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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1878-1965)是中国近现代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为中国的解放和进步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他和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经常坦诚相见，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时有建言。
在1954年以前，毛泽东经常向黄炎培咨询有关问题，甚至有时夜半之时黄炎培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泽东晤谈。当然，他们交往和交换意见的更多方式，就是彼此的通信了。黄炎培曾亲笔给毛泽东写信达百余封，这可能是民主人士之中罕见的。多的时候，黄炎培一个月会写两三封，而且有的信洋洋洒洒达数千字之多，有的则只有简短几句问候。至于毛泽东亲笔回给黄炎培的书信，也有60多封。这些书信，或者涉及国家的重要决策，或者只是两人之间的寒暄和问候。在黄炎培的书信中。有他对执政党治国理念和方针政策的认同及赞许，也有意见不同时善意的质询和商榷，其中不乏其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流露，以及率直的批评或婉转的建议。
黄炎培在信中对执政党和毛泽东多方建言
共和国成立之初，工作重点已经从大规模的军事斗争逐渐转向了经济领域，作为政务院副总理和中财委委员，黄炎培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配合执政党，为在全国范围内平抑物价、统一财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工商业户关门、歇业，工人失业的现象，特别是在上海，形势尤其严重和突出。黄炎培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4月8日，黄炎培将自己的意见写成3000余言的书信，寄给毛泽东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财委主任陈云、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信中写道：“此次政府会议，一致认为财政确有成绩，如征粮已达70％，税收超额，人民币回笼已达60％，收支接近平衡，都是事实。主席在颐年堂12日晚上说：‘成绩是有的，毛病是要改的’，这句话很正确。现实局势是相当严重的，财政在好转，人心在恶化……”
所谓“局势严重”、“人心恶化”，是指黄炎培此前曾收到过几封反映问题的来信，反映了银根过紧、公债过高、征粮过重、逼死人命等问题、为此，他感到十分不安。在信中，他还写道：“自政务院纠正征粮偏差的指示到达，救活了不少生命。这样被押被吊的，因指示到达而获释，苏南共1000多人，只松江一区300多人。我所虑的，这样出人意外的偏差，怕还不止苏南一区，为维护生产计，为挽回人心计，必须快快予以有效的处理，必须先把人心挽回过来……然后从积极而兴奋的心理中准备进行土改，不要从恐怖而消极的心理中进行。”
应该说黄炎培反映的问题是及时提出了“革命党”如何转变为“执政党”的重要问题，显然，依靠过去人们熟悉的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方法来从事经济工作和社会改造等，会有许多硬伤和副作用，为此黄炎培在书信中提出了纠正失误的若干措施：
“我想到的有效方法：第一，陈云同志对这些问题多次说过要派大员去办，我极赞同，凡认为存在着问题而这些问题相当严重的地方都应赶快派员去……第二，这许多不够格的县长和一班县工作干部必须快快举行轮训，连同税收人员……第三，…我想提出一个办法，可否设副县长……县副职不定须本县人，邻县人也可，顾亭林(顾炎武)主张县官以五百里之内人士充任，不一定本县人，但总须熟悉地方情况，见其所著《县官论》。第四，县政主要的武器，当然还是县人民代表会议。上文所列种种不合理现象所以发生，都由于这些县没有办或没有办好代表会议，我所知道，许多县代表会议没有人敢代老百姓陈述痛苦的，领导者一切了解程度不很够……第五，加强监察公务人员是否履行职责，县市以上都须设人民监察机关，实行监督，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控告，这都规定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间的。今既有此现象，亟须考虑一下，是否添设地方监察机关……以上五项建议，一派大员，二轮训，三设副县长，四搞好县代表会议，五加强监察，深信上列种种不合理现象，依此一定可以彻底纠正的。”
黄炎培的建议，针对问题的出现，由古人的经验之谈到现代民主的制度建设，多所涉猎，特别是基层民主，通过从上到下的制度建设和民主运作，可谓深中肯綮。这封信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务院随即奉命将此信印刷成册，分送有关人员传阅。4月26日，毛泽东约黄炎培长谈，黄炎培又一一陈述意见。临别时，毛泽东嘱咐黄炎培继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未尽之言，书面续报”。
黄炎培为毛泽东的态度所鼓舞，又花二三天时间给毛泽东等写了一封7000余字的长信。这封长信，由“关于乡村和城市现况的续报”、“我的看法”、“我所贡献的做法”等所组成。其中，他提出了综合平衡的问题，以及政策须向“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倾斜，征粮和征税乃至召募公债的原则应是“取之有余”，即“有余则取，无余不取，多余多取，少余少取”，等等。建议实施一整套的经济政策，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外贸等。
这些主张和建议，很快得到了重视。而且有的不久就成为中央政府的经济决策。如放松银根、增发货币、增加信贷等；有的则在较长一段时间后演变为政策现实，如农村金融业(农村信用社)、抵押放贷等。
