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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外出游玩回家,在楼道里,我的脚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侧头一看,原来是一堆脏兮兮纸皮。
糟!我的白裤子没用啦!看着裤子上那块黑黪黪的泥迹,我恨得牙痒痒的。
我骂骂咧咧地回到家,母亲过来用手帮我拍那泥迹,却越拍越脏,那泥痕已濡染开来了。
“是哪个缺德的家伙乱摆东西?”我恼怒地吼。
母亲见我一脸恐怖,皱了皱眉,细声说:“可能是那个新搬来的捡破烂叔叔!”
“什么?捡破烂的也搬到我们这幢楼了?”我声音急迫,“真是越来越杂了!我们以后要离他远点!”
母亲困惑地看着我,“哦”了一声。
我開始留意起这位新的邻居。
那是个瘦癯精悍的男人,四十来岁,听说是下岗多时,平日里就干些拾荒的事。也许是自卑吧,只要楼道里有人路过,正在收拾杂物的他一定会停下手上的活,比古楼兰干尸多点水分的身子就尽量往墙上贴,生怕碍着别人。他像一株阴生植物,那么的静,那么的寂,用那双黑枣眼向人打招呼,眼光里满苍茫……
一天,我和母亲在楼下的院子散步。忽然,母亲脸上一亮,说:“孩子,捡破烂叔叔跟你穿的衣服是一样的!”
我瞅了他一眼,他那件浅蓝色上衣与我的相仿。今天怎么搞的,我穿得像个拾破烂的!我暗暗埋怨母亲朴素的残忍。她怎么能将我跟一个捡破烂的人比呢?我气呼呼地说:“我的是牌子货,他的皱巴巴的,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母亲见我冲着她发火,感到莫名其妙,连忙解释:“他穷嘛,买不起好衣服。”
我遏止不住怒气,语调有点严厉:“穷并不是一种的美德。我现在要是不努力学习,将来就会像他那样拾破烂。”
回到家,我把那件衣服脱下来丢到垃圾桶,母亲见了,噤声不响。
之后,我经常在家的附近见到他,他会抬起疲惫的眼皮,用目光向我打招呼,但我总是视而不见。
大年初一,我和母亲上街,在楼道里,我又见到了他。他穿了件灰灰的棉袍,虽不鲜亮却干净利落。我照例对他视而不见,没想到他却忽然挡住我们的去路,我大愕。
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红包”,满脸皱褶都浸着笑意,对我说:“你读初中了,新年要利利事事,快高长大!”声音不大,还有些喑哑,却像戏剧演员的道白,很有力度。
利事,他居然也派利事!一瞬间的惊愕和踌躇,让我和母亲都失去章程。他的“利事”能有多少,老鼠尾巴生疮儿——有脓也不多吧。我不屑地浅笑了。
我没有伸出了手去接受他的“红包”。那一刹,他的脊梁僵硬了,捏住“红包”的手尴尬地悬在空中。我看到了他心底的不安与脆弱。他像明白了什么似的,望了我一眼,我的心弦被他的目光重重地拨弄了一下,弹奏出一声悠然的悲怜。我忽然自责起来:不论贫富,在普天同庆的新年里,每个人都需要祝福和被祝福,我有什么理由剥夺别人祝福的权利呢?
“好孩子,快拿着吧!”他眤瞅了我一眼,手依然在空中坚持着。
“快谢谢叔叔!”母亲对我说。
“谢谢叔叔!”我接过他的“红包”。
交出祝福的那一刻,他陶醉在祝福声声的喜庆世界里。他又满脸堆笑地向别的小孩走去。
他在斑驳的阳光里每移动一步,都似在我卑劣的身体内最隐秘、最敏感的弦上拨响一声:尊重,人与人彼此之间都需要尊重。在流行“贵易友”的年代里,这份精神的光辉是最值得珍爱的。
我打开他的“红包”,那是用一张皱巴巴的红纸做的“红包”,里面只有两元钱。这是我收到最“不值钱”的一个红包,却是最能带给我感动的一个红包。
“妈妈,晚上我给叔叔送饺子去!”我说。
母亲点点头,然后微笑。
糟!我的白裤子没用啦!看着裤子上那块黑黪黪的泥迹,我恨得牙痒痒的。
我骂骂咧咧地回到家,母亲过来用手帮我拍那泥迹,却越拍越脏,那泥痕已濡染开来了。
“是哪个缺德的家伙乱摆东西?”我恼怒地吼。
母亲见我一脸恐怖,皱了皱眉,细声说:“可能是那个新搬来的捡破烂叔叔!”
