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宁波多人才，翁氏一门三院士

　　 宁波孕育了一大批院士，甚至被称作“院士之乡”。显然，这与宁波崇文重教的传统密切相关。自古宁波就是出人才的地方，历代各类人才绵延不绝。近现代以来，宁波科学家更是群星璀璨。其中，翁氏三院士——翁文灏、翁文波、翁心植，恰如三颗亮星构成的大三角，熠熠生辉。
　　 翁家原为绅商家庭，到翁文灏这一代时，开始接受西式教育。翁文灏先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地质学“海归”博士，也是我国地质学的奠基者之一。继堂兄翁文灏之后，翁文澜、翁文波等相继漂洋过海，追求科学并卓有成就。翁文波先生是我国石油地球物理勘探与测井、石油地球化学事业的创始人。而翁文澜先生则在近代“医学救国”的思潮影响下，选择医学作其终身的事业。
　　 在父亲翁文澜的影响下，原本心仪化工专业的翁心植，于战乱之中最终选择到燕京大学医预系学习，随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这个“医学家的摇篮”中，翁心植打下了坚实的医学理论知识基础，为未来从医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学院再无宁日。战乱之中，生存尚且不易，何谈学习？可是，翁心植刚刚走进医学的殿堂，怎能轻易放弃学医？于是，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前往上海就读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不过，习惯了“见面讲英语，行路带小跑，办事死规矩”的“协和标准”，翁心植不愿意在松散随意的圣约翰大学虚度光阴。不久，他又转到素有严谨、勤奋校风的上海医学院就读。只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半年之后，上海医学院也被敌伪控制。翁心植决定到大后方去学医。从沦陷区上海到国统区成都约2000公里路程，翁心植坐火车、徒步、搭乘汽车甚至货运车，还要乔装打扮、过封锁线、躲避检查，用了整整34天终于到达中央大学医学院，就读一个学期后又集体转入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一年后，翁心植作为实习医师进入重庆中央医院学习，时值应元岳、乐文照等教授亲自教导，谆谆诱导式的教学查房使他对内科愈发感兴趣。
　　 个人命运从来都是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在战争时期尤其如此。正在实习的翁心植需要去青年远征军服役两年，经变通后转往重庆寸滩第一后方医院实习。由于表现出色，内科主任王辨明教授在调往重庆相国寺陆军医院时，就带上了翁心植，并任命其为内科代理总住院医师。
　　 历尽坎坷，辗转大半个中国，先后就读6所大学，在4所医院实习，进入燕京大学10年后，也就是1946年7月，翁心植终于获得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毕业证书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授予的医学博士证书。

2  功底显锋芒，诊断首例高雪氏病

　　知识是经验的产儿，特别是在医学这个充满经验的领域。
　　 1947年，北大医院内科病房收进一个15岁的男孩，出现不明原因的脾肿大伴贫血、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等“班替氏病”症状。可是，按照大夫提供的“班替氏病”治疗方法进行诊治后，患者病情并不见起色。年轻的翁心植不禁对诊断产生了怀疑，他详细了解了患者的病史，当得知其哥哥、妹妹也有类似病情后，猜测患者罹患的可能是罕见的遗传病——高雪氏病。
　　 当时，我国尚未有过任何关于高雪氏病的报道。那些临床经验丰富的大夫、教授大概也从未想过，这个初出茅庐的住院医师居然会质疑他们的诊断。甚至有人不屑地说：“真要是高雪氏病的话，可以把这个患者送到故宫博物院展示去了。”
　　 经验能避免错误，但同样也会带来新错误啊！翁心植坚持给患者做了骨髓穿刺，所获涂片中果然发现了高雪细胞，且血清酸性磷酸酶明显增高，高雪氏病确定无疑。翁心植随即给患者进行了脾脏切除手术，术后很快康复，目前仍健在。
　　 一个好医生，应当从病人的现象以及他的症候群，推断可能的病症，再加上病理检查，最终予以确定。正是靠着大胆猜测、小心求证，翁心植不断攀登医学的高峰，相继在黑热病、肺吸虫病、血吸虫病等疾病的临床诊治上取得丰硕成果，甚至在白塞病、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诊治上再创辉煌。

3  滴水终穿石，创建呼吸疾病研究所

　　提起北京朝阳医院，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这是北京最好的呼吸内科医院”。即便从全国范围来看，朝阳医院的呼吸内科也是数一数二的。殊不知，在20世纪60年代，朝阳医院还被老百姓用谐音讥称为“遭殃医院”。正是在翁心植等一代又一代医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朝阳医院逐步发展壮大。以肺心病防治为契机，翁心植效仿美国医学中心呼吸衰竭监护组，于1975年在朝阳医院率先建立了危重肺心病监护病室，显著降低了住院肺心病患者的病死率。
　　 通过对肺心病的深入研究，翁心植意识到肺心病虽属心脏病，但根源却是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或其他肺部疾病。于是，他把自己的研究从肺心病拓展到整个呼吸系统。通过不懈努力，1979年，花甲之年的翁心植终于在朝阳医院创建了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室，开展了各项基础研究工作，并陆续获得卫生部、北京市等多个省部级科技奖项。
　　 “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翁心植对此深有体会。1986年，北京市呼吸疾病医疗研究中心在朝阳医院成立，翁心植任中心主任。抱着对业务精益求精、不断进取的精神和对病人的满腔热忱，翁心植坚定执著，一步步地推进呼吸疾病研究的发展，使之终于迈上新台阶——1999年，原先局属的呼吸疾病医疗研究中心，升格为市属的北京市呼吸病研究所。翁心植也成为我国首个将呼吸专业从大内科分离出来的人。
　　 有记者曾问翁心植：从1979年开始，一直在为成立这样一个研究所而四处奔波呼吁，到了1999年才有了结果。20年的时间相当漫长，为什么要如此执着地去争取办这个研究所呢？
　　 翁心植的回答是这样的：“长期以来，一般的医院和医生都是有‘心’没‘肺’，只注意‘心’的毛病而不重视‘肺’的毛病，所以各省市都有心脏病研究所，却没有呼吸病研究所。事实上，国际上也是研究心脏病的进展比较快，对于呼吸病的进展比较慢。但是，呼吸病发病率很高，应该重视。所以，我觉得要成立一个呼吸病研究所。”
　　 的确，长期以来，呼吸病的研究在整個医学界都是不被重视的。可是，翁心植注意到，呼吸病与心脏病等“富贵病”不同，在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中死亡率尤其高。“医务工作者除了要有过硬的业务技术外，更要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这是基本的、必备的条件。”翁心植从人民的需要着眼，以高瞻远瞩的格局与视野，推动了呼吸疾病研究所的成立。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春，一场可怕的“非典型肺炎”（SARS）突然袭来，严重威胁到全国人民的生命健康。SARS流行期间，北京市呼吸病研究所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我国呼吸学科的发展大概分为结核病、肺病和泛呼吸肺学三个阶段。作为我国现代呼吸病学发展第二个历史阶段的领军者，翁心植以“我国慢阻肺和肺心病防治中的学术和业务之魂”，成就了其在呼吸学界的历史地位。