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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绍荣是江西修水人，其创作深深扎根于故土，以诚挚之心辛勤笔耕三十余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日出苍山》取材于发生在湘鄂赣边的秋收起义，真实反映了这段历史的宏阔悲壮;后又创作了革命历史题材的纪实小说《万家岭大捷》，以全景式视角描写了赣北这场胜利之战;长篇传记《陈寅恪家世》则将笔触伸向修水先贤陈寅恪家族，从其起源、流变、迁徙及其源流衍化脉络等，来探寻“义宁陈氏”这一文化家族的奥秘;而《故土红尘》写的则是湘鄂赣边八百里九岭山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另外还有短篇小说集《苍生野史》等。纵观叶绍荣的文学创作，其书写内容基本都可划归为历史叙事范畴。
对于“历史叙事”一词，海登·怀特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一文中说：“所有的历史叙事都预先假定它们所要表达和解释的事件的比喻特征。”[1]这意味着，对历史的记录和描述，不但取决于客观的历史事实，更是取决于叙述者的叙述方式和价值立场。所以，历史叙述本身是兼具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复杂过程。在中国文学史上，历史叙事早已有之，典型如《三国演义》。新文化运动后，现代历史叙事层出不穷。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虹》《蚀》等勾勒了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长卷，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更是开创了“五四”新文学长篇历史小说的先河。有学者认为“现代历史题材的叙事模式，在‘五四’新文学的实践中已经被确立了”[2]。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成为叙述现代历史的典型模式，出现了《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一大批描写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重大事件的小说，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规定性。进入新时期，在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一系列的文学思潮后，典型化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模式已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以《妻妾成群》《白鹿原》《活着》《故乡天下黄花》等作品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创作的兴起。
作家的创作都与前人的书写经验分不开。从叶绍荣的小说中，既能看到典型化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模式的影子，又能清晰地辨认出新历史主义创作观念的痕迹，但整体上又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质。作为一位赣地本土作家，叶绍荣的创作实现了历史书写与区域文化的完美融合，丰富了江西的地域文化书写，对于以文学书写历史的后来者也起到启迪作用。
一、革命历史：对书写传统的继承与新变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说到现代中国的“历史”，在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针对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历史”，黄子平认为是“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3]。这一“历史”内容具有质的规定性。叶绍荣根据抗日初期国民党军队取得胜利的万家岭战役创作的《万家岭大捷》，显然对这一“质的规定性”有所突破。万家岭战役从1938年9月28日到10月10日，历时十二天，日军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毁灭性打击。这一胜利之战是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在抗日战争中鼎足而立的三大辉煌胜利之一。在《万家岭大捷》一书中，叶绍荣正面书写了薛岳、吴奇伟、陈诚、俞济时、王耀武、冯圣法、张灵甫等一系列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场战役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采访中叶绍荣曾谈及创作缘由：“在一次笔会之中，与朋友谈起发生在九江的万家岭战役，却鲜少有人知道。作为一个九江本地作家，我有责任记录下来，把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告诉人们。”[4]从中也可看出叶绍荣与“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创作者之间在创作目的上的显著差异：他书写历史不仅仅为社会民众提供政治、思想上的意识形态规范，还着眼于记录这片土地上在战争中英勇抗敌的英雄。对此，朱法元评论道：“作者用当代意识审视历史，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薛岳的功过是非作了客观公正的分析、评价，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还读者一个真实可信的薛岳。我认为叶绍荣的探索是颇有意义的。”[5]