当然，限于历史条件，黄炎培信中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如对外开放、引进外商和外资、容纳私营经济和农村手工业、提高农村购买力、发展民营金融等，特别是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等建议，很多是直到多年之后才成为现实的。
1951年12月28日，黄炎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了轻工业部开展“三反”运动的一些具体情况，反映有关方面在向一些商店查询中，发现有不少漏税、行贿、送回扣的情况，当时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及北京市分会正在开展工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遂拟提出“消灭行贿、消灭回扣”的口号，认为回扣就是贪污，这种现象在旧社会根深蒂固，如不将之扑灭，则无以整饬各机关的风纪。毛泽东看了这封信以及黄炎培此前在轻工业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要彻底地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斗争》后，高兴地回复说：“轻工业部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并已开始收效，甚为欣慰。讲演稿很好，只须将第一面有四处括号内数字去掉，就可发表。”
黄炎培所领导的民建，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学习共产党努力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方法。为此，黄炎培去信给毛泽东。毛泽东也于1956年12月4日回复他，称 赞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毛泽东表示：“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开国之初，黄炎培给毛泽东等的几封长信，都受到了极为重视的回应，受到鼓舞的黄炎培经常就国家大事有所建言而写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为黄炎培修改讲话稿
1952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对民建的工作谈了几点意见。9月4日，黄炎培在北戴河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在他向民建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的讲话中，传达和阐发这些意见，并将其拟就的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的讲话要点送给毛泽东审阅。
9月5日和13日，毛泽东就黄炎培的信和讲话，分别写了复信，同时将修改过的讲稿退给黄炎培。信中毛泽东认为黄的“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原来，此时的黄炎培受了时代和社会思潮的某种影响，思想上也不免“左”了起来，毛泽东认为他“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当做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接着，毛泽东又说：“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进而，毛泽东在信中称道黄炎培：“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信末，毛泽东还说：“因为先生对于我的高度的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日内如有暇，想和先生面叙一次。”
至于黄炎培的讲稿，毛泽东在修改时把“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又把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和改造资本家，还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此外，他还在“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
毛泽东修改过的黄炎培的这篇讲话，不久就送达《人民日报》发表了。9月12日，《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将清样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黄炎培“开头引过主席的指示，没有说明经过情形，恐读者不易明白，我们已请民建会补发消息”。于是，毛泽东又对清样作了一些文字性的修改，再退给了报社。这篇讲话，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中小212商业的几点意见，毛泽东致信黄炎培：“不便发表”，可“说给一些人听”，“也只可非正式地说一说，不必正式传达”
1952年9月，黄炎培来信谈及上每中小工商业者为税收所苦。这是因为这年上半年生意清淡以及税则改变后导致的(1952年的所得税，须暇上年税额，在9月底应先缴1/3)。黄在信中还谈到上海工商界普遍有消极心理，认为要扭转这种状况，需从税收和劳资上入手。黄的来信还附送了9月10日毛泽东与他谈及中小工商业问题时的谈话记录，并请毛泽东予以审阅。
