。通过上海这段短暂的共事经历，汪精卫对毛泽东的才思敏捷、文辞颇佳颇多好评。1925年7月广东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之后，汪精卫任常务委员会主席。10月5日，汪精卫指名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职务。
由于长期偏重军事，不注重政治宣传工作，在毛泽东到任之时，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几乎是死水一潭，没规划，也没有规律，更没有组织，甚至到了宣传都不出广东一省的地步。
毛泽东到任之后，首先以宣传部的名义在上海开办了交通局，嗣后又陆续将交通局扩张到了12个省市。依靠这些交通局作为据点，在当地开展政治宣传工作。随后，毛泽东又以宣传部的名义，主持全面整顿国民党报刊宣传系统工作，创办了一大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刊，一时间让国民党的宣传看起来颇有声势。
农运考察报告出炉记
1926年5月，国民党出台《整理党务案》，毛泽东不得不辞去代理宣传部长一职。不过，这时他已经找到一份更加适合的工作——农运。
早在北伐时代，国共两党对农运问题就表现出了不一般的兴趣取向：中共是一直投入精力狠抓;国民党则是听之任之。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担任所长，学员有来自20个省、区的327人。这些学员毕业回省之后，绝大多数都成为当地农运的骨干。在北伐期间，他们发起的农会给北伐带来了巨大帮助，使得包括蒋介石、李宗仁在内的不少国民党军官，都对其保持了好感。
一时间，北伐军所到之处，农运如火如荼。但农运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过火行为，同时反动派对农运的反扑也是极其残酷血腥的，仅湖南安化县，被杀戮的农民就有200多人。
农运是不是过头了？农运搞得对不对？一时间国民党内对此议论纷纷，而毛泽东通过32天的调查，于1927年3月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为三湘大地上的农民运动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的使命”，“乃乡村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乃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随着农运深入，土地革命变得迫在眉睫，早就对农运心存疑虑的国民党产生激烈的分化，大量的人开始站到敌视农运和土地革命的一边，国共合作的破裂已经不可避免。但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已经找到了属于他的未来之路、革命之路。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被日軍偷袭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陆军为了对外战争的需要，在哈佛、斯坦福、芝加哥等25所知名大学都开办有“陆军特别训练班”课程。但是美国政府立即发现，国务院及军方中真正懂汉语和中国问题的专家实在太少，于是，当时的许多中国留美学者开始在陆军特训班中承担重要角色。
哈佛大学受美国陆军委托，1943年开始举办中文、日文培训班，赵元任先生当时负责主持中文训练班的工作，主要助教是周一良的夫人邓懿。正在读博士学位的杨联陞由于表现突出受到赵的特别赏识，在中文部二十余位助教中，特别为他申请了一个讲师的职位。后来，杨联陞还协助赵元任编写过一本《国语入门》的通俗读物。
1942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高思代表美国国务院，在通知中国教育部的同时，正式向中国六所大学校长发出邀请函，请求他们各推荐一名教授赴美讲学。1943年1月底，这6位人选最后确定：西南联合大学哲学教授金岳霖，中央大学生理学教授蔡翘，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刘乃诚， 浙江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张其昀，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四川大学政治学教授萧作梁。
芝加哥大学1942年成立东方研究院，创始人和第一任院长是邓嗣禹。1944年3月至4月，第四学期中国历史文化课程，是由邓嗣禹代表芝大，聘请胡适先生讲授《中国思想史》课程十余日，时间安排是每日讲演一次，每周有五次的时间，胡适也是芝大当时唯一的外聘学者。
接受汉语培训的有数千名美军士兵。邓嗣禹在回忆文章中感慨道：“学一年中文，他们能会话，能演讲，能口译，能笔译，能看浅近的书报，能写简单的书信，总算是不错了。”（摘自《党史信息报》）
毛泽东上升的起点
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三大，通过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决定，即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由于毛泽东在湖南地区工作极为出色，陈独秀对这位早在北京就有所交往的青年相当欣赏。在三大报告中，陈独秀特别表扬了湖南：“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因此，三大之后，毛泽东不仅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了中央局秘书，意味着毛泽东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更让毛泽东收获巨大的是人脉的拓展。在担任陈独秀的秘书之后，他需要陪伴陈独秀参与国共合作的具体操作，因此接触到不少国民党上层人物，除了著名的左派廖仲恺之外，他还接触到了元老级人物谭延闿。