《日出苍山》是叶绍荣另外一部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描写了秋收起义这一重大事件，成功塑造了包括毛泽东、卢德铭、余贲民、罗荣桓、何长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形象，成为后人了解秋收起义的重要资料。对于革命历史小说的呈现形态，洪子诚指出，“一些作家，在长篇小说中追求对于历史的‘整体’的、‘史诗性’的把握。另一些作家则加入一些‘传奇’因素，而接近现代‘通俗小说’的模式”[6]。从整体风格来看，《日出苍山》力求从整体上全方位表现秋收起义这段宏阔悲壮的历史，更接近于前一类型，从中可看出叶绍荣对革命历史小说经典文本叙事风格的继承。然而，论及文本中所涉及的具体写作手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日出苍山》又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首先，是对“二元对立”写作模式的突破。陈思和从战争文化心理角度评述20世纪50年代的战争题材创作，认为“战争形态使作家养成了‘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因为战争往往使复杂的现象变得简单，整个世界被看作是一个黑白分明、正邪对立的两极分化体”[7]，体现在文学创作之中就是“二元对立”的模式。在《日出苍山》中，叶绍荣摒弃了在这一模式上建立起来的“我军”“敌军”这套写作语言，从多个视角切入，聚焦秋收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平实的语言叙述真实的历史，展现其复杂与厚重。其次，在人物塑造上摒弃了以往单一的、扁平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塑造方式，在立足于客观历史的基础上，合理展开想象，以众多的心理描写展现英雄人物与普通人之间共通的真实感受，塑造出复杂立体的人物形象。例如，《日出苍山》中塑造的一代伟人毛泽东，既展现了他对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一个领导人所具有的运筹帷幄的指挥能力，以及遇到困难时迎难而上的乐观精神，也展现了他从一个教书先生到踏上军旅征程这一过程中内心曾有过的惶惑和困顿。而对于余洒度、苏先骏、钟文璋等在历史中并不光彩的人物，作者对他们性格中的缺陷与阴暗面，如钟文璋的轻敌、余洒度的善妒、苏先骏的自负等，如实展现;但也毫不掩盖他们曾在秋收起義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和他们本身具有的才能与野心，不因他们背叛了革命就过度丑化其形象。《日出苍山》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立体的，性格复杂，特点鲜明。叶绍荣在继承书写传统中的创新，增添了历史的真实性与可信度，也为后人提供了从人性视角去审视这一历史的新维度。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社会发展、市场经济和商业文化的侵入，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呈现多元状态。一些与商业文化相关的元素，如情爱、谍战、传奇等进入到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范畴当中，传统革命小说中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崇高品质等元素受到冲击。在新语境中，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如何平衡好历史书写与市场要求，是创作者亟须解决的问题。叶绍荣的《日出苍山》与《万家岭大捷》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有益探索。一方面，叶绍荣拒绝在文本之中使用新的潮流化创作元素，坚持严肃纯粹的创作态度，歌颂革命先烈们的革命精神以及他们的崇高理想。另一方面，叶绍荣的作品在同类型创作之中，也确实受到诸多读者的关注。这其中的缘由，除了所选择的创作题材外，跟他独特的创作方式和写作风格也不无关系。在叶绍荣的几部作品中，不论是他人所作的序还是他自己写的后记，都一致强调他在创作前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田野调查是叶绍荣写作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步骤。《陈寅恪家世》作为叶绍荣创作的一部长篇传记，之所以能够在众多有关陈寅恪家世溯源及家族流变的叙述考证的作品中凸显价值，跟叶绍荣的田野调查有莫大的关联。在多次探访陈寅恪故里时，他找到了陈氏后裔珍藏的宗谱残本，“遍稽有关方志、宗谱、墓志铭、信札以及流传于民间的野史轶闻，查阅了全国各地各大档案馆、图书馆、政协文史委尘封的馆藏资料，拜访了陈寅恪的弟子、后裔及亲友”[8]。得益于严谨、扎实的调研，叶绍荣才能将他人未能阐明的陈氏家族的起源、流变、迁徙和衍化过程阐述清楚。创作小说时，叶绍荣也一样进行了细致的田野调查工作。以《日出苍山》为例，作者曾“以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工作人员的身份”，“沿着当年秋收起义的路线，进行了为期一年的采访，足迹踏遍湘鄂赣三省。翻遍了修水、铜鼓、平江、萍乡、安源、浏阳、文家市、通城、崇阳、莲花、永新、宁冈、韶山、湘潭、武汉、长沙、南昌、井冈山等地的纪念馆、黨史办全部或部分馆藏资料。摘录收集了近百万字的资料卡片，收集了大量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有幸接触了别人无法接近的大量珍贵、翔实的馆藏资料，其中许多资料是从未见经传而又鲜为人知的”[9]。《万家岭大捷》《故土红尘》《苍生野史》等小说作品的创作过程，不外乎如是。田野调查使得叶绍荣积累了众多真实可靠的创作素材，为其对历史进行想象与加工的过程中能够以大量细节进行填充提供了可能性。
二、乡村历史：对民间资源的关注与征用
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美文化界和文学界，主要代表人物有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蒙特洛斯等，其理论方法的核心是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10]。西方这些新历史主义理论者们向人们传递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人们不可能直接与事件本身打交道，仅能接触这一事件的有关记载，这些记载与已经消失了的短暂事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妻妾成群》、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一批作品，就是在这种全新的、带有颠覆性的历史观的影响下产生的。叶绍荣本人与这些作家们同样经历了新历史主义涌入中国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故土红尘》是叶绍荣近年的突破性作品，著名评论家朱向前曾将其与《白鹿原》相提并论。在这一作品中，叶绍荣是否有意识地运用新历史主义理论指导其创作，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文本中可以窥见新历史主义的蛛丝马迹。
