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霖与林惠祥系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前辈,民族文物事业贯穿着他们一生的学术研究,其成就被广为赞誉.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文物采集展览置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关怀之下,民族学博物馆成为“采集民族志”的理想归属,为其赋予了丰厚的理论意涵和时代价值.林惠祥的采集实践更多强调文化史构建,探讨族群的亲缘关系;吴泽霖则试图以“物化”形式来表达他的“平等”理念,从而促进跨文化交流.他们的这种分异代表着中国民族学史上“采集民族志”的两种取向,在杨成志等民族学家的采集实践中也有体现.但不管差异如何,用采集民族标本的形式来呈现文化的多样性、进行民族知识的建构,是当时诸多学者的一个共相.实际上,学者们的标本采集实践与民族志书写有着同样的学术诉求,只不过前者用实物的形式体现,而后者用文字书写的形式体现,殊途同归.即所谓“采集民族志”,它与影像的民族志、文字的民族志等共同表达边陲文化,建构民族知识,都是探寻文化模式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