此前，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问及“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各地工商业的情况，特别是中小工商业的情况。当毛泽东了解到中小工商业确有特殊困难时，提出了几点改进意见：一、中小工商业可以走“联营”的道路，三五家、七八家、一二十家，从业务的联合逐渐地趋向资金的联合。从此成为“公司”的方式。二、从中小工商业的产生来说，大都依靠大工商业而来，尤其是小工厂依靠大工厂而产生，但在情势变化以后，尤其是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大的对于小的，可能失掉了提挈的作用，政府贷款和加工订货也不可能直接及于小工厂，这是无可如何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指定某家小工厂，责成一大工厂去扶助，政府向这一大工厂进行贷款，加工订货，附带一个条件，要求它负责扶助这些小工厂，例如加工订货，大工厂在监督指导之下，酌量一方需求情况、一方接受能力与合理的酬报，分配给这些小工厂；小商店则由大商店尤其是公营百货公司之类，将货品依照合理的价格，批发给予它们经售，从此小工商业得以恢复活动。当然，实行时还须断定出种种适当办法来。这是“大带小”方式，也许是中小工商业今后的一条道路。三、在条件具备之下，中小工商业改变为合作社，当然也是一条道路。这几条道路。究竟哪一条适宜，也许此外还有适宜的道路，都要看实际情况来斟酌采用。
在9月29日的复信中，毛泽东又称：“先生所提税收、劳资两问题，确是应当注意调整的。据财委同志报告，有些已经调整，有些正在调整有些则尚待研究调整办法。上次我和先生谈的关于中小工商业的几点意见，过于简单，不便发表。此类问题，宜由财经机关征询各方意见，加以处理，较为适宜。”
1953年3月8日，毛泽东致信黄炎培和陈叔通，说：“任老来信要将我上次谈话向工商界传达，我认为可将要协商，要公平，有多少本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收多少税等带原则性的话，说给一些人听，其余不必传达；即使这些原则性的话，也只可非正式地说一说，不必正式传达，因为这些话实在太普通，是普通常识范围内的事，因为我们政府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许多事办得不好，才显得这些话好像颇为新鲜。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则要由财政部税务机关及其他机关逐一认真研究，才能妥善解决。”
黄炎培上次来信所谈及的税收等问题，很快就反映给了有关方面加以调整，财政部为此还将各地汇报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准备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报告。
1953年3月27日。毛泽东又致信黄炎培，说：“‘五反’以来延未解决的问题，今年大致可以获得解决，但尚须大家努力。”不久，毛泽东又将政务院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许涤新关于工商情况的一份报告送给黄炎培参考阅读。随后，毛泽东又在5月15日的信中说：“私营问题的中心和公营一样，是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劳资关系等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他和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经常坦诚相见，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时有建言。
在1954年以前，毛泽东经常向黄炎培咨询有关问题，甚至有时夜半之时黄炎培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泽东晤谈。当然，他们交往和交换意见的更多方式，就是彼此的通信了。黄炎培曾亲笔给毛泽东写信达百余封，这可能是民主人士之中罕见的。多的时候，黄炎培一个月会写两三封，而且有的信洋洋洒洒达数千字之多，有的则只有简短几句问候。至于毛泽东亲笔回给黄炎培的书信，也有60多封。这些书信，或者涉及国家的重要决策，或者只是两人之间的寒暄和问候。在黄炎培的书信中。有他对执政党治国理念和方针政策的认同及赞许，也有意见不同时善意的质询和商榷，其中不乏其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流露，以及率直的批评或婉转的建议。
黄炎培在信中对执政党和毛泽东多方建言
共和国成立之初，工作重点已经从大规模的军事斗争逐渐转向了经济领域，作为政务院副总理和中财委委员，黄炎培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配合执政党，为在全国范围内平抑物价、统一财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工商业户关门、歇业，工人失业的现象，特别是在上海，形势尤其严重和突出。黄炎培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4月8日，黄炎培将自己的意见写成3000余言的书信，寄给毛泽东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财委主任陈云、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信中写道：“此次政府会议，一致认为财政确有成绩，如征粮已达70％，税收超额，人民币回笼已达60％，收支接近平衡，都是事实。主席在颐年堂12日晚上说：‘成绩是有的，毛病是要改的’，这句话很正确。现实局势是相当严重的，财政在好转，人心在恶化……”
所谓“局势严重”、“人心恶化”，是指黄炎培此前曾收到过几封反映问题的来信，反映了银根过紧、公债过高、征粮过重、逼死人命等问题、为此，他感到十分不安。在信中，他还写道：“自政务院纠正征粮偏差的指示到达，救活了不少生命。这样被押被吊的，因指示到达而获释，苏南共1000多人，只松江一区300多人。我所虑的，这样出人意外的偏差，怕还不止苏南一区，为维护生产计，为挽回人心计，必须快快予以有效的处理，必须先把人心挽回过来……然后从积极而兴奋的心理中准备进行土改，不要从恐怖而消极的心理中进行。”