相对于传统历史小说及革命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更倾向于“民间”历史观念，它常常以民间历史叙事的面目出现，体现了“边缘化”或者“暧昧”的立场与趣味。[11]即新历史小说不强调所谓的历史主导力量、主流逻辑，而是着眼于个人家族、轶闻传奇，着眼于对历史局部和个案的细致入微的描写，显示出历史的沧桑变迁。《故土红尘》描绘了在湘鄂赣边八百里九岭山中，自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历史在九岭山中的风云变幻。故事中主要人物翟福祺以开设赌场发家，成为九岭山中最大的地主，拥有六十四处田庄。作者通过墨田翟家从起家到衰落的全过程，串联起田家、姜家、梁家等众多家族的命运变化，塑造了翟福祺、田炳炎、姜家明、翟伯缨、饶菊香、东篱先生、“宁河恶举”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普通人在社会急剧动荡变革中的生存智慧和内心伤痛。朱向前评论此书说：“作者史志般的笔触，诸多民间秘史、乡村故事、风土人情、山歌野咏、食色男女的描写，大量尘封的往事和鲜活的历史细节，还原了这方土地深层的历史事实。”[12]《故土红尘》契合了新历史主义的创作观念，而文本中随处可见的真实而富有赣地特色的民间场景，凸显了作者在叙述历史过程中对本地民间文化资源的征用。
“民间”的发现，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巨大的言说空间。在《故土红尘》中，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土地改革等宏大的历史事件只作为小说的背景，人物、故事获得了主体地位，而日常生活场景的具体呈现使得抽象的历史具有了现场感与真实感。在小说中，叶绍荣最擅将赣北地区的民俗风情融于日常描写中，讲述历史的同时还原当时的场景与人们的生活状态，使人进一步领略赣北独特的地域风情，让读者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有更深切的感受。如在《年俗》一节中，作者写翟家过年的景象时，花了诸多笔墨来介绍当地年节习俗：细数当地种类繁多的年货，介绍“一年三节”的送礼习惯，详细描写墨田村守岁和祭祖祈福、看戏等场景，彰显鲜明地域特色。因九岭山居内陆，又从来没有养鱼的习惯，新鲜的鱼对于当地人来说并不容易获得，“因此九岭山里一些要面子的人家便用木头雕一条鱼，有客人来了，将木鱼浇上油拌上姜葱蒜等盛在盘中，装模作样地摆在桌上待客”[13]，这就是当地特有的“木鱼待客”习俗。九岭山还有祭祖“挂新灯”的习俗，就是“本族内去年若是有哪一户生了男丁，便在祖堂的正梁上挂上一对大红灯笼，然后焚香点烛燃放鞭炮以告慰祖宗”，“若是生了女孩，则要省事得多，既不须放鞭炮也不用焚香点烛，更不必挂灯笼”[14]。从这些习俗可以窥见当地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和“重男轻女”的封建落后思想。作者借独特的风俗习惯建构了一个真实的社会活动空间，以此来展现人物的传统观念与思维惯性，为人物行为提供逻辑上的合理性，也为读者勾勒出一幅生动的赣地乡村风俗画卷。 叶绍荣在《故土红尘》的《后记》中写道：“多年来有一个梦想，就是为故乡写一部书，让人们从这部书里知晓，故乡的土地上曾飘逝过怎样的烟云，先人们曾经历了怎样的生活……”[15]在叙述历史中增加大量的民俗风情，显然是叶绍荣的有意之举。但是对民间的关注，却不是叶绍荣近年来的突发奇想，而是作为一个热爱故乡的赣地本土作家的自觉选择。早在《故土红尘》之前，叶绍荣就创作了《苍生野史》，主要书写乡间传统行业手艺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曲折命运，如兵痞、船夫、阉匠、神医、郎中、梨园弟子、乡村乐师、草鞋县令等三教九流人物。王干在《苍生野史》的《序》中写道：“叶绍荣的小说取材于民间野史、乡间趣闻，承沈从文之遗风，得汪曾祺之笔趣。”[16]《陈寅恪家世》是叶绍荣立足本土关注民间的又一例证。在众多可书写的话题中，叶绍荣选择为陈寅恪家族写传记，显然出于他对本地乡土先贤的格外关注。在创作过程中，除了各种文字资料，叶绍荣还格外注重收集与陈寅恪有关的“流传于民间的野史轶闻”[17]。叶绍荣关注民间与民间素材的积累与其个人经历和生命体验紧密相关。从地域文化视阈来看，叶绍荣通过《故土红尘》《陈寅恪家世》《苍生野史》等创作丰富了江西的赣文化书写，彰显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三、在历史叙述中回望与反思
尽管叶绍荣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秉承实事求是的客观创作态度，花费大量的时间做田野调查，试图还原历史的复杂状况，但事实上没有一个文学家能够写出历史原本面貌。按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并不是对史实单一的记载，亦不是对过去事件的单纯记录。历史的模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如何叙述，而历史叙述很大程度上又受制于叙述者。从叶绍荣关于赣北这一地域的历史叙述，可以看到他对故乡漫长历史的回望与反思。
其一，对革命中的暴力问题表达了个人深刻的思考。在叶绍荣的小说世界，革命的进步与野蛮是同时存在的。《故土红尘》中，卢作礼霸占饶菊香不成，对其因爱生恨心生报复之意。他见田士元带着人来九岭山“闹红”后，便怂恿卢姓族人找田士元告状，说饶菊香如何盘剥乡民，致使田士元率先批斗饶菊香。对此，卢作礼仍不善罢甘休，要“用乡间最歹毒的方式在她脖颈上挂满破鞋游塅，然后押着她从牌坊下高培德的大门口经过”，“让她在亲家亲母及未过门的儿媳妇面前丢人现眼”[18]。在传统乡间道德伦理秩序之中，卢作礼本没有任何权力对饶菊香施暴，但在土地革命中，他有机可乘，犯下借“公事”泄“私愤”的罪行。叶绍荣借这一细节，指出在当时不够成熟的革命队伍之中，存在浑水摸鱼的投机分子，而他们的某些行径玷污了神圣的革命。作者借此批判了滥用暴力的情况。