“什么?捡破烂的也搬到我们这幢楼了?”我声音急迫,“真是越来越杂了!我们以后要离他远点!”
母亲困惑地看着我,“哦”了一声。
我開始留意起这位新的邻居。
那是个瘦癯精悍的男人,四十来岁,听说是下岗多时,平日里就干些拾荒的事。也许是自卑吧,只要楼道里有人路过,正在收拾杂物的他一定会停下手上的活,比古楼兰干尸多点水分的身子就尽量往墙上贴,生怕碍着别人。他像一株阴生植物,那么的静,那么的寂,用那双黑枣眼向人打招呼,眼光里满苍茫……
一天,我和母亲在楼下的院子散步。忽然,母亲脸上一亮,说:“孩子,捡破烂叔叔跟你穿的衣服是一样的!”
我瞅了他一眼,他那件浅蓝色上衣与我的相仿。今天怎么搞的,我穿得像个拾破烂的!我暗暗埋怨母亲朴素的残忍。她怎么能将我跟一个捡破烂的人比呢?我气呼呼地说:“我的是牌子货,他的皱巴巴的,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母亲见我冲着她发火,感到莫名其妙,连忙解释:“他穷嘛,买不起好衣服。”
我遏止不住怒气,语调有点严厉:“穷并不是一种的美德。我现在要是不努力学习,将来就会像他那样拾破烂。”
回到家,我把那件衣服脱下来丢到垃圾桶,母亲见了,噤声不响。
之后,我经常在家的附近见到他,他会抬起疲惫的眼皮,用目光向我打招呼,但我总是视而不见。
大年初一,我和母亲上街,在楼道里,我又见到了他。他穿了件灰灰的棉袍,虽不鲜亮却干净利落。我照例对他视而不见,没想到他却忽然挡住我们的去路,我大愕。
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红包”,满脸皱褶都浸着笑意,对我说:“你读初中了,新年要利利事事,快高长大!”声音不大,还有些喑哑,却像戏剧演员的道白,很有力度。
利事,他居然也派利事!一瞬间的惊愕和踌躇,让我和母亲都失去章程。他的“利事”能有多少,老鼠尾巴生疮儿——有脓也不多吧。我不屑地浅笑了。
我没有伸出了手去接受他的“红包”。那一刹,他的脊梁僵硬了,捏住“红包”的手尴尬地悬在空中。我看到了他心底的不安与脆弱。他像明白了什么似的,望了我一眼,我的心弦被他的目光重重地拨弄了一下,弹奏出一声悠然的悲怜。我忽然自责起来:不论贫富,在普天同庆的新年里,每个人都需要祝福和被祝福,我有什么理由剥夺别人祝福的权利呢?
“好孩子,快拿着吧!”他眤瞅了我一眼,手依然在空中坚持着。
“快谢谢叔叔!”母亲对我说。
“谢谢叔叔!”我接过他的“红包”。
交出祝福的那一刻,他陶醉在祝福声声的喜庆世界里。他又满脸堆笑地向别的小孩走去。
他在斑驳的阳光里每移动一步,都似在我卑劣的身体内最隐秘、最敏感的弦上拨响一声:尊重,人与人彼此之间都需要尊重。在流行“贵易友”的年代里,这份精神的光辉是最值得珍爱的。
我打开他的“红包”,那是用一张皱巴巴的红纸做的“红包”,里面只有两元钱。这是我收到最“不值钱”的一个红包,却是最能带给我感动的一个红包。
“妈妈,晚上我给叔叔送饺子去!”我说。
母亲点点头,然后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