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继续与国民党进行和谈，并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南京局成立了资料组（即情报组），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为中共在和谈中赢得政治斗争的主动权，为党中央在解放战争初期制定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国共谈判；中共中央南京局；情报工作

　　1946年5月，周恩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在梅园新村设立了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负责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事宜，并领导国统区共产党的工作。此后十个月间，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布置下，中共中央南京局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为中共代表团在和平谈判中赢得政治斗争的主动权，为中共中央在解放战争初期制定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对情报工作的部署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发动全面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但由于兵力调配部署需要时间，加之国际国内舆论强烈呼吁和平、反对战争，国民党被迫与中共进行了和平谈判。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1946年春产生了有利于和平局面的四大协议，即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五项协议、整军方案和东北停战协定。5月，因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早在中共代表团迁往南京之前，周恩来就对情报工作作出了缜密的部署。1946年3月，周恩来指派刘少文和他领导的一批情报干部先期抵达南京、上海，利用原来的社会关系恢复和建立新的情报系统与秘密电台，为中共代表团顺利迁移做好准备。随后，周恩来又派机要人员携带小电臺潜入南京，与中共中央建立了通讯联系。
　　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后，为加强对国统区各方面情况的调查研究，重点掌握国民党军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和后勤供应等确切情报，周恩来立即着手在中共代表团内建立了资料组（即情报组），由情报干部吴克坚担任资料组负责人。1946年6月初，面对国民党肆意破坏政协协议，不断扩大内战的局势，周恩来预见到国共谈判终将破裂，全面内战难以避免，便把吴克坚调往上海，由他在上海独自建立一个情报系统，同时任命徐光霄接替吴克坚担任资料组负责人。1946年11月徐光霄随周恩来先行返回延安后，童小鹏承担起资料组的负责工作，直至1947年3月7日中共代表团全部返回延安。
　　1946年8月，为了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绝对分开，中共中央南京局经请示党中央批准，把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刘少文二人从中共上海工委分出，自成系统。如此一来，中共中央南京局下面就有了三个相互平行的情报系统，即潘汉年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和刘少文情报系统。上述三个情报系统专职负责情报工作的干部有几十人，而工作关系最多时发展到了上千人。其情报活动范围除覆盖南京、上海、杭州等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外，一直延伸至汉口、长沙、福州、昆明、香港等地。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这支隐蔽而庞大的情报队伍发挥了关键作用。

全方位的情报来源

　　中共中央南京局的情报工作，与国民党利用金钱、美女、地位等手段换取情报截然不同，靠的是中共深入人心的政治主张，靠的是在国统区成功的统一战线工作。因此，其情报有相当数量来自上层民主人士，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人员以及新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朋友。他们将获得的情报及时报告中共中央南京局的有关同志，有的人甚至把国民党的机密文件、资料直接送进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
　　《和平日报》的记者谢蔚民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人士，他于1946年8月报送了国民党正空运大批毒瓦斯至苏北徐州，企图用在战场上屠杀解放区军民的情报。接报后，周恩来于8月23日专程致函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转蒋介石以示抗议。“伪善的马歇尔也不得不说，如有其事，那是‘不人道的’，而私下里却对他的部下臭骂蒋帮是一群饭桶，连这样绝密的事都不能保密，周恩来这么快就知道了。”[1]10月12日，谢蔚民又报送了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鲁克斯代表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秘密授勋的情报。当晚，中共中央南京局便将这一丑行公之于众。一些外国记者随即发出电报说：“在决定中国战争与和平的重要关头，蒋军占领张家口的时候，鲁克斯代表杜鲁门把勋章嵌在策动中国内战的将军们的胸上。”[2]这一电报让广大民众进一步看清了美蒋相互勾结的丑恶嘴脸，使蒋介石和马歇尔狼狈不堪。
　　中共中央南京局的外事、新闻、军事、青年、妇女等部门的同志也注意从各方面收集消息和动态，并在周恩来召集的每晚碰头会上进行汇报。当时，负责外事工作的王炳南消息最为灵通，他联系的不少“小民革”的成员都是进步的上层人士，如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谭惕吾、国民党少将王黎夫（中共地下党员）、白崇禧的秘书刘仲容等。他们常来梅园新村透露一些重要消息。
　　著名记者范长江曾担任中共代表团的发言人，他的任务除了日常开展新闻宣传外，还有一项便是情报搜集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抓住一切机会广泛地与南京中共地下党和各党派的进步人士进行接触。当年《大刚报》的经理王淮冰回忆道：“为了获取更多的情报，范长江有时还不得不趁黑夜化装出访不能来梅园的各界朋友。次数多了，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后干脆改为白天定期约会，或在偏僻的中华门外的马祥兴回民菜馆，那里谈话方便，或在达官贵人进出的夫子庙六华春高级餐厅，那里虽容易被人注意，但有单独的包间，拉下门帘，可以畅所欲言。但每次出来，范长江都要冒很大的风险，都要动许多脑筋才能把‘尾巴’甩掉，由于他的勇敢机智，总是让那些狡猾的特务们为之兴叹！”[3] 　　此外，中共中央南京局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情报来源，那就是打入国民党上层要害部门长期潜伏下来的中共秘密党员，如国防部、国民党中央党部、联勤总部等机关内都有中共的情报人员，有的情报人员即国民党核心部门的机要人员或高级官员。如吴克坚情报系统的中共党员沈安娜，她从1938年起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的速记员，参加了国民党历届中央全体会议、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的会议及其他军政会议，记录过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及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机构的专门反共报告。又如大革命时期的中共老党员、蒋介石亲自授予佩剑的将军张克侠。1946年夏天，周恩来在南京秘密约见了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的张克侠，指示他向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带兵者说明政策，争取策动大部队起义。根据董必武的意见，会面后张克侠又撰写了一份关于徐州布防情况的详细材料交给周恩来。沈安娜、张克侠等潜伏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往往能够接触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核心秘密，因而他们报送的情报对于中共中央南京局乃至党中央而言意义非凡。