其二，是对漫长的乡村历史中封建落后思想的批判。“我力图写出乡间脉脉的温情，写出氤氲于村落屋场间的人情美、人性美。”[19]像许多具有浓浓故乡情结的作家一样，对于滋养自己的家乡，叶绍荣怀有深深的热爱与眷恋。可古老的村落之中，不仅有美丽的风景与淳朴的人情，还有阴暗的藏污纳垢的一面。叶绍荣身为一名知识分子，难免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看待古老村落中发生的一切，在历史的叙述中对潜藏其中的糟粕进行犀利批判。典型如《苍生野史》中的《秀姑》一文，叶绍荣笔下的秀姑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嫁了七个丈夫，生了七个孩子，却没有一个孩子在她身边成长。她的存在犹如一件货物，生育是她唯一的价值，每生出一个孩子她立马被抬到下一任“丈夫”家里，继续为其生育。这样悲惨的女性还有《村碑》中的徐张氏，成为寡妇后明明有爱人却一辈子不能生活在一起，被贞洁观念与宗族势力围猎……在同情的笔触中，作者直指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迫害。从《故土红尘》中作者塑造的翟伯缨与饶菊香这两位女性身上，可以更加鲜明地看到叶绍荣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反叛意识。翟伯缨“不会绣花、不会绩麻、不会纺纱织布、不会纳鞋做袜、不会炒菜煮饭”，却有一身好武艺，能够保护亲人并帮助翟福祺料理生意;而饶菊香则始终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接近与离开翟福祺都只凭个人喜好，她对束缚女性的贞洁观完全抛之脑后，且在嫁入卢家后又垦荒种植油茶，创办榨油厂并经营得有声有色，充分展现了个人才干。在这样的对读之中，叶绍榮对封建男权社会的批判更显力度。
其三，对人性深处阴暗面的审视。人性的晦暗不会随时间和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叶绍荣在小说中将人性之恶赤裸裸地展现，不单是从道德层面上对其予以批判，更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使人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人性、认识自己。在《奇冤》一章中，宁河苏区的“恋爱研究社”是为革命队伍中的年轻人提供的交流平台，因国民党特务的陷害，社中成员被怀疑有通敌的嫌疑。宁河县肃反委主席张珠新官上任，急需展现政绩，且又素来痛恨知识分子，便对“恋爱研究社”成员痛下杀手。叶绍荣从另一角度描写民众在这一案中的反应：“无休止的猜疑、酷烈的刑讯逼供、人为的政治高压，使得案情越查越复杂，抓的人也越来越多，一时间，借刀杀人、乱踢乱咬、兄弟相斗、父子相残等屡见不鲜，人性的丑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暴露。”[20]在革命斗争的特殊年代，为了获得生存的权利，人性中的乖僻与残忍则被无限放大。不论是身居高位的革命领导人张珠，还是乡村中的凡夫俗子，都难以避免。叶绍荣抱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写出革命中人们在暴力中相互倾轧、相互伤害的惨状，是为了警醒后人，以史为鉴。这也使得这部虚构的小说更具有思想深度。
江西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而进入现当代时期，又成为重要的革命圣地，丰富多样的历史资源为创作者提供源源不断的书写灵感。身为一位本土作家，叶绍荣对应肩负的责任有明确的认识：“文学作品是一个时代、一方水土的缩影，身为本土作家，我们要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21]一方面，叶绍荣的创作在选材上不断打捞被人们遗忘的历史事实，填补历史讲述的空缺;另一方面，他坚持客观的历史态度，讲述过程中不偏颇、不避讳，力求恢复历史原貌。尤其是采用田野调查积累创作素材，可见其为还原历史的真实付出的巨大努力。另外，他在讲述历史的过程中又有意识地学习与思考民间文化，是对文学形式与功能的一次探索。叶绍荣对文学传统的借鉴，对当地历史的思考，对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给江西创作版图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然也不能否认，叶绍荣的创作也存在瑕疵。对于《日出苍山》与《万家岭大捷》这样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由于其理论素养和生活积累等各方面的原因，这些小说还缺少如《红旗谱》《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作品那样全景式和史诗式的规模，作者的虚构与想象能力也没有得到如《李自成》《白鹿原》《曾国藩》等历史小说那样创造性地发挥。小说还能更进一步开掘历史的沧桑与厚重，以及对民间生活空间做更进一步的开拓。而对于《故土红尘》与《苍生野史》这类带有新历史主义色彩的描写乡土历史的小说，正如王干所评论的那样：“叶绍荣对这些民俗的了解和熟悉，一是来自于亲身经历，一是来自于县志稗史类的文史资料，那些与个人经历有关的故事往往感受深切，耐人寻味，那些来自书面的资料则容易流于平面罗列，缺少内在的气韵。”[22]
注释：
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74 页。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6页。
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页。
《叶绍荣：40万字再现“万家岭大捷”抗战风云》，2015年9月4日，爱奇艺·资讯 。
朱法元：《 一曲荡气回肠的壮歌—序叶绍荣长篇纪实文学〈万家岭大捷〉》，《创作评谭》2011年第1期。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5页。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57页。
叶绍荣：《陈寅恪家世》，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叶绍荣：《〈日出苍山〉创作谈》，2017年3月7日（出自作者写给出版社的信件）。
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63页。
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海德堡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85 页。
《著名作家葉绍荣长篇小说〈故土红尘〉隆重出版》，2019年11月12日，修水网。
叶绍荣：《故土红尘》，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48页。
叶绍荣：《故土红尘》，第50页。
叶绍荣：《故土红尘》，第433页。
王干：《野风浩荡—叶绍荣和他的〈苍生野史〉》，《创作评谭》1999年第5期。
叶绍荣：《陈寅恪家世》，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叶绍荣：《故土红尘》，第356页。