应该说黄炎培反映的问题是及时提出了“革命党”如何转变为“执政党”的重要问题，显然，依靠过去人们熟悉的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方法来从事经济工作和社会改造等，会有许多硬伤和副作用，为此黄炎培在书信中提出了纠正失误的若干措施：
“我想到的有效方法：第一，陈云同志对这些问题多次说过要派大员去办，我极赞同，凡认为存在着问题而这些问题相当严重的地方都应赶快派员去……第二，这许多不够格的县长和一班县工作干部必须快快举行轮训，连同税收人员……第三，…我想提出一个办法，可否设副县长……县副职不定须本县人，邻县人也可，顾亭林(顾炎武)主张县官以五百里之内人士充任，不一定本县人，但总须熟悉地方情况，见其所著《县官论》。第四，县政主要的武器，当然还是县人民代表会议。上文所列种种不合理现象所以发生，都由于这些县没有办或没有办好代表会议，我所知道，许多县代表会议没有人敢代老百姓陈述痛苦的，领导者一切了解程度不很够……第五，加强监察公务人员是否履行职责，县市以上都须设人民监察机关，实行监督，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控告，这都规定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间的。今既有此现象，亟须考虑一下，是否添设地方监察机关……以上五项建议，一派大员，二轮训，三设副县长，四搞好县代表会议，五加强监察，深信上列种种不合理现象，依此一定可以彻底纠正的。”
黄炎培的建议，针对问题的出现，由古人的经验之谈到现代民主的制度建设，多所涉猎，特别是基层民主，通过从上到下的制度建设和民主运作，可谓深中肯綮。这封信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务院随即奉命将此信印刷成册，分送有关人员传阅。4月26日，毛泽东约黄炎培长谈，黄炎培又一一陈述意见。临别时，毛泽东嘱咐黄炎培继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未尽之言，书面续报”。
黄炎培为毛泽东的态度所鼓舞，又花二三天时间给毛泽东等写了一封7000余字的长信。这封长信，由“关于乡村和城市现况的续报”、“我的看法”、“我所贡献的做法”等所组成。其中，他提出了综合平衡的问题，以及政策须向“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倾斜，征粮和征税乃至召募公债的原则应是“取之有余”，即“有余则取，无余不取，多余多取，少余少取”，等等。建议实施一整套的经济政策，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外贸等。
这些主张和建议，很快得到了重视。而且有的不久就成为中央政府的经济决策。如放松银根、增发货币、增加信贷等；有的则在较长一段时间后演变为政策现实，如农村金融业(农村信用社)、抵押放贷等。
当然，限于历史条件，黄炎培信中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如对外开放、引进外商和外资、容纳私营经济和农村手工业、提高农村购买力、发展民营金融等，特别是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等建议，很多是直到多年之后才成为现实的。
1951年12月28日，黄炎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了轻工业部开展“三反”运动的一些具体情况，反映有关方面在向一些商店查询中，发现有不少漏税、行贿、送回扣的情况，当时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及北京市分会正在开展工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遂拟提出“消灭行贿、消灭回扣”的口号，认为回扣就是贪污，这种现象在旧社会根深蒂固，如不将之扑灭，则无以整饬各机关的风纪。毛泽东看了这封信以及黄炎培此前在轻工业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要彻底地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斗争》后，高兴地回复说：“轻工业部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并已开始收效，甚为欣慰。讲演稿很好，只须将第一面有四处括号内数字去掉，就可发表。”
黄炎培所领导的民建，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学习共产党努力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方法。为此，黄炎培去信给毛泽东。毛泽东也于1956年12月4日回复他，称 赞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毛泽东表示：“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开国之初，黄炎培给毛泽东等的几封长信，都受到了极为重视的回应，受到鼓舞的黄炎培经常就国家大事有所建言而写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为黄炎培修改讲话稿
1952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对民建的工作谈了几点意见。9月4日，黄炎培在北戴河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在他向民建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的讲话中，传达和阐发这些意见，并将其拟就的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的讲话要点送给毛泽东审阅。