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平时中共代表团资料组的人手极其有限，但是他们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着。除周恩来、董必武亲自掌握的一些重要关系外，所有情报关系均由资料组负责人一人对外接头，按规定非经批准一律不准转手。得到情报后，先由资料组负责人抄写或整理，交由工作人员李重德用铅字排印极少几份，然后呈送周恩来和董必武，經周恩来签批后报送延安。由于周恩来常常忙于谈判或同各方人士谈话，有紧急或重要情报时，多在他吃饭时向他口头汇报。
　　周恩来对情报工作要求十分严格，不容丝毫差错，常告诫资料组工作人员：“任何环节的点滴差误，都会造成重大损失！”[4]当时，国民党在梅园新村周围设置了十几个特务监视站，并派出大批特务以各种身份和手段对中共代表团进行门对门、车跟车、人盯人的严密监视。因此，出于安全保密考虑，外面的情报关系是决不允许进入梅园新村的。一天深夜，为了报送一份紧急情报，在南京担任情报联络工作的何以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突然闯入梅园新村。周恩来指示徐光霄立即把情报记录下来，并拿出军用地图标出国民党军的进攻路线，随即电告党中央。即便何以端报告的情报非常重要，周恩来仍然十分严厉地批评了他的鲁莽举动，并责令他今后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准再进入梅园新村。
　　董必武也经常对资料组的工作人员进行纪律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资料组的工作人员按照指示，工作上兢兢业业，严格遵守“守口如瓶、不遗留片纸只字”的规定。负责铅印工作的李重德组织纪律性非常强，他平时在工作中很少开口，为了坚守岗位，把所有的个人时间都奉献给了工作，甚至几个月不外出，必需的生活用品一律委托他人代为购买。
　　正是因为所有人细心谨慎、忘我工作，从1946年5月至1947年3月这短短十个月间，中共中央南京局的情报工作成绩卓著。首先，有力配合了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铁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把戏，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其次，中共中央南京局报送的大量军政情报，为配合党中央积极准备自卫战争、击败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虽然公开的中共代表团返回了延安，但是中共中央南京局布置的情报人员和情报关系仍然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他们坚决贯彻党在白区斗争“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在隐蔽战线上为随后到来的全面内战织就了一张共产党走向胜利的情报大网。

注释与参考文献

　　[1][2]《艰险的征程不朽的业绩——回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武汉、重庆、南京战斗的片段》，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2页。
　　[3]范长城、王晋坤：《范长江在梅园新村》，王化许主编：《梅园华章：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建馆三十周年研究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4]徐光霄：《南京局的情报工作》，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