叶绍荣：《故土红尘》，第437页。
叶绍荣：《故土红尘》，第369页。
《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叶绍荣—辛勤耕耘精神家园》，2020年12月1日，修水网。
王干：《野风浩荡—叶绍荣和他的〈苍生野史〉》，《创作评谭》1999年第5期。
（作者：南昌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对于“历史叙事”一词，海登·怀特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一文中说：“所有的历史叙事都预先假定它们所要表达和解释的事件的比喻特征。”[1]这意味着，对历史的记录和描述，不但取决于客观的历史事实，更是取决于叙述者的叙述方式和价值立场。所以，历史叙述本身是兼具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复杂过程。在中国文学史上，历史叙事早已有之，典型如《三国演义》。新文化运动后，现代历史叙事层出不穷。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虹》《蚀》等勾勒了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长卷，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更是开创了“五四”新文学长篇历史小说的先河。有学者认为“现代历史题材的叙事模式，在‘五四’新文学的实践中已经被确立了”[2]。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成为叙述现代历史的典型模式，出现了《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一大批描写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重大事件的小说，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规定性。进入新时期，在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一系列的文学思潮后，典型化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模式已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以《妻妾成群》《白鹿原》《活着》《故乡天下黄花》等作品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创作的兴起。
作家的创作都与前人的书写经验分不开。从叶绍荣的小说中，既能看到典型化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模式的影子，又能清晰地辨认出新历史主义创作观念的痕迹，但整体上又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质。作为一位赣地本土作家，叶绍荣的创作实现了历史书写与区域文化的完美融合，丰富了江西的地域文化书写，对于以文学书写历史的后来者也起到启迪作用。
一、革命历史：对书写传统的继承与新变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说到现代中国的“历史”，在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针对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历史”，黄子平认为是“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3]。这一“历史”内容具有质的规定性。叶绍荣根据抗日初期国民党军队取得胜利的万家岭战役创作的《万家岭大捷》，显然对这一“质的规定性”有所突破。万家岭战役从1938年9月28日到10月10日，历时十二天，日军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毁灭性打击。这一胜利之战是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在抗日战争中鼎足而立的三大辉煌胜利之一。在《万家岭大捷》一书中，叶绍荣正面书写了薛岳、吴奇伟、陈诚、俞济时、王耀武、冯圣法、张灵甫等一系列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场战役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采访中叶绍荣曾谈及创作缘由：“在一次笔会之中，与朋友谈起发生在九江的万家岭战役，却鲜少有人知道。作为一个九江本地作家，我有责任记录下来，把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告诉人们。”[4]从中也可看出叶绍荣与“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创作者之间在创作目的上的显著差异：他书写历史不仅仅为社会民众提供政治、思想上的意识形态规范，还着眼于记录这片土地上在战争中英勇抗敌的英雄。对此，朱法元评论道：“作者用当代意识审视历史，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薛岳的功过是非作了客观公正的分析、评价，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还读者一个真实可信的薛岳。我认为叶绍荣的探索是颇有意义的。”[5]
《日出苍山》是叶绍荣另外一部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描写了秋收起义这一重大事件，成功塑造了包括毛泽东、卢德铭、余贲民、罗荣桓、何长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形象，成为后人了解秋收起义的重要资料。对于革命历史小说的呈现形态，洪子诚指出，“一些作家，在长篇小说中追求对于历史的‘整体’的、‘史诗性’的把握。另一些作家则加入一些‘传奇’因素，而接近现代‘通俗小说’的模式”[6]。从整体风格来看，《日出苍山》力求从整体上全方位表现秋收起义这段宏阔悲壮的历史，更接近于前一类型，从中可看出叶绍荣对革命历史小说经典文本叙事风格的继承。然而，论及文本中所涉及的具体写作手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日出苍山》又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首先，是对“二元对立”写作模式的突破。