9月5日和13日，毛泽东就黄炎培的信和讲话，分别写了复信，同时将修改过的讲稿退给黄炎培。信中毛泽东认为黄的“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原来，此时的黄炎培受了时代和社会思潮的某种影响，思想上也不免“左”了起来，毛泽东认为他“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当做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接着，毛泽东又说：“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进而，毛泽东在信中称道黄炎培：“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信末，毛泽东还说：“因为先生对于我的高度的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日内如有暇，想和先生面叙一次。”
至于黄炎培的讲稿，毛泽东在修改时把“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又把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和改造资本家，还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此外，他还在“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
毛泽东修改过的黄炎培的这篇讲话，不久就送达《人民日报》发表了。9月12日，《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将清样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黄炎培“开头引过主席的指示，没有说明经过情形，恐读者不易明白，我们已请民建会补发消息”。于是，毛泽东又对清样作了一些文字性的修改，再退给了报社。这篇讲话，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中小212商业的几点意见，毛泽东致信黄炎培：“不便发表”，可“说给一些人听”，“也只可非正式地说一说，不必正式传达”
1952年9月，黄炎培来信谈及上每中小工商业者为税收所苦。这是因为这年上半年生意清淡以及税则改变后导致的(1952年的所得税，须暇上年税额，在9月底应先缴1/3)。黄在信中还谈到上海工商界普遍有消极心理，认为要扭转这种状况，需从税收和劳资上入手。黄的来信还附送了9月10日毛泽东与他谈及中小工商业问题时的谈话记录，并请毛泽东予以审阅。
此前，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问及“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各地工商业的情况，特别是中小工商业的情况。当毛泽东了解到中小工商业确有特殊困难时，提出了几点改进意见：一、中小工商业可以走“联营”的道路，三五家、七八家、一二十家，从业务的联合逐渐地趋向资金的联合。从此成为“公司”的方式。二、从中小工商业的产生来说，大都依靠大工商业而来，尤其是小工厂依靠大工厂而产生，但在情势变化以后，尤其是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大的对于小的，可能失掉了提挈的作用，政府贷款和加工订货也不可能直接及于小工厂，这是无可如何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指定某家小工厂，责成一大工厂去扶助，政府向这一大工厂进行贷款，加工订货，附带一个条件，要求它负责扶助这些小工厂，例如加工订货，大工厂在监督指导之下，酌量一方需求情况、一方接受能力与合理的酬报，分配给这些小工厂；小商店则由大商店尤其是公营百货公司之类，将货品依照合理的价格，批发给予它们经售，从此小工商业得以恢复活动。当然，实行时还须断定出种种适当办法来。这是“大带小”方式，也许是中小工商业今后的一条道路。三、在条件具备之下，中小工商业改变为合作社，当然也是一条道路。这几条道路。究竟哪一条适宜，也许此外还有适宜的道路，都要看实际情况来斟酌采用。
在9月29日的复信中，毛泽东又称：“先生所提税收、劳资两问题，确是应当注意调整的。据财委同志报告，有些已经调整，有些正在调整有些则尚待研究调整办法。上次我和先生谈的关于中小工商业的几点意见，过于简单，不便发表。此类问题，宜由财经机关征询各方意见，加以处理，较为适宜。”
1953年3月8日，毛泽东致信黄炎培和陈叔通，说：“任老来信要将我上次谈话向工商界传达，我认为可将要协商，要公平，有多少本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收多少税等带原则性的话，说给一些人听，其余不必传达；即使这些原则性的话，也只可非正式地说一说，不必正式传达，因为这些话实在太普通，是普通常识范围内的事，因为我们政府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许多事办得不好，才显得这些话好像颇为新鲜。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则要由财政部税务机关及其他机关逐一认真研究，才能妥善解决。”
黄炎培上次来信所谈及的税收等问题，很快就反映给了有关方面加以调整，财政部为此还将各地汇报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准备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报告。
1953年3月27日。毛泽东又致信黄炎培，说：“‘五反’以来延未解决的问题，今年大致可以获得解决，但尚须大家努力。”不久，毛泽东又将政务院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许涤新关于工商情况的一份报告送给黄炎培参考阅读。随后，毛泽东又在5月15日的信中说：“私营问题的中心和公营一样，是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劳资关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