国民党一大召开时，毛泽东不仅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还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只是，此时的毛泽东还算不上什么重要人物。在会上除了一些常规性发言外，他基本都是给队友做助攻：方瑞麟提出要在章程中列入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实质反对国共合作，此提案遭到了汪精卫、胡汉民、李大钊、廖仲恺等驳斥，毛泽东看气氛合适，趁机发言要求立即表决，最终否决了这一提案。
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的活跃表现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起草了一个名单，指定他为候补委员。
出任代理宣传部长
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被派到了上海的国民党执行部工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和叶楚伧负责，由于与叶楚伧有矛盾，所以毛泽东不久干脆请假回长沙了。
毛泽东的恩师、湖南一师校长易培基是汪精卫的挚友，早就向汪精卫引荐过毛泽东。通过上海这段短暂的共事经历，汪精卫对毛泽东的才思敏捷、文辞颇佳颇多好评。1925年7月广东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之后，汪精卫任常务委员会主席。10月5日，汪精卫指名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职务。
由于长期偏重军事，不注重政治宣传工作，在毛泽东到任之时，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几乎是死水一潭，没规划，也没有规律，更没有组织，甚至到了宣传都不出广东一省的地步。
毛泽东到任之后，首先以宣传部的名义在上海开办了交通局，嗣后又陆续将交通局扩张到了12个省市。依靠这些交通局作为据点，在当地开展政治宣传工作。随后，毛泽东又以宣传部的名义，主持全面整顿国民党报刊宣传系统工作，创办了一大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刊，一时间让国民党的宣传看起来颇有声势。
农运考察报告出炉记
1926年5月，国民党出台《整理党务案》，毛泽东不得不辞去代理宣传部长一职。不过，这时他已经找到一份更加适合的工作——农运。
早在北伐时代，国共两党对农运问题就表现出了不一般的兴趣取向：中共是一直投入精力狠抓;国民党则是听之任之。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担任所长，学员有来自20个省、区的327人。这些学员毕业回省之后，绝大多数都成为当地农运的骨干。在北伐期间，他们发起的农会给北伐带来了巨大帮助，使得包括蒋介石、李宗仁在内的不少国民党军官，都对其保持了好感。
一时间，北伐军所到之处，农运如火如荼。但农运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过火行为，同时反动派对农运的反扑也是极其残酷血腥的，仅湖南安化县，被杀戮的农民就有200多人。
农运是不是过头了？农运搞得对不对？一时间国民党内对此议论纷纷，而毛泽东通过32天的调查，于1927年3月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为三湘大地上的农民运动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的使命”，“乃乡村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乃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随着农运深入，土地革命变得迫在眉睫，早就对农运心存疑虑的国民党产生激烈的分化，大量的人开始站到敌视农运和土地革命的一边，国共合作的破裂已经不可避免。但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已经找到了属于他的未来之路、革命之路。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被日軍偷袭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陆军为了对外战争的需要，在哈佛、斯坦福、芝加哥等25所知名大学都开办有“陆军特别训练班”课程。但是美国政府立即发现，国务院及军方中真正懂汉语和中国问题的专家实在太少，于是，当时的许多中国留美学者开始在陆军特训班中承担重要角色。
哈佛大学受美国陆军委托，1943年开始举办中文、日文培训班，赵元任先生当时负责主持中文训练班的工作，主要助教是周一良的夫人邓懿。正在读博士学位的杨联陞由于表现突出受到赵的特别赏识，在中文部二十余位助教中，特别为他申请了一个讲师的职位。后来，杨联陞还协助赵元任编写过一本《国语入门》的通俗读物。
1942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高思代表美国国务院，在通知中国教育部的同时，正式向中国六所大学校长发出邀请函，请求他们各推荐一名教授赴美讲学。1943年1月底，这6位人选最后确定：西南联合大学哲学教授金岳霖，中央大学生理学教授蔡翘，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刘乃诚， 浙江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张其昀，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四川大学政治学教授萧作梁。
芝加哥大学1942年成立东方研究院，创始人和第一任院长是邓嗣禹。1944年3月至4月，第四学期中国历史文化课程，是由邓嗣禹代表芝大，聘请胡适先生讲授《中国思想史》课程十余日，时间安排是每日讲演一次，每周有五次的时间，胡适也是芝大当时唯一的外聘学者。
接受汉语培训的有数千名美军士兵。邓嗣禹在回忆文章中感慨道：“学一年中文，他们能会话，能演讲，能口译，能笔译，能看浅近的书报，能写简单的书信，总算是不错了。”（摘自《党史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