陈思和从战争文化心理角度评述20世纪50年代的战争题材创作，认为“战争形态使作家养成了‘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因为战争往往使复杂的现象变得简单，整个世界被看作是一个黑白分明、正邪对立的两极分化体”[7]，体现在文学创作之中就是“二元对立”的模式。在《日出苍山》中，叶绍荣摒弃了在这一模式上建立起来的“我军”“敌军”这套写作语言，从多个视角切入，聚焦秋收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平实的语言叙述真实的历史，展现其复杂与厚重。其次，在人物塑造上摒弃了以往单一的、扁平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塑造方式，在立足于客观历史的基础上，合理展开想象，以众多的心理描写展现英雄人物与普通人之间共通的真实感受，塑造出复杂立体的人物形象。例如，《日出苍山》中塑造的一代伟人毛泽东，既展现了他对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一个领导人所具有的运筹帷幄的指挥能力，以及遇到困难时迎难而上的乐观精神，也展现了他从一个教书先生到踏上军旅征程这一过程中内心曾有过的惶惑和困顿。而对于余洒度、苏先骏、钟文璋等在历史中并不光彩的人物，作者对他们性格中的缺陷与阴暗面，如钟文璋的轻敌、余洒度的善妒、苏先骏的自负等，如实展现;但也毫不掩盖他们曾在秋收起義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和他们本身具有的才能与野心，不因他们背叛了革命就过度丑化其形象。《日出苍山》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立体的，性格复杂，特点鲜明。叶绍荣在继承书写传统中的创新，增添了历史的真实性与可信度，也为后人提供了从人性视角去审视这一历史的新维度。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社会发展、市场经济和商业文化的侵入，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呈现多元状态。一些与商业文化相关的元素，如情爱、谍战、传奇等进入到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范畴当中，传统革命小说中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崇高品质等元素受到冲击。在新语境中，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如何平衡好历史书写与市场要求，是创作者亟须解决的问题。叶绍荣的《日出苍山》与《万家岭大捷》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有益探索。一方面，叶绍荣拒绝在文本之中使用新的潮流化创作元素，坚持严肃纯粹的创作态度，歌颂革命先烈们的革命精神以及他们的崇高理想。另一方面，叶绍荣的作品在同类型创作之中，也确实受到诸多读者的关注。这其中的缘由，除了所选择的创作题材外，跟他独特的创作方式和写作风格也不无关系。在叶绍荣的几部作品中，不论是他人所作的序还是他自己写的后记，都一致强调他在创作前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田野调查是叶绍荣写作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步骤。《陈寅恪家世》作为叶绍荣创作的一部长篇传记，之所以能够在众多有关陈寅恪家世溯源及家族流变的叙述考证的作品中凸显价值，跟叶绍荣的田野调查有莫大的关联。在多次探访陈寅恪故里时，他找到了陈氏后裔珍藏的宗谱残本，“遍稽有关方志、宗谱、墓志铭、信札以及流传于民间的野史轶闻，查阅了全国各地各大档案馆、图书馆、政协文史委尘封的馆藏资料，拜访了陈寅恪的弟子、后裔及亲友”[8]。得益于严谨、扎实的调研，叶绍荣才能将他人未能阐明的陈氏家族的起源、流变、迁徙和衍化过程阐述清楚。创作小说时，叶绍荣也一样进行了细致的田野调查工作。以《日出苍山》为例，作者曾“以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工作人员的身份”，“沿着当年秋收起义的路线，进行了为期一年的采访，足迹踏遍湘鄂赣三省。翻遍了修水、铜鼓、平江、萍乡、安源、浏阳、文家市、通城、崇阳、莲花、永新、宁冈、韶山、湘潭、武汉、长沙、南昌、井冈山等地的纪念馆、黨史办全部或部分馆藏资料。摘录收集了近百万字的资料卡片，收集了大量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有幸接触了别人无法接近的大量珍贵、翔实的馆藏资料，其中许多资料是从未见经传而又鲜为人知的”[9]。《万家岭大捷》《故土红尘》《苍生野史》等小说作品的创作过程，不外乎如是。田野调查使得叶绍荣积累了众多真实可靠的创作素材，为其对历史进行想象与加工的过程中能够以大量细节进行填充提供了可能性。
二、乡村历史：对民间资源的关注与征用
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美文化界和文学界，主要代表人物有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蒙特洛斯等，其理论方法的核心是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10]。西方这些新历史主义理论者们向人们传递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人们不可能直接与事件本身打交道，仅能接触这一事件的有关记载，这些记载与已经消失了的短暂事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妻妾成群》、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一批作品，就是在这种全新的、带有颠覆性的历史观的影响下产生的。叶绍荣本人与这些作家们同样经历了新历史主义涌入中国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故土红尘》是叶绍荣近年的突破性作品，著名评论家朱向前曾将其与《白鹿原》相提并论。在这一作品中，叶绍荣是否有意识地运用新历史主义理论指导其创作，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文本中可以窥见新历史主义的蛛丝马迹。
相对于传统历史小说及革命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更倾向于“民间”历史观念，它常常以民间历史叙事的面目出现，体现了“边缘化”或者“暧昧”的立场与趣味。[11]即新历史小说不强调所谓的历史主导力量、主流逻辑，而是着眼于个人家族、轶闻传奇，着眼于对历史局部和个案的细致入微的描写，显示出历史的沧桑变迁。《故土红尘》描绘了在湘鄂赣边八百里九岭山中，自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历史在九岭山中的风云变幻。故事中主要人物翟福祺以开设赌场发家，成为九岭山中最大的地主，拥有六十四处田庄。作者通过墨田翟家从起家到衰落的全过程，串联起田家、姜家、梁家等众多家族的命运变化，塑造了翟福祺、田炳炎、姜家明、翟伯缨、饶菊香、东篱先生、“宁河恶举”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普通人在社会急剧动荡变革中的生存智慧和内心伤痛。朱向前评论此书说：“作者史志般的笔触，诸多民间秘史、乡村故事、风土人情、山歌野咏、食色男女的描写，大量尘封的往事和鲜活的历史细节，还原了这方土地深层的历史事实。”[12]《故土红尘》契合了新历史主义的创作观念，而文本中随处可见的真实而富有赣地特色的民间场景，凸显了作者在叙述历史过程中对本地民间文化资源的征用。
“民间”的发现，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巨大的言说空间。在《故土红尘》中，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土地改革等宏大的历史事件只作为小说的背景，人物、故事获得了主体地位，而日常生活场景的具体呈现使得抽象的历史具有了现场感与真实感。在小说中，叶绍荣最擅将赣北地区的民俗风情融于日常描写中，讲述历史的同时还原当时的场景与人们的生活状态，使人进一步领略赣北独特的地域风情，让读者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有更深切的感受。如在《年俗》一节中，作者写翟家过年的景象时，花了诸多笔墨来介绍当地年节习俗：细数当地种类繁多的年货，介绍“一年三节”的送礼习惯，详细描写墨田村守岁和祭祖祈福、看戏等场景，彰显鲜明地域特色。因九岭山居内陆，又从来没有养鱼的习惯，新鲜的鱼对于当地人来说并不容易获得，“因此九岭山里一些要面子的人家便用木头雕一条鱼，有客人来了，将木鱼浇上油拌上姜葱蒜等盛在盘中，装模作样地摆在桌上待客”[13]，这就是当地特有的“木鱼待客”习俗。九岭山还有祭祖“挂新灯”的习俗，就是“本族内去年若是有哪一户生了男丁，便在祖堂的正梁上挂上一对大红灯笼，然后焚香点烛燃放鞭炮以告慰祖宗”，“若是生了女孩，则要省事得多，既不须放鞭炮也不用焚香点烛，更不必挂灯笼”[14]。从这些习俗可以窥见当地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和“重男轻女”的封建落后思想。作者借独特的风俗习惯建构了一个真实的社会活动空间，以此来展现人物的传统观念与思维惯性，为人物行为提供逻辑上的合理性，也为读者勾勒出一幅生动的赣地乡村风俗画卷。 叶绍荣在《故土红尘》的《后记》中写道：“多年来有一个梦想，就是为故乡写一部书，让人们从这部书里知晓，故乡的土地上曾飘逝过怎样的烟云，先人们曾经历了怎样的生活……”[15]在叙述历史中增加大量的民俗风情，显然是叶绍荣的有意之举。但是对民间的关注，却不是叶绍荣近年来的突发奇想，而是作为一个热爱故乡的赣地本土作家的自觉选择。早在《故土红尘》之前，叶绍荣就创作了《苍生野史》，主要书写乡间传统行业手艺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曲折命运，如兵痞、船夫、阉匠、神医、郎中、梨园弟子、乡村乐师、草鞋县令等三教九流人物。王干在《苍生野史》的《序》中写道：“叶绍荣的小说取材于民间野史、乡间趣闻，承沈从文之遗风，得汪曾祺之笔趣。”[16]《陈寅恪家世》是叶绍荣立足本土关注民间的又一例证。在众多可书写的话题中，叶绍荣选择为陈寅恪家族写传记，显然出于他对本地乡土先贤的格外关注。在创作过程中，除了各种文字资料，叶绍荣还格外注重收集与陈寅恪有关的“流传于民间的野史轶闻”[17]。叶绍荣关注民间与民间素材的积累与其个人经历和生命体验紧密相关。从地域文化视阈来看，叶绍荣通过《故土红尘》《陈寅恪家世》《苍生野史》等创作丰富了江西的赣文化书写，彰显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三、在历史叙述中回望与反思
尽管叶绍荣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秉承实事求是的客观创作态度，花费大量的时间做田野调查，试图还原历史的复杂状况，但事实上没有一个文学家能够写出历史原本面貌。按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并不是对史实单一的记载，亦不是对过去事件的单纯记录。历史的模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如何叙述，而历史叙述很大程度上又受制于叙述者。从叶绍荣关于赣北这一地域的历史叙述，可以看到他对故乡漫长历史的回望与反思。
其一，对革命中的暴力问题表达了个人深刻的思考。在叶绍荣的小说世界，革命的进步与野蛮是同时存在的。《故土红尘》中，卢作礼霸占饶菊香不成，对其因爱生恨心生报复之意。他见田士元带着人来九岭山“闹红”后，便怂恿卢姓族人找田士元告状，说饶菊香如何盘剥乡民，致使田士元率先批斗饶菊香。对此，卢作礼仍不善罢甘休，要“用乡间最歹毒的方式在她脖颈上挂满破鞋游塅，然后押着她从牌坊下高培德的大门口经过”，“让她在亲家亲母及未过门的儿媳妇面前丢人现眼”[18]。在传统乡间道德伦理秩序之中，卢作礼本没有任何权力对饶菊香施暴，但在土地革命中，他有机可乘，犯下借“公事”泄“私愤”的罪行。叶绍荣借这一细节，指出在当时不够成熟的革命队伍之中，存在浑水摸鱼的投机分子，而他们的某些行径玷污了神圣的革命。作者借此批判了滥用暴力的情况。
其二，是对漫长的乡村历史中封建落后思想的批判。“我力图写出乡间脉脉的温情，写出氤氲于村落屋场间的人情美、人性美。”[19]像许多具有浓浓故乡情结的作家一样，对于滋养自己的家乡，叶绍荣怀有深深的热爱与眷恋。可古老的村落之中，不仅有美丽的风景与淳朴的人情，还有阴暗的藏污纳垢的一面。叶绍荣身为一名知识分子，难免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看待古老村落中发生的一切，在历史的叙述中对潜藏其中的糟粕进行犀利批判。典型如《苍生野史》中的《秀姑》一文，叶绍荣笔下的秀姑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嫁了七个丈夫，生了七个孩子，却没有一个孩子在她身边成长。她的存在犹如一件货物，生育是她唯一的价值，每生出一个孩子她立马被抬到下一任“丈夫”家里，继续为其生育。这样悲惨的女性还有《村碑》中的徐张氏，成为寡妇后明明有爱人却一辈子不能生活在一起，被贞洁观念与宗族势力围猎……在同情的笔触中，作者直指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迫害。从《故土红尘》中作者塑造的翟伯缨与饶菊香这两位女性身上，可以更加鲜明地看到叶绍荣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反叛意识。翟伯缨“不会绣花、不会绩麻、不会纺纱织布、不会纳鞋做袜、不会炒菜煮饭”，却有一身好武艺，能够保护亲人并帮助翟福祺料理生意;而饶菊香则始终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接近与离开翟福祺都只凭个人喜好，她对束缚女性的贞洁观完全抛之脑后，且在嫁入卢家后又垦荒种植油茶，创办榨油厂并经营得有声有色，充分展现了个人才干。在这样的对读之中，叶绍榮对封建男权社会的批判更显力度。
其三，对人性深处阴暗面的审视。人性的晦暗不会随时间和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叶绍荣在小说中将人性之恶赤裸裸地展现，不单是从道德层面上对其予以批判，更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使人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人性、认识自己。在《奇冤》一章中，宁河苏区的“恋爱研究社”是为革命队伍中的年轻人提供的交流平台，因国民党特务的陷害，社中成员被怀疑有通敌的嫌疑。宁河县肃反委主席张珠新官上任，急需展现政绩，且又素来痛恨知识分子，便对“恋爱研究社”成员痛下杀手。叶绍荣从另一角度描写民众在这一案中的反应：“无休止的猜疑、酷烈的刑讯逼供、人为的政治高压，使得案情越查越复杂，抓的人也越来越多，一时间，借刀杀人、乱踢乱咬、兄弟相斗、父子相残等屡见不鲜，人性的丑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暴露。”[20]在革命斗争的特殊年代，为了获得生存的权利，人性中的乖僻与残忍则被无限放大。不论是身居高位的革命领导人张珠，还是乡村中的凡夫俗子，都难以避免。叶绍荣抱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写出革命中人们在暴力中相互倾轧、相互伤害的惨状，是为了警醒后人，以史为鉴。这也使得这部虚构的小说更具有思想深度。
江西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而进入现当代时期，又成为重要的革命圣地，丰富多样的历史资源为创作者提供源源不断的书写灵感。身为一位本土作家，叶绍荣对应肩负的责任有明确的认识：“文学作品是一个时代、一方水土的缩影，身为本土作家，我们要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21]一方面，叶绍荣的创作在选材上不断打捞被人们遗忘的历史事实，填补历史讲述的空缺;另一方面，他坚持客观的历史态度，讲述过程中不偏颇、不避讳，力求恢复历史原貌。尤其是采用田野调查积累创作素材，可见其为还原历史的真实付出的巨大努力。另外，他在讲述历史的过程中又有意识地学习与思考民间文化，是对文学形式与功能的一次探索。叶绍荣对文学传统的借鉴，对当地历史的思考，对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给江西创作版图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然也不能否认，叶绍荣的创作也存在瑕疵。对于《日出苍山》与《万家岭大捷》这样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由于其理论素养和生活积累等各方面的原因，这些小说还缺少如《红旗谱》《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作品那样全景式和史诗式的规模，作者的虚构与想象能力也没有得到如《李自成》《白鹿原》《曾国藩》等历史小说那样创造性地发挥。小说还能更进一步开掘历史的沧桑与厚重，以及对民间生活空间做更进一步的开拓。而对于《故土红尘》与《苍生野史》这类带有新历史主义色彩的描写乡土历史的小说，正如王干所评论的那样：“叶绍荣对这些民俗的了解和熟悉，一是来自于亲身经历，一是来自于县志稗史类的文史资料，那些与个人经历有关的故事往往感受深切，耐人寻味，那些来自书面的资料则容易流于平面罗列，缺少内在的气韵。”[22]
注释：
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74 页。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6页。
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页。
《叶绍荣：40万字再现“万家岭大捷”抗战风云》，2015年9月4日，爱奇艺·资讯 。
朱法元：《 一曲荡气回肠的壮歌—序叶绍荣长篇纪实文学〈万家岭大捷〉》，《创作评谭》2011年第1期。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5页。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57页。
叶绍荣：《陈寅恪家世》，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叶绍荣：《〈日出苍山〉创作谈》，2017年3月7日（出自作者写给出版社的信件）。
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63页。
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海德堡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85 页。
《著名作家葉绍荣长篇小说〈故土红尘〉隆重出版》，2019年11月12日，修水网。
叶绍荣：《故土红尘》，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48页。
叶绍荣：《故土红尘》，第50页。
叶绍荣：《故土红尘》，第433页。
王干：《野风浩荡—叶绍荣和他的〈苍生野史〉》，《创作评谭》1999年第5期。
叶绍荣：《陈寅恪家世》，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叶绍荣：《故土红尘》，第356页。
叶绍荣：《故土红尘》，第437页。
叶绍荣：《故土红尘》，第369页。
《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叶绍荣—辛勤耕耘精神家园》，2020年12月1日，修水网。
王干：《野风浩荡—叶绍荣和他的〈苍生野史〉》，《创作评谭》1999年第5期。
（作者：南昌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